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典型的緣起與邏輯悖謬

小崗村典型的緣起與邏輯悖謬

作者：小社員

來源：人民網


一般認為，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而農村的改革又是從小崗村開始的。據說，小崗村作為“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先進典型，不僅具有曆史轉折的意義，而且還開創了“一包就靈”的新神話。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盡管小崗村在同南街村、華西村、興十四村、周家莊等非官方典型的比較中顯得寒磣和尷尬，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它作為官方典型的特殊地位。這不，如今搞土地流轉又把小崗作為標杆和榜樣了。

本人對小崗村本來沒有什麽興趣，隻是因為“小崗村”作為一個熱門詞匯偶然躍入眼簾的次數多了，便使我在不經意中對它有了一些了解，繼而有了一些思考。特別是最近在看了一些有關小崗村的文章和報道後，某些問題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一、小崗村典型真的是“十八個人”冒著殺頭危險“冒”出來的嗎？

小崗村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和“光輝榜樣”，自然有許多值得人們大書特書的“傳奇”。在說到小崗村典型的產生過程時，一篇極具代表性的歌頌小崗村典型的文章《“小崗變法”的精神內核》（以下簡稱《小文》）是這樣描述的：1978年11月24日。在這天的太陽快要落山之際，在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秘密聚會，做出了一件在當時有坐牢危險的大膽決定：“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當以嚴俊昌為隊長、嚴宏昌為副隊長的18戶農民，用中國最傳統的方式在私底下起草的契約上摁下自己鮮紅手印之時，他們甚至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失敗，幹部即使坐牢殺頭也心甘，其小孩由全體村民負責撫養到18歲。”由此，我們不難感覺到此情此景所映射出的那種“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複還”的悲壯色彩。

從上麵的描述來看，小崗村典型似乎是自發地、自然地產生的。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小文》繼續寫道：其實，在“小崗變法”之外，人們絕不應該遺忘已在曆史洪流中漸漸變得淡漠的兩個詞：“省委六條”和“借地度荒”。

何謂“省委六條”？《小文》在接下來的文字中為我們揭示了“省委六條”的具體內容：在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的拍板下，安徽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發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為“省委六條”。其一是……其五是搞好經營管理，生產隊可以根據不同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製，隻要個人可以完成的農活也可以責任到人。

從上述“省委六條”的第五條可以看出，所謂“聯產承包責任製”並非小崗村人的悲壯創舉，因為在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摁手印”的17天前省委就下發了生產隊可以根據不同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製，隻要個人可以完成的農活也可以責任到人的指示。一般而言，這個指示在下發17天後，不可能不傳達到小崗村。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斷定：小崗村的所謂創舉隻不過是對“省委六條”政策指示的正常貫徹執行而已。

至於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更是無稽之談。因為即使沒有“省委六條”，即使分田單幹真的要冒殺頭的危險的話，殺頭也輪不到小崗村的十八位社員。因為在小崗村人“摁手印”之前，同樣屬安徽省的肥西縣山南鎮小井莊村早在9月23日就已經率先實行了“包產到戶”。不僅如此，在小井莊村的示範帶動下，附近有10萬農戶已先於小崗村實行“包產到戶”。

《小文》在談到小井莊村及附近村莊包產到戶的情況時這樣寫道：正是在“省委六條”的推動下，當1978年夏季，肥西縣出現百年不遇的大旱時，當地黨委、政府破天荒地允許給農民“借地度荒”、種“保命糧”。該縣山南鎮小井莊村於當年9月23日率先實行“包產到戶”，很快在附近10萬農戶中風行開來。但阻力、非議甚至謾罵不斷襲來。萬裏同誌兩次來到江淮丘陵間偏僻窮困的小井莊村，主持召開了全國農村第一次包產到戶座談會，並給予充分肯定。

由此可見，無論從“省委六條”的下發時間來看，還是從小井莊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和萬裏對“包產到戶”的支持態度來看，小崗村的所謂“壯舉”已經不攻自破。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既然早在1978年9月就已經有小井莊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為什麽不樹小井莊村而偏要樹小崗村為典型呢？

二、小崗典型的邏輯悖謬

我不認為在小井莊村和小崗村之間做出典型選擇是參照一定的文學典型理論的結果。因此，我們首先完全有理由認為，把小崗村樹為典型僅僅是一種簡單證明改革合理性的需要。而證明改革合理性的最簡單辦法就是樹立一個能很快由窮變富，並讓老百姓很容易從直覺上一目了然地感覺出改革成效的範例。顯然，小崗村比小井村更符合這一要求。

幾百年來，小崗村所在的安徽風陽縣就是全國聞名的要飯之鄉，有鳳陽花鼓為證：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

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

身背腰鼓走四方。

一個全國聞名的要飯之鄉如果真能通過改革一夜致富，那麽農村改革的正確性合理性就再也不需要任何證據了。三十年來，某些人極力鼓吹的正是服務於這一邏輯的“一包就靈”的神話。從“要飯”到“一舉致富”，還有什麽比這更具典型性的呢？可惜的是，某些人忘記了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鳳陽小崗人要飯是1949年以前的曆史。1949年以後，鳳陽小崗人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改天換地，早就解決了溫飽問題，改革又怎麽可能改出“從要飯到致富”的神話來呢？由此看來，毛澤東時代顯然是某些人製造神話的邏輯障礙。為了消除這一障礙，某些人不顧毛澤東時代與1949年前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客觀事實，硬是以“三年自然災害”為突破，把整個毛澤東時代說得一片漆黑。更有甚者，有人在惡意炮製出來的《墓碑》一文中，更是把毛澤東時代的小崗村說成是“連要飯的自由都沒有”的，比幾百年要飯曆史更黑暗更悲慘的人間地獄。既然把毛澤東時代說到這個分上了，那小崗村這個典型就自然再“典型”不過、“光彩奪目”不過了。不過，還有一個邏輯障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消不去抹不平的，那就是把小崗村樹為典型要證明的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是“單幹比集體好”，可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中國從未搞過集體而都是單幹的，為什麽在過去的千百年間小崗村沒有成為致富的典型卻反而成了要飯的典型呢？

1978年丟下小井莊村而把小崗村樹為農村改革典型，想用“要飯與致富”的巨大反差來直觀地襯托農村改革的效果與合理性，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不過，如果在解放後不久把小崗村培養成一個農村致富典的先進型，那倒是順理成章的。據說聰明過人的劉少奇當年搞“三自一包”正是從小崗村開始的。知道了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麽非要把小崗村樹為典型了。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如今再把小崗村樹為典型已經不再是“聰明”之舉而反倒顯得有點笨拙了。

在這裏，我們切莫忘了還有小崗村人的那個“最壞打算”：“如果失敗，幹部即使坐牢殺頭也心甘，其小孩由全體村民負責撫養到18歲。”

如果說在改革之初，小崗村人還隻敢承認“人是自私的”，那麽三十年後，小崗村的一個著名“分田單幹”帶頭人居然敢在人民網公開宣揚“人不為已，天殊地滅”。以這種人如此卑鄙無恥思想境界，以這種人寧願坐牢殺頭也不願為集體出力的極端自私思想，居然寄希望於“其小孩由全體村民（集體）撫養到十八歲”，居然寄希望於小崗村出現為了實現“單幹理想”而無私奉獻的“活雷鋒”，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三、小崗村典型的得失

三十年來，小崗村這個典型盡管不斷被某些人精心打扮和竭力吹捧，但小崗村的形象仍就象塗滿了劣質油漆的木頭一樣仍然無法光鮮起來。不過，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典型或旗幟，它在摧毀人民公社製度，改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或許可以看成是某些人利用這一典型或旗幟所得到的最大收獲。

然而，事物總是有其兩麵性，有得必有失。小崗村作為一個並不成功的典型，它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也是無法回避的。這些負麵影響可以歸納為：

一是黨和政府威權或公信力的損失。黨和政府樹立典型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把一個由官方精心策劃和包裝出來的典型硬說成是農民冒著坐牢殺頭危險自發“冒”出來的典型，把一個在南街村、華西村、興十四村麵前不值一提的“阿鬥”硬“扶”為先進典型，不僅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反而有損黨和政府的威權或公信力。

二是領導人的道德形象損失。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某些領導人把小崗村樹為典型僅僅麵臨一定的道德風險，如今在經過三十年的實踐檢驗後，一個並不光彩，並不成功，並以“人不為已，天殊地滅”引導社會全麵陷於道德失範的典型，給現今領導人帶來的就不僅僅是風險，而是實實在在的道德形象損失。如果有人繼續執迷不悟，繼續把小崗村樹為先進典型，那麽這些人不僅不能從小崗村這個典型形象上沾到任何光彩，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作為全中國人茶餘飯後的曆史笑柄外，還必將受到曆史和道德的審判。

三是民族精神的貶損。一個先進典型總是有一定的精神內涵的。大寨典型的精神內涵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與大寨精神相比較，小崗村的精神又是什麽呢？是“黃牛角，水牛角，各顧各”的精神？是“出工不出力”的精神？是“寧願要飯，寧願坐牢殺頭也不願為集體幹活”的精神？總之，小崗村人的精神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的。如果硬是要把小崗村人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那一定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糟賤和貶損。

四是整個社會價值觀念和思想、文化、道德、倫理的迷失和混亂。

先進典型是什麽？先進典型就是標尺、先進典型就是榜樣。這個標尺和榜樣往往又具體表現為正確的價值導向，先進的思想、文化、道德倫理指引。那麽，小崗村是否能擔當起這樣的標尺和榜樣呢？這就需要對小崗村的曆史和現實做深入了解。

曆史上小崗村作為要飯的典型不用多說了。解放後在全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據說偏偏隻有小崗村落得個比過去要飯還不如的悲慘光景。假如這個情況屬實的話，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呢？

網上有網友曾這樣質疑：考慮到近30年人口增加等因素，1978年以前它的人均占有耕地應在7畝左右，這比當年人口在全國幾乎最多又最偏遠落後的我那河南家鄉縣多了3倍左右，那交通很便利信息很靈通等優勢就更是不能比了。在人多地少的河南農民看來，有那麽多耕地就是不搞精耕細作、深翻土地、科學種田什麽的，隨便往地裏播撒些種子而坐等秋收地來個“靠天吃飯”，也該不難吃飽肚子！是還沒有“解放”土地在地主手裏弄不來種，還是水土氣侯比大西北還惡劣？或者是當地幹部群眾遊手好閑放著田地不好好種？總不該是農民不會種田吧……

從上麵的質疑來看，一個有著人均7畝土地麵積，自然地理環境遠遠優於大西北的小崗村，居然吃飯靠“返銷”，甚至於“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如果土地麵積和自然地理環境遠遠優於全國水平的小崗村人都“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那不知道全國範圍內還有誰家能給小崗人提供餘錢剩米施舍？我想，以小崗村這樣的條件都家家要飯，那麽，其他中國人不是都該跑到美國去要飯了麽？

本來，僅僅一個小崗村要飯也無傷大雅，無損於毛澤東時代的光輝形象。可是怪就怪在這個以具有“光榮要飯傳統”聞名的小崗村，1978年以後，居然祖墳開坼，一下子便成了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那個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通過改造“七溝八梁一麵坡”，取得農業連年豐收，並把辛辛苦苦生產出的餘糧奉獻給以要飯為榮的小崗人的大寨人，從此以後，反而要向小崗人學習，甚至要喊小崗人“爺爺”了。難道這就是人倫天理？這就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就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就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就是思想、文化、價值觀念上的與時俱進？

小崗村啊小崗村，無論你是怎樣的一個典型，誰都不能否認你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一個時代的標本，一個社會的縮影。盡管目前人們對你的看法不一，但我相信時間最終會做出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