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南:粉紅也屬紅—駁《零八政見》

中國大陸的浙江新聞網於12月22日刊登署名“文揚”的《零八政見——兼答＜零八憲章＞》一文，對《零八憲章》及其支持者（以下簡稱“憲章派”）進行批判，該文似是而非，簡單類比，在事實和邏輯上難以立足。依筆者拙見，該文至少存在三大硬傷：

其一，將憲章派等同於“深紅色”的暴力革命者，這是對主張非暴力主義的憲章派的歪曲。《零八憲章》全文毫無暴力革命的主張和倡導，而是蘊涵著非暴力的理念。該文還將憲章派稱作“深陷於共產黨遺留的深紅色政治文化中不能自拔的革命後代”，更是對憲章派扣帽子。憲章派正是由於認識到當權者的共產革命意識形態教育的毒害，並不願讓這種毒害再繼續禍害國民特別是青少年，才起草和支持《零八憲章》。
    
    其二，曆史觀念上，該文將自辛亥革命至毛澤東“文革”的曆史看成必然，還引用康有為的“革命必得專製”論。可見，該文作者的曆史思維仍然是“曆史決定論”和“必然論”，抹煞了每個個體的人的作為，忽視了外部環境等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該文作者自己倒是曆史觀念上的“深紅色”。對“曆史決定論”的批駁，有卡爾•波普爾的《曆史決定論的貧困》等著作，筆者也就不再多言。筆者想強調的是，曆史事實早已反駁了康有為的“革命必得專製”之說。辛亥革命之後，1910－1920年代，中國的專製程度已大大減輕，民營經濟獲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大學和媒體享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甚至司法的獨立性都比較強，而城市居民和鄉村農民都享有實在的土地權利和遷徙權利。當時中國社會的這種多元狀況，就是對康有為觀點的有力反駁。後來，日本的入侵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也改變了中國的曆史進程。
    
    其三，該文作者還將現在的當權者視為康有為思維的“後代傳人”，且不論當權者自己是否真的認同，隻從邏輯和事實上看，該文就犯了嚴重錯誤。
    
    邏輯上，該文已將當權者視為“粉紅色”，而把康有為稱為“深藍色”，兩者之差別大矣；又將兩者歸為一類，邏輯上豈非自相矛盾！
    
    事實上，“粉紅色”也屬“紅色”，不同於包括“淺藍色”和“深藍色”的“藍色”。清末新政畢竟設定了“君主立憲”的目標和時間表，當今的當權者又設定了什麽目標呢？有憲政目標嗎？更遑論時間表了！
    
    這又引出了筆者進一步的思考，即：政權同為威權，卻會相差甚遠。
    
    從政治學上來講，“粉紅色”也屬“紅色”，就是政權仍具有烏托邦色彩，雖然不同於烏托邦型極權，但可歸為烏托邦型威權。而“藍色”的威權則為世俗型威權。
    
    具體而言，專製政權，根據專製程度的大小，可分為極權政權、威權政權等。極權政權，權力對經濟－社會的控製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威權政權，權力對經濟－社會仍進行控製，但程度要輕於極權政權。
    
    威權政權，根據權力對經濟－社會控製的程度，又可做出不同的分類。筆者認為，從意識形態角度，威權政權至少有世俗型（無烏托邦意識形態甚至反烏托邦）、烏托邦型之分。而這兩種威權政權，在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控製上存在根本區別。烏托邦型威權之下，並無多少人還信仰烏托邦，當權者卻以不放棄烏托邦的“最高理想”為幌子謀一己私利，同時在思想上進行著愚民，壓製著個體的創造力，其最突出的體現，除了政治上專權外，還有至少三點：第一，是在經濟領域，堅持所謂“公有製為主體”，牢牢掌控著土地、能源、通訊、金融、傳媒等領域，壓製國內民間資本的進入，甚至“寧與洋人，不與家奴”；第二，在社會領域，限製民間社團的成長；第三，就是在精神領域，進行烏托邦意識形態的灌輸，包括學校裏從小學到博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官方媒體中的宣傳。中國大陸在1978年後屬烏托邦型威權（1989年後更是）。筆者自己所定義的“世俗型威權”（實例包括國民黨1949－1988年在台灣，一些軍政府等），至少在經濟領域和精神領域與“烏托邦型威權”有很大差別，不會依憑烏托邦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灌輸和控製，對經濟的掌控也不強，公民擁有較大的經濟－社會空間，進而通過公民社會來拓展政治空間。簡而言之，就對社會結構演變的影響而言，烏托邦型威權更不利於社會結構向中間層居大的橄欖型演化。
    
    烏托邦型威權政權的極大危害還在於其暗藏的對世道人心的荼毒，它的機會主義助長了市儈習氣和乖戾之氣。這種危害源自烏托邦型威權自身的悖論：理論上堅持不放棄烏托邦最高理想，而現實中則是對私利和小集團利益的熱衷，這實際造成了表裏不一、被迫虛偽甚至虛假盛行。
    
    因此，烏托邦型威權的危害要遠重於世俗型威權。其實，隻要C.C.P.更名為C.S.P.（社會黨），就有望實現從烏托邦型威權向世俗型威權的轉變，這也是漸進式、非暴力主義的一段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