《中國新左派》文集

《當代中國研究》2002第二期
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

原載《天涯之聲》
《愛思想》
2007.01.08
徐友漁：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說崔之元 甘陽 汪暉
2013.03.01
徐友漁：我親曆的“自由主義一新左派”之爭
 

《愛思想》
郭宇寬2014.10.01
警惕"中國新左派"
何謂中國新左派
 

周爾方：中國的新左派
米西拉：中國的新左派
Enoch Caudwell：中國的新左派
2014.10.02
雷思莉·虎克：中國新左派的崛起

《我在中國論壇》2013.05.10
徐友漁：進入21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
（也載於《愛思想》）

《獨立媒體》
曠新年（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015.07.15
中國新左派的銷沉（上）
2015.07.16
中國新左派的銷沉（下）
 

善哉

善哉

善哉

 

蕭功秦：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

一、新左派出現以前的中國思想界
二、新左派產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三、溫和與激進：新左派的兩種類型
四、從話劇《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會影響
五、對新左派思想的評論
六、中國新左派的潛在政治影響
   從80年代到世紀之交的20年裏，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經曆了兩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自由主義與新權威主義之間的思想論戰，第二次是90年代末以來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思想論戰。正是在這一思想分化的基礎上，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就中國應采取何種政治選擇與發展目標以及一係列重要國際與國內問題，形成了自由派、新保守主義與新左派三種不同的價值與思想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社會的分層化日益明顯、經濟分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日益嚴重，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趨活躍。新左派從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社會正義與平等的價值訴求；然而，他們把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當作典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認識和評說，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當積極的肯定，對當今中國融入市場經濟與全球化主流的總趨勢提出質疑與挑戰。他們著書立說，在網上相互切磋，國內外彼此呼應，與自由派知識分子展開了論戰，而且在論戰中采取主動攻勢；與新左派的活躍相比，自由派往往隻是作為守勢的一方加以回應。近年來，中國的新左派儼然已成為一股在學術界可與自由派抗衡的重要思潮。

     一種新思潮的出現往往深刻地反映了社會麵臨的困境。通過對新左派這一思潮的研究，可以認識當前中國社會蘊育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本文重點分析新左派知識分子的基本思想觀點、代表人物及主要學理資源；對比新左派內的溫和派與激進派，說明他們對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並指出新左派觀點的認識缺陷；最後，將就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對未來中國政治可能的影響作若幹預測。作為一個思想研究者，我力求盡可能客觀地考察他們思想發展的社會背景及思想的內在邏輯，對他們追求公平的道德正義感抱有盡可能的同情理解；但另一方麵，我又不得不對他們的思想謬誤進行理論上的批判思考。

一、新左派出現以前的中國思想界     

    大體上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界經曆了以下幾個階段。

    1. 改革初期知識分子思想的同質性與板塊性

    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後，思想界首先呈現出一種價值態度、思維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質性、共向性與板塊性。在80年代，隨著西方經典的大量引進和對“文革”的徹底反思，知識分子率先衝出“文革”時期專製的迷霧，開始呼喚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在這種情況下，對外開放、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自然而然地成為許多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標。盡管各人研究和關注的問題有所側重，但根本價值與目標趨向上的意見分歧並不突出。可以說，80年代是一個以啟蒙為知識分子共識的時代。從“西單民主牆”、潘曉引起的討論，直到電視時論片《河殤》的出現，基本上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總體上的價值、思想與觀點的同質性。當時各地各大學紛紛出現的各種沙龍、校園裏舉辦的各種講座、人們私下的思想學術討論，幾乎都圍繞著同樣的話題，人們的態度與觀念也出奇地一致，即反對極左路線的回潮、要求政治上發展民主、積極支持經濟開放與政治改革。因此，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識分子中的這種思想狀態稱之為同質性、板塊性、反體製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質上屬於呼籲民主的自由主義思潮。

    造成這種同質性思潮的原因是，在全能主義政治體製下，青年知識分子生活於基本同質的封閉環境中，受同樣的環境刺激（如“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刺激、插隊落戶的生活體驗、對“四人幫”極左思潮與文化專製主義反感、目睹經濟落後生活貧困形成的中外反差等），社會階層差異和階層利益對峙相對較小，這種生存條件的同質性導致了逆向心理的同質性，這正是80年代知識分子自由啟蒙思潮的心理基礎。

    可以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都是同質的思想解放派，都是“五四精神”的傳人。當時筆者曾懷著相當樂觀的態度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自中國近代以來，從來沒有一個時期象在80年代那樣，活著的整整三代人，在政治觀念上如此的一致，這樣一個民族是非常有希望的。因為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選擇。我們正承擔著一種令前人欣慰、使後人羨慕的曆史責任”。這種樂觀信念正是基於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觀念與價值態度上的空前一致性而形成的判斷。

    2. 第一次思想分化：自由派與新權威主義之爭

    80年代中期思想界出現了第一次分化，即自由派與新權威主義之爭。雖然當時的早期自由派思想在思想解放與呼喚改革方麵有其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但一旦涉及到中國應該選擇什麽樣的民主道路時，這種特定條件下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弱點就顯現出來了。正如思想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20世紀以來的自由民主思潮是對家長製專製權威壓抑個人自由而激發的批判運動；人們要求民主的願望與專製壓迫的程度成正比，而與民主政治的社會經濟條件並無關係。因此，在這種民主思潮支配下的政治選擇就是掃除專製、實現多元民主政治。知識分子普遍不約而同地接受或相信這樣一個前提，即存在著一種好的製度，那就是先進的民主與市場競爭相結合的西方文明模式。在他們看來，民主製度如同一件好的雨衣一樣，誰要避雨，穿上它就可以解決問題。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去穿多元民主政治這件好的雨衣，不是思想不夠解放，就是既得利益、保守勢力的阻撓。因此，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啟蒙與反抗保守派。

    80年代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思潮中滲透著較為強烈的道德主義色彩，因為人們隻關注這種主義在道德上的價值，而較少關注這種主義有效實施的客觀社會條件。這種自由民主思潮本身在邏輯上具有激進性。到了80年代後期，隨著“價格闖關”的挫折與“官倒”的出現，知識分子中的焦慮感進一步強化，自由主義思潮則日益激進化。在這種背景下，強調政治穩定的新權威主義作為對自由主義激進化思潮的反向運動而出現，前者以漸進、穩定與秩序為己任，主張運用開明的權威來主導現代化，由政治穩定來引導經濟發展，由經濟發展來引導社會利益分化，以利益分化來引導契約性的人際關係作為社會的聯結紐帶，並認為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團體之間的這種契約性關係才是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他們認為，民主隻有在社會結構發生實質性變化之後才可能在中國生根。正因為如此，在他們看來，開明專製下的社會進步才是最終實現民主與現代化的條件。

    新權威主義的出現立即引起了當時作為知識分子主流的自由民主派的強烈反彈。自由派認為，在中國尚未充份清算專製主義流毒的現實情況下，新權威主義的出現起到了“為虎作倀”的作用，並有使中國走向複舊的危險。他們指出，當人們已經受到專製權威的痛苦經驗之後，有什麽理由把自己的命運再次托付給權威統治者？他們還認為，權威具有危險性，一種不受民主派壓力的權威難以避免腐化。當一個社會剛剛從某種權威體製所造成的危害中擺脫出來時，人們對任何權威政治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說，這次思想論戰關於自由與權威之爭，實際上是20世紀初期自由民主派與開明專製派之爭的曆史延續。新權威主義相信，民主激進化將會導致權威與秩序的瓦解，並使現代化失敗。相反，民主派則擔心，新權威主義在理論上給予權威政治以合法性的“執照”，將使這種原應受到製約的權威不再受製衡，反而有恃無恐，變本加厲。民主派出於對專製壓抑個人自由的反抗，要求建立一種具有議會精神的民主政體；新權威主義論者則出於對虛擬民主政治造成社會失序的擔憂，而要求通過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製所保證的政治秩序，來漸進地推進社會經濟的變遷，並為未來的民主政治創造基礎條件。這兩種思想之間的衝突並不在於中國是否應實現自由民主這一最終目標，而在於以什麽方法和途徑才能實現中國的民主。

    3. 90年代自由派的溫和化及其與新保守主義的合流

    從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到90年代中期，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流開始走向溫和化。由於蘇東劇變後激烈的政治動蕩以及一些國家在經濟上實施“休克療法”遭到失敗，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激進自由主義理念的反省。他們從蘇東劇變中看到，激進變革的後果並不理想，因此逐漸認同了體製內漸進變革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麵對中國如何走向民主政治這一重要問題，許多人開始采取較過去冷靜、現實的態度。

    1992年鄧小平作“南方講話”後，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民賺錢”的時代，而知識分子在社會分化過程中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在市場化過程中，與其他勞力者階層相比，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知識能力是一種更容易在市場條件下獲取稀缺資源（如權力、地位、名望、財富）的“資本”，所以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知識分子成為得利階層。自由知識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間空間裏發現了前所未有的獲取經濟利益與實現自我價值的新機會。這是那些曾積極主張激進西化的自由派逐漸走向溫和化的最為重要的社會原因。這種政治溫和化的表現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認為，當前中國這種在政治保守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不但對自己有利、同時也對民族和國家進步有利。

    光有利益上的變化這一點還不足以說明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溫和化，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普遍接觸並接受了哈耶克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知識分子從80年代崇尚盧梭式的反專製型激進自由主義，轉而對英美式溫和的中產階級式自由主義發生興趣。由於90年代以來激進自由主義思潮漸漸從中國的思想界淡出，80年代中後期那種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執政者之間的矛盾得以緩解，多數知識分子對權威政府已不再有過去的那種強烈對立情緒，這就使新權威主義與自由派之爭不再表現為以往那種強烈的對峙。自由派走向溫和化後，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與新保守主義相當接近，實際上已變得與新保守主義沒有明顯區別了，兩者出現了合流的趨勢，構成了支持現存體製的新的社會支持力量。

二、新左派產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1. 知識分子對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三種不同態度

    9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權錢交易與腐敗等社會問題逐漸突顯出來。一位在中國具有廣泛影響的著名學者曾用以下一段話表達了相當一部份知識分子對中國現狀與前景的憂慮：“中國已經進入富裕階層進一步暴富而貧困階層進一步貧困的過程。與拉丁美洲和泰國相似的是，這個階層往往不是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過程而誕生的，而是用壟斷條件的再生產來聚斂財富。總起來說，今後的5到10年將是社會不公、兩極化加劇的過程。在擁有總體性資本的富裕階層繼續暴富的同時，不僅農村，而且部份城市人口將被拋進貧苦人群之中。”這位學者認為，中國經曆了20年的改革開放以後，壟斷性、排他性的特殊分利集團已經形成，社會已出現兩極分化，中國很可能麵臨走向“拉美化”的不良前景。他的這些看法引起了知識分子普遍的關注。

    知識分子對如何看待當前出現的社會不公與兩極分化大致有3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這種消極現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國存在的貧富分化過程是現代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企業重組與股份化中的“過程不公平”將由資源的市場化合理配置而最終達到“結果公平”。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政治選擇，一切現存的問題與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經曆程度不同的“拉美化過程”；東亞與拉美的民情和文化不同，東亞國家的政府比拉美二元化社會中的政府具有更強大的經濟調控功能，能化解“拉美病”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治穩定高於一切，隻要能維持政治穩定，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隨著市場經濟體製本身的完善，在加強政府的有效控製的同時，通過健全與完善法製建設，社會現實中的這種種不合理現象將會逐漸被克服，而任何對政治穩定的破壞都是對民族不負責任的行為。持這種主張的人中有新權威主義者、現體製的既得利益維護者與自由派右翼。某種意義上，這一觀點往往被新左派認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

    第二種是自由派裏中間派的觀點。他們對權力腐敗、貧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批評也相當強烈；但他們認為，這些問題不是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在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期間政治權力不受製約而造成的，也可以說是“權力介入了市場”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見的腳”踩住了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結果；所有這一切新問題的根子還是源於權力過於集中的舊體製，他們認為，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強多元社會對權力的監督、以民主來製衡腐敗與兩極化、改變權力的壟斷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把第一種與第二種觀點相比較，可以看出，兩者在肯定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上是一致的，但前者以為，種種社會問題可以通過加強政府的權威來解決，而後者則強調，這些社會問題應當通過發展民主製衡的方式來解決。

    新左派的意見與以上兩種不同。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視為資本主義私有製必然伴隨的現象，主張用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來解決中國的現存社會問題。大體而言，他們的觀點可被概括如下：

    首先，中國現在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官僚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根源在於“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按照這一邏輯，既然資本主義是社會問題的根源，那麽就可以應用西方左翼思潮批判資本主義體係的理論（如“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等），來解釋中國為什麽會出現不平等。他們認為，“資本”是對“人性與人的尊嚴的全麵奴役與控製”，而市場經濟的實現是“以犧牲大多數下層民眾的利益這種不公平作為代價”。1994年有一位從美國留學返國的經濟學博士曾對作者表達過一個觀點“改革就是受資本家剝削，開放就是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這一觀點雖然過於簡單和極端，但卻相當鮮明地表達了新左派的價值取向。

    其次，他們有一種相當強烈的對社會平等的價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對公平分配的強調和對弱勢群體的同情，使他們進而傾向於肯定平均主義，主張重新回到平均主義方式來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他們認為，既然人欲橫流、貪汙腐敗盛行是“私有製”的必然產物，要從根本上防止人的異化，就應該實行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式分配，同時讓下層民眾在公有製前提下參與民主管理。

    再次，他們認為自己“重新發現”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義與價值。旅居加拿大的新左派人士李憲源曾在網站上發表文章說：“毛澤東對後革命時代的問題進行了長期的、孤獨的充滿了眾叛親離的悲劇色彩的探索，終於在這世紀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後來者的廣泛關注和共鳴。”新左派人士認為，毛澤東當年進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批判資產階級，解決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的問題。他們認為，毛的“文革”雖然失敗了，但左派的路線和思想理論並未失敗，中國還是應當走出一條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據《亞洲周刊》報導，新左派學者崔之元曾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表達過如下驚世駭俗的觀點：“文革是真正實現了民主的時代，是一次偉大的製度創新。如果我們沿著毛主席的道路、沿著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們能夠走出一條不同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光輝道路來。”在新左派看來，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未走過的創新之路；他們認為，可以從“大躍進”和“文革”這類毛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啟示。

    2. 新左派知識分子的基本狀況

    從學術出身來看，新左派知識分子大體上可被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批評出身的，他們更多地是以西方左派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與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為理論資源。第二類是社會科學出身的，他們十分熟悉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第三類是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以“後殖民主義理論”、薩依德關於“東方主義”的觀點等為理論資源，不過，此類民族主義者與前兩類人在觀念上未必完全一致。從總體上看，他們的年齡在30歲到40歲之間，大多在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一些主要代表人物還在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名校取得了博士學位。有學者認為，90年代末期，新左派在國內兩個最具影響的重要人文學術陣地──南有《天涯 》、北有《讀書》──取得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機會，並在國內一些重點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係科的學生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在海外也有一些具相當影響的網站，如《中國與世界》、《呐喊》等。

    一般而言，他們並未表現出在現體製條件下參與政治的直接興趣與動向，而隻是作為學者、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形成過程的參與者在學術思想界活動。他們中的一些人經親朋介紹、與原教旨主義的左派（即老左派）建立了若即若離的私下接觸，前者要求複蘇社會主義的觀點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讚賞。但迄今為止，從總體上說，新左派知識分子與老左派官僚之間並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與合作。這首先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下，老左派在社會上名聲並不好，新左派若公開與之合流，會損害自己的社會名聲，而且在政治上此舉也頗犯忌。其次，對於受過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訓練的新左派博士們來說，老左派使用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陳舊意識形態話語和教義已沒有什麽吸引力了。再次，老左派的黨官僚主義式教條思想模式與新左派更具浪漫主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之間，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最後，多數新左派學人並沒有直接參與政治的意願，因而對老左派擁有的政治資源也缺乏興趣；即使個別新左派學人有興趣參與政治，但老左派官僚已是退出政治中心的邊緣人物，並沒有多少政治資源可提供。總而言之 ，新老左派在觀念與價值上有若幹可溝通之處，但他們之間迄今為止並不存在政治結合點。一般而言，青年的新左派都是一些著書立說的學者，各自活躍在思想界，並未形成有共同政治訴求的、欲參與政治的社會群體。

三、溫和與激進：新左派的兩種類型      

    從新左派學人的思想狀態與觀念來看，可以發現，由於學理資源不同、價值取向上的側重點不一、心態上或經曆方麵的區別，新左派學人可以被區分為溫和派與激進派兩種類型。這一區分有助於研究他們未來的政治走向。

    溫和型新左派：後現代主義型

    就此類人的理論資源與關注的核心價值而言，就其用後現代主義的價值來解讀中國問題而言，或可稱這部份學人為“後現代主義型”的新左派。此類新左派關注的重點是，國際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問題如何體現於當下中國的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之中。他們力圖用西方新左翼思想運動的理論及後現代主義理論，對中國現實進行批判反思。他們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造成的人的異化，從市場經濟的過度膨脹產生的消極後果的角度，提出建立一種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新社會的訴求。

    他們認為，既然中國已經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基本潮流，就需要在中國形成一種製約過度市場化的曆史潮流，來抵製資本主義的膨脹。他們從發生於美國西雅圖的有500多組織參加的示威運動中，從示威抗爭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號中深受鼓舞。他們從中看到了“左翼珍貴傳統的再現”。在他們看來，這種左翼傳統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弱勢者的團結和國際主義，反權威、反專斷、反剝削，反對人類世界的異化與商品化。他們從1968年西方學生運動對消費社會展開的批判中獲得精神支持，呼籲“拒絕將人等同於單純的消費者。”

    他們認為，左翼思潮在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時代有其獨特的意義。他們反對“全球化是人類的宿命”以及“貿易自由是至高無上的價值”；認為“自由貿易邏輯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間存在一道日愈擴大的鴻溝。富者不斷積累財富是以無產者的邊緣化、赤貧化為代價的；富國的經濟擴張是以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破壞和債台高築為代價的。”他們重申馬克思19世紀中葉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聯係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他們常常提醒讀者，生命的意義在於個性的解放，馬克思曾有過一個夢想，認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新的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引用的上文可以大體上概括出這類新左派的基本特點，他們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的角度來申張自己的左派主張，傾向於把中國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問題看作是發達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矛盾的體現。

    此類新左派還主張以國家力量來幹預經濟生活，從而防止自由放任主義對弱勢民眾與團體的侵害。他們對自由競爭抱有極大的疑慮，強調市場經濟必須受國家和社會力量的製約和調節；他們認為，這種近年來在東歐俄國大行其道的所謂“自由主義”，實際是以剝奪大多數人為代價來造成少數人的自由。他們把俄國經濟改革中的失範與無序化現象概括為“掠奪性資本主義”。由於他們強調國家通過幹預社會來實現更為公平的分配，所以他們也可以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型”的新左派。

    由於此類新左派人士把中國當下的問題視為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問題相似，他們的文章中充滿了從西方引進的最時興的新左翼思想理論的概念，如法蘭克福學派、女性主義、勞動場所人性化等。他們還要求文化主權、尊重本土文化、反對文化商品化、反對西方流行的“現代性”、“後福特主義”；反對過度資本主義化對人性的壓迫、反對人的異化、反對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接受一個同質的由金融和政治寡頭主導的世界”。

    溫和型新左派大多數是學院派，與下文分析的激進左派相比，前者的文風相對而言有些“貴族化”，往往用詞艱深，一般民眾很難理解、不容易對他們的高論產生興趣，而他們似乎也不在乎民眾是否能理解他們的思想。他們雖然不斷強調大眾民主，但從未想到要如何把自己的理論付諸社會實踐，從未對民眾進行思想理念上的號召動員。

    應該指出，此類溫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觀念有其合理性與積極作用。中國雖然是個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的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問題確實也越來越多地體現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他們敏感地意識到中國問題不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來理解，如果其左翼理想主義不是走得離現實太遠的話，對防止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偏向也可起到一定的示警與糾偏作用。另一方麵，他們致命的缺陷是學院派的書生氣與左翼的拿來主義，實際上他們生活於“西方譯語世界”中難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形像地諷剌此類新左派以“後現代主義”來規範正處於現代化起步階段的中國的方向，無異於“要瘦子減肥”以及“給嬰孩發避孕藥”。溫和新左派對文革中的平均主義、計劃經濟體製、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均懷有一種文化浪漫主義的審美心態，並因而產生誤讀。他們的“化腐朽為神奇”的態度，也為老左的傳統思潮的複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激進型新左派：民粹主義型

    與溫和派相比，這種新左派在當下中國大陸更具有消極性與危險性。他們過份地誇大了現實生活中市場經濟與自由競爭過程中某種由於脫序和失範而出現的消極現象，並把此類消極麵視為資本主義的本質表現。由於這種悲觀估計，他們在情感上思想上對現實有一種更強烈的疏離感，並形成一種更具情緒化的激進的左的社會批判意識。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中國民眾已經成為被資本家奴役的奴隸。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青年教師曠新年、北大中文係青年教師韓毓海、民間音樂人張廣天（話劇《切.格瓦拉》的導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黃紀蘇（《切.格瓦拉》的編劇，曾在美國某大學讀過社會學）等。

    新左派人士李憲源在網站上發表的一段文字頗能代表他們的典型心態與思想：“每當我看到海外華人報刊和中外電子雜誌上所披露的中國那些弱小者的悲慘境遇，那些被資本家反鎖在熊熊火堆裏掙紮著的生命，那些活活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女工……，讀到《人民文學》上經過高度典型化概括的催人淚下的人物遭遇和命運，以及想到改革是為了使中國百姓在2000年達到小康水平而結果卻是千千萬萬的弱小者麵臨下崗失業，不得不用強勢者暴富者一瓶洋酒的價錢去維持一個月的生活，就覺得心裏非常壓抑。雖然對西方畸富畸窮的社會現象，我早已司空見慣，但一想到與西方類似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狀況，發生在祖國父老兄弟和姐妹的身上時，而且恰恰是在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創造了巨大財富的情況下發生的，我就不能不深刻反思，不能不問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和責任！”這一段話語充份表達了新左派知識分子強烈的為下層階級講話的道義責任感。然而這種責任意識卻建立在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大體上看，可以把此類新左派的特點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他們具有強烈的“底層意識”、反知識分子傾向與民粹主義傾向。從他們的經曆來看，不少人或出身於社會底層，或在西方留學時麵臨自由競爭的巨大壓力而深受挫折，從而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憎惡感。他們在國內與國外多少有過被主流社會歧視的邊緣人經曆，在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曆和挫折感使他們對占有社會稀缺資源的精英階層有一種強烈的抵製、懷疑乃至憎惡情緒，當他們看到某種社會不公現象時，就會把個人遭遇到的挫折與他所看到的社會不公平聯係起來，並自認為是“底層民眾利益的代表者”，產生一種“為民請命”的使命感。這種“底層意識”使他們對知識分子精英有一種本能的強烈的不信任。因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流肯定中國市場經濟的走向的合理性，他們就由此認定，知識精英與當權者及有產者階級已經“同流合汙”，成為奴役社會大眾的“幫閑”文人。

    僅舉一位激進新左派人士為例，他出身於貧困家庭，從小受到種種不平待遇，後來在大學讀書時又因自由化而再次受處份，畢業後被分配到極其落後的地區任教，生活中的種種挫折不幸使他內心始終有一種強烈的邊緣人的反抗社會的衝動。這種心態與挫折經曆十分象波爾布特。這位新左派人士的底層意識使他有強烈的反知識分子情緒。因此，他在一篇與自由派學人論戰的文章中居然說，“中國沒有自由主義，隻有法西斯主義”，要自由派把“化公為私”與貪汙的公款吐出來雲雲，洋洋萬言，幾乎通篇是對論戰對象的人身攻擊與蔑視。

    當然，底層的邊緣人未必都會成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樣出身社會底層、然而卻具有強烈自由主義傾向的青年學者對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評：“我的出身也是農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農村，我知道當代農民是這個社會最底層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們的命運絕對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他們的命運也絕對不是回歸集體主義經濟可以改善的，他們的命運在集體主義經濟時代更慘。記憶中的集體經濟時代，生產“隊長”與書中的舊社會惡霸、地主差不多。他的權力至高無上，主宰隊裏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說給誰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說誰應當批鬥誰就批鬥誰，他說誰不能出門要飯就不能出門要飯（要飯必須經過他的手開證明）。農民在這樣的壓迫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毫無尊嚴和自衛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樣的處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我就會流淚。這就是新左派們所渴望的平等？農民所需要的絕對不是他們所說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的打破了等級製度的自由。城裏人再也沒有權力驅趕他們，他們擁有在這片土地上自由地遷徙，在他們自己的國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動的權力，這比什麽都重要。”

    “底層情結”可以把一部份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把另一部份人引向激進的新左派。後者認定，自由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底層社會的嚴重問題，隻有左翼的平民革命才能使下層民眾得到自由。在他們看來，對於充斥著土豪劣紳式的農村幹部與地痞流氓的社會，溫和的自由主義是沒有意義的；左派的平民革命理論才最能充份表達“衝決網羅”式的激情。這種心態與思想早在20世紀初蔡和森等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中就出現過。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們移民西方後始終處於社會邊緣，有一位人士說過，他的新左翼思想是與西方資本家對他的剝削所給予他的個人刺激有關。正因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進人士就有了如下極端主義思想：“我們所麵對的一大批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人，他們實質上是要實行野蠻的、殘酷的、毫無人性的奴隸製，要實行法西斯主義。因此，與其說我反對自由主義，與其說我反對資本主義，還不如說我反對奴隸製，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權威主義化和法西斯主義化。讓我們守住1789年的陣地，讓我們守住法國大革命的最後陣地，在這個陣地前寫著：自由！平等！博愛！我們不能從這些曆史進步的陣地上永遠後退。”

    他們對知識分子主流表現出極度蔑視的同時，卻把民眾視為天生純潔的、優秀的、沒有受到汙染的，認為民眾天生具有革命精神。這種激進新左派因此能接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義革命觀，即“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種反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思想在北京2000年上演的《切.格瓦拉》這部充滿新左派思想的話劇中得到了充份表現。劇中以“腳”自居的伐木工人憤怒地斥責和嘲弄以“腦”自居的勞心者的理論；在劇作者筆下，那些自以為是在為民族爭取奇跡般的發展的知識份子，都不過是特權階級的幫凶，或者簡直就是新式的壓迫者本身。

    他們從“底層意識”出發來理解毛澤東，從而把毛澤東完全詩化為平民主義革命“聖人”；他們對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烏托邦思想，對於“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卻沒有絲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們事實上對真實的毛澤東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在被他們詩化的毛澤東身上寄托自己的文化浪漫主義。這一點可從《切.格瓦拉》一劇的導演張廣天以“一個紅小兵”的身分所寫的“在毛澤東靈前”的文章中明顯地看出來。

    其次，他們具有強烈的反西方情緒，其中部份人有在西方留學的經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們比那些進入中產階級的成功的留學生更深地體驗到西方社會的消極麵，這使他們在情緒上無法接受中國將成為西方式社會的現實前景。例如，《切.格瓦拉》劇作者黃紀蘇曾在美國留過學，他在與作者的討論中談到過其個人在美國的體會：“你坐在美國餐店裏一連18個小時洗盤子時，望著堆得高高的盤子時感受到的美國，與在餐廳柔美低沉的音樂聲中感到的美國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把這種切身的體驗投射到中國現實中，形成了一種激進的左派信念。雖然溫和派左派中的一些人也有反西方情緒，但遠不如後者表現得如此強烈而深切。

    第三，他們往往秉持道德優越感下的鬥爭哲學。由於他們自認為真理在握，於是就有了一種強烈的道德優越感。他們從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為“非正即邪”的兩極。由於他們自認為是站在人民的一邊，結果，凡是不同意他們觀點的，隻能被理解為“道德上的邪惡”；並進而認為，對於“邪惡勢力”，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堅決鬥爭。這種專製式思維方式使他們在心態上極不寬容，表現得特別咄咄逼人。例如，曠新年甚至用毛澤東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來攻擊自由派知識分子。實際上這已不是單純的個人學風問題了，它反映出激進左派特有的“道德優越感下的鬥爭哲學”的通病。當年蔡和森在法國留學時，稱中國必須有一場針對那些擁有10萬20萬小資產的小資產階級的俄式革命，在思想方法上這種觀點與上述的正邪兩極分類法有關。波爾布特式的革命激情與他們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與他們的激進左派思維方式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此類人有相當強烈的革命情結。一則淵於左派共產黨文化在潛意識中的積澱，在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尤其是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平”的貧富分化的情況下，傳統的劫富濟貧的平均主義觀念激活了共產政治文化中的這種傳統因素。對他們思想的研究，有助於理解中國暴民政治革命發生的思想機製，就此而論，他們可以說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第四，他們具有類似於雅各賓黨人的民眾動員衝動與暴力崇尚。由於激進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層意識、反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傾向、強烈的道德優越感下的鬥爭哲學以及以西方為邪惡敵人的鬥爭意識，他們往往具有動員民眾來實現“公平社會”的強烈意願。可以說，此類新左派人士骨子裏有一種暴民政治的革命傾向，一種底層革命意識，一種訴諸於民眾動員的內心衝動。他們的文章中充滿了早年共產革命的種種語匯與符號。

    這一點與那些認同“後現代主義”價值取向的溫和派不同，前述溫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學校園裏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具有“貴族化”、“精英化”與書齋式的學院主義傾向。而民粹主義新左派大多出身於底層的經曆與在他們在西方的挫折感，則使他們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動員衝動。民眾的情緒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他們甚至相信，中國受資本家剝削的大眾是站在他們一邊的。如果說溫和派左派在艱深的理論世界中樂此不倦，那麽，激進左派的文風則相當通俗，他們中有些人如黃紀蘇，更願意采取通俗的文學形式來宣傳他們的主張。他們也從大眾的情緒反應中來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找到切.格瓦拉這個曆史人物作為他們的偶象也就決不是偶然的。國外激進新左派與持不同政見的底層工人也已找到了某種結合點。當然，由於國內激進新左派深知大陸政治遊戲規則的限度，這種與民眾結合的跡象並不存在。

四、從話劇《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會影響     

    2000年4月至5月，在北京小劇場上演了話劇《切.格瓦拉》，此劇的上演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極大轟動。據稱，《切》劇一共上演了37場，平均上座率達120％，共接待了10,000多人次的觀眾，有時劇場過道裏都坐滿了人，遲到觀眾站著看的情況並不少見，演出真正達到了媒體所說的火爆程度。十幾個大學生甚至專程從沈陽赴北京來看話劇。有的觀眾淚流滿麵，連看兩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5、6場，有的甚至連看12次。演出時往往全場情緒激昂。它的上演標誌著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學藝術的舞台，走向了民間。觀眾的主體是北京的大學生、離休老幹部與老左派人士。雖然此劇的演員是有報酬的，但主創人員黃紀蘇、張廣天則不收報酬，以表示要身體力行左派無私奉獻的精神。該劇上演後，官方一方麵認為該劇的題材本身“沒有問題”，另一方麵則認為劇本在題材的理解和發揮上“有問題”，因此允許該劇上演、但不予宣傳。自由派知識分子則與新左派就這場話劇展開了論戰。

    切.格瓦拉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左翼革命符號意義的曆史人物，古巴革命勝利後，他出任銀行行長，製定了廢除貨幣政策、要求人民必須義務勞動等方針，要以此方式來發展經濟，他還主張把懶散的工人送到遙遠的集中營作為懲罰。如果他的政策得以推行下去，他很可能會成為類似於波爾布特式的人物。波氏後來在高棉實施的供給製、廢除貨幣、消滅城市與商店、推行不吃閑飯運動以及種族滅絕罪行等，與格瓦拉的思想同源同宗。幸而，格瓦拉的作為被卡斯特羅糾偏，未能將“革命”進行到底。格氏於是感到失落與無聊，便斷然出走，再度投入叢林，挺進玻利維亞打遊擊並在一次戰鬥中為理想獻軀。

    筆者曾在北京與劇作者黃紀蘇交換過看法。筆者指出，有人認為，格瓦拉是來不及犯錯誤的波爾布特，如果格瓦拉死得晚，他就是波爾布特；如果波爾布特死得早，他就是格瓦拉。黃回答說，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號意義，格瓦拉體現的是一種精神與文化的力量，對一個不公正的社會來說，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種新的價值、一種消毒劑。筆者又問，如何解釋社會主義體製的失敗？黃的回答是，社會主義體製的失敗是一回事，但社會主義的價值是永恒的，這是另一回事；烏托邦有其存在的價值，他心中未來的理想社會是平等、沒有剝削、沒有虎狼式的競爭的、充滿人道的社會。他認為，要想追求一種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離4,000年虎狼之道的經驗，常常落入無所依傍的尷尬境地。

    黃紀蘇曾在一篇網上文字中說明過他為何要歌頌格瓦拉這個人物：格瓦拉的第3次出走，即從古巴回到南美叢林打遊擊，是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格瓦拉身上有一種與命定的規律相抗爭的道德力量。一般人的理解是，一切主義都在必然性與規律麵前俯首，因為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但在格瓦拉看來，如果規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正是在這種抗爭中才顯示出真正的偉大；我們反對一切非人道的社會，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規律與必然性，正義高於規律。

    為什麽話劇《切.格瓦拉》會有那麽大的魅力？支持這部作品的評論者指出，它體現了對市場經濟世俗化潮流的抗拒以及左派的浪漫理想主義精神。該劇通過格瓦拉所體現的以正義、平等為核心價值的左派原則，來突顯中國選擇全球化、市場化與世俗化的道路是錯誤的。劇中的正麵人物以諷刺的口吻來抨擊WTO、“致富的頭班車”、“舊世界的移民申請表”，這種新左派社會主義價值觀在市場經濟世俗化與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義。很多觀眾都能認同格瓦拉身上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生活原則。一位青年觀眾說：“這個戲反映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讓我看到不平等、壓迫永遠也無法阻擋正義的聲音出現──這是一種啟示，而且將永遠存在下去。”這一點恰是新左派對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該劇還有著劇作者本人沒有意識到的更深層的意義，那就是該劇具有一種反叛現存秩序的民粹主義傾向。該劇最核心的內容是，把世界劃分為兩類人，即富人與窮人；富人意味著道德敗壞、墮落、邪惡，窮人則是善良、純潔、道德高尚的；窮人革富人的命是天然合理、正義的。這一主題具有兩重性。一方麵，窮人革富人命的思想，與共產黨的革命意識形態是一致的，對官方來說，該劇以文藝的形式、由民間自發創作、宣傳讚頌了共產黨當年的革命理想，因此有利於宣傳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是此劇能獲準上演的原因。該劇的革命符號使它獲得了生存的保護傘。另一方麵，這出話劇站在窮人一邊反對富人，並為窮人反對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與革命正當性作鼓動和辯護，而當下的中國恰恰是貧富兩極化、富人與窮人階層的對立日益明顯的不公平的社會，這出話劇對革命暴力的讚頌實際上具有以革命方式來實現平等的政治傾向。

    有評論指出，該劇同時還宣揚了這樣的觀點，窮人反對富人雖然是恐怖血腥的，然而卻是神聖的，劇作者還寫下了這樣的台詞，“同意的請過來，反對的請拔槍”。劇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誌們動輒就要訴諸武力，不惜以肉體生命相搏，他們根本就不屑於聽取任何反對者的意見。在他們看來，隻要是反抗壓迫和掠奪，可以不計後果、不論成敗，對一切不革命者均應打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切.格瓦拉》可被視為民粹主義新左派（即激進新左派）在革命符號下登堂入室、走上社會舞台的表現。它所體現的以暴易暴的情緒與價值傾向，將在未來中國現實生活中具有越來越強的現實影響力。

五、對新左派思想的評論     

    在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曆史中，正是主張社會主義運動的左派力量的鬥爭，才促使資本主義得以在受到挑戰的過程中立法以保護民眾利益。在今天的中國，從思想多元化的角度來看，新左派作為一種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遠，他們對市場競爭造成的無序化與兩極分化，可能起到一種製衡作用，並顯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強調社會公平的理念與價值方麵，在研究如何發掘傳統社會主義體製內部原有的思想資源與政治遺產的合理性方麵，有著積極的意義。

    然而，當下中國新左派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年齡很輕，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對左的專製政治沒有切身體驗，因而對左的東西中內含的專製基因不會有深切的警惕；而他們對市場化過程中的失範、兩極化、腐敗之類現象卻有更深切的感受。由於他們把所有這些轉型過程中的消極現象簡單地附會為資本主義的本質體現，也就把反資本主義的西方左派理論順理成章地拿來批判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其結論是反改革、反開放、反對中國走全球化道路、反對中國與世界接軌。由於新左派主張抵製中國20年來整個民族經過痛定思痛的反省形成的曆史潮流，可以說他們的理論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實際上是一種最保守的理論。正如一位自由派學者所指出的：“我們可以打一個比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不出門呢，還是把身體鍛煉好？為了防止感冒是應該去改造天呢還是改造自己？答案事實上是非常明確的。”

    新左派的思想謬誤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錯置具體感”的謬誤。正如一位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的，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種西方的理論或觀點（包括官方的馬列主義和西方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然後針對中國大陸的現實提出自己的主張或對策。大體而言，理論資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討論的問題則直接出於對中國現實（特別是政治現實）的關切，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後現代主義來解釋中國，而完全沒有考慮到後現代主義是針對發達西方國家晚期資本主義過度膨脹而提出來的。這位學者指出，新左派是“把外國環境中因特殊背景與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東西，當作解釋中國問題的權威，而不知道西方觀念與口號所代表的內容的全部複雜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對應的東西。把外國的一些觀念從它們的曆史來源中切斷，斷章取義地拿來變成解決我們中國問題的口號”。這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錯置具體感”的謬誤。

    西方的左派學者對西方社會的批判當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中國的學人不顧時空的差異，一古腦兒地將西方左派學者對西方社會的診斷移用到中國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偏差。中國的問題究竟是過份“現代化”了、過份“資本主義”了，還是根本沒有實現市場經濟、尚處於被權力所支配的“偽市場經濟”下？新左派顯然把兩者混為一談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經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其貢獻，他們代表了對主流資本主義的批判；而中國的現代化尚未實現，結果新左派的“反現代性”所起的往往是為舊製度複活助威的作用。這種“錯置具體感”使新左派找錯了批判對象，他們把賬算到自由派身上是不公正的。因為，自由派中的多數人也反對因權錢交易而形成的社會不公正；他們所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指的是合法所得，而不是貪汙腐敗的“收獲”；他們認為，目前的分配不公，與其說是市場經濟本身造成的，不如說是發展過程中的“軟政權化”與“分利集團化”這些可被稱為“後發展綜合症”的一種表現。新左派用反資本主義的西方後殖民主義話語來批判中國目前的改革中的脫序現象，實際上是找錯了靶子。

    第二，文化浪漫主義的謬誤。浪漫主義就是主體把審美的願望投射到一個他並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對象上，通過對該對象的詩化的理解來宣泄對現實的不滿，心理上滿足內心未遂的願望，以獲得一種登仙般的飛揚感。新左派把一種與現實中的弊端相反的價值，如與現實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等價值，不自覺地投射附麗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會主義上去；通過這種審美的願望投射來宣泄對現實弊病的不滿，並寄托自己在現實中未遂的理想，並由此達到一種心理上的“審美的升華”。於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製度、鞍鋼憲法、群眾大批判與群眾專製，就都成為這些並未親自體驗過“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們對當下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情緒的審美對象。當處於一種文化的困境之中時，人們特別容易在想象中把另一種在形態和價值上相反的文化浪漫地美化，以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這很像一則安徒生童話，有一個人總是說中世紀如何好，後來他無意中穿上了一雙魔鞋，真的回到了沒有路燈、滿地泥濘而又充滿私刑恐怖的中世紀，於是他發現那才是一個無法容忍的世界。新左派要把中國引到市場經濟以前的中國去並美化“文革”，正是出於對現實的社會分化的不滿心態而產生的對公平社會的願望投射。這恰恰是典型的“中世紀浪漫主義”。當然，新左的文章作為思想史資料還是值得重視的，因為他們實際上重演了一段喜劇式的20世紀初期的左派觀念發生史。他們把左派最突出的弱點，即把某種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並予以反曆史的美化，以漫畫的方式發展到了極端和荒謬的地步。然而，新左派以審美的浪漫體驗來解讀曆史，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審美感，他們還要以這種浪漫化的社會主義理念來重建社會公正，這就危險了。

    第三，完美主義謬誤。這裏說的完美主義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種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麽東西都不能使之滿意的人們。不完美是經驗世界的事物的常態，也是一切現實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實並不是來自經驗，而是來自被他們認為是更真實、更本質的“第一原理”，這種“第一原理”源於他們頭腦中的道德理想。當他們以這種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東西為參照點，來觀照現實、評價現實時，他們就會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種先驗的、理性設計的社會工程藍圖來重建一個新世界。

    從曆史經驗來看，公平是人類可以漸進地實現的理想，是可以通過努力逐漸逼近的目標，但人類決不可能根據一種“公平”的道德觀演繹出的“第一原理”來構建一個全新社會。因為“第一原理”與人類的經驗無關，隻與人們的道德理想有關。如果以此虛幻的原則來重建社會，社會就會變成怪物。例如，根據某種理想主義設計出來的計劃經濟模式，看上去似乎頗符合克服“社會不公”的意願，但在實踐中計劃經濟卻導致另一種不公正，即以集體名義進行的專製獨裁和權力者私欲對社會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設計計劃經濟社會的人們也未料到，這樣的體製由於抑製競爭而扼殺了社會活力，最終也拖垮了自身。這些都是中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教訓。市場經濟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都不是完美的；它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發展初期會導致貧富分化，可以通過法製建設和漸進的改革盡可能地避免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分化的禍害。而左派的完美主義者則相信，有一種人為設計的“完美”的平均主義社會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場經濟模式。這樣，他們實際上是拋棄了人類的集體經驗，以理想主義來代替現實了。新左派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方向是不切實際的。左的激進主義已經被百年的曆史證明是一種失敗，中國人決不會選擇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會在國人中、在知識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們自以為是為中國下層百姓請命，但中國的民眾並沒有因噎廢食地認為，由於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腐敗、下崗失業，就應該拒絕改革開放、重新回到平均主義時代去。他們隻是對競爭過程中缺乏法製與無序化表示了不滿，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樣，為了公正而根本拒絕走市場化的道路，那無疑是南轅北轍。

六、中國新左派的潛在政治影響      

    80年代未期，社會的自主空間相對較大，各種討論會、講座與沙龍活動層出不窮，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也吸引了社會各界與校園學生的普遍關注；知識分子由此而形成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他們居於社會中心的地位，曾使那時的當政者對知識分子思考的問題與觀點表示出相當的興趣。90年代以來，情況完全改變了，以技術官僚為主的政治精英支配著決策過程，知識分子則基本上退到了社會政治舞台的邊緣。這類政治精英以技術專家的思維與邏輯來考慮國務大事，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價值關懷並沒有多少興趣。在目前政治參與受到嚴格控製的威權體製下，既然人文知識分子與決策層之間缺乏思想溝通的渠道，那麽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爭論對決策者就幾乎沒有什麽影響。

    從社會影響麵而言，新左派與自由派之間爭論的影響也並不大。90年代以來，社會已高度分化，人們忙於經營自己的事，關心思想理論的人較少。無論新左派還是自由派，他們與普通民眾都沒有經常聯係和溝通的渠道。他們之間的論戰局限於互聯網、以及部份發行量並不大的知識分子期刊與書籍中，雙方甚至很少有麵對麵的交流與辯論。社會上對此場爭論知之者並不多，知識分子論戰者們的聽眾遠不如80年代中期。盡管如此，這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互動沒有長遠的影響。可以預料，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可能具有如下意義。

    第一種政治前景：與社會多元化相對應的思想多元化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與新保守主義這三種思潮在當下的威權體製下，均具有長期合法存在的條件。因為這三種思潮各自所強調的價值分別與官方意識形態的某些部份一致或重合。例如，自由派強調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要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並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曆史潮流，強調法製與國際接軌等等，在這些方麵與政府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新左派自發地對社會主義價值與公平價值的重視與肯定，對共產黨革命的曆史貢獻的強調，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無疑起到了自發地加強共產黨意識形態符號的政治作用，因此是政府樂於看到的；而新保守主義對秩序和權威在轉型過程中的意義的重視與肯定，對自由派的政治西化的批評，同樣也能得到政府的讚同。但另一方麵，這三種思潮的另一些觀點又與官方意識形態體係的其他部份相矛盾。例如，自由派對西方價值的認同與政府的威權主義形成了矛盾；新左派對毛澤東的平均主義的認同，則與鄧小平的“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模式相對立；新保守主義使用的權威主義話語，以及新權威主義對自由主義目標的認同，與共產黨的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無疑也有種種不一致之處。

    這三大思潮與威權政府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使政府將受到來自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壓力與挑戰：自由派以政治改革與建立法治社會為訴求，而新左派則以經濟平等為訴求，這無疑將豐富中國政治發展的色彩。如果這三者之間能彼此寬容，形成良性互動，未嚐不是對中國思想界的發展與進步的一種積極的平衡。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積極意義還在於，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導致的社會分化已經出現，然而，單純的社會多元化並不足以成為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充份條件；而90年代以來出現的知識分子思想多元化若與社會多元化相結合，則是未來中國民主政治有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體地說，這種對應關係體現在，新保守主義與自由派的右翼，對秩序與穩定價值的強調，客觀上更能體現從舊官僚階級轉化而來的新興官僚集團與大企業集團的利益；自由派對私有產權、自由競爭、人權自由與法治的強調，在客觀上更符合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拋棄過於浪漫的底層情結與暴力革命崇拜，他們對公平、平等與弱勢群體利益的強調，則在客觀上更符合下層民眾的利益，並為他們所認同。這樣，三種思潮各有其在社會上對應的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當各個社會利益集團與階層要在民主體製下爭取自己的利益與發言權時，他們就有了表達自己利益與價值的思想和主義，並可以在這些思想和主義的旗幟下聚結成政治黨派，在多元的政治黨派的遊戲規則下爭取自身利益與權利。如此則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多元民主就有了社會條件與思想條件的支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寬容與理解的條件下互動，對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二種政治前景：左派與邊緣人結合的可能性

    如果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出現重大的危機與斷裂並引發社會矛盾總爆發，這將會讓激進的新左派有機會以其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解釋社會矛盾，把中國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的掠奪性兩極分化，並再次象20世紀初那樣要求建立一種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來解決社會總矛盾。那些現代化過程中的失利者、絕望者和下層民眾最易接受的將不是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觀，而是新左派的平均主義的公平觀。

    在這個過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溫和派（即“後現代主義派”）由於與底層利益沒有關聯，將會逐漸失去其社會影響力。如果新左派中的民粹主義派不斷壯大，其“底層情結”又很容易取得絕望的下層民眾的青睞，這可能使民粹主義新左派在中國鼓吹一場反對“邪惡富人”的革命。雖然20世紀的曆史已經證明，這種烏托邦實驗隻能導致整個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但正如黑格爾所說：“曆史的記憶是灰色的，人們永遠不會從曆史中學到什麽。”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中國20世紀政治動蕩的周期性循環又將再次開始。

    然而從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來看，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較小，21世紀是一個消解信仰與意識形態的、世俗化的世紀，新左派很難在知識分子與社會公眾中形成氣候。此外，在現行條件下，當局有足夠能力來抑製事態的惡性發展，中國社會出現現代化斷裂的機率不會很大。

餘論：新左派與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

    在現代曆史上，有兩種人起著重要作用，一種是中產階級，另一種是知識分子“觀念人”。如果說，中產階級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卻務實而穩健；那麽，與中產階級相比，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卻恰恰相反，他們充滿強烈的道德激情與正義感，然而卻往往不切實際，容易產生全盤改造現實的烏托邦情結，20世紀的中國曆史上，他們對中國的曆史選擇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謂的“觀念人”知識分子不完全是一個與勞心者的內涵相對應的職業概念。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受過係統的人文教育，習慣於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又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與信息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為敏感。這種知識與社會敏感相結合，使他們自願地承擔起以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往往與個人所屬集團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而與他們所自覺承擔的道德使命感有關；他們會根據自己確認的信仰、價值與理念，獻身於社會改造與改良的行動；他們所具有的為理念而獻身的行動傾向性，往往又會導致他們以某種自己認為合理的、全麵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的社會工程蘭圖來改造社會，並會出乎他們意料地給整個民族帶來無窮的苦難，其結果就會印證嚴複曾在20世紀初對新進青年所作的不幸預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於惡人者淺，成於好人者深。”

    從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曆史來看，凡是中產階級得到充份發展的國家，如英國與美國，“觀念人”知識分子並不很多，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當有限；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麵，這些國家的各種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這些代表人物主要是通過社會壓力集團來申張自己的利益。然而，在歐洲大陸國家、俄國、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曆史中，知識分子“觀念人”在社會曆史中卻具有重要作用，幾乎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是以那些視理念為生命的知識分子為核心的。後一類國家之所以產生大量“觀念型”知識分子，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階層分化比較明顯，少數受到教育的精英與廣大沒有受教育的下層民眾的兩級對峙導致精英與平民的分野，一些知識精英進而產生了強烈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激情衝動，形成一種“舍我其誰”的精英主義責任意識、道德義務感與某種優越感。這是一批高於眾人之上的、因擁有知識運思能力而變得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特別敏感、因人文價值的執著而具有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社會邊緣群體。他們力求從理論上來概括社會問題，並力求從哲學、理念的高度來對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斷，並謀求對自己所意識到的社會弊症作出根本性整體性解決。如果這個社會恰恰又有許多困難、矛盾與無法振拔的困境，那麽掌握理念與思辯能力的知識精英們就會充當政治運動的發動機。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的“觀念人”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政治中總會起那麽重要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觀念人”一旦取得意識形態上的話語權力，他們就會以自己的理念來改造社會，其結果往往會因不切實際而導致消極後果。

    在中國當今的社會裏，存在著兩個相反的過程。一方麵，發展中的社會麵臨的種種問題與困境，如貧富兩極化、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與其他種種矛盾，為新的知識分子“觀念人”的出現（新左派就是一種相當典型的“觀念人”）提供了適合的溫度與土壤，使他們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話語權力來對社會進行總體詮釋的巨大機會。他們力求爭取話語霸權、追求完美的烏托邦情結，就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麵，市場經濟的世俗化過程又使那些崇尚務實與穩健、但缺乏道德激情與社會批判精神的中產階級不斷強大起來。中國現階段的進步實在需要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與務實的中產階級的相互補充與支持。若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在保持其道德熱情的同時，又以一個專業人員那樣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學家和詩人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若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能在求得自身發展的同時能多一點社會關懷，中國就可能一方麵避免以“觀念人”的激進的烏托邦來主宰人們對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麵又會以漸進、穩健、務實、妥協與寬容的精神來選擇民族的前途，這樣的社會無疑是更有希望的。

 

曠新年（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015.07.15
中國新左派的銷沉（上）

破土編者按：大約二十年前，大陸思想界開始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思想爭論，而這一爭論也直接設定了當下中國的思想分野。然而，無論是在原來的「新左派」，還是在「自由主義」陣營，隨著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兩個陣營內部都在發生進一步的分化。本文是這場爭論當年的主要親曆者曠新年教授反思中國「新左派1」的興起背景和當下處境的新作。由於本文較長，破土將分上下篇刊出。在上篇中，曠教授認為新左派的興起是對世界新自由主義潮流影響下的極端市場化的一種批判，它是一種「現代性的反思」的知識。而在下篇中，曠教授將會對當下的部分新左派提出反思和批判，敬請讀者關注。

思想產生時是溫柔的，衰老時是殘暴的。

——《博爾赫斯與薩瓦托對話》

引 言

在奧威爾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學》一文後麵有這樣充滿訝異的評論：「奧威爾還談論過這個。」人們隻知道奧威爾寫過描繪史達林主義統治下的極權社會主義景象的《1984》，卻不知道奧威爾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實正因為奧威爾不僅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還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接觸了蘇聯的政治，因此才能寫出《1984》。可能更不會有人想到，那個被薩瓦托稱為「作家的作家」[1]，那個充滿了精英意識，敵視共產黨政權，被薩特稱作「資產階級的看門狗」，而在中國被視為純文學神話的博爾赫斯，竟然曾經寫過一部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詩集《紅色的旋律》[2]。博爾赫斯說：「1917 年時的共產主義信徒與現在的共產黨人不能溷為一談。現在的共產黨人是俄羅斯帝國的擁護者, 而在那時, 我們把人們叫作布爾什維克的思想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博愛關係, 是一種不分民族, 沒有戰爭的境界。」[3]

美國被認為是民主的象徵，按照列寧的說法，美國是徹底的民主主義。博爾赫斯認為，民主為惠特曼的詩歌創作提供了靈感：「惠特曼肩負起了為美國民主這個新的曆史事件撰寫一部史詩的任務。」[4]同樣，共產主義也為聶魯達的創作提供了靈感，並且使聶魯達的詩歌創作產生了飛躍，使他由一個小詩人變成了一個大詩人。博爾赫斯這樣說起共產主義與聶魯達詩歌的關係：「起初他老是寫一些無聊的言情詩……但是加入共產黨後，他的詩作變得十分有力。我喜歡作為共產黨詩人的聶魯達。」[5]

雅斯貝爾斯曾經回憶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僅歐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時，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已處在暮靄沉沉之中。人類的末日，任何一個民族和任何一個人均不能逃脫的一次重新鑄造——不論是毀滅也罷，新生也罷——都已經被人們預感到了。」[6]20世紀一開始，資本主義和整個西方文明一起走向了沒落和末路，而共產主義則意味著新鮮的思想、靈感和未來。因此，毫不意外，20世紀最富有創造性和最偉大的藝術家畢卡索就是一個共產黨員。20世紀，出現了紅色的30年代，知識份子普遍左轉，羅曼·羅蘭等著名的知識份子即使看到了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變質，卻仍然不忍對蘇聯提出公開批評。

然而，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一切都顛倒了過來。與社會主義這個名詞聯繫在一起的是低效、匱乏、迫害、恐怖、罪惡，甚至邪惡。社會主義受到詛咒，而資本主義則成為了美麗的天使。正像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馬列主義教士惱怒於資本主義的「精神汙染」，以為沒有這種外來的資本主義「精神汙染」，我們就可以安然生活在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同樣，在那些新自由主義改革家和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吹鼓手看來，如果不是馬克思，我們早已經進入了自由和繁榮的天堂。我們與天堂隻有一步之遙，中間隻隔著一個障礙，那就是馬克思，因此，新自由主義派駐中國的大使張五常忍不住咒駡：「最蠢不過馬克思。」

1961年，德國（西德）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爾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寫道：「一部進步史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後生者隻是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於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攙和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中的還有愚蠢、無知以及理論家、知識份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視。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這樣的詞語甚至使人連哈欠也打不起來：人們幾乎不知道，這些詞語意味著什麽，隻是想像，這大概是某種紅的左的東西，因而這已足夠令人懷疑的了。須知：沒有工人運動，沒有社會主義者，沒有它們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當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還生活在半奴隸製的陰鬱的狀態之中；沒有鬥爭，沒有起義，沒有罷工，這需要發動，需要引導，資本家是連半步也不讓的。但這一切消失在赫魯雪夫先生威脅性的講話之後，移至鐵幕之後，便變成了可怕的幽靈。西方世界理應感謝卡爾·馬克思，儘管東方世界宣佈信奉卡爾·馬克思，不過，似乎有一種遠比爭取如下的遠景更為複雜的想法：維護卡爾·馬克思，不要讓我們的子孫認為他是可怕的幽靈。」[7]

上篇 大曆史：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義

在《啟蒙的命運》一文中，許紀霖不遺餘力地讚美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啟蒙主義對於美國現代化理論的挪用：「啟蒙派避開了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這類敏感的意識形態概念，他們借助當時在中國紅極一時的現代化理論，將西方的資本主義敘述為一種中性的、可以以一係列技術參數加以量化的現代性指標，或理解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三大特徵，從而使這一具體語境中的曆史訴求具有了超曆史的普遍主義性質。」[8]然而，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並非中性的理論，而是美國冷戰的武器，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9]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借用德國馬克斯·韋伯的現代化思想，但卻消解了韋伯思想內涵的巨大張力。許紀霖把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新啟蒙運動視為一種中國知識界自主的思想活動，完全忽視了它的國際背景，陷於一種「超曆史的普遍主義」的幻覺。任何概念、理論和思想必須放置到具體的曆史語境之中，才能真正獲得理解。

20世紀80年代中國所發生的知識和思想轉型並不是一個孤立和偶然的內部事件，而是和整個世界曆史的潮流和事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實際上，整個中國20世紀思想和知識的轉型都不過是世界曆史分流的一個結果。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中國思想和世界思潮是完全同步的。1919年以後「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和1979年以後「美國夢」、「回歸主流文明」，是和20世紀世界曆史的走向正好一致的。20世紀世界曆史發生了兩次重要的轉向，一個是20世紀上半期以1929年美國市場的崩潰為標誌的社會主義轉向，一個是20世紀下半期以1989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世界體係崩潰為標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20世紀中國思想和知識的更替正是與這兩次轉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隻有通過物件才能認識自己。每一種思想都有自己的思考物件和具體的曆史語境。中國的新左派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內部分化的產物，它將新自由主義作為自己批判和思考的對象。為了理解新左派，必須理解20世紀90年代成為思想主流的新自由主義，而為了理解新自由主義，又必須瞭解20世紀世界曆史的走向，尤其是其曆史主流——社會主義運動。

1895年，剛剛通過明治維新學習西方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了中國，對中國知識份子產生了巨大而強烈的刺激。甲午戰敗是中國近代史的真正開端，開啟了中國向西方文明的現代轉型。20世紀中國向西方文明的轉型經過了三個階段和三種仲介：第一階段是以戊戌變法為標誌，日本明治維新成為中國轉向現代西方文明的樣板和捷徑。第二個階段是五四運動以後，以留學生為代表的新知識份子發動了以現代西方文明為取向、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虔誠地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然而，這時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千瘡百孔、搖搖欲墜，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歐洲發出了「西方的沒落」的信號，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淪為了廢墟，1929年美國市場的崩潰使資本主義走到了死亡的邊緣。與此同時，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實施，使處於危機和崩潰狀態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知識份子看到了新的文明的曙光，因此，「反西方的西方」的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成為中國轉向現代西方文明的新的選擇。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全球左翼運動從高潮跌落，而長期默默無聞，處於西方思想邊緣的以反社會主義為職誌的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思想主流，1979年和1980年，柴契爾、雷根先後在英美上台執政，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私有化改革，形成了「華盛頓共識」。中國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以美國的思想和知識為仲介，中國展開了向現代西方文明新的轉向。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現代化理論和70年代開始在西方知識界逐漸取得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成為中國精英的知識時尚。20世紀80年代的所謂「走向世界」，實際上就是對美國思想、知識和製度的朝聖和膜拜。改革開放伊始，新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弗裡德曼在中國受到隆重禮遇，並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29年，美國市場崩潰，資本主義遭遇了危機和破產，全世界發生了社會主義轉向，形成了「紅色的30年代」。1989年，柏林牆倒塌，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社會主義體係徹底崩潰，福山提出了「曆史的終結」的觀點。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市場化、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全球化成為時代主潮，20世紀最後十年形成了新自由主義高潮。2008年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又一次遭受挫折，西方重新發現了馬克思。台灣《思想》雜誌2012年第20期刊載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麵危機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論哈耶克經濟思想及其精神的現實意義》的文章，從哈耶克的觀點出發，作出了「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麵危機」的診斷。朱認為，進入21世紀之後，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0年維琪解密這三個曆史事件使自由主義從輝煌回歸暗澹。2001年「911事件」全麵刺激各國政府權力擴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給各國政府以進一步強勢幹預市場經濟的機會。2010年發生的維琪解密事件嚴重顛覆了美國在大眾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國家的形象。[10]奧威爾的《1984》曾被視為對史達林主義和蘇聯體製的描述；但是，斯諾登揭露的美國的全球監聽使得《1984》成為美國的寓言和一麵鏡子。但是，朱文將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危機稱為「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麵危機」，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視野是極其狹窄的。實際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不過是對現代自由主義的一次小小的反動。

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潛移默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常識，不僅影響政府決策，而且佔領了媒體和大學講堂。就像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成為一個中國夢一樣，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夢。2014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稱美國還將統治世界一百年。奧巴馬的講話雖然頑強地表現美國的強大，實際上卻恰恰反映了美國的衰落和虛弱，有史以來，美國第一次看到了它統治世界的盡頭，因此奧巴馬的講話標誌著美國的一個曆史轉捩點。而在另一方麵，在現代世界上長期受到外來侵略和強暴的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即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世界曆史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溷沌時刻。西方的思想和知識已經失去了示範和導向的意義，中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進入了一個四顧茫然的時代。

自由是人類的最高價值，不過，怎樣理解自由，尤其是怎樣實現自由的目標卻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分歧和不同的甚至根本對立的思想路徑與思想派別。馬克思曾經通過一位美國白人奴隸主在英國的遭遇，這樣充滿諷刺地描述過自由的悖論：「這就像南卡羅來納州的某紳士一樣，這位紳士由於當眾鞭打他從大西洋彼岸運來的黑人而被倫敦法官判罪，就極為憤怒地大叫：‘這裡不許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難道能說是自由的國家嗎？’」[11]馬克思的這一描述是對米塞斯、哈耶克、弗裡德曼等新自由主義者的有力質疑和鞭撻。而林肯簽署的《解放奴隸宣言》用人權顛覆了產權,是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的嚴重挑釁。

在冷戰的背景下，人們普遍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然而，實際上，從曆史上來說，社會主義思想是從資本主義內部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基本概念和理論——勞動價值論和階級鬥爭理論——都不是馬克思的發明。新自由主義主張回到亞當·斯密，張五常以及當今受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紛紛詆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然而，這些數典忘祖的無賴不知道，實際上，勞動價值論正是由新自由主義頂禮膜拜的亞當·斯密等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米塞斯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的藍圖構思與設計也並沒有超出傅立葉的假設。[12]馬克思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發展即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思想遺產的繼承、總結和發展。1913年，列寧為紀念馬克思逝世30周年，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月刊《啟蒙》雜誌上發表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將馬克思主義看作人類文明成果的總結，尤其是資產階級思想的結晶：「在馬克思主義裡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馬克思的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13]1985年出版的西方經濟學最權威的教材——保羅·A.薩繆爾森和威廉·D.諾德豪斯所著《經濟學》第12版中這樣寫道：「同我們所概略考察過的大多數早期的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4]一方麵，馬克思從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出發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係，另一方麵，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世界曆史的進程。一方麵，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內部，另一方麵，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社會主義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之上，社會主義革命也隻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文明的中心像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19世紀，由於歐洲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推動，自由主義越來越趨近社會主義。自由、平等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最基本的議題和口號。資本主義相對於封建主義是巨大的曆史進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不吝讚美之詞。馬克思是現代性和全球化的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資本主義創造了自由，但是，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不平等。19世紀，社會主義被視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發展趨勢。自由主義者認為隻有採取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實現自由主義自由和平等的目標。19世紀末期，讓·若雷斯（Jean Jaures）認為，「社會主義是個人主義的邏輯結果」。[15]處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英國的自由主義者霍布豪斯認為，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現代自由主義就是通過平等爭取自由，爭取自由的鬥爭也就是爭取平等的鬥爭，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可以協調的，每一個真誠的自由主義者都是社會主義者。[16]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像王爾德這樣前衛的唯美主義藝術家毫不意外地匯入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最有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偉大的烏托邦》開頭寫道：「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17]他在1949年發表的《知識份子與社會主義》一文中感歎：「知識份子中間經常是那些更活躍、更聰明、更有創見的人，最有可能傾向於社會主義。而它的反對者往往是些沒有多大分量的人。」[18]站在20世紀曆史的開端處，德國共產黨的優秀領袖和理論家羅莎·盧森堡用一句非常有名的話高度概括了曆史的選擇：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野蠻。20世紀，在共產主義運動的衝擊下，資本主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已經被社會主義塗改得麵目全非。尤其是為了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經濟學領域發生了著名的「凱恩斯革命」。1936年出版的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成為劃時代的著作。「從此以後，經濟學就不再是以前的經濟學了。」[19]凱恩斯通過對傳統古典經濟學自由競爭學說的修正，引入國家幹預，拯救了資本主義。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被稱為「凱恩斯時代」。「溷合經濟」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代名詞。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就將資本主義經濟稱作「溷合經濟」。薩繆爾森基本上認同加爾布雷恩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論：「這個新世界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由溷合經濟佔有統治地位的。」[20]這是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哈耶克所麵對的曆史，也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出發點。20世紀，社會主義成為了哈耶克被迫麵對和思考的主要對象。哈耶克將反社會主義作為了自己的曆史使命：他所麵對的是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轉換的浩浩蕩蕩的現代世界潮流。

和哈耶克同屬奧地利學派的另一位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米塞斯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書出版於1927年，原名《自由主義》。在該書附錄二《關於「自由主義」這個術語》中，他抱怨，當代對自由主義的理解與思想史不得不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東西是矛盾的。幾乎所有自稱為自由主義的人都拒絕擁護生產資料私有製。他在該書附錄一《關於自由主義的文獻》中指出，「自由主義這一名稱也常常被理解為溫和的社會主義。」他所描述的米爾的思想進程清晰地體現了19世紀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和過渡：「約翰·斯圖亞特·米爾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義的追隨者，特別在其晚期，他在妻子的影響下，充滿了怯懦的妥協精神。他慢慢地滑進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思想的大雜燴的始作俑者……不透徹地研究米爾，就無法瞭解最近兩代人的曆史。因為米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的辯護士。他以充滿熱情的縝密的思維提出了所有能夠用來為社會主義辯護的論據。在米爾之外所有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家們——即使是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都顯得無足輕重。」[21]米塞斯和哈耶克特定的思想背景值得我們注意，其思考的前提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野蠻和危機，相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潮流對資本主義改造的後果。同時，米塞斯所描述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譜係和發展脈絡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為了理解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必須將其回置於具體的思想語境之中。新自由主義是對於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主流的一個反撥。它向採用政治手段調節財富的福利國家開戰。它要求回到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從而走向極端的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市場主義。它構造了一個純粹的市場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裡，自由貿易成為最高原則和唯一法律。在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的市場烏托邦裡，自由貿易沒有任何邊界和禁區，包括毒品貿易。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幹預」，主張徹底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造成對於20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凱恩斯革命的一個反動。因此，當我們討論新自由主義的時候，應當將它與現代自由主義的思想主流區別開來，新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小宗派，是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它恰恰是對在時代潮流衝擊下不斷調整和修正的現代自由主義的一個反撥。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了對抗蘇聯和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起，在共產主義的故鄉和社會主義運動最強大的德國興起了希特勒的納粹主義運動，這是我們通常所知道的。然而，我們許多人不知道，希特勒的故鄉實際上是奧地利，並且除了希特勒，在德意誌奧地利還產生了一個著名的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現代奧地利經濟學派和納粹主義都是對於20世紀強大的社會主義潮流的一個反應。[22]米塞斯對法西斯運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評價：「法西斯主義及其類似的獨裁努力完全是出於一種最良好的願望，它此時介入了歐洲的生活，是為了拯救歐洲的文明。法西斯主義在這方麵所作出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23]奧地利學派奠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核心。在對現代自由主義潮流的批判和否定中，新自由主義設立了兩個重要的思想支點：第一個是私有製。米塞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的第一章《自由主義政策的基礎》中指出：「用一個唯一的詞彙就能概括自由主義的綱領，這就是：私有製，即生產資料的私有製。」[24]這一新自由主義的教條與他所描述的現代自由主義普遍拒絕擁護私有製的潮流是針鋒相對的。第二個就是在自由的目標下對平等的否定，這同樣與現代自由主義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馳。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口號，但是，對於自由與平等以及私有財產的不同看法造成了現代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想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根本分歧。米塞斯說：「分析舊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綱領之間的區別，最簡單、最直觀的方法是看它們如何理解平等問題。」他對19世紀以來現代自由主義受到社會主義影響深表不滿：「但是，社會主義者卻宣稱：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還遠遠不夠，必須讓每個人的經濟收入都平等起來，做到這一點，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廢除世襲特權、廢除等級製還不夠，還必須徹底消滅私有財產這個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權，隻有這樣，才能完全實現自由主義的綱領。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由主義最終引向了社會主義，引向了消滅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的軌道。」[25]現代自由主義主張將資產階級的自由擴展成為所有人的自由，因此，自由主義越來越與社會主義趨近。他們認為，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或者，沒有平等，就沒有普遍的、真正的意義上的自由。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一種是包括從美國的羅爾斯到英國的伯林，從英國的凱恩斯主義到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一種是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世界知識和思想潮流的否定和反轉，主張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和市場主義。它們相互之間構成了一種思想的辯證法和思想的迴圈。凱恩斯主義的溷合經濟和羅斯福新政尤其是北歐廣泛地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因素而造成的福利社會並不是哈耶克所說的一條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這一已經成為知道分子們的口頭禪的口號完全是聳人聽聞。

作為奧地利經濟學派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的哈耶克在與資本主義世界主流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論戰中敗下陣來，因此喪失了一流經濟學家的地位，並且使他轉向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26]哈耶克和米塞斯生長在社會主義時代，在很長時間內，他們的思想極度邊緣，默默無聞，甚至米塞斯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竟然根本找不到正式的教職。直到左派政治衰退之後，1974年哈耶克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9年柴契爾在英國執政，隨後在美國雷根上台，標誌著資本主義世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改革成為新的時代潮流。1989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體係崩潰之後，作為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哈耶克才獲得了崇高的聲譽。

把蘇聯描繪得一團漆黑，把蘇聯的計劃經濟描述為低效的，把蘇聯社會描繪為人間地獄，這完全是對蘇聯的一種妖魔化。蘇聯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是成為了社會主義的諷刺畫，它與其說是社會主義，還不如說是盜版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然而，即使是名譽盡失的、失敗了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也並沒有使資本主義增加什麽榮譽，資本主義即使在失敗的「現實的社會主義」麵前也沒有絲毫的政治、經濟、道德優越感可言。與蘇聯社會有過密切接觸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如是說：「在這個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事業的機械化中已經獲得了突出的進展，在生產方麵有了巨大的收穫，而且尤為重要的，正在創建一個真正工人的共和國，而且隨著而來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的生活標準也有了突出的提高。但是人們也可以找到證據來支援這樣一種看法：即無產階級專政首先變成一個政黨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然後又變成一小群官僚對於這個政黨的專政，直到後者為著要維持權力，而採取已被推翻的沙皇專製政權所用過的一切壓製的措施，並且在執行中又大大改進了技術技巧。」[27]如果用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無疑是失敗的，但是，如果用資本主義的效率標準來衡量，則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蘇聯並不是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對無產階級專政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自由和民主、效率和公平對立起來，通過「自由高於民主」和「效率先於公平」的口號和策略否定民主和公平。在市場化的旗幟下，中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企改革導致的搶劫資本主義和全麵腐敗，嚴重損害了中國工農的利益。「新左派」這個名詞的出現是在1994年。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在《天涯》雜誌1997年第5期發表，被形容為一場思想地震，成為新左派思想的一個重要起點。1998年，上海一位文人在《南方週末》上宣佈「自由主義浮出水麵」，引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導致了中國青年的急劇左轉。2000年，黃紀蘇編劇的《切·格瓦拉》的上演成為新左派思想活躍的一個重要標誌。2003年創辦的烏有之鄉應運而生，成為了新左派和泛左翼的一個重要思想平台。

新左派之所以新，是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老左派而言。新左派和自由派原本同屬於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陣營。新左派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思想分化的結果，起源於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批判與反思。90年代新左派的出現帶來了知識的重要轉變。如果說80年代普遍性的知識是「追求現代化」的話；那麽，90年代，一種新的知識隨著新左派的產生而登場，這就是「反思現代性」的知識。80年代，李澤厚和新啟蒙主義對中國革命曆史的詮釋是「救亡壓倒啟蒙」；90年代，新左派則提出了「反現代的現代性」的概念。美國學者德裏克將毛澤東的文革稱為「對現代性的絕望抗爭」。

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二戰後期曾經在蘇聯居住，與帕斯捷爾納克等人有過密切的交往與深入的交流，對蘇聯社會有深刻的認識。1946年，伯林在致安格斯·瑪律科姆的信中寫道：「不過在我眼中，蘇聯就像一所製度嚴苛的英國公學，好比威靈頓公學。它不是一座監獄，也不是一間勞教所，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駭人聽聞的限製，但確切說又不像監獄犯人。不過別的一切都恰如學校。」[28]伯林思想工作的物件和反思的主題不僅是蘇聯和革命，而且也包括啟蒙運動。伯林稱蘇聯不是一座監獄而是一所學校這種有趣的說法，使我聯想到一係列有關啟蒙的意象和文獻，尤其是新時期文學經典劉心武的《班主任》。也正是學校這一意象使蘇聯將社會主義和啟蒙的形象重疊在一起。同時，我們還聯想到，哈貝瑪斯將現代性稱為「一項未完成的工程」。而按照斯諾《兩種文化》一書中的說法，要實現現代化，隻要培養大批工程師就可以了，而他告訴我們，蘇聯是工程師最多的國家，史達林甚至將作家也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正如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規劃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啟蒙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規劃一樣，伯林的蘇聯不是一所監獄而是一所學校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蘇聯政治的秘密。因此，如果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反思不轉變為對更廣泛的啟蒙以及整個現代性的反思，那麽，我們就會重蹈思想的覆轍。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反思和批評是伯林重要的思想主題，然而，在其背後，是更為廣闊深遠的對啟蒙的反思與批判。中國的新啟蒙主義將我們由社會主義的試驗品變成資本主義的試驗品，將我們從一個實驗室驅趕到另一個實驗室，從一所學校轉換到另一種學校，儘管許諾給我們資本主義的天堂，但是並沒有改變他們作為啟蒙者/權威而我們作為試驗品的地位。尤其是，中國的新啟蒙主義將對社會主義的反思轉變為轉身全麵擁抱資本主義，但是，他們卻忘記了，社會主義並不是監獄，更不是地獄，而資本主義也並不是天堂，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正是起源於對資本主義的缺陷與罪惡的不滿與批判。

新自由主義是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和原教旨的市場主義，自由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教義，但是，新自由主義卻並不諱言自由和專製、市場經濟和專製政治可以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新自由主義所到之處，往往是和軍事政變、白色恐怖、政治專製結合在一起。整個20世紀，從奧地利學派到芝加哥學派，從對納粹德國的讚美到與踩著民選政權阿連德的血跡上台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的密切合作，新自由主義一直在曆史的血汙中奮然前行。我們僅僅用六個字就可以概括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曆史：坦克加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所到之處，一麵是坦克保駕護航，一麵是腐敗/私有化暢通無阻。用簡單的公式表示就是：新自由主義=坦克+私有化，腐敗=私有化。中國的改革不應該以哈耶克這樣劍走偏鋒的思想家為導師，而應該求助於孟德斯鳩的智慧。孟德斯鳩對最完美的政府的定義是：用最適合人們的風俗和傾向的方式來統治他們的政府。他還說倘若變革真的不可避免，人們也隻能以敬畏的雙手破壞法律。麵對中國為了神聖的「私有化」不惜踐踏和摧毀一切的極端狂熱的「改革教」，伯林的話語值得我們反複品味：「孟德斯鳩難以忘記，頭腦簡單、精力旺盛、求勝心切，都是專製製度的屬性，它與個人自由相悖，後者需要的是更加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更為和緩的步調。」[29]

新左派代表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底層立場，表達了平等的價值理想，提出了反對腐敗和要求公平等重要主題和口號。自由派與新左派圍繞自由與民主、自由與平等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20世紀90年代，新左派被認為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被邊緣化了的弱勢群體的一種話語表達，其思想土壤相對邊緣化和老齡化。儘管新左派的思想貢獻有限，但近年來，新左派的思想越來越成為青年學生的思想資源，成為他們自我認識和認識世界的理論和方法，新左派的群眾基礎也越來越年輕化。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奧爾蘭多·巴羅內整理《博爾赫斯與薩瓦托對話》第56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麗塔·吉伯特《豪爾赫·路易絲·博爾赫斯》，理查·伯金編《博爾赫斯談話錄》第7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3] 哈·阿爾瓦拉多，《我和博爾赫斯的一次談話》，張永泰譯，《外國文學》1992年第5期。
[4] 博爾赫斯《沃爾特·惠特曼<草葉集>》，《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第709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
[5] 威利斯·巴恩斯通《和博爾赫斯一起在布宜諾賽勒斯》，理查·伯金編《博爾赫斯談話錄》第182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6] 卡·雅斯貝爾斯《論曆史的意義》，張文傑編《曆史的話語：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第52頁，趙金珊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7] 海恩利希·伯爾《卡爾·馬克思》，黃鳳祝等編《伯爾文論》第60頁，袁誌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
[8]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一世紀》1998年12月號。
[9] 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10] 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麵危機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論哈耶克經濟思想及其精神的現實意義》，《愛思想》網刊2014年5月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423.html。
[11] 卡·馬克思《累亞德的質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2]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57頁，韓光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13]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2卷，第441-4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4]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90頁，高鴻業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
[15] 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第8頁，閻克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15、49頁，朱曾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17] 弗雷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9頁，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18] 弗裡德裏希·馮·哈耶克《知識份子與社會主義》，《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第24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80頁。
[20]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95頁。
[21]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212-216頁。
[22]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一開始就寫道：「命運注定了勃郎諾是我的降生地，這於我以後裨益很大。這個小鎮是位於兩個日爾曼國家的邊境上，它們的合併，在我們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種值得以任何方法盡力使其實現的工作。日爾曼民族的奧大利，將來必須歸併於大日爾曼的母國」。見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頁，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希特勒吞併奧地利成為他侵略和征服歐洲和世界的第一步。我們都知道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但我們許多人並不知道他鼓吹反猶的理由是，猶太人要赤化德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後來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猶太人。他對猶太人的仇視在根本上是因為仇視社會主義。奧地利經濟學派並非起源於納粹主義時代，而納粹主義也不是起源於德國，但奧地利經濟學派在納粹主義時代達到了鼎盛，出現了米塞斯、哈耶克等著名代表人物，其反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使命意識也比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前輩更加明確。
[23]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90頁。在20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推翻阿連德民選政權，在智利進行軍事獨裁，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芝加哥學派的弗裡德曼與皮諾切特軍事獨裁政權的親密關係更為人所知，哈耶克等新自由主義人物也都是皮諾切特的堅定支持者。
[24]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61頁。
[25]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68、70頁。
[26] 王明毅《譯者的話》， 弗雷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頁。
[27] 杜威《自由與文化》第75頁，傅統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28] 以賽亞·伯林《致安格斯·瑪律科姆》（1946年2月20日），《以賽亞·伯林書信集》卷1《飛揚年華：1928-1946》下冊，第733頁，陳小慰、葉長纓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29] 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175頁，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獨立媒體》

曠新年（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015.07.06
中國新左派的銷沉（下）
 

破土編者按：破土此前刊出了曠新年教授的《新左派的銷沉》上篇，引起了讀者的熱烈討論。繼在上篇討論新左派的興起背景之後，曠教授將在文本中反思和展望當下新左派的思想動向。無疑，當下中國思想界的圖景已經不再是「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簡單對立，其內部的差異並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要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話。曠教授在此批判了當下左派中的一些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或許正體現了這種內部分化的趨勢。破土宣導開放視野，主張多元對話，本著相容並包的原則，衷心歡迎不同觀點和立場的讀者來稿討論（郵箱：[e-mail]）。

下篇 後烏有時代：反思與展望

有人將2012年作為後烏有時代開始的標誌。在許多人看來，新左派在2012年突然跌入了穀底。其實，2008年前後，左翼和右翼思想都在衰退。在某種程度上，自由派成為了資本的表達，新左派成為了權力的附庸。2008年，一方麵左右派的思想活力都在衰退，另一方麵，思想鬥爭卻越來越激烈，衝突越來越表麵化和直接利益化。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爭論已經轉變為新世紀的利益衝突。思想空缺，利益登場。這並不是說，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爭論沒有包含利益的衝突，新世紀的利益衝突沒有思想的包裝。

2014年，新左派的思想努力和左右派的理論爭論在如下主題和領域表現出來：

（一）毛澤東思想旗幟

毛澤東左派(毛左)是中國左翼最重要的派別，也是新左派重要的組成部分。毛澤東是在孔子、老子、朱熹、王陽明等古代思想家之外唯一影響了世界的現代思想家。

2014年9月26日，烏有之鄉站長範景剛接受英國倫敦大學曆史係藍詩玲教授的訪談，題為《毛澤東主義必將照亮人類未來》。範稱：「麵向未來，傳承毛澤東思想必須與解決我們當下實踐麵臨的實際任務相結合，致力於解決信仰危機、官員腐敗、民權喪失、兩極分化、道德缺失、社會不公、民生不保、環境惡化等問題，創造性地而不是機械地應用毛澤東思想。」[1]

在文革中，革命被神聖化，毛澤東被神化，公有製被意識形態化，改良、私有財產、資本主義代表罪惡。而在今天，毛澤東、社會主義被新自由主義公知們妖魔化，改革、私有製被意識形態化，革命和公有製成為罪惡。在今天的中國，由於社會的斷裂和利益的衝突，毛澤東成為了思想的試金石，肯定和否定毛澤東構成了尖銳的對立。在自由派妖魔化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另一個極端，新左派將毛澤東神化，但神化並不產生思想，而是相反。毛左必須正視和反思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曆史災難。

（二）「新社會主義」的討論

2013年9月9日，郭鬆民發表了《今天我們怎樣紀念毛澤東？——談談「新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他認為，曆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都存在著問題和缺陷，因此提出了「新社會主義」的構想。他所思考的「新社會主義」包括公有製、計劃經濟、為使用價值而生產、廣泛深入的文化革命、全麵的選舉製五個方麵的內容。他檢討傳統社會主義的最大問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即文化領導權沒有根本解決。[2]2014年，郭鬆民有關「新社會主義」的思考在左翼思想界內部產生了廣泛的回應和討論。

有關文化領導權的思考是義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最核心的思想內容和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補充。意識形態是一個競爭的領域，文化領導權的取得不是「專政」而是「讚同」的結果。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取消思想自由，導致意識形態真空化，實際上從根本上放棄了文化領導權，因此，其失敗是必然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方麵是因為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尤其是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另一方麵更主要的是由於其內在的根本缺陷。米塞斯把俄羅斯看作是歐洲自由主義的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之地。俄羅斯格瓦拉的傳記作者尤裡·加夫利科夫把蘇聯領導人比作汪達爾人。蘇聯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運動黑暗的曆史時刻，是社會主義的悲劇。

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反思必須回到俄國十月革命前後盧森堡和列寧有關民主的分歧和論戰。盧森堡一方麵充分肯定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然而，另一方麵又預見了俄國革命的悲劇。列寧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對立起來，十月革命後解散了立憲議會，廢除了普選製，取消了出版、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而在盧森堡看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製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隻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3]盧森堡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看法與卡夫卡對革命的有名的預言頗有相同之處。今天某些左派將自由和民主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死敵的希特勒看得最為清楚：「西方今日的民主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馬克思主義而無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4]希特勒這位稱得上是為了反共產主義而降生的墮天使的觀點從反麵證明了民主與馬克思主義的密切關係。蘇聯背棄了自由和民主，走上了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道路，也因此從根本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左派極力咒駡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叛變」，可是，他們卻從未對將「叛徒」推上領袖位置並且僅憑領袖一個人就可以推翻一種政治製度的極權體製本身有過任何反思。

對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缺乏曆史的認識，以及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傾向是新左派的致命缺陷。伯林說：「試圖貫徹這種單一的體係，不管它是多麽有價值、多麽崇高、得到多麽廣泛的相信，最終總會導致迫害和剝奪自由。專製‘顯然是整齊劃一的，隻靠激情就能建立它，而任何人都能產生激情’。隻有處在‘不安’的狀態、不穩定的平衡中的社會，才是真正自由的社會；它的成員可以自由追求——和選擇——各種各樣的目的或目標。」[5]自由主義是人類思想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成果和遺產。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沒有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簡單地對立起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一種文明，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是蘇聯一國社會主義和史達林體製建立的結果，史達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的兩種極端典型的思想代表。與此同時，鼓吹實質民主，貶低形式民主，抬高實質正義，輕視程式正義，也是左派思想悲劇的重要根源。程式正義是為了護佑實質正義，實質正義依賴程式正義而存在。連程式正義都不存在的地方，實質正義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文革的曆史教訓說明了，踐踏程式正義，必然導致實質正義的毀滅。左派反對民主憲政，他們既反對民主，也反對憲政，卻不懂得民主與憲政之間的張力與相互製約的關係。憲政是為了製衡或者說平衡民主，用史蒂芬·霍姆斯的話來說，「憲政實質上是反民主的。」[6]

（三）私有化的爭論

改革開放以來，芝加哥學派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產生了支配性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受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改革思潮影響的主流經濟學家對國有企業充滿了敵意，提出著名的「吐痰論」。新自由主義的牧師們苦口婆心地啟發國企領導人：要搶到國有企業這個飯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往飯碗裡吐痰。也就是，先使國企虧損，然後再將其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牧師們可謂循循善誘。國企私有化導致了嚴重的腐敗和社會的急劇分化。在溷合所有製改革提出以後，2014年4月8日，搜狐財經獨家採訪參加博鼇亞洲論壇的主流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張表示：「溷合所有製，我認為短期來講作為一種過渡性措施是可以的，怎麽國有企業逐步民營化，變成私有企業。但是不可以成為一個長期穩定製度，如果溷合所有製變成長期穩定製度，它一定是嚴重的腐敗。」[7]張維迎將溷合所有製改革明確闡釋為私有化改革。外媒對中國正在推行的新的溷合所有製改革大量報導，將溷合所有製改革稱作中國的第二次私有化浪潮。

蘇聯在葉利欽主導下解體了，葉利欽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藥方，對俄羅斯進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改造。1991年，葉利欽提出了一係列「休克療法」措施，他要求放開價格，把工廠和土地私有化。按照葉利欽當時的說法：「向市場價格作一次轉變，是一項嚴峻的、強製性的、必要的措施。」結果使俄羅斯政治和經濟崩潰。當人們用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質疑俄羅斯的改革的時候，中國的自由派認為，這隻是俄羅斯改革的「陣痛」，並且認為俄羅斯改革的失敗是「休克療法」不夠徹底，留給我們的話是，看誰笑到最後，也就是說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勝負成敗還未有定，還需要時間來檢驗。2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結果是，俄羅斯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去工業化」，成為了一個完全依賴資源出口的三流國家，美國公開蔑視和汙辱這個前超級大國，稱其不配作為美國的對手，而這個國家在蘇聯時期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被極少數寡頭攫取和壟斷。

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主流經濟學家將公有製視為萬惡之源，而左派則相反將私有製稱為萬惡之源，都將所有製意識形態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他們在回答當時「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問題時，指出：「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利，它隻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利。」[8]馬克思沒有簡單地將所有製意識形態化，而是以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作為評價標準。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9]新自由主義將私有化意識形態化，將私有化作為改革的唯一目標，因此敵視和詆毀國有企業，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新自由主義一樣，左派也將所有製意識形態化，對私有製缺乏曆史的認識，單純從意識形態出發維護公有製，同樣不是將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評價標準。與簡單地反對私有化、全球化和市場化不同，杜建國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全球化和市場化過程中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是市場競爭和全球競爭的獲勝者，駁斥了自由派以壟斷低效為藉口瓜分國企的論調。杜建國還指出，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新左派，對中國的經濟變化和形勢缺乏認識，低估了中國企業（包括國企和私企）的國際競爭力。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沒有認清楚自由派「危機倒逼改革」的戰略。[10]所謂「危機倒逼改革」的策略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個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吐痰論」的翻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所謂「吐痰論」，就是通過製造虧損，然後將國有企業幾乎零成本地私有化。而「危機倒逼改革」就是通過製造社會危機來推進資本主義的政治變革。對私有製，比起馬克思來，毛澤東有操之過急的情緒。然而，把文革後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和恢複已有了幾千年曆史的落後的傳統小農經濟表述為改革和一種思想的探險，也明顯地是一種曆史的誤會與政治的遊戲。我們應該反對把任何一種所有製簡單地意識形態化，而是應該創造一個規範的市場，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讓公有製和私有製各自顯示出自己的優勢。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的話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認為現在最迫切的問題不是給錢，而是企業要協助政府，共同營造一個規範的經營環境。總理，我們不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隻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11]

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不過是自由主義的偏鋒。盧卡斯在《個人主義》一書中指摘哈耶克對自由的定義「極端狹隘和偏執」，「避而不談資本主義侵犯自由的價值觀的罪行」。[12]新自由主義既有嚴重的思想缺陷，也有重要的價值。新左派對於哈耶克關於私有財產與自由的思考缺乏起碼的同情和嚴肅的思考。以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有關私有財產權的思考，對人類文明是一個巨大的推動，是一項重要的思想遺產。經曆過死無葬身之地的蘇聯的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曆史，哈耶克有關私有財產權和自由的關係的思考無疑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和寶貴的價值，不失為克服極權主義的一種思路。因為如果我們隻是簡單地、片麵地維護所謂的「公有製」，那麽我們就無法避免法西斯主義的命運。

（四）階級鬥爭的論戰

2014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紅旗文稿》上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提到國家的階級屬性和階級鬥爭問題，引起了左右派的激烈爭論。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的奠基性著作《共產黨宣言》中首次用十分簡潔和高度概括的語言勾勒了人類曆史的大綱：「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13]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寫道：「《宣言》中始終貫徹的基本思想，即：每一曆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精神的曆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製解體以來）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曆史。」[14]不論是讚同馬克思主義還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在將階級鬥爭看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例如著名的反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米塞斯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首次把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視為他的理論最重要的支柱」。[15]不過，正如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發明一樣，階級鬥爭也隻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和曆史事實的描述，而不是馬克思的思想創造和發明。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就發現了階級鬥爭這一曆史現象。比如，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就這樣寫道：「回想起來，使用國家機器來改變收入分配這一政治方法並無神秘之處。在卡爾·馬克思誕生以前，我們國家的創建者——特別是那些聯邦主義者，如約翰·亞當斯、詹姆斯·麥迪森以及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就有過有關階級鬥爭的著述。」[16]桑巴特認為，馬克思認為各個時代都存在著階級鬥爭的觀點是錯誤的，隻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意義才變得如此突出，經濟利益重新組織和構造了社會，產生了明顯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現象：「在我們的時代，經濟利益特別重要的標誌再沒有明顯過這個事實：一切政黨都日益進於經濟政黨，最後更進而為階級鬥爭的階級互相對立。……隻有在經濟時代，經濟利害對於人群的分組才特別重要；隻有在這個時代人們才超越一切其他利害關係：如宗教的，政治的，血族的等等，而結成階級，即是對於經濟生活的基本構狀有利害關係的組合。階級與階級鬥爭是經濟時代的真正嬰兒。」[17]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刊登韓鋼《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攻擊王偉光。韓鋼的文章頗有代表性。在中國惡劣的論爭環境中，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使用長期以來濫用的導人入罪的政治意識形態殺手鐧，根本無視對方的文字，更無意正視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烏有之鄉網刊2014年10月1日刊登賀濟中文章《否定階級鬥爭就是對共產黨的背叛——評韓鋼的<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則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賀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階級鬥爭的論述指出：「王偉光的文章稱：‘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曆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王偉光院長的文章中壓根兒沒提‘以階級鬥爭為綱’，隻提了階級鬥爭就觸動了韓鋼的神經，韓鋼的文章便給王偉光戴上一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帽子，其目的是為了‘否定階級鬥爭’。因此韓鋼的文章涉嫌‘違憲’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最後總結說：「否定階級鬥爭就是對共產黨的背叛。」[18]

經曆過文革的中國人對「階級鬥爭」異常敏感。文革的「階級鬥爭」不僅具有濃厚的封建血統論色彩，而且成為暴政的工具。一部分人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實行法西斯主義，一部分人淪為「階級敵人」，被剝奪了最基本的人身權利。[19]「階級鬥爭」成為了政治的子夜和人性的浩劫。人們往往將蘇聯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聯繫起來；然而，事實上，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和階級鬥爭理論沒有任何關係。史達林的肅反和秘密審判及其恐怖統治恰恰是在1936年蘇聯公佈新憲法和史達林宣佈蘇聯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和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以後，那些被肅反的對象也不是作為「階級敵人」而是作為「國家的叛徒」被處決。赫魯雪夫上台以後，蘇聯更是徹底拋棄了階級鬥爭理論，宣佈蘇聯是「全民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全民黨」，但卻並沒有改變蘇聯極權主義政治的性質。

（五）「小康」目標與「大同」理想

鄧小平在對文革的否定與反思中提出了「小康」理論。「小康」這一概念來自於儒家的重要典籍《禮記》：「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謂小康。 」然而，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裡，「大同」才是政治理想的最高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20]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將社會主義置於中國的傳統思想脈絡尤其是「公」/「私」觀念史中加以考察。社會主義不僅是西方20世紀思想的主流，而且也是從康有為、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現代思想的主流。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21]再到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都體現了這種社會主義理想，同時社會主義也是儒家的核心經典《禮記》所代表的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境界。

結語

1988年12月，在「蘇東崩」前夕，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和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在與伊朗拉明·賈漢貝格魯的談話中說：「在西方，近兩個世紀以來顯然存在著可稱之為左派思想這種運動，我看這種左派思想運動現在是第一次遭到了潰敗。……我看有些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經崩潰了。整個世界在向右轉。我真不希望這樣。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22]當拉明·賈漢貝格魯認為不僅共產主義政權已經失敗了，而且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也崩潰了的時候，伯林斷然否定了這種說法：「不對。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那裡，你可能找到屬於人類思想的共同財富的東西。」[23]當中國的一些自稱是左派的人士激憤地否定「普世價值」的時候，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曾經是一種強大的「普世價值」，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也同樣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普世價值」。實際上，每一種人類思想都希望上升為「普世價值」，或者說，真正偉大的思想都是在「普世價值」的地平線上思考的。有些左派人士把自己的使命歸結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麽，用什麽來反對呢？用封建專製主義，還是用法西斯主義？也許有人會告訴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然而，在中國封建專製主義和文字獄的環境中，根本就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隻有在歐洲19世紀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環境中，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也隻有在資本主義文明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思想對峙和衝突中，由於全球政治氣候的影響，新自由主義處於進攻的位置，新左派明顯處於守勢，反對憲政和普世價值都反映了新左派缺乏思想、理論的自信。初期的新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底層利益；然而，相對於自由主義漫長的思想傳統和豐富的思想資源，新左派的理論積蓄不厚。左派近年來的「民族危亡」論與自由派的「中國崩潰」論相映成趣，他們同樣都對中國的現實缺乏正確的理解和深刻的認識。而左派的民族主義喧囂，越來越遮蔽了勞動人民的利益訴求，使得新左派越來越成為一個脫離中國現實和底層的派別。左派過分迷信權力和關注權力鬥爭，對思想和群眾均採取虛無主義態度，具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和上層路線傾向。中國有一句俗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極為荒謬和可悲的是，某些左派人士並沒有處在思想員警的崗位上，卻以思想員警自命，不是將思想鬥爭而是將取消思想作為自己的光輝使命。新左派存在的最重要的根據和功能是思想，因此，新左派應該以有效的思想和理論，推動中國紮實的思想創造、理論鬥爭和製度的建設與創新。

馬克思赤手空拳，除了思想，一無所有，卻用「主義」改變了世界。無論是居於主流思想地位的凱恩斯，還是處於思想邊緣位置、將凱恩斯視為自己死敵的新自由主義者，都高度重視思想的作用。凱恩斯在其煌煌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寫道：「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隻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幹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這當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理由是，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這方麵，一個人到了25歲或30歲以後，很少再會接受新說，故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於當前時局之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24]米塞斯說：「武力鎮壓與運用思想武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鎮壓往往是自身虛弱和無能的表現，因為他們拿不出比對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最終決定鬥爭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決定鬥爭勝負的唯一武器。」[25]米塞斯認為，和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的法西斯主義用武力來反對社會主義隻能取得暫時的勝利，隻有通過他們從思想上戰勝社會主義，才能取得最後的、真正的勝利。凱恩斯和米塞斯都認為，隻有思想能夠打敗思想。熊彼特把米塞斯稱為唯一從邏輯上否定社會主義的教授。[26]在幾乎整個20世紀，米塞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都處於世界思想界和知識界的邊緣，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時來運轉，成為主流。與此緊密相聯和形成對照的是，蘇聯極權社會主義輝煌崛起和黯然崩潰的曆史過程。

當福山剛剛以一種輕佻的語調宣告「曆史終結了」，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了，人們驚呼：「馬克思又回來了。」尤其是，當新啟蒙主義呼喚的資本主義自由的、黃金鋪地的天堂變成了今天「拚爹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由蒼白無趣的教科書變成了一根抽打資本主義現實的鞭子，而新自由主義機會平等和個人自由等宣稱在「拚爹資本主義」的現實麵前成了一派胡言。「拚爹資本主義」的現實使我們重新回到19世紀自由主義的思考：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私有財產權不是絕對的。美國現代最著名的哲學家杜威的思考就是對中國「純真」的新自由主義和「拚爹資本主義」的有力回應：「關於財產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他最直截了當地陳述說，任何一代不能束縛它的後輩。傑弗遜主張：所有權是由‘社會契約’所產生的，而不代表為政府在道義上所應維護的內在的個人道德上的要求。」「追求幸福的權利，在傑弗遜看來，就是每一個人要求選擇自己的職業並按照自己的選擇和判斷來行動而不受任何別人的專橫的意誌強加限製和束縛——不管這些人是傑弗遜所特別擔心的政府官員，還是那些控製著資本、掌握著就業機會，因而限製著別人，使之不能追求幸福的人。傑弗遜式的權利平等而不偏袒於任何一方的原則，當個人的權利和所有權發生衝突時，他是支持個人權利的優先權的。雖然，他的見解用來反對一切對當時經濟關係的、所進行的惡意攻擊，是十分恰適的，但是如果因而認為傑弗遜的民主觀念禁止採取政治行動去創造平等的經濟條件，使人人的權利平等可以自由選擇、自由行動，這就完全歪曲他的真意了。」[27]

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在日韓合併之前的「大逆事件」中被捕並被處死，日本詩人石川啄木因此寫下了「把地圖上的朝鮮抹黑之後，黑色的秋風也撲麵而來」的有名詩句。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屬於右派。由於曆史條件的不同，也就是，由於它的思考物件和所承擔的曆史任務的不同，民族主義在中國目前往往也被歸入新左派的範圍。近年來，新左派逐步向老左派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退化與蛻變。上海一位文人把民族主義稱為中國的思想「病灶」。確實，民族主義隻不過是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一種創傷和反應。民族主義是空洞的，除了創傷，別無他物。正如伯林所說的：「強烈的民族主義不過是恥辱心理的表現。高度發達的民族不會產生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傷害的反應。[28]即使在中國現代極度的民族危機中，單純的民族主義也沒有任何思想的位置。由於喪失了思想的活力，新左派有墮落為聲嘶力竭的民族主義的趨勢。如果新左派把中國崛起僅僅理解為中國和美國的霸權之爭，而不是創造一種新的文明，那麽就會重蹈上個世紀40年代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在太平洋戰爭中墮落和覆滅的命運——我決不是要否認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這一可能性，而是說，如果不能克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原理，我們對於人類文明就沒有真正的貢獻。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範景剛《毛澤東主義必將照亮人類未來——範景剛與英國倫敦大學曆史係藍詩玲教授的訪談提綱》，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341.html。
[2] 郭鬆民《今天我們怎樣紀念毛澤東？——談談「新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郭鬆民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d54a350101e7cf.html。
[3]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盧森堡文選》下卷，第5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希特勒《我的奮鬥》第42頁，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
[5] 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188頁，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6] 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約束與民主的悖論》，埃爾斯特、斯萊格斯塔德《憲政與民主——理性與社會變遷研究》第224頁，潘勤、謝鵬程譯，朱蘇力校，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7]《張維迎：國企溷合所有製長期一定嚴重腐敗》，搜狐財經http://business.sohu.com/20140408/n397918719.shtml。
[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5、2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 杜建國《「瓜分國企」的輿論是怎樣形成的》，《天下》2012年第3期；杜建國《中國經濟的自殘》，《杜建國的博克》2014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ce83a0102v3nn.html。
[11] 《董明珠：我們不要國家產業政策扶持 隻要公平競爭》，鳳凰科技網2014年7月16日 http://tech.ifeng.com/it/detail_2014_07/16/37361073_0.shtml。
[12] 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第140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
[14]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2頁。
[15]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181頁。
[16]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61頁。
[17] 桑巴特《德意誌社會主義》第26頁，楊樹人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18] 賀濟中《否定階級鬥爭就是對共產黨的背叛——評韓鋼的<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烏有之鄉網刊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559.html。
[19] 希特勒的這一段話值得我們深味：「工會製度的主要目的，是不為各階級間的鬥爭，可是馬克思主義硬要把它拿來當鬥爭的工具。」「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階級，不過，從政治方麵看來，有絕對的權利和義務的公民，同時也有絕對無政治權利的庶民。」見希特勒《我的奮鬥》第321頁，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我們一方麵要警惕希特勒從國家主義出發，否定階級鬥爭，使工人屈從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麵，我們要牢記文革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將社會區分為「有絕對的權利的和義務的公民」和「絕對無權利的庶民」的法西斯統治的深刻教訓。
[20] 朱彬《禮記訓纂》第331-333頁，饒欽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21] 孫中山1924年所題、後來成為國民黨黨歌的黃埔軍校校訓中有：「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見孫中山《陸軍軍官學校訓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22] 見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第117、119頁，楊禎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23] 見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第120頁，楊禎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24]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330頁，徐毓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25]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89頁。
[26] 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第265頁，吳良鍵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27] 杜威《自由與文化》第137-138頁，傅統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28] 見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第95頁，楊禎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