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遜位，民國建立，打開了中華民族曆史的新紀元，同時也孕育造就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有舊社會士大夫階層的道德使命感，也有新時代嚴謹紮實的科學知識，他們中的一大批人秉承科學救國，工業救國的思想出國留學，完成學業後立即回國，在各個專業領域很有建樹，是現代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很多人不但成為學術界實業界的大師巨子，而且在公共領域也留下了可貴的足跡。他們的精神，理想，遠見以及整個人格直至今日仍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財富。董時進就是其中的一位。
董時進是大學教授，農學專家，重慶人。他出生於1900年，正是中國新舊交替的時代。1920年他畢業於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後赴美國留學，1925年獲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被北京農業大學農藝係、北平大學農學院聘為係主任、院長，抗戰後又擔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所長，創辦中國農業協進社、《現代農民》雜誌社（維基資料）。這樣的出身和資曆毫無疑問位列精英之列，但董並不是當時政治上最活躍的人物。據謝泳研究，儲安平辦《觀察》周刊聘請的79位撰稿人中並沒有董時進的名字，換句話說，董的名氣並不大，對於時政並不過分關心。在《觀察》一百多期裏隻發現董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奉勸國民黨應當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共產黨的短處，讓人民認識到在國民黨的治下還有自由可言，比之共產黨的專製，國民黨的腐敗無能還可忍受，萬萬不可像共產黨一樣鉗製言論消除異己，在專製獨裁上麵與共產黨比高低。董對於國民黨雖不滿意，仍能抱著誠懇的態度批評建議，表現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的信心和堅持，尤其是在他批評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時更是表現出了一個國民的道德良心，獨立人格，勇敢和遠見卓識。
共產黨的核心理念是消滅私有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在一部分民眾當中是很有些號召力的。但是在實踐中共產黨的實際做法，它的打土豪分田地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恐怖又使社會上的多數人民害怕畏懼，因此，在奪取政權以前，共產黨往往把消滅私有製的旗幟暫時收藏起來，代之以比較溫和的折中的政策來減少人民的反對。抗戰以後共產黨停止了以往的土改運動，提出了一個名之曰“新民主主義”的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來爭取人民，壯大力量。這套策略顯然起到了很好的公關效果。然而，到了1949年春天，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全麵勝利指日可待。毛主席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一係列文章，亮出了共產黨將要實行的社會改造計劃，重申了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同時指示全黨要以蔑視的態度對待國民黨的六法全書以及一切西方資產階級的司法製度，一切內政外交一邊倒，以俄為師。麵對著一個看起來擋都擋不住的事情，董時進於1949年12月給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詳細闡述了反對土改的意見。
董時進首先反駁了共產黨關於中國農村土地製度是封建剝削性質的這一錯誤看法，指出中國絕大部分的農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分散的小私有土地，與歐洲的封建地主迥然不同。中國絕大多數的地主土地都是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把這樣的小土地所有者等同於中世紀的大地主完全是主觀的武斷，與事實不符。董提醒毛注意，新民主主義既然對城市大資產階級的財產尚不沒收，反而對小資產階級的地主富農要沒收其土地財產，還把他們當做敵人，顯然違背了新民主主義的宗旨。董實事求是地指出，除了少數軍閥官僚惡霸，中國的地主不論是繼承祖產還是由貧民起家，都是農業生產的佼佼者，不善經營或遊手好閑者必遭淘汰。地主富農是農村的精英，不是敵人。最後他建議國家應當保護和扶持地主和勤勞能幹的無地農民，立即停止大規模沒收地主土地的做法，鼓勵多地的向無地和少地的有償轉讓，才不至於使地主恐慌，使貧民猶豫觀望。這才是開國之初安定秩序，給予人民休養生息的正當辦法。
董時進1941年加入民盟並當選中央委員，由於不讚同民盟土地國有化政策又宣布退出民盟，於1947年成立中國農民黨並任主席。1949年5月響應中共成立新政協的號召，董時進赴北平與共產黨商談加入政協事宜，遭到李維漢的嚴厲批評和警告，要求他立即停止農民黨的活動。12月董發出這封信時國民黨已經退出了大陸，公開反對土改已有很大的政治風險。董不計成敗仍然向最高領袖發出衷衷勸告，盡到了一個國民對國家的最後責任。
大躍進失敗後，毛主席曾經以搞社會主義沒經驗免不了要交學費的說法為他的異想天開的瞎胡來來開脫責任。事實上黨內黨外都曾經有人清清楚楚地反對他那種隨心所欲的社會主義，如果黨內有一點起碼的民主規矩，毛主席也就不必繳那麽高的學費了。土改也是這樣。如果共產黨像當初承諾的那樣，打倒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後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絕不會讚成實行那麽血腥的土改。共產黨自以為是地認為他們的主張是唯一正確的，事實上他們的所作所為才是徹頭徹尾地站在曆史的錯誤的一邊。他們的愚昧與專橫給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
董時進寄出公開信後不久，上麵就派人找他了解核實寫公開信的來龍去脈，甚至要求董說出都跟哪些人討論過公開信的內容。董感到危險正一步步向他襲來。唯一明智的選擇就是盡快逃離家鄉，逃離中國。51歲的董時進再赴美國度過餘生。1979年以後他曾經三次重訪中國，親眼看到了八十年代的共產黨終於放棄了錯誤的政策，開始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曆史證明董時進是對的，共產黨是錯的。可是用一個時代的錯誤來成就一個個人的名聲，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是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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