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的省委書記：河南第一書記吳芝圃

吳芝圃，1906年3月16日生於趙村農民家。1924年入讀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參加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領導了豫東農民武裝起義。任中共杞縣縣委書記，開封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長，考城縣委書記，偃城工委書記。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中共豫西特委書記，河南省委組織部長，中共豫東特委書記，豫東遊擊第3支隊司令員，中共豫皖蘇區委書記，新四軍遊擊支隊副司令員。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4師兼淮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書記。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豫皖蘇軍區政治委員、區黨委書記，華中軍區第8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宣傳部部長、副書記，中共開封市委書記，豫皖蘇邊區行政公署主任兼開封市市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長，中共河南省委第2書記、第1書記，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對1959年“信陽事件” 承認有領導責任。大躍進期間，當時河南省委內部出現以建設速度的爭論，在激進的吳芝圃和穩健的潘複生之間，鄧小平代表中央出麵支持激進派在河南的領導權和作為。[1]1967年在廣州逝世。時年61歲。

 

在1979年被平反。中國政府為他定性為“文革受害者”，但是存在大量證據表明，吳對河南省大躍進運動以及其中出現的約300萬人口非正常死亡負有直接責任，例如見徐明寫的《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及其他。吳芝圃任河南書記期間對河南造成重大傷害，負有直接領導責任。教育方麵，將河南大學部分科係拆分外省，對河南教育造成的創傷影響深遠。

 

（一）靠反右傾，打倒潘複生上位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與省長吳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並的人事問題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 “鬧社問題”，吳芝圃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後來潘複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芝圃才放人。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衝 突，進一步擴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1957年春，潘複生主持製訂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 發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會上，吳芝圃發動突然襲擊，嚴厲批評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省委決定停止執行 “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教運動，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潘複生以及堅持實事求是 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玨、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受到吳芝圃的打擊。此後，以吳芝圃為代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作了《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黨內主要危險》發言。點名批評了潘複生。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的發言，同時批評 了潘複生。住院的潘複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結束，黨中央宣布撤銷潘複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省委第一 書記。在北京開會期間。吳芝圃給省委打電話，要求準備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 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吳芝圃在會上發出號召：“不要怕潘複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在吳芝圃 的主持下，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複生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準，撤銷潘複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 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銷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的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

 

（二）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河南

 

在大躍進的狂飆中。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在了河南遂平縣嵖岈山。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市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並大社的經驗成績。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驗。並表揚說：“像遂平縣衛星社已經不是農業合作社，而是共產主義公社。”8月6日，在吳芝圃等人的陪同下， 毛澤東興致勃勃地來到新鄉縣七裏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身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 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社。”8月7日淩晨，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向在專列上的毛澤東匯報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 況。在談到嵖岈山公社試行簡章時，毛澤東的情緒很高，他說：“這是個好東西，給我！”當日，在聽取河南省委的工作匯報後，毛澤東高興地說：“人民公社這個 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8月下旬，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首日，《嵖岈山衛星公社 試行簡章(草案)》與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並發到與會人員手中。8月28日，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9月1日和4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嵖岈山公社簡章。

 

 

（三）河南人民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事實的確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隻有281億 斤，河南省委高估為702億斤。1959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217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億斤。1952-1957年間河南人均產糧257公 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 22，23％，河南則增加了55％。

 

在高征購的壓力下，基層幹部完不了任務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樣挨鬥。農民隻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白堊土充饑，城市群眾也以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原國家計委幹部王泓的回憶文章，真實再現了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民生活的艱難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難不說，生活上也很難過得下去，要能帶領群眾渡過難關，首先得與群眾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舊縣吃過17種不是人吃的東西，包括 樹皮、樹葉、穀物稈、玉米芯、紅薯蔓、觀音土、棉棗、麥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別餓，到老鄉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飯，吃的是玉米芯(剝去玉米當柴燒用的玉米 棒)，吃多了，一兩天也緩不過來，肚子燒得很難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麽也拉不下屎來。這樣不久就浮腫得很嚴重，首先感覺走路很困難了，我就托人買了 輛自行車，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煩了，怎麽也推不上坡，隻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請人幫我推上去。有時我知道有人在辦公室等著我，我坐也坐不住，急 得直想哭。接著反映在眼睛上，晚上辦公，開始還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閉上兩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鍾，才能再看一會兒文 件，這個罪也很急人。這時農民一天三兩八錢糧食，幹部、民工再多占一點，一頓一兩也難保，死人現象就很難製止。我自己身體也難以支持，請大夫來給我看病， 都說吃不飽，缺營養，熱量不夠，就給開半斤或一斤酒(那時買酒必須大夫開條)，叫我必要時喝上一口。至於營養，我兩年隻吃過兩個雞蛋，還是我愛人去廣東出 差拐到葉縣來看我，在路上花高價買了帶給我的。為了吃這兩個雞蛋還犯了難。我雖然在區裏單獨住一個小屋，但雞蛋皮不能叫人看見，就出去到田邊散步，在野外 吃了，蛋殼埋在地裏。”

 

王泓最後因為饑餓生病導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撿回了一條命。公社書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 問題。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總計4萬人，卻餓死4400人。王泓在文 中回憶說: “我到河南葉縣舊縣公社後，聽說我們公社有七八個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飽飯、開始餓死人時，湊到一起談共產主義問題，我便去找她們，結果人已死去一半，隻找到 兩個……至於舊縣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沒搞清楚。但我有兩個底:一是駐村時，在有的小村作過調查，到摸底時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經過我自己 挨村調查，全社死絕戶的占7％。”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反右傾，河南抓得特別緊。吳芝圃先在省裏批評部分領導幹部，然後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於是又開始“反瞞產”，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信陽地區尤為嚴重，造成了嚴重後果。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當時的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陽市、駐馬店市）出現大麵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 的事件。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 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即使如此，糧食征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 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的現象頻頻發生。1959年，饑荒大麵積出現並蔓延，而信陽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製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 吃人的現象。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終對責任者處理則到了1961年 初。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四）河南餓死了多少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死了多少人？這至今仍是一個謎。文革運動中，群眾批判吳芝圃，有說死了300萬。到20世紀末，也有人說河南餓死了500萬。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確切的根據。

 

我們可以用《河南統計年鑒》上提供的人口數據作一粗略的計算。

 

表1-2 河南省曆年人口自然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鑒》2000年，第103頁

 

大饑荒對人口的影響分兩個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饑餓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這兩部分可用下麵兩個公式計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當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當年年底人口）／2

 

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幹擾，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計 算出生率時，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衝銷了 前兩年多報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0.61‰；正常出生率為34.71‰。

 

計算結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別為10.17萬、17.31萬和141.8萬，合計169.28萬。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別為7.63萬、32.99萬、101.54萬和93.62萬，合計235.78萬。由於數據是官方的，這個死亡數字顯然比實際要少。我們可以粗算 一下，信陽至少餓死100萬，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加在一起餓死的人數不會少於200萬。豫東以及其它地、縣也餓死了不少人。吳芝圃在檢查中估計，從 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他沒有說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數，如果加上這兩個時 段的死亡人數，即使按吳芝圃的估計，總的死亡人數也有300萬人。文化大革命中群眾說訶南餓死300萬，實際情況隻會高於此數。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 結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93.9萬人，與以上分析相近。

 

河南餓死了這麽多人，作為省委第一書記中吳芝圃卻沒有受到處分。中共中央對基層幹部和高級幹部采取了雙重標準。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了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這個會的內容是對河南省自1958年以來的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人們稱 之為所謂揭蓋子會。這次會上除了揭露信陽問題以外，還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區的饑荒問題，如豫東問題，密縣問題，長葛縣坡胡問題等。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 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參加了這次會議。開始大家不敢講話，開到後來，大家義憤填膺、聲淚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實麵前，有的發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陽事件中對地、 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定性，說吳芝圃是是階級異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著共產黨人的外衣幹敵人的工作，說省委是壞人篡奪了領導權。要求對吳芝圃進行法辦。在這 種情況下，陶鑄和王任重沒有理睬這些批評，反而引導大家把省委的錯誤定調為“不是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錯誤，而是執行中央路線中犯了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 說，河南省委沒有犯“路線錯誤”，而是在執行中央路線的過程中犯了錯誤。這樣，錯誤的性質就大大減輕了。

 

陶鑄和王任重對省委領導人和地縣級領導人，采取了雙重標準：地縣級領導人是階級異己分子，是反革命複辟，一律法辦；而省委領導人卻連“路線錯誤”也談不上。顯然，這種丟卒保車的辦法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

 

王任重說，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如果他認為中央路線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倒也是實話，但他認為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他列舉：從 1955年潘複生生病，吳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書記期間，在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城市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麵，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1957年反右派鬥 爭中，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同潘複生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中，是執行中央路線的，隻是中間有點缺點，那是枝節問題；1958年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 也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當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錯誤。王任重對河南省委的工作進行曆史回顧以後說：“河南省委的成績和缺點錯誤應占什麽比重呢？應該是三 七開，成績是七分，缺點錯誤是三分。”王任重為省委幹部作了開脫以後說：“信陽地區死人到底誰負主要責任？信陽那麽多人的血債應記在誰的頭上？主要責任在 哪裏？應當說路憲文、馬龍山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禍首。”

 

吳芝圃在檢查中除了說自己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麵犯了左傾冒險錯誤，以致被敵人鑽了空子，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惡果很大，教訓慘痛”以外，也把責任推給了 “階級敵人”。他這種推脫的根據，與毛說的“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一致，毛聽了也會高興。吳芝圃在檢查中說：

 

根據所掌握的情況看，在河南，被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和部分篡奪領導權的縣、社、大隊已經超過了40％。最近排隊的情況是：三類縣（市）43個，占全省 104個縣的41.35％，三類公社256個，占全省1193個公社的44.05％，三類大隊10476個，占全省27739個大隊的37.8％。在這麽 多的地區，篡奪了領導權的階級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犯錯誤和災害造成的困難機會，向農村中的貧下中農進行極端殘酷的階級報複。階級敵人進行報複和破壞的目 的，主要是毀滅人。敵人用種種剝奪人民吃飯的辦法，用種種無休止的強迫人民勞動的辦法，用奴隸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過的最毒辣的刑罰，活活把大批人餓 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擄掠、無所不為，簡直恢複到河南解放前國民黨、地主惡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 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

 

陶鑄將會議意見匯報給周恩來，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對河南省委領導人的處理意見：隻要徹底揭露、堅決改正，可以不給處分，但省委領導主要成員作部分改 組。吳芝圃沒有受任何處分，陶鑄對這個決定解釋說：“吳芝圃和潘複生的情況不同。潘複生是路線錯誤，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錯誤。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的錯 誤不是路線錯誤。幾年來工作上的成績是主要的，隻是在幾個月時間內犯了錯誤，而且中央一揭發，就堅決擁護，堅決改正。”中共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 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第一書記。1962年4月，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 任文教書記。

 

1962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 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 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 不清。”吳芝圃調到中南局主管文教。臨走時帶走了100多箱線裝古書。廣東老幹部金明說，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鑄將書記處書記向毛一一介紹，毛主席見 了吳芝圃說：“啊，你在這兒咧！”吳哭了。還有一次，中南局幾省幹部開會，吳芝圃到河南省幹部的房間一一拱手謝罪，說：“我有罪，我對河南人民有罪！”

 

（五）吳芝圃的檢查:“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1961年2月。黨中央決定調整河南的領導班子，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黨中央調 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黨中央把吳芝圃調離河南，到中南局擔任負責文教的書記處書記。同時，中 共河南省委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為潘、楊、王平反。

 

沉重的教訓使吳芝圃逐漸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他結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錯誤的沉痛教訓，向黨中央、毛澤東和中南局寫檢查，深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 曆史根源，表示要堅決接受教訓，永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1962年1月，吳芝圃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 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 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曾數次心痛 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1966年，毛澤東看了吳芝圃的檢查報告後，指示他不要再作檢查了。

 

1967年10月19日，吳芝圃在廣州去世，享年61歲。

 

(摘自多種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