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五月花號的知名度大概僅次於泰坦尼克，然而這艘木帆船所承載的曆史厚重則是後者那龐大的鋼鐵骨架無法比擬的。1620年9月6日從英格蘭普利茅斯出發，11月11日在北美鱈魚角靠岸，66天的航程枯燥乏味，卻誕生了一份令後人回味無窮的文件。“它是人類曆史上首次由全體成員依自己意願，簽署並付諸實踐的民治政體或可稱為自治政治組織的文件。”這份文件所包含的契約精神與平等觀念，成為美國建國的思想基礎，凝煉為美國文明的核心之一，影響深遠。
不少人探討過為什麽英國移民能辦到的事情，與他們前後腳到達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等地的移民們卻沒有做呢？
我閑來無事，忽然想到，假如五月花號從中國啟航，船上的102名乘客全是華人，會發生什麽事情呢？
1620年，萬曆皇帝剛剛葬入定陵，短命的泰昌皇帝上台。距離隆慶皇帝宣布“開關”（1567年），解除了自朱元璋以來反複幾次製定的海禁政策，已經有63年了。這樣，從中國開出一條船前往美洲也是可能的。
五月花號上除了清教徒，還有一些簽約奴，包括普通貧民、破落貴族與逃犯，他們與英國公司或商人簽約舉債，抵達後在四至七年內以勞動償還。在此期間，債主有權買賣契約奴。也就是說，除了占半數以上的清教徒外，其他人的精神境界不會很高。五月花號的靈魂是由清教徒塑造的，然而其他人也一致認同文件提出的原則，不能不讓人驚歎。其中有清教徒的宣傳魅力，也有每個人內心深處珍藏的共同價值觀。
如果是中國的乘客，應該以東南沿海生路斷絕的貧苦農民為主，由於海禁早已開放，他們不必再打著倭寇（所謂倭寇，後來證實，其中許多是中國武裝走私商人和破產農民）的旗號打家劫舍騷擾邊疆了。也許再加上幾個在宮廷爭鬥中失敗的落難官員、企圖搞點外貿發點洋財的商人和在曆史事件中從不缺席的少數屢試不第的失意書生，“乘桴浮於海”。這樣的組合能煥發什麽樣的精神文明呢？
17世紀，歐洲依然被羅馬教皇的權威籠罩著，科學和思想探索仍舊視為“異端”受到摧殘與壓製。1600年，布魯諾被燒死。1616年，宗教裁判所命令伽利略拋棄日心說。1632年，迫害進一步升級，被判罪管製。盡管如此，還是扼殺不住一個新時代的誕生，一個被人稱為前所未有的“天才時代” 的誕生。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哈維、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科學和思想巨星紮堆發出耀眼光芒。15、16世紀文藝複興運動喚醒了被壓抑封閉的人性，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宗教革命進一步衝破了思想牢籠。在宗教改革中，英國形成了遵奉加爾文教的清教派，主張徹底清除國教中天主教的勢力與影響。清教派內部又分為幾支，其中獨立係反對教會隸屬國家，要求各教區的教會完全獨立，信徒自治管理。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正是屬於獨立係，在英國受到英王的迫害，1607----08年間，從英國諾丁漢郡逃往荷蘭，十一、二年後，潛回普利茅斯，搭船前往北美。加爾文教推動了尼德蘭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荷蘭共和國。加爾文教的清教派中的獨立係則製訂了世界上第一份強調公正與平等原則的“民治政體”的文件。限於曆史局限，這份文件沒有“自由”的影子。因為加爾文教反對自由，認為那會產生暴民。另外，所謂公正與平等其實也是各種烏托邦的理論基礎之一，它在曆史上從未真正實現過。對此不能過分誇大解讀。事實上，五月花號的協議對未來“民治政體”隻有模糊的向往，而真正的“民治政體”的形成，還要經過較長時間不斷積累拚湊，逐步完善。即使如此，已經足夠後代行禮致敬了。
中國的土壤上，不是沒有平等的種子。先秦時已經有“四海之內皆兄弟”“兼愛”的觀念，產生了“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的機會均等要求，孟嚐君養的士中，有人會為疑心飯食待遇不一致而憤然輟食離去。農民起義時，不僅提出身份平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且提出財富均等（均貧富）。在歐洲向羅馬教廷權力挑戰的時候，中國也有反叛的知識分子向傳統禮教----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發起衝鋒，直接動搖古賢聖人的地位，調整“去聖歸凡”的理性視角，達到人格的平等：“聖人與凡人一”，“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李贄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七十多歲，病體虛弱，仍被投入監獄，迫其自殺（1602，和布魯諾先後腳為科學和思想作出了犧牲）。不幸的是，李贄的思想在當時隻能發出星星之火的光芒，連一個學派都組織不起來，更別說對普通百姓有何影響了。至於稍早的王守仁，因心學思想艱深，跟一般人的關係距離遙遠。人們對他的關注多半是在赫赫武功或者個人隱私上（至今還有人探究他懼內是否因性功能低下）。
中國的平等思想，在民間結社時，大多摹仿墨家組織，落實為水泊梁山“聚義廳”的形式，眾人歃血盟誓，結拜兄弟，由老大領導，自治管理，在生活待遇上實現平等。假若由結社發展為起義造反，推翻朝廷，再建的還是曆代皇權的翻版，兄弟變成了君臣，從沒有提出過構建“民治政體”的思想（所謂桃花源，其實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所以無論是農民、官員、商人，或書生，最關心的大概會緊緊圍繞著如何在異國他鄉謀生的問題，而不是什麽政體，那對他們來說很顯陌生。
萬曆年間居住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說“這裏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麽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結拜兄弟的方式之所以普遍流行，也是源於對外人的不信任，惟有父子兄弟這種血緣關係才是可靠的。沒有天然的血緣關係，那就人為製造出來。因此，中國人在乘坐五月花號來美的途中，也會為了在陌生的、前途未卜的異鄉互助自保，而結盟立誓，成立哥老會、同鄉會一類組織，以血緣、地緣以及“義氣”作為緊密聯係的手段。而且，很可能一開始就分裂為幾個依血緣、地緣區別的小團體，各有大哥、首領，彼此猜疑戒備。甚至上船伊始就明爭暗鬥，搶艙位，劃等級，謀取掌控權。
一些人可能首先回憶起三寶太監下南洋時乘坐的大寶船，比這艘洋輪大多了，高多了，寬多了，艙麵跑得馬，艙內藏千軍，別提多氣派了，那才是大明的臉麵！有的人看到千裏眼、鍾表、羅盤，嘖嘖連聲，這才是奇珍異寶！另一些人嗤之以鼻，真是井底蛙，沒見過世麵，那不就是陰陽先生看莊基地和墳穴風水的玩藝嗎！哎喲，看看這叮當響的東西，四條腿竟然是四個一絲不掛的小娘們兒，番夷咋一點廉恥都不講！說歸說，過不多久，就覺得還是洋玩藝好了。利瑪竇觀察到“我認為中國人有一種天真的脾氣，一旦發現外國貨質量更好，就喜好外來的東西有甚於自己的東西。看來好像他們的驕傲是出於他們不知道有更好的東西，以及他們認定自己已遠遠優勝於他們四周的野蠻國家這一事實。”這是明朝人的“脾氣”，似乎至今未改。
華人在移民史中，成立過幾個自治政府組織和小王國。最著名、最完備、最長久的是1777年羅芳伯在東南亞婆羅洲坤甸建立的“蘭芳大統製共和國”。
羅芳伯是廣東嘉應客家人，原本打算走科舉道路，但每試必敗，失望透頂，出海到婆羅洲從商。據記載，羅芳伯“好讀書，常懷大誌，量寬洪。”“生性豪邁，任俠好義，喜接納”，“以其見識遠到，勇敢善決，自能折服眾心也。”這些描述不禁讓人想到宋江、吳用一類人。
蘭芳共和國從行會組織-----蘭芳會發展出來，以坤甸為都，定1777年為“蘭芳元年”，稱元首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以類似民選和禪讓的形式傳承，選舉的次數不多，一旦上任，多為終身不變，也有辭職或因事離職的，前後共12位總長，延續107年。國內政治實行民主討論，“國之大事皆眾議而行”。總長府邸大門口，懸掛有中文的“蘭芳大總製”的牌匾，以及代表共和國的黃色長方形旗幟、中間寫著“帥”字代表“大哥”的黃色三角形旗幟和代表副手們的其他各種顏色三角旗幟。這就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看上去是不是和梁山聚義廳很像，同時還帶著滿清的色彩？他和前一年誕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這卻是華人直到18世紀所能達到的最高政治設計。上溯一百多年，1620年，華人能想、能做什麽呢？
自16世紀以來，歐洲進入了人才輩出，科學與思想蓬勃發展的時期，而中國，乃至亞洲卻一片死寂，東方智慧陷入了呆滯狀態。以致現在我無論怎樣大膽想象都不能虛構出有華人在五月花號上製定並簽署了那份著名的協議。一進入冥想，出現的畫麵就是：擺出香案，大哥居中，一字排開。然後一人唱詞：祖宗神靈明鑒，我等追慕桃園，歃血結拜，同心協力，唯大哥馬首是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有異誌，天地不容，五雷轟頂。
也許在幾千年的人類曆史中，從現今中國土地移居美洲的先民一直未斷過，我設想的1620年的來美華人和後來所說的早期華僑一樣，在美洲的生活圈子仍是親屬和同鄉，多是獨身，沒有眷屬，隻想暫棲身，撈一筆，然後衣錦還鄉，落葉歸根，所以不會在意民治政體一類事情。那種桃花源式的夢想能當飯吃嗎？規劃自己的人生，可以反複掂量，細到針頭線腦。但是，若設計未來社會框架，費那勁呢，把自家一畝三分地伺弄好，愛誰誰，隨大流吧。
波濤洶湧的大海加劇了忐忑。
一望無際的大海增添了迷茫。
既然方向難辨，那就聽天由命吧。
老天保佑！
這大概是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的華人最真實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