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北京解放前，一個初夏的上午，昨夜下過雨。地點龍須溝。這是北京天橋東邊的一條有名的臭溝，溝裏全是紅紅綠綠的稠泥漿，夾雜著垃圾、破布、死老鼠、死貓、死狗和偶爾發現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糞便，都聚在這裏一齊發黴，不但溝水的顏色變成紅紅綠綠，而且氣味也教人從老遠聞見就要作嘔，所以這一帶才俗稱為“臭溝沿”。溝的兩岸，密密層層的住滿了賣力氣的、耍手藝的，各色窮苦勞動人民。他們終日終年乃至終生，都掙紮在那肮髒腥臭的空氣裏。他們的房屋隨時有倒塌的危險，院中大多數沒有廁所，更談不到廚房；沒有自來水，隻能喝又苦又鹹又發土腥味的井水；到處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團的蚊子，和數不過來臭蟲，黑壓壓成片的蒼蠅，傳染著疾病。
每逢下雨，不但街道整個的變成泥塘，而且臭溝的水就漾出槽來，帶著糞便和大尾巴蛆，流進居民們比街道還低的院內、屋裏，淹濕了一切的東西。遇到六月下連陰雨的時候，臭水甚至帶著死貓、死狗、死孩子衝到土炕上麵，大蛆在滿屋裏蠕動著，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個蛆蟲，也淒慘地蠕動著。布景龍須溝的一個典型小雜院。院子不大，隻有四間東倒西歪的破土房。門窗都是東拚西湊的，一塊是老破花格窗，一塊是“洋式”窗子改的，另一塊也許是日本式的舊拉門兒，上邊有的糊著破碎不堪發了黴的舊報紙，有的幹脆釘上破木板或碎席子，即或有一半塊小小的破玻璃，也已被塵土、煤煙子和風沙等等給弄得不很透亮了。
這是老舍在《龍須溝》裏對北平的描述。
其實，民國時期的環境衛生狀況已經不能簡單的用“髒亂差”這樣的詞語來形容了。有這樣一條記錄：1935年，公曆9月，重慶下了一場暴雨。這場暴雨應該沒有前幾年北京那場暴雨大，有關部門也沒有驚呼“61年不遇”，不過它帶來的危害可一點不比北京那場暴雨小：低窪地帶汪洋一片，排水係統徹底癱瘓，大水裹挾著陰溝裏的垃圾，打著旋渦衝進市民的屋裏去，一排排民房轟然倒塌，很多人在睡夢中失去生命……
這麽一場暴雨究竟害死了多少人，未見統計，但是在1935年9月8號的《新蜀報》上，有記者報道說：“日前大雨為患，重慶居民因被災以致無家可歸者，達5470戶。”
這僅僅是下了一場暴雨，也沒有什麽洪水或者泥石流，但是卻造成了房屋倒塌的結果，隻能說在當時的民房質量不怎麽樣，而且整個城市的排水係統情況堪憂。
當時國民政府的中心南京的情況也是一樣的臭氣熏天，尤其是大街小巷的衛生狀況，糟糕透頂。百姓們都處在自掃門前雪的狀態，大街上，到處都是驢、馬等牲口的便溺之物，臊氣衝天。城內主要的百姓生活區，幾乎家家門口都堆放著生活垃圾。盡管不遠處可能就有一個專門放置生活垃圾的籮筐，就是那種用竹篾編製成的，但老百姓就是不願多走幾步，寧願把垃圾隨意地堆放在自家門口，直到完全腐爛，和周圍的地麵融為一體。愛幹淨的人，也隻會是將垃圾掃遠點而已。這些垃圾，平時也能糊弄過去，但是到了夏天，除了難以入鼻的怪味，還會成為痢疾等傳染病的源頭。每到了夏天，負責街道清掃的夫役就每天清除一次，將垃圾收走。那個時候處理生活垃圾，無非就是挖坑填埋，或者就集中傾倒在低窪處，要麽就倒到江裏河裏，被水衝走。
1914年3月6日，河南開封，糞便堆邊的人們。
那個時候，南京城區的大戶人家都在使用馬桶，平時專門有人來收拾。如果遇到兵荒馬亂，收拾不及，也隻好將馬桶放到門外，寄希望於被鄉下人收走肥田去。等了幾天，門口放滿了馬桶，還是沒人收拾，就會讓人趁夜深人靜時，偷偷倒入附近的池塘裏。至於那時南京的大街小巷，幾乎是沒有廁所的，時人有文字記載說：“尋遍全街而不得一溺所，忍溺致疾者有之。”
首都尚且如此不堪入目，身為“陪都”的重慶這麽髒亂就不足為怪了。抗戰時期，一個美國記者到重慶采訪，順手調查了一下公共設施，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城市除了自來水管道根本沒有西方城市常見的那些四通八達的地下管道，雨水和生活汙水隻能從街道兩旁的陰溝裏流走。而這些陰溝幾乎不存在高度差，溝裏的廢水很難流動，慢慢地滲入地下，時日長了，汙泥和垃圾在裏麵積澱得越來越厚，陰溝自然就堵塞了，需要專門雇人清理。而由於戰爭的關係，國民政府財政緊張，又不願意拿出錢來做這種“小事”，以至於陰溝漸漸淤平，完全成了擺設。雨水無處可去，隻好在街道上匯集，小雨可行船，大雨可看海，暴雨一來，水深三尺，房屋自然也就紛紛倒塌。
1914年3月20日，山東泰安，突然的暴雨使街頭變成了小河
我們再來看看當時幾大重要的城市路況分別如何。北平從晚清開始就是有名的肮髒，即使在明清時期它都是首都，但是普通民眾的生活基本是離不開垃圾的。所以，如果你想穿越回清朝跟幾個阿哥談戀愛的話，千萬不要出去微服私訪啊，否則，你會被惡心死的。
在北平，由於垃圾不能及時運出城外，日積月累，在城內的街巷死角及城邊溝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垃圾山。比較有名的有和平門順城街、台基廠頭條東口、皇城根乃茲府、太平倉、二龍路、天安門城樓迤東、騎河樓等31處。故宮，這座昔日的皇宮禁地也是垃圾遍地，有些還是明清時期積存下來的“古董”垃圾，而在有些地方垃圾堆得與紫禁城城牆一般高。西單附近的胡同二龍坑，夏天積水成河，稱二龍河；冬天垃圾如山，又稱二龍山。時任解放軍第41軍第121師第363團政委周之同回憶說：“(北平解放後)我團直屬隊和師炮兵營駐地如旃壇寺、養蜂夾道和北海公園沿牆等地的垃圾堆得很高，司號員每天早晨去北海岸邊練習吹號，都是從垃圾堆上把梯子放過北海公園牆內下上。”據估算，北平剛解放時城內積存垃圾多達60餘萬噸，僅是妨礙交通、急待運除的垃圾就有24萬餘噸。
解放初清掃北平街道
舊北平的地下排水係統及河湖水道淤積堵塞，臭氣熏天。北平曾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城市下水道，幹線溝在南北向街道下麵，支線溝在東西向胡同下麵。市民生活廢水和天降雨水，從支線溝排入幹線溝，最後流入護城河中，即使天降暴雨，也能很快排走，城中很少積水。但是，實際的情況是由於長期未得到有效整治，總長314公裏的下水道，竟有290多公裏淤塞不通。許多地方不得不靠明溝來排水。明溝裸露在外，溝中汙水黝黑稠糊，散發著陣陣腥臭的氣味。當時城內較大的汙水坑就有1100多處，占城區麵積的15%。遇有下雨天氣，汙水溢出溝外，四處流淌，很不衛生。筒子河、玉帶河及積水潭、北海、中海、南海等河湖水係，淤塞嚴重，水體發臭，雜草叢生，觸目盡是死貓、死狗和垃圾。
新中國成立後清掃天安門廣場
髒亂的衛生環境，孳生蚊蠅，傳播病菌，嚴重影響市民的身體健康。小兒麻痹症、傷寒、細菌性痢疾、斑疹傷寒、回歸熱、瘧疾、霍亂及天花等傳染性疾病，廣為流傳，成為造成市民死亡的頭號殺手。受傳染病的影響，民國時期北平市人均期望壽命隻有35歲。所以，穿越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在一個滿是垃圾的城市裏麵，連上廁所都成了問題的話，還怎麽讓人好好的與某才子談風論月？
除了北平，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廣州。晚清到民國這段時間，由於人口急劇增加，廣州城市街道擁擠不堪。居民生活空間狹窄。英國傳教士施美夫曾這樣描述道：“新到達的外國人聽說廣州人口逾百萬，自然會流露出驚訝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見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擁擠在1.5米至2.7米寬的胡同裏，不由他不信廣州的確有那麽多人。”當時，廣州不止居住空間擁擠，而且街道垃圾堆積如山，空氣汙濁不清，若氣候條件適宜，極易引發瘟疫。《申報》曾經這樣議論道：“城廂內外，人煙稠密，各街道糞草垃圾堆積如山，一至炎天，穢氣熏蒸，聞之易生癘疫。”在批評者看來，廣州極其髒亂的街道環境成為誘發瘟疫的重要因素。
街頭的麻瘋病患者（1927-1928年）
當時廣州供水條件非常惡劣，居民生活給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這些水源常常因海水倒灌，生活垃圾、汙水、死物的傾瀉，溝渠、沁井、小便所等場所穢水的滲入，汙染非常嚴重，極易成為散播病菌的媒介。古代廣州主要排水係統為六脈渠和護城濠，此外還有內街滲井和石板明渠。六脈渠是一種磚石砌築的暗渠，貫串城內，渠通於濠，濠達於江海。護城濠分為東濠、西濠、南濠和清水濠四段。晚清時期，六脈渠大部分為民居跨占而渠身阻塞。內街滲井和石板明渠設計簡陋，前者常因水溢而致滿屋汙臭，後者常因渠水阻塞而致水淹。此時廣州排水係統已成為蚊蠅孳生、汙濁惡臭之所。疾疫叢生之溫床。想想看，你喝的水是這樣的構成的話，你還有想穿越回去的心思嗎？
美國《生活》雜誌圖片庫中,民國時代廣州的舊貌
長期以來，中國官民公共衛生意識普遍淡薄， 缺乏衛生防疫觀念，一旦疾疫降臨，往往表現為集體性遲鈍。通常，在瘟疫流行中，染疫喪命者以華人居多，每居十之八九，而西人僅得十之一二，差異非常之大。粵東西醫學士江英華指出，其主要原由在於西人“衛生有法，善顧衛生”，而華人“常多不知衛生”，並“每視衛生之例為畏途”。至於官方衛生行政職責，基本處於缺失狀態，結果導致城市衛生管理流於失控，城市衛生問題叢生，尤其是環境衛生，髒亂不堪。
1918年福州的貧民區
天津在民國時期是各國租借聚集的城市，在晚清時期甚至比上海還要城市化一點。1860年天津開埠後，城市不斷發展壯大，伴隨而來的是環境的惡化，表現為街道擁堵、汙水橫流、垃圾雜陳等，被外人目為中國“最肮髒最騷亂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據二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政調查，當時天津居民隨地便溺、亂倒穢水汙物已成頑疾，許多巷口的垃圾箱形同虛設。人民的種種不良衛生習慣和政府管理的疏漏，使天津成為一個臭氣熏蒸、穢物髒水狼籍的城市，不合公共衛生之處，不一而足。其中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是觸目皆是、堆積如堵的垃圾。天津市每日產生的穢土，由6個清潔分隊收集而來的約有200餘噸，再加上自行傾倒於穢土待運場的，總計不下250噸。如此多的穢土，靠300多輛手車和4輛運穢汽車，偶爾再濟以民船鄉車運載，每天僅能運除穢土百餘噸，結果每天都有近100噸穢土遺留在待運場無法運出。截至1935年3月，天津市已有23個穢土堆積處，共存穢土31,645噸。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租界內“每日掃除街道，灰土瓦礫，用大車載於曠野傾倒之，夜晚則點路燈以照人行”，以致觀者感歎“清理街道，無穢氣熏蒸，不致傳染疾病。為益甚大，何樂如之”。義和團事變之後，八國聯軍占領天津，為了恢複秩序，營造潔淨的居住空間，1900年7月成立了天津“臨時政府”，下設衛生局。臨時政府衛生局是天津城市衛生管理專職機構的肇始，在它的主持下天津進行了一係列衛生近代化的改革，也為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提供了借鑒。衛生局的“清潔辦法”主要規定居民每日須將自家門前清掃幹淨，垃圾不能堆積在院內，也不能傾倒在沒有木牌的地方，而且明令傾倒時間冬季在早上8點以前晚上4點以後，夏令在早上7點以前晚上5點以後。打掃公共道路、清理穢土、拉運平墊窪坑等任務則分派給育黎堂的貧民，每日大約在200名左右。臨時政府除要求居民自行負責門前清潔之外，還設立8個工程段，專門負責管理廁所、重要大路和溝渠的清理及疏浚工作。衛生局麵對天津的道路狀況，還製訂了為期3個月的清道計劃，從道路清潔和穢土處理兩個方麵著手整頓，“以告成最新之環境”。
但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包括天津和南京在內大城市裏，國民政府並沒有把道路清掃當作公共事業來辦理，反而成了他們牟利的手段。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親自推薦37歲的劉紀文出任南京市長，興建了第一批公共廁所，統由“清道夫”打掃保潔。而這個公共廁所容納的糞便，也成了一種盈利的來源。當時許多的農民要進城來收糞肥田，這是因為南京水土肥沃，農業發達，那時又無化肥，全靠天然的糞便，鄉村裏需要量大了起來，漸漸的，農民們還象征性地付一點費用。因此，家家戶戶的馬桶和茅坑被收拾得幹幹淨淨。
89歲的陝西師範大學曆史係退休教授、老南京張翰林曾經這樣回憶道：“後來，南京就出現了一個行業，叫做糞業。因為南京是民國的首都啊，來往人員頻繁，於是就有私人開始建立廁所了。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前，南京的私廁很多，是收費的，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收費公廁的啟示。大概是1917年4月，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為減少當局對公廁的支出，將一處公有公廁承包給商戶‘王榮記’經營。承包合約規定，公廁須按公董局規定時間開放，承包人須日夜負責公廁的清潔和消毒工作，承擔公廁的用水、照明及一切修理費用。每月由‘王榮記’交公董局‘包銀5元’，並允許其實行‘售紙收費經營’。”
民國征收糞便稅的通知
南京私廁數量誇張一點說，差不多是三步一廁，五步一所，競爭非常激烈。為了效益，私廁甚至專門雇有“掮客”，一方麵看守廁所，一方麵拉客入廁。這種現象在民國許多城市都存在。但首先想起來收捐的，是四川督軍楊森，他派軍警在城門口堵截進城挑糞的農民，按挑收錢。楊森督軍沒有做多久，就被其他軍閥趕下了台。但一個楊森倒下去，千萬個楊森站起來，糞捐很快被推及全國，到了國民黨當政的時候，糞捐還在收。不過，因為行政部門多了起來，矛盾就出現了。衛生局說，糞便有關衛生，捐該我們收；社會局說，人入廁方便，是由於社會問題，所以該我們收；稅務局急了，說，稅務局收稅天經地義。最後三家機構協調的結果是，一個廁所，衛生局收衛生捐，社會局收社會捐，稅務局收糞捐。
街巷裏的私廁數量增加後，糞便成了“香餑餑”。廁所的管理者們就想到了一個糞便清除的好辦法：招商承包，即向社會招商，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區域內，招標的商人自行雇人清除糞便，並交付相應的糞便承包費，這樣，糞便被清除了，廁所的所有者還能得到一定的經濟收入。
看到了吧，就算你想去個公共廁所也不是那麽容易的，還有人為了這些個東西想盡辦法，試想一下，你穿越回民國的街道，以為自己變成了林徽因、徐誌摩了，可是你卻變成了路邊的“王二麻子”。你每天走在惡臭的街道，喝著被嚴重汙染的水，吃著不明死因的動物肉食，甚至等你想去個廁所，還有人會拉你到這個廁所，另外一個人威脅著你說要去他們的廁所，讓你連上個廁所都沒有選擇權，你還想穿越回民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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