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

網上流傳易滌非的，原載於紅旗文稿（紅旗文稿文章列舉），不過找不到。

寫的不錯，可讀一讀。不過文章本身不是什麽新的觀念，估計也不是提倡什麽，但是想說兩句。

與其說講曆史，不如說易滌非暗示了什麽是最關鍵的。新聞、輿論自由就不說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才是當前中國需要的。然而，中國政府一點兒也沒有放鬆的意思也沒有，習近平地位、權力越來越鞏固、集中，卻是越來越壓製思想上的自由，實乃一個大問題（什麽周小平花千芳的）。

依靠一個明君是救不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的。


2014.08.06美國意識形態是如何建立的
作者：易滌非
紅旗文稿

    “世界上隻有兩種強大的力量，即刀槍和思想；從長遠看，刀槍總是被思想戰勝的。”拿破侖的這句話，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人類曆史的一個秘密——單純依靠武力統治、而忽視意識形態的力量，很難實現國家長治久安。與此類似，漢初名臣陸賈曾勸誡漢高祖劉邦：可以馬上打天下，但不可馬上治天下。統治國家不能單靠武力，還必須仰仗思想文化的傳播。

    上世紀20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曾給資本主義製度沉重打擊，但美國資本主義製度並未終結，反而迎來了所謂“美國世紀”。究其根源，除了羅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需求刺激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機製。人們之所以服從權威和秩序，是因為他們在內心深處相信權威和秩序存在某種“合法性”；而成功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是生產和再生產這一“合法性”的重要機製。美國戰後意識形態的建設和傳播機製，與兩份哈欽斯報告密切相關。

    1929年，而立之年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芝加哥大學1892年由洛克菲勒捐建，同早它1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學一樣，效仿德國大學模式，優先發展以自然科學為主導的專業教育，被後世視為美國現代大學的發源地。上任不久的哈欽斯，就對當時美國大學充斥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專業主義和唯市場主義等種種庸俗化取向，展開了全麵批判。1936年，他發表題為《高等教育在美國》的報告，提出發展通識教育才符合現代大學之道——隻有通識教育，才能溝通不同專業、建立共同的文化語言；也隻有通識教育，才能溝通現代與傳統、使文明不致斷裂。經過反複努力，哈欽斯四年製本科生院方案1942年獲得通過，率先開創了以經典閱讀為核心的“通識教育”。這段曆史，中國教育界人士耳熟能詳。

    另一份哈欽斯主持起草的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則為我國新聞界人士所熟知。1942年12月，哈欽斯應其密友《時代》公司老板盧斯邀請，計劃對美國新聞自由的現狀與前景開展調查。一年後，由哈欽斯擔任主席，13位美國政、商、學界名人組成的新聞自由委員會（因而也被稱為“哈欽斯委員會”），聽取了58名新聞界相關人員的證詞，與225名關心新聞界狀況的各界人士進行了訪談，研究了委員會成員及其工作人員準備的176份文件。經過反複修改，新聞自由委員會於1947年發表了《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序言第8頁——下文簡稱《新聞界》）。它後來被視為傳媒“社會責任理論”的奠基作。


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s）

    盡管哈欽斯《高等教育在美國》為中國教育界人士所熟知，《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也為中國新聞業人士所樂道，但對這兩份“哈欽斯報告”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事實，似乎鮮有注意，對其內含的美國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機製，則更似無人問津。其實，兩份哈欽斯報告不僅對美國的高等教育和新聞傳播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為美國戰後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在美國》與通識教育的奠基

    哈欽斯在《高等教育在美國》中強調，大學之道首先在於不同科係、不同專業之間必須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礎。如果現代大學不能提供麵向所有學生的通識教育，大學就喪失了意義——它完全可以為各類專業學院取代。在哈欽斯看來，大學應該作為現代社會的頭腦領著社會走，而不能成為市場的奴隸，被動地跟著走。

    為此，哈欽斯雄心勃勃地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一個以閱讀經典為主、新的四年製本科學院。不過，此舉招致了教授們激烈反對，哈欽斯的建議多次被否決。直到1942年，哈欽斯的四年製本科學院方案才獲得通過，芝加哥大學由此建立了美國最重視通識教育的體製，成為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典範。迄今為止，芝加哥大學不僅是獲取諾貝爾獎的教授最多的大學，而且以不斷誕生各類學派（如芝加哥社會學派、芝加哥經濟學派等）而聞名於世。

    值得一提的是，1934—1954年出任哈佛大學校長的科南，則改進了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本科教育繼承英國模式，強調通識教育和文化傳承；研究生教育則采取德國模式，注重專業研究和創新。科南指出，無論發展多少專業技術，無論數學、物理、生物等科學如何發達，無論掌握多少外國語言，都沒有觸及最基本的問題——什麽是“我們（指美國）的文化模式”，或什麽是“傳統形成的智慧”。顯然，哈欽斯與科南英雄所見略同，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也殊途同歸。

    哈欽斯和科南倡行的通識教育，意在奠定美國的文化基礎，造就實現文化認同的“大熔爐”。所有本科生共享通識教育，從而使大學生畢業後無論躋身哪個領域和專業，都能分享共同的知識和文化背景，建立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橋梁。換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匯，也就是通過集中、統一意識形態傳播，“統一了思想認識”。

    美國曆史短暫，其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民族、貧富和文化差異幾乎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兩次世界大戰及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暴露了西方製度的虛弱和文明的黑暗。如何強化美國社會的文化認同，形成真正基於西方文明的牢固共同體意識，是哈欽斯、科南等精英苦苦探求的大課題，答案之一就是大學普遍推行通識教育。

    以相對簡明的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為例，“當代文明”和“人文經典”是全校本科生的必修課。“當代文明”第一學年講述西方從古代到近代的曆史，屬於史學和人文學科的訓練；第二學年轉向西方現代社會，引入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等學科內容。而在“人文經典”方麵，則從古代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一直讀到近代的牛頓、馬克思。“當代文明”側重西方文明的曆史變革，“人文經典”則重在研讀經典著作的永恒價值。變革與永恒融合為學，“經”與“史”相互滲透；史側重於文明的興衰浮沉，而經則重在汲取“傳統形成的智慧”。

    麵向美國精英的通識教育，是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機製——無論各大學表麵差異有多大，但其通識教育課程均以西方文明經典閱讀為核心，這一原則不可動搖。一代又一代美國精英因此培育出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模式與我國古代“經史”教育頗為類似。中國帝製時期國家尊儒術、士人重道統，國家利用征舉、科舉等方式源源不斷吸取士人進入統治集團，從而有效鞏固了國家意識形態，使秦漢製度（即大一統皇帝官僚—郡縣製國家）綿延2000多年不絕。“經史”教育與通識教育在這方麵的收效，何其相似！

    二、《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引導美國新聞界變革

    當哈欽斯1944年組建的新聞自由委員會開始工作時，新聞界人士視之為恢複新聞界公共形象的機遇。此前十幾年間，美國報界對羅斯福新政采取敵視立場，聯邦政府則起訴多家報刊，並借助最高法院的判決將報刊在許多方麵置於政府管製之下。在報界尋找各種理由阻撓新政改革、聲稱它威脅新聞自由的時候，公眾更傾向於相信，報紙發行人空喊新聞自由，隻是不想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狀況而放棄私利、作出合理調整。著名報人李普曼承認：“如果發行人……既不麵對現實又不加以處理，那麽總有一天，在憤怒的公共輿論的激勵下，憤怒的國會將用一柄斧頭來給新聞界做手術。”（《新聞界》，第86、87頁）

    哈欽斯在報告序言中指出：“新聞自由委員會將本研究限定於大眾傳播機構對人民進行關於公共事務的教育作用這個範疇之內。”在哈欽斯看來，“大眾傳播機構隻是形成美國文化和美國公眾輿論的眾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然而如果通盤考慮，那麽如今恐怕它們就是其中最強大的一種影響力了。”（《新聞界》，序言第8頁）他強調，新聞界的權力伴隨著種種重大義務。

    新聞自由是否處在危險之中？《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開門見山：“我們的答案為：是的。”當時日益引人注目的一個危險是，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集中，新聞界演變成巨大的壟斷商業體；這樣，保護新聞界的自由，就不再自然是保護公民或共同體的言論自由。

    哈欽斯委員會視新聞自由為政治自由的基礎，公民的良知是國家保持活力的源泉，阻礙思想觀點自由流動的障礙應被排除。一種思想觀點即使不被大眾傳播機構的業主或管理者認同，也應該得到機會表達。當然，公眾的表達自由是有條件的：如果要求表達自由的人是一個撒謊者，或是一個可以被收買的文丐，甚至是一個鼓吹仇恨和猜忌的煽動家，那麽，他就沒有資格要求言論自由。

    報告陳述了社會共同體對新聞自由的總要求。第一，在具體情境中，真實、全麵和理性地報道事件。第二，大眾傳播機構應將自己視為公共討論的載體。第三，作為供社會各團體互相傳遞意見與態度的工具，媒體報道的群體形象應是其真實而典型的形象，如黑人和華人的整體形象不應被妖魔化。第四，大眾傳播機構在陳述和闡明社會共同體為之奮鬥的理想中，須承擔起教育責任。第五，媒體應成為將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傳達到每個社會成員的渠道。

    新聞自由委員會呼籲：“新聞界應該自覺承擔起為公眾利益服務的責任。”（《新聞界》，第43頁）加強自律應當成為電影業、廣播業、報業、書刊業以及新聞職業團體的合理選擇。委員會建議大眾媒介積極開展具有高度文學性、藝術性和知識性的傳播活動，開展富有活力的相互批評，杜絕廣告商支配內容的現象。報告認為，一個新聞記者要想成為一個勝任的公共事務觀察家和評論員，就需要接受最廣博和最豐富的教育。非營利機構應當創建傳播領域的高級研究中心，逐年評估新聞界的表現。

    報告強調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新聞自由的保障必須得到實施，政府應鼓勵在傳播業擴大新投資、引進新技術，促進競爭；必要時，政府應自己提供傳播服務。不過，報告“強烈反對政府幹涉新聞界的活動，並且特別讚成新聞界自己清理門戶”。（《新聞界》，第100頁）總之，新聞界和公眾做出的貢獻越多，需要政府采取的行動就越少。

    李普曼將報告視為“一次闡述公理、界定原理、確定領域的努力，著眼於繼續進行嚴肅的新聞批評”。《紐約時報》的評論說：“我們歡迎委員會所做的研究。……自由與責任必須永遠聯係在一起。公眾有權拒絕支持那些忽視所有重要事實的機構。”（《新聞界》，第116頁）《華盛頓郵報》表示，它不會試圖“為美國新聞界的成就作總體性的辯護，或說明《郵報》的特殊美德。現在的當務之急似乎是進行批評性的自我審視”。（《新聞界》，第117頁）

    哈欽斯本人對報告的命運並不滿意——在1955年出席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大會時，他抨擊新聞主編們“履行更大責任的努力”僅僅是公關把戲。不過，後來的研究人員指出，委員會的傾向與理論被新聞業的編輯與研究機構有意無意地分享了。“在報紙總體規劃、在職項目、教科書以及倫理手冊裏，都能夠發現哈欽斯準則的翻版。”（《新聞界》，第135頁）

    三、美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機製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經濟快速發展，但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社會道德淪喪、腐敗和黑幫橫行。如何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文化大熔爐”裏化為一體，始終是美國麵對的重大挑戰。殘酷的世界大戰和席卷世界的大蕭條使西方文明和美國製度黯然失色。羅斯福新政及其遭受的媒體攻擊和司法否決，暴露出統治集團和精英階層的對立。兩份哈欽斯報告相繼出台事出有因。

    美國高等教育製度先後受到英、德大學模式的深刻影響。普法戰爭之後，德國科技和職業教育碩果累累，成為各國效法的榜樣。但是，德式教育發展了科技文明，卻無力阻止國家發動世界大戰以及戰爭中的種種暴行，也迫使美國精英反省德國大學教育的缺陷，並有心重歸英國傳統。與此同時，美國報業資本家們無視行業集中、技術密集導致的壟斷，視報業為私人生意，反對政府幹預，拒絕承擔社會責任。這又使盲從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新聞界日益失去公眾信任。

    高等教育和新聞傳播體製是現代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最重要的機製，二者不僅承擔信息交流、知識傳承的職責，同樣承擔意識形態生產和再生產的重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兩份哈欽斯報告均立意極高、著眼長遠，試圖解決美國社會根本的政治問題，包含從戰略高度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智慧。任何一個社會要想長治久安，都必須依賴社會成員之間（特別是精英集團）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團結；而理解、信任和團結的基礎固然有賴於物質生活狀況，但共同的文化認同則同樣不可或缺。哈欽斯的卓越之處，就在他著眼於社會進步和文化傳承的總要求，探求安定美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機製。

    其次，通識教育的實質是建立麵向精英的西方文明傳承機製。它旨在促使精英階層成為社會文化認同的中堅，幫助他們突破門戶和專業局限，理解古典和當代的變革趨勢，分享普遍的文化和精神基礎。為此，一代又一代大學生向西方文明遺產尋求智慧、深入研讀經典文本，成為既具有廣博的文化教養，又掌握專業技能的人。可見，通識教育正是麵向精英的縱向文化傳承機製，其意識形態功能不言自明。

    第三，大眾傳播機構承擔社會責任——這實質上要求美國大眾傳播機構把美國的長遠利益和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置於優先地位，在此基礎上追求自身的商業利益。對此，盧斯等媒介巨頭心領神會，雖然在維護公眾利益方麵積極性有限，但為美國的長遠利益和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使公眾普遍接受社會共同體的主流目標、價值觀、思想甚至感情，則是盡心盡責。這意味著美國建立起了麵向普通民眾、致力於橫向交流的意識形態傳播機製。

    第四，兩份方案不約而同強調傳統精神的繼承和堅守。通識教育，以經典文獻閱讀為中心，溝通古今、跨越學科。同樣，強調新聞界的社會責任，並不排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的自由主義傳統。而“自由主義是西方居於統治性地位的意識形態——統治性，並不意味著它是清楚且刻意強迫接受的，而是通過更加微妙、因而也更加有效的方式施加影響的”。（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上卷，第7頁，吉林人民出版社）這種對所謂傳統精神和自由主義的堅守，恰恰反映出美國精英階層強化意識形態建設的堅定信念。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兩份方案公布之初都遭遇了強大的質疑和反對聲音。通識教育方案招致了大學教授們的反對，經過長時間反複才得以實施。而《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不僅當時飽受詰難，它鼓吹的“社會責任”至今依然是為資本服務勝於為公眾服務。到現在，美國的通識教育取得了顯著成功，受到各國學者普遍肯定。而真正落實了為公眾服務的新聞媒體則並不多見，美國媒體服務資本集團、追逐企業私利的激情遠大於為公共利益貢獻力量的意願。兩份報告的實踐結果得失互現，但這並不能否認它們的價值。

    在上世紀30—40年代，哈欽斯所公布的大學通識教育和媒體社會責任的這兩份報告，引人深思。這兩份報告及其實施情況，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考察美國意識形態建設和傳播機製的具體樣本，還讓人們有機會審察美國精英階級的國家情懷、政治智慧和改革視野。強有力的國家治理，絕不是光靠發展經濟就能畢其功於一役的。沒有社會治理“合法性”的生產與再生產，社會的穩定和諧是不可想象的。

    更發人深省的是，自2008年以來，起源於美國華爾街而後蔓延至世界各國的經濟危機，既暴露出1%的壟斷資本集團剝奪99%的公眾利益的嚴酷事實，也對美歐日等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造成了巨大破壞，美國甚至發生了“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但是，危機對美國政治體製似乎並未產生顛覆性損害。這一事實表明，鞏固的意識形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經濟危機造成的困難。反言之，經濟建設的成就也不會自然演化為意識形態的優勢，一個國家在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時，斷不可忽視思想文化建設、漠視意識形態領導權。一旦國家意識形態出現問題，必然人心動搖，嚴重者甚至不戰而潰。

    由此言之，推進教育和新聞體製之類改革不能拘泥於就事論事，必須把增強文化認同、弘揚核心價值觀置於同傳承知識、傳播信息同樣重要的地位。從兩份哈欽斯報告及其實施的曆史看，與人們通常的印象相反，美國精英階層在鞏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上，長於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在堅守自身文明傳統、核心價值上從不動搖，堅持不懈地加強意識形態的建設和傳播，因而竟長期之功。這想必是最值得當今中國人注意和警覺之處。

    （作者單位：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集權一身的習近平



給常委定規矩 習近平重構中共高層權力格局

上周五，中國政治再次釋放重大信號，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北京開會，聽取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法、最高檢黨組工作匯報，會議提出：“中央政治局 常委會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是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製度性安排，意義十分重大，對全黨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範意義。”、“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一條根本的政治規矩。” 評論人士認為，這種定調意味著中共高層將重構十八大後形成的權力格局。

本次會議有四大看點引人注意。首先，這次會議打破了近年來政治局常委會舉行會議的模式，要求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等黨組向黨中央匯報工作，而張德 江、李克強、俞正聲則分別是這三大機構的黨組的組長，張高麗則是國務院黨組的副組長。眾所周知，十八大胡錦濤交棒時，中共延續的是集體領導製。在這種體製 下，各大參與機構的關係皆為平等且相互製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多奉行少數服從多數的議事原則，而這次會議卻直接采取“匯報”模式，不管是人大、國務院還是 政協工作，皆要“匯報”給象征黨中央的總書記習近平。很明顯，這種模式比胡時期的“集體領導”要更集中於個人。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意味著在習時代，中共的 集體領導製度是圍繞以習近平為最高權力中心的集體製度。

其次，會議首次提出了“集中統一領導”，並將此視為一條根本的政治規矩，而這條明確的新規定就是新格局的“法條”。自鄧小平撥亂反正以後，民主集中製就被 中共視為根本組織製度和領導製度。中共創新並實踐了民主集中製，這種民主集中製又形成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由多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其集體 領導機製。這種製度的核心在於權力的“製衡”，避免黨內出現諸如斯大林那樣的獨裁者。集中統一製是在民主集中製的基礎上強調集中統一領導，其邏輯正是集中 黨內所有資源，塑造一位最具權威的高端領袖而存在的。可以說，這條政治規矩的明確，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胡溫時代的集體領導製度，而且還在政治上高度認 可了習近平的集權方式。

第三，獨獨缺席該會議的“軍委”也從側麵證明了，這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是習近平對黨內權力格局進行重構的重要會議。自毛澤東起，“槍杆子出政權”就被中共 視為奪取政權、穩住政權的主要力量。習近平執政後，不但多次視察軍隊，還在全國強勢推行的反腐整風運動中，尤其關注軍隊動向。那麽，為何在這次如此重要的 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沒有“軍委”黨組匯報呢？

道理很簡單，身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習近平本身就代表著軍方的一把手。而從本次會議強調“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來看，習近平隻需要將在集體 領導製度下，分散在各個領域的權力收回自己手中即可。相反“軍權”早已握在自己手中，自然也就不需要多此一舉再安排一位“軍委”成員出席。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本次會議上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樣，這種 “五黨組匯報”意味著中共中央有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統一領導！也就是說，此前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黨組書記李克強、黨組副書記張高麗、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黨組書記張德江、俞正聲等，同習近平的關係已經從同僚變成了上下級的關係。

同時，本次會議明確強調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要帶頭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覺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也是在更進一步地說明：中共中央與國務院、人大、政協並不是平等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 關係；中共中央領導人與國務院、人大、政協領導人之間，也是這種關係。那麽，各黨組“要帶頭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就說明李克強、俞正聲、張德江 等這些黨組的負責人，不但要帶頭遵守，還要自覺遵守黨中央負責人習近平的紀律和規矩。

如此看來，所謂的集中統一領導，即是以習近平為權力核心的中共政治領導方式，這無疑是十八大之後的中共政治領導方式的最終模式！其實，自習近平執政以來，“集權”的趨勢早已呈現，而關於這種集權究竟會將中國引向何方也是輿論場一直關注的話題。

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模式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被視為中國模式成功的根本。但是由於巨大的財富積累，中共黨內也出現諸如令 計劃、周永康等的腐敗分子，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形成了龐大的腐敗集團，有時甚至可以威脅到國家政策的正常運行，這在無形中形成了改革阻力。過去十年高層權力 格局的優點在於民主，但缺點就是分散，周、徐、令等人各行其也是最現實的教訓。所以，要改變這種困境，自然也就要求黨內出現一名具有最高權威的領導人。

從當下政治的現實出發，習近平上台之後的集權根源也是這種困境的產物。畢竟，長期的“九龍治水”模式並不是那麽好打破的，北京若想平安地完成這種轉型，必 須從製度出發形成一個固定的、可以規範的模式。不過，集權隻是手段不是目的，越是強勢的集權就越該清楚，伴隨著強大的權力場而來的應該是一場真正利於全中 國的大改革，這背後的責任自然不比那個權力分散的年代輕鬆。



【附錄】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一些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跨代貧窮》
不過這是轉載，標題似乎是新加的。

原文：
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民生視線·正視貧富差距(上)）
本報記者　馮華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表明，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69，低於2013年的0.473，實現“六連降”。全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快於城鎮居民2.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縮小0.06。
據了解，在歐美發達國家中，美國的貧富差距比較顯著。歐洲國家的基尼係數大部分在0.3—0.4之間，美國2007年的基尼係數達0.45，2013年基 尼係數約0.47。在亞洲地區，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的基尼係數較高，在0.5左右。日本、韓國的基尼係數約為0.26。拉美地區，巴西、阿根廷的基尼 係數較高，均大於0.5；非洲基尼係數較高的國家集中在南非，基尼係數約為0.6。

頑石之家對此的評論：
改革四問

【國內被刪的趙楚評論】
趙楚：評《求是》攻擊賀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