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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中國的興起

(2015-04-18 06:14:00) 下一個

朱雲漢：台灣知名政治學者、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長

覺得朱屬於國民黨元老派，對中國模式讚譽有嘉，說話水平也較高，估計台獨的攻擊對象。

下麵是他的幾篇文章。
2015.03.18童清峰：專訪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顛覆舊思維剖析全球新秩序
2014.10.19邁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
2015.04.10台灣如何跨越亞投行這道坎
2013.01.21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視頻）

2015.03.18
童清峰：專訪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顛覆舊思維剖析全球新秩序

朱雲漢新作《高思在雲》引發激蕩，他大膽指出西方已不再主導世界，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正迅猛興起。麵對大格局的變化，台灣如何自處非常重要；他特別提出，不能顛覆一個中國原則，否則兩岸關係會生變、動蕩不安。

台灣知名政治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最近出版新作《高思在雲》（天下文化出版），以其深厚的學養及豐富的人文關懷，以獨特的「大曆史觀」概念，指出身處「巨變時代」，過去所熟知的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沒落，一去不返，深入剖析在這個劇烈變動的年代，唯有跳脫過去習以為常思維，才可能迎接二十一世紀多元格局的挑戰。

朱雲漢在自序中指出，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正在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結構重組，但是大多數台灣民眾對這場曆史大變局仍渾然不覺；多數意見領袖還是緊抱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觀念與思維模式，沒有作好迎接變局的思想準備。這是今日台灣最大的危機所在。

朱雲漢指出，人類社會正麵臨數百年來曆史的分水嶺，站在分水嶺上，可同時看到四重曆史的大反轉。其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係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也可以說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麵崛起，這是一體的兩麵。

非西方世界崛起，是四重曆史趨勢中最根本層次的結構變化，其中又以中國崛起，對舉世政治、經濟、軍事所造成的衝擊、對全球秩序的重組，影響最深，這也是貫穿整本書的精神所在。

朱雲漢用中國「興起」，而不是一般常見的「崛起」，因為他認為中國今天快速經濟發展隻是恢複它在世界經濟體係裏的份額，並非從無到有。

要理解中國興起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有一個客觀比較，才能全麵理解。朱雲漢認為，到今天為止，對於這種理解，很多亞洲周邊國家的社會菁英還處在落後的過程。之所以會出現巨大的認知落差，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國家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曆史知識和認知框架，去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而這樣的認知基礎其實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與偏差，以為那是唯一的角度與視野。

根據朱雲漢的觀察，中國發展模式得力於三個特殊條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體製，第二是充分發揮「大」的優勢，第三是在全球化時代發揮了「後發優勢」。

很多研究中國發展經驗的學者都忽視了特殊政治體製帶來的優勢。七九年之前三十年，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製，這個體製在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其動員、滲透的能力進入到社會最底層。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社會中多數人的意誌力凝聚在最需要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在民族複興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調動全國資源集中使用的正當性。

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與工業資本國有化或集體化。除了農村土地外，這個龐大國家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這成為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朱雲漢指出，社會主義讓城鎮土地全麵國有化，改革開放又讓國有土地重新進入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資本來源與城市建設資源，這正是中國城市得以快速發展的獨門秘訣。

中國市場發揮磁吸效應
其次，中國充分發揮了「大」的優勢，它可以充分發揮「經濟規模」，發揮它的磁吸效應。全世界所有跨國企業無不擠破頭要進入中國卡位，在有「市場」這個談判籌碼情況下，中國政府可以對外資要怎樣進入中國，設定很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比如，美國通用汽車進入中國，就把一個新的研發中心設在上海。

中國模式第三個特點就是「後發優勢」。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讓它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產、產品營銷、金融整合，全球經濟都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過去三十年全球化腳步加速，跨國企業進行全球生產布局，資金跨國移動的限製一一解除。

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化的朱雲漢也為台灣民主把脈，對於台灣民主會走到這般田地，深有所感。他指出，台灣的政體轉型過程比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更為平順，台灣為民主改革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較低，政治秩序從未出現中斷情況，政局震蕩對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衝擊十分有限。

但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改革未能畢其功於一役，社會成本是以「分期付款」與「連本帶利」的方式支付；台灣的新民主體製仍不免拖著威權體製的泥，帶著「準列寧式政黨」的水。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提前開始分享民主改革的果實，因而過早喪失深化民主改革的鬥誌與誘因；民間社會還未完全走出「準列寧式政黨」掌控的陰影，就再度受到惡質化政黨競爭的擠壓與汙染。

台灣扭曲變形的民主導致政治內耗不斷。朱雲漢指出，有三個耗損治理質量的元凶，第一是憲政製度缺陷，第二是藍綠政黨惡鬥，第三是惡質化的媒體競爭。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台灣喜歡唱衰中國大陸，說大陸遲早會分裂，最有名的觀點是前總統李登輝的「中國七塊論」，這種支解中國的論調證明經不起時間考驗，隨著中國崛起，台灣五味雜陳，立場偏綠的媒體不改其誌，依舊選擇性地聚焦大陸的各種問題與落後，表現出另一種的阿Q精神。

數據支持美國霸權衰落
《高思在雲》在學界引發激蕩，朱雲漢大膽指出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並以實證與數據說明美國霸權正衰落。另一方麵，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則迅猛興起，開啟人類文明以來少見的「奇跡」。這對習於以美國觀點看世界的台灣不啻當頭棒喝。

朱雲漢說，這本書也是對台灣的「補課」，希望能引導大家去思考台灣處境的問題，要把台灣未來幾十年可能麵對的大的格局的變化，不管是全球的或東亞的，大致在心理上要有一個思想準備，「然後再看我們該如何自處？怎麽樣趨吉避凶？」但他擔心的是在井底之蛙的環境中，台灣現在社會所累積出來的願望、情緒，在他看來不但不是趨吉避凶，而是「趨凶避吉」。

今年五十九歲的朱雲漢研究專長為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兩岸關係、民主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位台灣極具國際聲望的政治學者於二零零九年當選為美國政治學會理事，為該學會成立一百多年來第一位來自亞洲學術單位的理事，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成為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學門的第二位院士（另外一位是朱的老師胡佛院士）。

朱雲漢經常提醒台灣大學生，麵對一個曆史巨變的時代，要有膽識回答幾個根本性的大問題：我們從哪裏來？處在什麽階段？往哪裏去？為什麽過去信奉的標準與製度難以為繼？

立誌做一個「明白人」的朱雲漢在《高思在雲》一書中，反映了他對這些大問題的初步思考。走過四十多個國家，尤其受邀參加美國知名學術思想研究機構亞斯本研究院(Aspen Institute)，與美國政治菁英、學界領袖、企業巨擘等經常有機會深入對話，使他對全球政經變遷有一種異於常人的穿透性理解。

早在八十年代朱雲漢在美國念書時即發現美利堅走向衰敗，其間美國就由淨債權國淪為淨債務國，之後的伊拉克戰爭猶如戰爭錢坑，耗掉近三兆美元，直逼二戰，加上「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讓美國所扮演的全球霸權角色出現戲劇化轉折，當時朱雲漢即大膽指出這個超級強權的民主化與市場化危機，但學界並不理會他的說法，覺得他算老幾，憑什麽這麽說。

福山不再捧民主與市場
與此同時，朱雲漢的好友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曆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曾大膽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在這種視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識分子即假設全世界將服膺美國的領導，因為美國是打造世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龍頭。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期待幾乎是背道而馳，經過多年沉澱，福山也承認自己預測失準，現在他已經不再高捧民主與市場。也證實了朱雲漢的先見之言，福山的說法反成了他新書的「腳注」。

二零一四年太陽花學運，社會多數站在學生這一邊，朱雲漢在《天下》雜誌發表「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一文，聲討學生占領立法院的行為，呼籲民眾正視國會遭到踐踏的本質，並質疑抗爭學生的人數和手段嚴重背離比例原則，展現身為知識分子直言不諱的特質，被認為是代表沉默民眾的怒吼。以下是朱雲漢接受亞洲周刊訪問的內容紀要：

你的大作《高思在雲》的主軸，感覺是在強調中國興起，包括你提到當前曆史麵臨的四大反轉，也多少都有中國崛起的影子？

我們現在身處在數百年不遇的大的曆史變局裏麵，在這個變局裏麵，我也梳理出四個主軸，但這裏麵有一個驅動的力量，會觸發改變，衝撞原來我們熟悉的曆史架構跟秩序，那就是中國興起，這是最突出的。不過我也強調中國興起要把它擺在非西方世界全麵興起的一個脈絡裏麵，當然在這裏麵它最突出，但它並不是唯一的，未來我們將會看到整個非西方世界在曆史舞台上會扮演非常非常關鍵的角色，不管政治、經濟、文化，每個領域都一樣，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清楚，從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就已經呼之欲出，要不然也不會有G20（二十大工業國）？為什麽G7七大工業國要去分享過去它們獨占的主導全球事務的地位，現在它必須跟這些國家協調，甚至要它們分擔很多責任，而且這個過程還在持續，隻會加速。

美國想方設法要遏止中國興起，為何最後還是遏止不住？

這個問題很有趣，美國今天自己也在辯論說，我們為什麽沒有更早下定決心去遏止中國？坦白說，當中國擁有核武的那一天，美國就沒有絕對抑製它的實力，再加上它的改革是漸進的，它也是融入國際經濟體係對外開放方式，並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一個獨立王國，或者維持一種對你非常仇視的心態，這都不是，它以一種參與你們國際的經濟交換關係，不管是貿易、投資或技術移轉，而且我提供你們好的獲利的機會的可能性。

其實從中國重新加入世界經濟體係，美國也是巨大受益者。美國有一段時間非常誌得意滿，認為進入新經濟，等於說終於找到又能維持中度經濟增長，讓生產力不斷提升，物價又能控製在很穩定階段等，其實這都跟中國興起帶給它的好處有關，因為中國向它提供大量廉價的消費品，這對中等收入跟中低收入的生活水平維持非常重要，他們還能夠在實質所得沒有增加情況下，還能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你是說美國也是中國興起的受益者？

中國參與世界貿易體係是在美國製定的遊戲規則底下參與的，所以你很難把它排斥出去，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它又沒有跟美國有直接正麵的軍事或戰略衝突，尤其越戰以後，雙方就沒有矛盾，所以美國就不可能竭盡所能去封鎖它，甚至在尼克鬆（尼克遜）訪問大陸後，有一段時間美國還依靠它來牽製蘇聯。當它也願意參加世界經濟體係，然後在這個交換關係裏麵，美國又占了很多便宜，所以過去美國五百大企業都是讚成跟中國大陸建設性交往的，因為它們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利益越來越大，而且這是一個獲利極高的市場，美國通用汽車二零零九年幾乎要倒閉了，它最大獲利來源是哪裏？就是上海，它跟上汽合作，否則它哪有能力跟德國、日本競爭？因為它產品不是最好的。

另外，美國很多企業受惠於中國參與美國所主導的開放的世界經濟體係，美國企業也透過外包才能維持高度利潤，你看美國那麽賺錢的公司哪一個不依賴中國大陸的生產基地，或至少亞洲整個生產基地（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後可能還有孟加拉國）。所以說中國變世界的工廠，對美國的全球供應鏈來講，給它極大的能量，今天iPhone如果沒有鴻海，怎麽可能這麽成功？全世界有哪一個代工的公司說，你把設計圖給我，我在六個月以後就給你交貨六千萬支，而且質量都一樣？沒有，全世界找不到！

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還不隻如此，中國大陸不隻擁有核子武器，有最後嚇阻作用，保證相互毀滅，它還有經濟上可以相互毀滅，假如有一天中美交戰，美國可能要沒收中國大陸資產，中國大陸在這之前一定會把它所有資產移開，包括股市、債市，免得被你凍結，這引起的經濟風暴是沒有人可以承受的，因為雙方關係已經犬牙交錯、難分難舍了。

中國崛起這麽快速，在你看，它未來麵臨各式各樣挑戰，但你書中沒說清楚的是有哪些難題不容易跨越的？

當然我可以列舉它當前麵臨的很多問題，例如貧富差距、貪腐等，但我認為最嚴峻的是生態問題，中國先天就處在生態環境、地質環境，相對都是在比較脆弱條件底下，因為過度開發，快速工業化所累積的問題很快就達到嚴峻的程度，現在不但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還願意付出代價解決它。舉例來講，不僅僅是大家經常抱怨的空氣汙染、水汙染問題，還有嚴重的農地汙染與表土流失，特別是土壤本身逐漸被重金屬汙染等這些問題都很嚴重，土壤一旦使用化肥過量，重金屬遺留物過多，將長期存在那個地方。此外，全球暖化以後，它的政權最大挑戰可能是要隨時應對大型的自然災害，它能不能有效響應它是一大考驗，有些是沒有辦法預防的，或者能預防的有限。

香港為了特首普選問題，跟北京關係緊張，你怎麽看香港未來發展？

香港得天獨厚，繼承了英國原來的東西，又變成中國一個封閉體係選擇性地對外交換關係，透過香港，當然它有一些不錯條件：人民素質不錯、法治上軌道、可以提供跨國公司不錯的運作平台，它也走一個開放港口、高度自由化的路線，這些都OK。但我們要問說，這種得天獨厚地位可能長期擁有嗎？不可能！現在隻不過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開放，比如它的資本帳還是管製的，它還有一點點空間，比如做人民幣境外交易中心。相對於深圳與上海，香港很多優勢都在流失，例如轉運功能，現在隻會停滯或往下走，因為那麽多大陸沿海深水港，它的轉運機能或效能都可以慢慢迎頭趕上。香港一定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創造自己的新利基，改變過去的過度倚賴房地產與金融的畸形發展模式。

習近平在兩會重申九二共識，有人批評了無新意，你怎麽看？

當有人講沒有新意的時候，就是典型的台灣媒體思維，好像政治人物每天要換一個口號一樣，對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是這樣，一中原則這是根本性、前提性的問題，它怎麽可能經常性改變提法呢？如果對岸把九二共識看成是兩岸和平共處、深度往來的政治互信基礎，如果你在大原則上接受兩岸都是中國一部分，在這個原則之下，大陸才可能以今天的深度跟廣度以及製度化機製跟台灣交往，如果不是的話，大陸對台灣就完全是另外一種對待了，也就是今天所有交流合作以及讓利，台灣都不能視為理所當然。我覺得習這樣講，也是丟一個球給台灣選民去思考，他等於告訴你說，九二共識這個名字並不重要，重要是它的核心內涵，你也不能隻提名字，但內涵被掏空；更不能換一種說法，但回避「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那沒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當然大陸不會主動說，但台灣可以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有自己的解釋，它默許你有各自表述的空間。

就是馬政府自己講的一中各表？

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你這個各自表述，不能顛覆一個中國原則，不能表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所以民進黨如果有一天上台說，我不要九二共識，我重新跟你確認共識，在二零一六跟你確認後改稱「一六共識」可不可以？我認為它也會說可以，重要是要有核心內涵。如果你不能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核心內涵，坦白說，你就要麵臨兩岸關係會生變，也就是習說的「重回動蕩不安的老路」，就這麽簡單，他現在把話講得比較明白，民進黨與台灣選民無法有太多一廂情願的想象，認為民進黨上台北京給的彈性會比較大，可以繞過一個中國問題。

你認為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係可能會怎樣發展？

這一年是關鍵期，大家都在問蔡英文。但我是比較擔憂，因為國民黨太弱，以前民進黨會覺得我離那個多數隻差百分之五，我怎麽爭取那百分之五？也許在兩岸上要讓大家更放心，我就可以變多數，但現在民進黨會覺得我什麽都不用調整，我就可以變多數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就沒有這種壓力，何況民進黨現在年輕的世代，尤其是像太陽花學運代表的這種支持者，在國家認同上，還是滿情緒化的，甚至也可以說更激進，更與國際現實脫節，這些人還在後麵想在這個問題上往前推，在這個情況下，會讓民進黨未來領導者內部後麵拖的力量更強，拖住她不讓不要往九二共識方向靠近。以前我還認為老一代非常教條化台獨運動者慢慢凋零以後，也許民進黨會轉型，現在可能不是這樣，年輕一代更激進，所以選舉競爭態勢沒有誘因讓它去調整，綠營內部又有很大牽製力量，最後就是蔡英文本人的政治信念，基本上她還是一個比較執著台獨理念的人，在所有民進黨領導人中，她自己主觀上還是屬於比較接近深綠，所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我比較擔心。

馬英九有限的一年多任期中，兩岸關係是否就這樣僵住了？

（歎了口氣）大概就是這樣，不倒退就不錯。貨貿、服貿要通過立法院都不太可能，這樣也好，讓下一屆要選總統的都必須表態，無論蔡英文或朱立倫讚成或反對服貿、貨貿，都必須表明立場，因為下一任總統自己要處理，馬英九不會先幫你把問題處理好再移交給你，你們得表態，不能模糊、也不能模棱兩可。

美國民主體製失靈，台灣學生占領立法院，台灣是否也麵臨類似民主失靈困境？

台灣民主失靈問題，比美國還嚴重，我們的國會根本是政治亂源，媒體也推波助瀾，媒體的專業水平非常低，所以台灣的選民要學習，要經過幾輪的教訓，才能更冷靜點，不會輕易被政治人物的花言巧語鼓動。

亞洲周刊2015年3月22日第29卷 11期

2014.10.19
邁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

【編者按：10月16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校長卡勒親自向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教授朱雲漢先生頒發了“傑出成就獎”。卡勒在主持頒獎時，特別推崇朱雲漢在東亞政治經濟領域的卓越學術地位。朱雲漢教授曾到訪觀察者網並做主題演講，今日刊發此文，以表祝賀！】

一、中國發展道路影響人類的未來
36年以來中國發展模式的突出表現，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國際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治理的話語權。中國發展模式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製之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中國政治模式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能夠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中國經驗在西方代議民主體製的經驗之外，開創了另外一種取得“政治正當性”的可能選擇。

朱雲漢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在美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體製之外，開辟了第三條道路。

二、西方學術界無法回應中國複興帶來的全球性曆史劇變
西方觀察家根據西方的曆史和政治經驗，很難理解一個政治體製雖然不具備“民治”的程序，卻有可能達成“民享”的實質結果。但是，他們確實無法否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36年中所取得的具體成就。中國在舉辦北京奧運會、處理四川地震災難、應付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挑戰時所展現出的統籌能力，也令西方國家政府難以望其項背。最近，有西方觀察家開始承認中國的政治體製也有其優越性。他們認為這種體製有引導社會追求長期目標的優勢，這是陷入短視、民粹與分裂的西方民主所欠缺的，但東亞“家長式賢能政治”也必須納入公民參與與問責機製，才能適應21世紀的網絡社會。

中國複興以及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一場石破天驚的曆史巨變。在過去300年的人類曆史中，隻有四個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與中國崛起相比擬：一是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崛起。這四個事件塑造了19與20世紀世界格局，中國興起將帶動21世紀全球秩序重組。

中國複興帶動非西方世界全麵崛起。它讓過去“南北經濟不對等交換關係”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也帶給發展中國家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加速了生產活動重心向非西方世界轉移，加速了全球財富與權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全麵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國家在全球協調與治理體製內的發言權，西方國家獨占人類曆史舞台的時代即將結束。對此，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也持有同樣看法。

中非合作麵臨全新的發展機遇。中國和非洲貿易額2013年達到2000億美元，目前非洲18%的貿易來自中國，是美國的兩倍有餘。在非洲外國直接投資項目中，金磚國家投資比重已從2003年前的19%上升到2013年的25%。過去10年非洲的平均經濟增長達到5.5%。2001—2010年，中國進出口銀行為非洲這個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提供了672億美元的貸款，而同期世界銀行對這些國家提供的貸款為547億美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對30多個非洲國家提供的貸款餘額也達到189億美元，貸款對象包括中小企業。

中非合作在未來將全麵升級。2020年中非貿易規模要達到4000億美元左右，中方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向1000億美元邁進。中非之間將進行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減貧合作、生態環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的合作。中國將積極參與非洲公路、鐵路、電信、電力等建設，實現區域互聯互通。中國企業與非方建立合資航空公司，提供民用支線客機，共同發展非洲區域航空業，還將在非洲設立高速鐵路研發中心。

一位西方學者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指出，當前的轉折是過去500年來人類曆史第三次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次是歐洲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蘇格蘭經濟學家貝哲民提醒西方讀者，中國和中東互相以中文和阿拉伯文溝通，而且相互的交往及依賴愈來愈強，西方則被晾在一邊，西方對此既無參與，也茫然無知，終致無法應對這兩大偉大古文明攜手複興的挑戰。中國和中東這兩個偉大古文明愈來愈重視對方，攜手重新崛起，而西方對此喪失話語權，甚至連可以理解他們對話的人才都缺乏。

三、美國學術界的知識源頭出現了問題，以致戰後主流政治家問道於盲
美國的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在於：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經濟學，淪為應用數學和應用統計學。二是沒有理解科學知識的主要探索對象不僅限於經驗世界，更主要的是經驗世界現象背後的產生機製；三是沒有理解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發掘真實世界的構成本質與基於必然性的因果機製，而不是發現經驗性規律；四是沒有能夠理解社會結構的存在有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性；五是沒有理解社會結構與行動之間具有相互構成關係，社會科學知識有轉化行動的作用。

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謬誤在於，其關注的曆史經驗局部而且片麵。國際關係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近年來對於英語世界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檢討，認為主流理論存在著五種偏差與謬誤，即當下主義、非曆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國家中心主義。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隻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係，而對超過千年以上的回教世界與東亞政治秩序，則處於無知狀態。

比如有學者以1592-1598年中朝兩國抵禦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戰爭為界限，探索曆史上中國權威的文化根源，提出為什麽在這次戰爭之前以及在這次戰爭之後，盡管中國、朝鮮、日本這三個東亞國家擁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但卻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狀態？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以西方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就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因為這涉及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製度，這個製度以藩屬國家正式承認中國文化的優勢為基礎，這樣中國就形成對於周邊國家的一種微弱的權威。中國“微弱的權威”地位維持了東亞地區長時間的和平局麵。

四、西方政治學不自覺地陷入意識形態的窠臼，對於現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國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立場主要有兩個：一是自由主義偏見。認為最好的製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是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自治相結合的製度。二是西方中心論。認為曆史進步與落後的坐標隻有一個，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處於頑抗西方模式的過渡階段，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兩個預設立場，阻礙了他們認識與理解當前的曆史劇變，壓縮了知識活動的曆史關聯性。

其一，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美國的中國研究也難免不誤入歧途。一是永遠在找尋中國體係發生危機的線索，不相信這個體係有可能長期動態穩定。忽視了現存政治體製與時俱進的技能提升與機製調整。這些機製調整包括國家治理能力、調和社會多元利益、精英選拔與培育、內部權力製衡。二是指鹿為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資本主義、私有化、後集權主義、市民社會等，拒絕承認行動主體所奉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架構，拒絕相信“中國模式”有啟示意義。

其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大多數學者在不自覺地維護美國的霸權。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霸權穩定論”、“安全的困境”、“自由製度論”、“民主和平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典則理論”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範，基本上忽視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協調與合作模式、體製。他們隻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非西方國家的行動者，無法理解中國宣稱的“決不稱霸”與“和諧世界”理念。

其三，無視當前國際秩序的明顯缺失。當前，全球秩序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係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係的混合體，這個秩序麵臨重大難題與危機。主要表現在：美國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領土衝突不斷；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持續惡化；全球經濟嚴重失衡，西方國家舉債度日，國際貨幣體係動搖，金融危機不斷湧現；全球化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知識與數位差距不斷擴大，弱勢群體被邊緣化；富豪階層與跨國企業擁有製定社會遊戲規則的最終權力，國家的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對美國例外主義熟視無睹，國內政治拒絕放棄美國在世界上的唯我獨尊地位。比如，美國是唯一沒有批準“海洋法”的國家；是唯一沒有參加“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是唯一可長期維持龐大貿易赤字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將海外用兵或駐軍的費用轉嫁給盟邦或地主國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全麵監聽全球網絡與通訊的國家。而且，美國國會長期杯葛聯合國專門組織的預算；美國國會擱置國際貨幣基金認股權改革方案；反對美國釋放“網絡域名分配與編號公司”的監管權。

五、中國道路對政治學和西方國家世界觀構成挑戰
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對現有的比較政治理論構成知識上的挑戰。政治學者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良好治理”指標，用能夠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斷，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當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製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

基於主權國家原則建構的國際秩序認為，國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強調普遍化原則，普世套用一個標準。但在中國傳統的天下體係世界觀看來，“獨善其身”並不可取，“兼濟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當然；局部與整體是有機的聯係，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休戚與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對於中國傳統天下體係世界觀，主權國家原則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偽善”，它讓強權擺脫了對於弱小者的道德義務，為實際上的支配與宰製提供掩護。中國傳統承認位階差序才能確立位於上者的特殊責任，確立大對小、強對弱的扶持義務。

六、巨變時代倒逼我們調整學術路線
學術界應該多研究“大曆史”與“結構轉型”。應該思考我們正處於什麽樣的曆史發展階段，我們從哪裏來？可能往哪裏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受什麽樣的曆史趨勢主導，又蘊含與累積了怎樣的趨勢轉折與結構轉型動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問題，比如，我們現有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熟悉的概念與理論是提升了我們的視野還是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熟悉的研究議程是否仍具有時代關聯性？

未來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現兩種趨勢。非西方世界全麵崛起後，人類社會將同時麵臨兩重曆史發展情境：一方麵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在這期間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很難避免，許多全球層次的公共治理議題可能出現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麵，我們也可能迎接一個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來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交換模式，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論述領域，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全球經濟秩序，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世界處於社會治理巨大變革前夕。網絡社會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公眾、社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互動方式麵臨根本性變革。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利益攸關方的多方協商與政府政策製定可以機動結合、及時反應，有百年曆史的西方代議民主與政黨政治模式將被迫轉型。

2015.04.10
台灣如何跨越亞投行這道坎
參見：2015.03.19台灣可在韓國加入亞投行後跟進

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即“意向創始成員國”，下同）名單即將在4月15日揭曉，如果台灣未能成為創始會員，也是意料中的事。大陸將亞投行定位為政府間國際組織，接納台灣為創始會員，等於正式承認兩岸關係為政府對政府關係，這已經超出了目前兩岸關係政治定位的框架，恐難成真。

不過，既然馬政府已經高調表達參與意願，北京為了保留接納台北為正式會員的空間，未來在章程設計上很可能將會員資格從主權國家放寬到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經濟體，或世界貿易組織的獨立關稅領域。

今年六月亞投行的章程確立後，北京應該會開始與台北積極商議此事，但有可能將接納台灣的正式決定拖到明年。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馬英九“總統”領導的行政部門雖然對此事非常積極，但他已經無力主導“立法院”，也很難排除民進黨的蓄意杯葛，“立法院”能否順利將認股所需資金納入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還有待觀察。
其次，台灣即將進入“總統”選舉熱季，民粹政治氣焰將日益高漲。在這個節骨眼上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與社運人士與都會用放大鏡來看待入會名稱與地位問題，這會大幅壓縮理性討論加入亞投行對台灣實質效益的空間，因此把這個滾燙議題先冷卻一段時間，反而可避免島內輿論將尊嚴問題無限上綱。

更何況，台灣再次出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頗高，兩岸關係前景不明，習近平已經提出“地動山搖”的警告，北京對台政策實質上已經進入觀望期，將台灣的會籍問題延到一月“總統”大選後再做最後定奪，做這樣的打算也不會讓人意外。

從整體國際形勢變化來看，美國雖然高調重返亞洲，但想要戰略圍堵中國或主導亞洲事務必然是愈來愈力不從心。參與亞投行是台灣社會必需跨越的一道坎，這道坎如果能跨得過，就意謂著台灣總算學會了如何適應二十一世紀亞洲新秩序。順利過了這一關，才有可能叩關其它北京有主導權的國際組織或多邊協定，而這樣的機會未來隻會愈來愈多。擺在眼前的就有預定在2016年正式啟動的“區域全麵經濟夥伴協定”（RCEP），這個協定覆蓋了台灣將近五分之三的出口市場。

台灣參與亞投行可獲得的實質利益非常明顯。第一，作為會員，台灣可以及時獲得亞洲所有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規劃以及相關領域跨國合作計劃的詳細及完整資訊，這些資訊對想要開辟亞洲新興市場商機的台灣企業與金融機構都非常重要。第二，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相關的台灣廠家可以積極參與各國興建大餅的招標，不會遭遇不公平待遇。第三、台灣可以參與亞投行融資項目衍生的周邊項目之跨國融資平台運作，這對我們的金融產業國際化是很重要的機遇。第四，未來可以爭取在台灣發行台幣或人民幣計價的亞投行債券，活絡國內債券市場的籌碼。第五、可以擴大台灣國際金融與國際開發計畫管理人才的培育管道，相關領域的年輕人可以到亞投行取得實習機會，優秀人才可能到亞投行任職，甚至出任高階官員。第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是，參與亞投行可以幫台灣開辟一條切入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捷徑，以免讓台灣成為歐亞大陸經濟板塊加速整合過程中落單的孤島。

如果台灣跨不過這道坎，就意味著台灣未來的道路將愈走愈窄，愈走愈艱辛。而能不能跨得過的關鍵在於台灣社會是否能跳脫鴕鳥心態，能否誠實麵對自己的處境與選項。

參與亞投行與過去台灣爭取國際參與空間的曆史情境的確很不一樣。如果回到二十年前，當時爭取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台灣可以得到美國及其盟邦的奧援，因為這是他們主導的場子。

即使在二十年前，當時中國大陸才剛開始與國際經濟接軌，但凡涉及台灣會籍的名稱、地位與待遇問題，仍必須顧及北京的一個中國底線，最後還是經由兩岸密使溝通加上美國（透過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兩位忠誠盟友）從中斡旋才達成共識。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迅速躍升，美國在聯合國體係內已經失去主導地位，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實質上是北京說了算。無論是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或與新加坡及新西蘭商簽經濟夥伴協議，大陸都有能力在幕後主控。但為了顧及其他當事國的顏麵，以及考量到台灣易受傷害的社會心理狀態，北京選擇隱身幕後，不直接麵對台北，這樣就給台灣留下自說自話的空間。

為了彰顯台灣的主體性，我們“朝野上下”乃煞有介事的發動外交攻勢與國際宣傳，動員歐洲議會或美國國會通過沒有拘束力的聲援決議，或委請自己的邦交小國在國際場合“仗義執言”，或在國際媒體刊登大幅廣告，乃至於承租紐約市公車站海報看板。表麵上轟轟烈烈，但明眼人都知道，這些都是白耗銀兩的虛功，但可以讓台灣保有顏麵，並自我安慰一番。

馬政府決定在亞投行議題上投石問路，終於讓台灣社會再也無法迴避一個過去一直存在，但大家卻假裝沒看見的冷酷現實：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基本上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善意，以及北京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解釋彈性。這次亞投行議題逼著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美國與日本沒有置喙餘地，台北沒有搞花拳繡腿的舞台，北京也無法隱身幕後。如何施，如何受，在在考驗兩岸決策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