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意識的瓦解與農村治理的困境

集體意識的瓦解與農村治理的困境

作者：永理
來源：人民網

　　這個春節過後，返鄉筆記一下子火了起來。

　　鄉村教育、農村環境、消費方式、人際糾葛、人情往來、婚戀問題等等，都成為關注的焦點。那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家，對於常年在外的人們來說，正在變成一個熟悉的陌生地方;那些我們曾經習以為常的事情，變成了許多人觀察和記錄的對象。而老家、農村，也正在從一個我們融入其中的“自我”變成筆下的“他者”，而這也恰恰是折射農村變化最好的注腳。

 

　　農村治理之困

　　筆者也不例外，返城後也和身邊的朋友們聊返鄉的見聞感受，除了老生常談的相親難、彩禮高漲、攀比消費之外，還提到了農村基層鄉/鎮政權和村委會的種種亂象：賄選的情況在有些地方已經發展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候選人直接發錢、送禮、買選票;基層幹部不作為和亂作為的情況普遍，該辦的事兒不辦或者故意刁難拖延，不能辦的事兒隻要送禮也能給辦;原本屬於村集體的財產，其收益和處置都是不明不白的一本糊塗賬，村民對此雖有微言但也隻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一幅態度......這些亂象已經不再是個別地方的個別情況，而是成為一種“流行”現象。

 

　　農村基層治理有今日之局，自然也並非一日之功。農民原本就淡薄的公共意識，在今日這種局麵下變得更加淡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麵：

 

　　一是基於政策調整的官民關係變化。在集體經濟解體之後，農村基層治理機構(鄉/鎮政府和村委會)逐步演變成了一個麵向農民的純粹榨取性的存在，征收農業稅和計劃生育是其主要的職能，使農民產生了很強的被剝奪感，都不受農民歡迎。在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過重，不堪重負之下，各地爆發了許多農民群體性上訪事件，鄉村幹部與農民之間的關係劍拔弩張。而隨著農業稅的免除，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放鬆和農民本身生育意願的降低，鄉村政權帶給農民的壓力和剝奪感不複存在。在農村，農民巴不得不再與掠奪性的官府打交道，“減負”後其日常生產生活幾乎不再與鄉村政權發生任何的聯係。

 

　　二是眾多農民走出農村，無力監督基層政府的行為。進入新世紀之後，農業生產地位進一步下降，農民外出打工更加盛行，青壯年勞動力大多常年在外，他們對於農村的公共事務既無心關注、也無暇參與、更無力監督，這就為農村鄉鎮政權和村委會肆無忌憚的恣意妄為提供了空間。於是我們看到，一方麵是村民本身對於基層政治不管不問，隻要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就行;另一方麵，雖然鄉村幹部不過是芝麻大的官兒，村一級甚至連官兒都算不上，但並不意味著其手中無權、執權無利。從集體資產的處置，到超生罰款的彈性實施，再到國家用於農村建設各種資金(如基本農田平整、農業水利、飲用水工程、村村通道路工程等)的使用，都為基層官員的權力尋租提供了巨大的獲利機會。

 

　　三是監督的缺失、熟人關係網絡與農民的漠不關心三位一體，為農村基層治理的腐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按章辦事在很多農村是個新鮮詞兒，其實農民並不認賬，不認賬的原因很多：農民不相信基層的這些“官兒”們真能嚴格守法按規矩辦事，況且農民也不懂法律規定;要真是嚴格起來照章辦事兒，也未必就一定是件好事兒，因為這就意味著能鑽的空子被堵上了;農村是個熟人社會，一個行政村的人多多少少都能扯上一些關係，熟人與熟人不好監督。因此，普通農民雖然對於這些鄉村官吏們的行徑有很大的怨言，但基於這種熟人社會的處事邏輯，加之它沒有侵害到自己的直接利益，所以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此外，農村缺乏城市這樣的媒體和網絡輿論環境，實際上使農村鄉村兩級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處於一種監督的真空狀態，又焉能不腐呢?

 

　　集體意識瓦解與資本擴張
 

　　農村基層治理的這種混亂狀態對於農民來說，顯然是不利的。直接的後果如形式化的農田水利工程被閑置、農村道路建設不達標質量次、集體資產收益被中飽私囊、計劃生育執行混亂、辦事兒難且需要隨時送禮打點等，農民都能直接感受得到，而他們對基層治理機構的不滿也集中在這些方麵。

　　但這種治理亂象背後所反映出的農村集體的瓦解和集體精神的消解及其對農村長遠發展的不利影響，更值得我們深思。

　　近代以前的中國農村，村落不僅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人口結合，同時也是鄉村文化的載體，個體農民家庭之間的互助就蘊含在這種文化之中。顯然，這種個體互助是建立在一定的階級等級基礎之上的，鄉紳、地主、族長等人是村落中的主宰力量，掌握著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和信仰權力，而普通的農民則處於被壓迫的地位;然而鄉紳、地主、族長等農村精英也負有一定的道義責任，比如在災荒年景給予饑民們以救助——當然在很多時候是綿軟無力的，災荒年仍舊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餓殍遍地的景象。

 

　　傳統農村的互助還因為村落常見的血緣宗族關係而得到加強，生活的艱難、善良的秉性以及相對穩定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村和農民被描繪成“民風淳樸”的美好形象。即使在今天的很多農村，路過村莊的陌生過路人在任何一個農家討口飯吃、甚至借宿一宿都不是一件難事，而這在現代化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盡管如此，任何對於傳統社會農村過於美好的想象和描繪都有可能陷入到小資情調的一廂情願之中。互助是存在的，但也是脆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當時的農村實際上並不存在真正的集體生活以及強烈的集體精神，而農民身上存在的自私性和狹隘性的一麵很多時候會打破鄉村的寧靜，並阻礙農村的發展。

 

　　社會主義改造則使農村從根本上擺脫了千百年來一直延續的發展軌道和生存邏輯。合作社以及後來的人民公社成為農民被組織起來的動員力量和連接形式，集體取代個體成為農民新的生產生活方式，而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協作也不再僅僅是道義上的互助，而是集體組織的安排和要求。合作社因而獲得了政治、經濟和道德的多重含義。

 

　　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過程顯然是艱難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動也因而變得必要——雖然這成為後來批評者的論據。必要性的根源在於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從根本上無法適應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因為前者是一種高勞動投入的、無法實現有效積累的、無法實現非農業化的、低效的一種生產方式。而在追求社會主義共同發展和社會公平的目標下，毛時代的中國選擇了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以期擺脫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實現生產力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雙重目標。

 

　　產權共有、分工協作、工農並進，這是社會主義時代的全新嚐試。遺憾的是，這樣的嚐試在毛去世之後很快便被中斷了，隨之而來的是對人民公社製度這一嚐試載體的全麵否定甚至妖魔化。農業再次回到了實質意義上的小農經濟。

 

　　隻是問題依然無法回避，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在進入新的世紀之後其問題便日益凸顯，而資本成為應對這一問題的新的整合力量，這一力量從兩個方麵強有力地形塑農村：一方麵，城市資本主義的崛起吸收了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也造就了數量龐大的中國新工人階級，並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全麵地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之中;另一方麵，集體經濟的瓦解使得農村在實際上喪失了自我發展轉型的能力，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不可能完成農村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也無法完成農業的規模化生產，因此當小農經濟的發展到達其瓶頸的時候，也就為資本的入侵並主導農業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於是我們看到，尤其是在近幾年，資本擴張在迅速擠壓小農經濟的發展空間：勞動力被抽取、土地被征收、資本在下鄉，全球資本主義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城市再到農村，完成了全麵複興。

 

　　農村基層治理的全麵失敗，則是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

 

　　如果是在集體經濟時代，農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帶有一定的被強製的色彩，那至少還提供了動力、空間和實踐方式。但在重回小農經濟並逐漸麵臨資本入侵的今天，這樣的動力、空間和實踐方式也不複存在——或者僅剩形式化的存在。

 

　　“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背後，是上述資本主導的市場化改革的後果。打工所帶來的生計模式的變化使得農村在農民眼中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經濟價值，剩下的更多的是家庭、情感以及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保障期待;新的商品拜物教的興起瓦解了農村曾經存在的集體主義精神，而變成了物質消費符號化的攀比，金錢和地位成為重建農村關係的主導性力量，而這種經濟地位已經不由農業生產所決定;作為農村主力的青壯年勞動力的長年外出實際上使其失去了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時間和信息資源;而自人民公社全麵解體，大部分農村基層政權及自治機構就已經失去了組織生產的功能，小農經濟的生產活動不需要介入，而招商引資實際上變成了為資本下鄉開道。

 

　　雖然農民對於農村公共事務的參與已經降到了低點，但農村基層政權及自治機構所掌握的權力和資源並沒有出現相應的縮減，農村出現治理的失敗和權力尋租的現象便也不足為奇了。

 

　　路在何方?
 

　　對於有著濃重小農經濟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來說，集體主義精神的建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其消解卻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從集體經濟的瓦解到集體精神的消解，這一過程實際上為資本的全麵擴張提供了從經濟到精神文化的準備。對於數億的農民和農民工而言，這並非福音，因為資本關心的永遠隻有利潤。喪失了通過組織起來實現人本發展的農村，也難以避免淪為資本附庸的命運。

　　對於基層的鄉鎮政權及村委會來說，在資本全麵擴張過程中，他們實際上擁有扭轉方向的權力，要麽向右變成資本合謀者，要麽向左成為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的推動者，事關者不可謂不大。

 

　　然而，問題的根本，在於農村人民的覺醒以及自下而上的推動，這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