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丁的簫劍江湖
撚冰簫以弄梅花，凝氣劍而笑江湖
正文
轉貼，原文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445.html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為詩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幾種類型，肯定有人不以為然。你這種分類，有什麽依據，又有什麽標準嘛？難道寫詩的就是詩人，寫文章或者寫小說的就是文人？難道寫詩的就高人一等，寫文章或者寫小說的就低人一頭，還要被罵作“怪胎”？
嗬嗬嗬，不是這個意思。我說的“詩人”，其實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包括在內的。詩人，隻是一個符號，一個代碼，一個便於理解和言說的標簽。士人、學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這樣說，又有問題：都是寫作或創作，文人跟詩人，有什麽區別？
看來，還得把標準先說清楚。
的確，表麵上看，詩人就是寫詩的，學人就是治學的，正如文人就是寫文章的。但這是“社會分工”或“職業身份”，不是“文化類型”。講“文化類型”，得刨根問底，從根上說起。換言之，我們得問個究竟：世界上，為什麽要有學人和詩人？曆史上，又為什麽會“多餘”地冒出來“文人”這個類型？
先說詩人。
眾所周知，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詩人，也都要有詩人。為什麽？就因為人類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現和傳達；而這種表現和傳達，又必須非常獨特，非常個性化。這是一切文學藝術共同的本質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學藝術家，都可以廣義地稱為詩人，歸入“詩人”這一文化類型。
顯然，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傳達，二是藝術表現的個性獨特。人類有共同情感嗎？有。比如愛，比如對幸福的追求，對壓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鬱悶和煩惱，反抗不能的憤怒和悲愴。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傳達嗎？能。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為能夠傳達，才會有訴說和傾聽。
不過，盡管訴說和傾聽的權利屬於每一個人，但一般人的聽和說，傳達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類的共同情感，卻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傳達。這就需要詩人，需要真正的藝術家。真正的詩人和藝術家，總是能說出人們最想說的話，又說得不同凡響。也就是說，他們傳達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現的方式，則是最獨特的。因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鳴；因為最獨特，所以讓人驚歎。這才被尊為詩人，尊為藝術家，被看作民族的靈魂，民族的驕傲，甚至全人類的代言人。
所謂“詩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藝術家），即此之謂。
二 誰是詩人，誰是文人
弄清了什麽是詩人，也就明白了什麽是文人。
什麽樣的是詩人呢？真正的詩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華。這種才華，往往是天賦；他們的情感，則發自內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為文人的“本職工作”，主要是幫腔和幫閑。這就要幫得上，用得著，隨時都能滿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寫“封禪之文”；皇上聲色犬馬，就作“登徒之賦”。嗬嗬，說得難聽一點，文人就像“應召女郎”，必須“召之即來，來之能幹”。情感是否真實，那就講不得了。
這樣一說，分野也就清楚：詩人是“我要寫”，文人是“要我寫”。要我寫，也未必就是皇帝下聖旨，或上麵派任務。也有並無指令號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頭腦裏，都設定了程序。一到某個時刻，某種關頭，則無論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會競相獻藝。如果是節慶和紀念日，就把頌詩寫得花團錦簇；如果是搞階級鬥爭、反和平演變，則把檄文寫得義憤填膺。總之，主動、自覺、搶先、緊跟。至於自己的情感，隨時都可以調整。
如此這般的“習慣性表態”，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盡致、絕後空前。那時，每有“最新指示”發表，或重大事件發生，必有海量的詩文，鋪天蓋地而來。唱紅，就都唱紅；批鄧，就都批鄧；說“形勢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爭先，個個恐後，還得五十六個民族都上。肚子裏攢的那點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場。
老實說，這種事，我也沒少幹。所以，我也曾經是文人。也所以，我對什麽是文人，了如指掌。還所以，我將在後麵的文章裏，進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說“眾口一詞”就一定不對，一定虛假。粉碎四人幫，五一二地震，也有許多人在同一時刻，發出了同樣的聲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國人民真正“心往一處想”。如果像上了鬧鍾似的，一到鍾點就鶯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見“大雪紛紛落地”，就說“都是皇家瑞氣”，也很可疑。
總之，曆史上，現實中，有兩種作家或作者，兩種寫作或創作。一種是真情實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這才發言為詩；另一種則是舞文弄墨，無病呻吟，沒話找話，言不由衷。這個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文藝理論家劉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龍》的《情采篇》，把前者稱之為“為情造文”，後者稱之為“為文造情”。而且，他的態度也很明朗：“為情造文”是真藝術，應該肯定；“為文造情”是偽藝術，必須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劉勰也分了類型，貼了標簽，管前者叫“詩人”，後者叫“辭人”。其實劉勰所謂“辭人”，就是我說的“文人”，用詞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類，認為牽強附會，或者多此一舉，甚至故弄玄虛。哈，那是因為學問不夠，沒讀過《文心雕龍》。
三 驗明正身有點難
然而，當真要區分詩人與文人，又很難。
在文化人的各種類型中，詩人與文人，是最為接近，也最難區分的。第一，他們都寫作，甚至都以寫作為生，或者都有創作的衝動。第二，他們也都有才。一點才華都沒有的，隻能叫“詩匠”或“文匠”。第三，他們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來是。詩人固然“風流倜儻”，文人同樣“放浪形骸”。文人遊山玩水，詩人也遊；文人泡吧泡妞，詩人也泡。詩、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說，都是他們的最愛。
這就很難“劃清界限”。比如，你總不能說，詩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風流就是“無行”；詩人喝酒就是“尋找靈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縱自己”吧？
我不知道劉勰是否想過這個問題，但他提出了鑒別的方法和標準，那就是區分情感的真假。他說，“辭人”（文人）的特點，就是人格分裂，表裏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誌深軒冕”（極想做官），卻“泛詠皋壤”（揚言歸隱）；明明“心纏機務”（勾心鬥角），卻“虛述人外”（假裝超脫）；開口“淡泊”，閉口“寧靜”，其實比誰都在乎功名利祿、票子風頭。總之，他們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龍•情采》）。
例證也有，比如潘嶽（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興賦》，表達的情感是很高潔的。對脫離官場，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實際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權臣接見。高官的車子遠遠揚起塵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塵而拜”。諂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後來元好問就譏諷他，說“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論詩絕句》其六）。潘嶽，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這事其實不好說。因為人都有兩麵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複雜，內心衝突，充滿矛盾。比如那位最為放蕩不羈的大詩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嗎？為了滿足唐玄宗，不也為楊貴妃寫了“雲想衣裳花想容”嗎？何況想做官，也未必都是為了光宗耀祖、富貴榮華，甚至以權謀私。也可能是為了踐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華，實現政治抱負。然而官場有如江湖，畢竟凶險。飽受打壓排擠之時，難免有歸隱之心。而且，正如範文瀾先生注《文心雕龍》時所說：塵俗之縛愈急，林泉之慕彌深。所以這一條，還真不好鑒別。
但，詩人“為情造文”，文人“為文造情”，是不錯的；詩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偽，也是不錯的。問題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張，是看體驗。說得再明白一點：但凡真有體驗，而且那體驗是個人的，為真情感，也是真詩人。反之，沒有體驗，裝模作樣；或表麵上有體驗，卻其實不過看別人的臉色，替別人塗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當“肉話筒”的，是文人。
這樣講，似乎跟前麵的說法有矛盾。詩人傳達的，不是人類的共同情感嗎？沒錯。但這種傳達，又必須是個性的和獨特的。這就決不僅僅隻是技術問題，或形式問題。更重要的，還是體驗。體驗不屬個人，表現豈能個性？也就是說，情感是共同的，體驗卻必須是個人的，是“共同情感的個人體驗”。這樣，才能實現“共同情感的個性表現”，也才能實現“共同情感的普遍傳達”。質言之，共同情感、個人體驗、獨特表現，缺一不可。
還是舉例說明吧！比如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不是他的個人體驗？是。因為“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這亡國之君的獨特感受。那麽，他傳達的，是不是人類的共同情感？是。因為憂愁，是每個人都有的。每個人從他的詩句中，都能看到自己，這才引起共鳴。至於表現形式，不用說，非常獨特。因此，李煜作為君王，雖然很不怎麽樣；作為詩人，卻相當不錯。
顯然，強調情感的個人性，並不妨礙詩人成為人民或時代的代言人。詩人完全可以，而且也應該，表達人民的歡樂，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憤怒。他甚至可以幫別人說話，比如“代人寄遠”之類。隻不過，這些情感，必須來自他的個人體驗，或者是他將心比心體驗到的。也就是說，詩人的情感，可以“關於他人”或“關於集體”，但必須“自己體驗”。自己體驗的，才是真情感。所謂“憤怒出詩人”，其實是“真情出詩人”啊！
因此，詩人幾乎無不敏感，甚至孤獨。這種心態，會使他們選擇離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斷。這是詩人氣質所致，也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宿命”，因為“情到深處人孤獨”。
文人卻很少孤獨。因為他們的情感，原本是造出來的，是“為文造情”。他們當然也敏感，但那多半關乎麵子，或臉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頌聖應景”的時候。那時，他們的每一根神經，都是緊崩著的。
說起來，這也是區分詩人與文人的一個難題。因為中國曆史上那些大詩人，也都有這樣的所謂“作品”，隻不過或多或少而已。這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的是阿諛奉承，有的是應付場麵，還有的是由衷讚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就多半是真心話；何況這首詩的後麵，還說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事實上，真正的詩人，是一定會有“士人風骨”的。至少，不會總是“頌聖”，總是“應景”。這一點，後麵還要講到。但下一篇文章，卻得先討論一下學人與文人。
刊載於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報》B21版，責任編輯劉錚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為詩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幾種類型，肯定有人不以為然。你這種分類，有什麽依據，又有什麽標準嘛？難道寫詩的就是詩人，寫文章或者寫小說的就是文人？難道寫詩的就高人一等，寫文章或者寫小說的就低人一頭，還要被罵作“怪胎”？
嗬嗬嗬，不是這個意思。我說的“詩人”，其實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包括在內的。詩人，隻是一個符號，一個代碼，一個便於理解和言說的標簽。士人、學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這樣說，又有問題：都是寫作或創作，文人跟詩人，有什麽區別？
看來，還得把標準先說清楚。
的確，表麵上看，詩人就是寫詩的，學人就是治學的，正如文人就是寫文章的。但這是“社會分工”或“職業身份”，不是“文化類型”。講“文化類型”，得刨根問底，從根上說起。換言之，我們得問個究竟：世界上，為什麽要有學人和詩人？曆史上，又為什麽會“多餘”地冒出來“文人”這個類型？
先說詩人。
眾所周知，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詩人，也都要有詩人。為什麽？就因為人類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現和傳達；而這種表現和傳達，又必須非常獨特，非常個性化。這是一切文學藝術共同的本質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學藝術家，都可以廣義地稱為詩人，歸入“詩人”這一文化類型。
顯然，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傳達，二是藝術表現的個性獨特。人類有共同情感嗎？有。比如愛，比如對幸福的追求，對壓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鬱悶和煩惱，反抗不能的憤怒和悲愴。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傳達嗎？能。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為能夠傳達，才會有訴說和傾聽。
不過，盡管訴說和傾聽的權利屬於每一個人，但一般人的聽和說，傳達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類的共同情感，卻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傳達。這就需要詩人，需要真正的藝術家。真正的詩人和藝術家，總是能說出人們最想說的話，又說得不同凡響。也就是說，他們傳達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現的方式，則是最獨特的。因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鳴；因為最獨特，所以讓人驚歎。這才被尊為詩人，尊為藝術家，被看作民族的靈魂，民族的驕傲，甚至全人類的代言人。
所謂“詩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藝術家），即此之謂。
二 誰是詩人，誰是文人
弄清了什麽是詩人，也就明白了什麽是文人。
什麽樣的是詩人呢？真正的詩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華。這種才華，往往是天賦；他們的情感，則發自內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為文人的“本職工作”，主要是幫腔和幫閑。這就要幫得上，用得著，隨時都能滿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寫“封禪之文”；皇上聲色犬馬，就作“登徒之賦”。嗬嗬，說得難聽一點，文人就像“應召女郎”，必須“召之即來，來之能幹”。情感是否真實，那就講不得了。
這樣一說，分野也就清楚：詩人是“我要寫”，文人是“要我寫”。要我寫，也未必就是皇帝下聖旨，或上麵派任務。也有並無指令號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頭腦裏，都設定了程序。一到某個時刻，某種關頭，則無論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會競相獻藝。如果是節慶和紀念日，就把頌詩寫得花團錦簇；如果是搞階級鬥爭、反和平演變，則把檄文寫得義憤填膺。總之，主動、自覺、搶先、緊跟。至於自己的情感，隨時都可以調整。
如此這般的“習慣性表態”，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盡致、絕後空前。那時，每有“最新指示”發表，或重大事件發生，必有海量的詩文，鋪天蓋地而來。唱紅，就都唱紅；批鄧，就都批鄧；說“形勢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爭先，個個恐後，還得五十六個民族都上。肚子裏攢的那點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場。
老實說，這種事，我也沒少幹。所以，我也曾經是文人。也所以，我對什麽是文人，了如指掌。還所以，我將在後麵的文章裏，進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說“眾口一詞”就一定不對，一定虛假。粉碎四人幫，五一二地震，也有許多人在同一時刻，發出了同樣的聲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國人民真正“心往一處想”。如果像上了鬧鍾似的，一到鍾點就鶯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見“大雪紛紛落地”，就說“都是皇家瑞氣”，也很可疑。
總之，曆史上，現實中，有兩種作家或作者，兩種寫作或創作。一種是真情實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這才發言為詩；另一種則是舞文弄墨，無病呻吟，沒話找話，言不由衷。這個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文藝理論家劉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龍》的《情采篇》，把前者稱之為“為情造文”，後者稱之為“為文造情”。而且，他的態度也很明朗：“為情造文”是真藝術，應該肯定；“為文造情”是偽藝術，必須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劉勰也分了類型，貼了標簽，管前者叫“詩人”，後者叫“辭人”。其實劉勰所謂“辭人”，就是我說的“文人”，用詞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類，認為牽強附會，或者多此一舉，甚至故弄玄虛。哈，那是因為學問不夠，沒讀過《文心雕龍》。
三 驗明正身有點難
然而，當真要區分詩人與文人，又很難。
在文化人的各種類型中，詩人與文人，是最為接近，也最難區分的。第一，他們都寫作，甚至都以寫作為生，或者都有創作的衝動。第二，他們也都有才。一點才華都沒有的，隻能叫“詩匠”或“文匠”。第三，他們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來是。詩人固然“風流倜儻”，文人同樣“放浪形骸”。文人遊山玩水，詩人也遊；文人泡吧泡妞，詩人也泡。詩、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說，都是他們的最愛。
這就很難“劃清界限”。比如，你總不能說，詩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風流就是“無行”；詩人喝酒就是“尋找靈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縱自己”吧？
我不知道劉勰是否想過這個問題，但他提出了鑒別的方法和標準，那就是區分情感的真假。他說，“辭人”（文人）的特點，就是人格分裂，表裏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誌深軒冕”（極想做官），卻“泛詠皋壤”（揚言歸隱）；明明“心纏機務”（勾心鬥角），卻“虛述人外”（假裝超脫）；開口“淡泊”，閉口“寧靜”，其實比誰都在乎功名利祿、票子風頭。總之，他們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龍•情采》）。
例證也有，比如潘嶽（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興賦》，表達的情感是很高潔的。對脫離官場，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實際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權臣接見。高官的車子遠遠揚起塵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塵而拜”。諂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後來元好問就譏諷他，說“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論詩絕句》其六）。潘嶽，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這事其實不好說。因為人都有兩麵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複雜，內心衝突，充滿矛盾。比如那位最為放蕩不羈的大詩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嗎？為了滿足唐玄宗，不也為楊貴妃寫了“雲想衣裳花想容”嗎？何況想做官，也未必都是為了光宗耀祖、富貴榮華，甚至以權謀私。也可能是為了踐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華，實現政治抱負。然而官場有如江湖，畢竟凶險。飽受打壓排擠之時，難免有歸隱之心。而且，正如範文瀾先生注《文心雕龍》時所說：塵俗之縛愈急，林泉之慕彌深。所以這一條，還真不好鑒別。
但，詩人“為情造文”，文人“為文造情”，是不錯的；詩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偽，也是不錯的。問題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張，是看體驗。說得再明白一點：但凡真有體驗，而且那體驗是個人的，為真情感，也是真詩人。反之，沒有體驗，裝模作樣；或表麵上有體驗，卻其實不過看別人的臉色，替別人塗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當“肉話筒”的，是文人。
這樣講，似乎跟前麵的說法有矛盾。詩人傳達的，不是人類的共同情感嗎？沒錯。但這種傳達，又必須是個性的和獨特的。這就決不僅僅隻是技術問題，或形式問題。更重要的，還是體驗。體驗不屬個人，表現豈能個性？也就是說，情感是共同的，體驗卻必須是個人的，是“共同情感的個人體驗”。這樣，才能實現“共同情感的個性表現”，也才能實現“共同情感的普遍傳達”。質言之，共同情感、個人體驗、獨特表現，缺一不可。
還是舉例說明吧！比如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不是他的個人體驗？是。因為“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這亡國之君的獨特感受。那麽，他傳達的，是不是人類的共同情感？是。因為憂愁，是每個人都有的。每個人從他的詩句中，都能看到自己，這才引起共鳴。至於表現形式，不用說，非常獨特。因此，李煜作為君王，雖然很不怎麽樣；作為詩人，卻相當不錯。
顯然，強調情感的個人性，並不妨礙詩人成為人民或時代的代言人。詩人完全可以，而且也應該，表達人民的歡樂，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憤怒。他甚至可以幫別人說話，比如“代人寄遠”之類。隻不過，這些情感，必須來自他的個人體驗，或者是他將心比心體驗到的。也就是說，詩人的情感，可以“關於他人”或“關於集體”，但必須“自己體驗”。自己體驗的，才是真情感。所謂“憤怒出詩人”，其實是“真情出詩人”啊！
因此，詩人幾乎無不敏感，甚至孤獨。這種心態，會使他們選擇離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斷。這是詩人氣質所致，也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宿命”，因為“情到深處人孤獨”。
文人卻很少孤獨。因為他們的情感，原本是造出來的，是“為文造情”。他們當然也敏感，但那多半關乎麵子，或臉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頌聖應景”的時候。那時，他們的每一根神經，都是緊崩著的。
說起來，這也是區分詩人與文人的一個難題。因為中國曆史上那些大詩人，也都有這樣的所謂“作品”，隻不過或多或少而已。這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的是阿諛奉承，有的是應付場麵，還有的是由衷讚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就多半是真心話；何況這首詩的後麵，還說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事實上，真正的詩人，是一定會有“士人風骨”的。至少，不會總是“頌聖”，總是“應景”。這一點，後麵還要講到。但下一篇文章，卻得先討論一下學人與文人。
刊載於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報》B21版，責任編輯劉錚
士人，輔國利民的，
學人，治學的，
詩人，為抒發情感而寫作的，
文人，逢迎，屈膝，為得到某種意義而寫作的。
我覺得這篇文章屬於似是而非的矯情。說了半天也沒說出個一二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