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的省委書記：江蘇第一書記江渭清

江渭清於1910年11月16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縣秀水鄉餘家洞的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在平江縣東山寺第四高級小學讀書時，由學校訓育主任共產黨員宋潤青介紹，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1日，離校參加平西遊擊隊。

1928年參加平江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十八軍五十四師團政委。1934年沒有參加長征，留下打遊擊。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十六旅政委、蘇浙軍區第一縱隊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華中軍區新六師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政委、第八兵團副政委等職；參加了七戰七捷、孟良崮、渡江戰役。

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戰軍八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參加渡江戰役。解放南京後，任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1952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1954年任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

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1974年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75年任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福州軍區政委。是中共第八、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82年、1987年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0年6月16日在南京逝世。

• 在反右運動中，江渭清消極對待，全省隻劃了13349名右派分子，約占全國右派分子55萬（改正時公布數）總數的2.4%，“省、市、縣三級主要領導幹部，一個右派都沒有打” 。按人口比例計算，江蘇省抓右派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 江渭清在大躍進運動中，大方向是緊跟毛澤東的。在有的時候也會與毛澤東討價還價，是比較有良知的省委第一書記。即使這樣，江渭清治下的江蘇，也餓死了150多萬（災前人口4200萬）。 還發生了寶應事件，奉賢事件。不過，江渭清對這些並不諱言，在他的回憶錄中多有反思。

 
以下內容摘自《江渭清回憶錄》：

（一）狂熱的“大煉鋼鐵”

　　組織和發動“大躍進”，雖然是從農業開始的，但“大躍進”發動以後，“一馬當先”的則是所謂“大煉鋼鐵”。

　　為了在五六年以至兩三年的短暫時間內，實現原定15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奮鬥目標，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會議還通過了《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決定》，明確規定1959年生產鋼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1960年生產鋼5000萬噸左右；1962年鋼產量達到8000萬噸到1億噸。按照這次會議的要求，江蘇同全國一樣，一場從入夏以後就開始的全黨動手，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更加熱火朝天地展開了。

　　我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隻準超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隻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6個省日產生鐵1000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3000噸，河南達到1.8萬噸，而江蘇日產生鐵才910噸多一點。中央決定在9月23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我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9月22日突破口產生鐵3000噸，29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麽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5O00噸是“小衛星”，8000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1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我和省委的其他領導同誌思想上是不讚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記得這年9月ZO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我來到中山陵他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匯報以後，指示我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O0萬噸鐵，問我能不能完成？我說搞不到這麽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我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我這麽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我們省委書記處的幾位同誌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麽意見？”劉順元同誌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誌是班長，班長怎麽說，我讚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你什麽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誌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他老人家就問我：“渭清，你還有什麽意見？”我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麽辦。”

　　我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我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口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衝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9月30日“3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4O0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700萬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10O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我們曾算了一筆帳，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隻有0．5左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隻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4109.6萬元，省裏補助9OOO萬元，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實踐證明，“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確實勞民傷財，得不償失。所謂鋼鐵“一馬當先”，各行各業“萬馬奔騰”，完全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狂熱。經過這樣的折騰，不但沒有實現經濟建設的高速度發展，反而導致以後多年工業生產連續下降。全國如此，江蘇也不例外。據 1961年一份《關於1961～1962年計劃匯報提綱》所載，這一年“全省工業總產值，1～8月完成43億元，為原定年度計劃100億元的43％，比上年同期減少48％。”由此可見，經濟建設所受的損失，是多麽嚴重！

（二）畝產萬斤是假的

檢討“大躍進”、“公社化”高潮中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譬如“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我說，當時到處講高產，以為糧食多得吃不了。實際上許多地方不放開肚皮，糧食還不夠吃！毛主席插話說，“鼓足幹勁生產”是對的，“放開肚皮吃飯”提早了，過二三十年以後再講。

這時，周小舟同誌也站了起來，對毛主席說：我也犯了江渭清同誌所談的同樣錯誤。高指標，浮誇風，還有幹部強迫命令，向下壓任務，瞎指揮。

毛主席聽了我和周小舟同誌講的這些情況，就對劉少奇、陳雲同誌說，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怎麽修訂，恐怕要重新研究，再聽一下大家的意見，然後提交各地同誌討論。劉少奇、陳雲同誌讚成。

[1958年11月武昌會議上] 針對高指標、浮誇風的問題，毛主席還問，湖北“水稻畝產三萬斤”，到底有沒有？我插上去說，有！不過不是畝產。我匯報了江蘇的情況。我和劉順元同誌等省委幾個負責人分頭下去查看，發現搞什麽“並苗”，把十幾畝已經成熟的水稻移到一畝地裏，所謂幾萬斤的“高產衛星”，都是這樣做假造出來的。毛主席聽了說，有錯誤，就像江渭清那樣自己作檢討。錯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頭抬起來，不要“如喪考批”嘛！ 

（三）廬山會議“傳達提綱”

當時，毛澤東同誌指示，大家也有這樣的意見，不管什麽話都可以講。毛澤東同誌說，人生了個嘴巴，有兩個作用，一日吃飯，二日講話，有話就講，有什麽壓力？ 7月14日，也就是原擬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前一天，彭德懷同誌發出了他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16日，毛澤東同誌以《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為題，指示印發到會同誌。原來按地區分組的，這時就不分地區重新編成小組討論，會議進入第二階段。18日，黃克誠同誌上山，19日在小組會上發言。21日，張聞天同誌作了長達一個下午的長篇發言，周小舟同誌也積極響應。他們都讚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並在許多方麵作了進一步發揮。於是，會議展開了大是大非的爭論。23日，毛澤東同誌作重要講話，明確指出，爭論的性質是兩條路線問題，“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毛澤東同誌緊接著又發出了對彭德懷同誌一封信的評論。會議展開了對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同誌在內的“反黨集團”的揭發和批判。8月2日開始，舉行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同誌對會議的任務、開法作了指示。全會進行了十天小組討論和四天大會發言，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對“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進行係統的揭發和批判。最後，議定了會議的公報，作出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中 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四）一個縣餓死幾萬人的寶應事件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