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步鑫生的1983-1988

一、

1983年的改革者，誰都不會比步鑫生更有名。這年新華社記者童寶根發的一篇報道《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讓步鑫生一夜之間成為了這年最耀眼的企業明星。

步鑫生是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廠長，童寶根在他這篇著名的報道中寫道“步鑫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在全廠推行了一套獨特的經營管理方法，使這個小廠的產品暢銷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成為浙江第一流的專業襯衫廠。”

海鹽襯衫總廠的前身是海鹽縣武原鎮服裝社，1978年以前，靠承擔商業部門的加工任務維持，20多年來企業變化不大，有時遇到經濟困難，甚至連退休工人的工資也發不出。“改革”給了步鑫生機會，他從親身經曆中感到，“長期依靠商業部門‘包銷’，不了解市場情況，完全聽憑人家的安排，企業永遠沒有出息。”

1979年開始，在步鑫生的帶領下，這個廠生產出了“雙燕牌”襯衫和“三毛”牌兒童襯衫，並且派人常駐上海，研究上海襯衣款式、花樣的變化，並設計出一些新款式的襯衫去上海試銷，然後，根據試銷的情況，從中挑選出最暢銷的品種，成批投入上海市場。這樣，“雙燕”和“三毛”就逐漸在上海市場站穩了腳跟。到1983年，已經有30多家上海的服裝店經銷海鹽襯衫廠的產品，全國各地駐滬的采購員也經常到海鹽來看樣訂貨。步鑫生還采取了在各地舉辦展銷會和請服裝店特約經銷的方法，在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構建了銷售網絡。

步鑫生此時已經注意到，衡量服裝銷售好壞的標準首先是花色品種是否能適應市場的需要，他也因此把如何適應市場需要放在了第一位。這個襯衫廠甚至還有個“襯衫研究所”，專門從事新品種設計和試製工作。在海鹽襯衫廠，供銷員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場調查，出差時就去觀察哪種顏色、哪種衣型最受人們的歡迎，回廠後，還要填寫市場信息調查表，以便及時掌握全國各地襯衫市場的動態。步鑫生特別強調“人無我有，人有我創，人趕我轉”。

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種新設計的黑底紅花的針織滌綸麵料頗受女青年的歡迎，他馬上讓工廠趕製出這種花型的女襯衫投放市場。這種被稱為“黑牡丹”的女襯衫很快就流行全國各大城市。正當銷售高潮出現的時候，步鑫生卻忽然停止了這種產品的生產，轉向生產軟立領花邊女襯衫等新品種。因為在步鑫生看來，銷售高潮的出現正是生產低潮的開始。果然，他的新產品又開始風行起來。

步鑫生治廠也頗嚴，並且有一套“生產上要緊，管理上要嚴”的思想。他規定廠裏的職工除了產假、婚假、探親假、工傷假可以享受全國勞保外，一般病假不能享受勞保待遇，隻發給一定的生活補貼。不過，對於患重病和因病住院的職工，醫藥費還是可以實報實銷，工資也照發。步鑫生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消除那些無病裝病、拿了藥亂扔的現象。他也的確做到了，1983年海鹽襯衫廠的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車間不準吸煙、不準做私活、不準聊天、不準到外車間亂串、不準把與生產無關的東西帶入車間這些，也成了步鑫生訂立的製度。遲到、早退也要扣罰工資。與彼時國營工廠的“大鍋飯”不同，步鑫生對那些有能力的青年職工大力提拔，破格重用，並且在生活待遇上也給予關照。廠裏的自建住宅，也分配給了表現優秀的職工，那些表現不好的則不能分配。他的這種做法都吸引了不少青年人來海鹽襯衫廠工作。

步鑫生甚至還自己創作了一首廠歌，新工人隻要一進廠，就要學會唱廠歌。1980年的11月6日，海鹽襯衫廠從以前的破舊民房搬入了新廠房，於是這一天便成了他們的廠慶日，每年都要慶祝一次。這一天晚上，廠裏都會舉辦文娛晚會，全廠工人高唱廠歌，步鑫生則總結一年來的工作，提出下一年度的任務。對於表現優異的職工，廠裏還會在結婚、生育子女、子女上學或者本人退休時贈送一些禮品。海鹽襯衫廠1983年有600多個職工，70%是青年人，在步鑫生的領導下，這些青年人一起在社會上惹事的情況都沒有發生，哪怕是一些曾經的“失足青年”，有的也在這個廠裏成為了生產骨幹。

步鑫生日後還會有更大的名氣和更大的光環，1983年，他的耀眼光芒才剛剛開始。

1984年5月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步鑫生委員在主席台上（網圖）

二、

到了1984年，步鑫生在中國已真正成為改革的樣板和風雲人物。盡管他比起同時代的中國企業家，實在看不出在經營上有什麽高明之處，但曆史還是把他推向中國人心目中的“神壇”。

步鑫生不是沒有機會選擇另外的一條人生和事業的道路，但作為被胡耀邦點名的典型，他的所作所為和結局似乎已經被設定。他的結局也並沒有和曆史上其它時期的樣板人物——譬如說陳永貴或是郭鳳蓮——有多少區別。

1984年，香港東昌航運集團董事局主席、世界船王之一的何兆豐，約步鑫生在上海靜安賓館會麵。在步鑫生介紹了一些“改革”的情況和簡短的問答後，何兆豐表示希望他能去香港創業，說憑借步鑫生改革創新的能力，一定會搞出名堂來。何兆豐甚至表示隻要步鑫生肯去，創業所需的資金、廠房和設備等，全由他來解決。但對此，步鑫生的回答卻是：“如果去香港，我相信在你的關心幫助下，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單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我就會答應，但我不能去，因為現在的我已不屬於我個人了，我要對中央對胡耀邦同誌負責，也要對全廠近千名職工負責。”何兆豐聽後不再勸說，隻說以後企業有什麽困難可以找他幫忙。

步鑫生的確已經不再屬於他個人了。這一年，他頻頻在中國媒體露麵，宣講他的“事跡”。僅在三、四月間，關於他的報道就層出不窮。3月9日，新華社報道了步鑫生應輕工業部邀請，在北京給全國的輕工業局長廳長發言，介紹他的改革經驗，與會人士“高度評價”，輕工業部的部長楊波則要求“全國輕工企業的幹部、職工們認真學習，解放思想，立誌改革，大膽探索，開創提高經濟效益的新局麵。”3月15日，中央廣播電台播發了《步鑫生的一天》，把步鑫生描述成了從早上6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多的大忙人。3月19日，新華社又發了《認真學習步鑫生改革創新精神》的文章，還特別提醒到“學習要紮紮實實，不搞形式主義。”3月21日，新華社南京報道，步鑫生的“改革創新精神”又引起了江蘇省輕工係統領導幹部的“強烈關注”，成為“剛剛結束的輕工局長會議上的重要問題”。4月4日，新華社北京又報道全國企業整頓領導小組負責人的談話，稱讚步鑫生“是一個順應時代潮流、富有改革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希望全國各地企業的幹部都要學習他的精神，為開創我國經濟工作的新局麵貢獻力量。”

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是，農村承包責任製剛剛獲得成功，改革逐漸向城市推進。但顯然，城市改革的環境遠比農村要複雜，阻力也更大。中國為了推動這樣的改革，也許正需要步鑫生這樣一位“夏伯陽式的人物”。

“夏伯陽”這個稱號是當時的媒體給予步鑫生和其他一些改革者的。但這個稱號卻充滿著諷刺和對他結局的暗喻。《夏伯陽》是前蘇聯著名作家富爾曼諾夫的代表作，是根據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紅軍指揮員夏伯陽的事跡寫成。小說描寫的是1919年1月至8月在蘇聯東線上的戰事。當時在東線戰場上作戰的，大多是由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夏伯陽師就是其中的一支。穿上軍裝的農民在夏伯陽的指揮下英勇善戰，屢建奇功，可他們的作風卻自由散漫。夏伯陽足智多謀、頑強勇敢、視死如歸、在戰爭中所向披靡，但政治上不成熟，對黨不夠理解。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後，把夏伯陽引上了正確的道路，夏伯陽也不斷成熟，成為了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小說著重塑造了夏伯陽這位立下赫赫戰功、聲望極高、深受人們敬重的傳奇人物。

顯然，這部小說是為前蘇聯的政治服務的。但日後夏伯陽的女兒所披露的史實卻與書中所寫差距甚大。夏伯陽是一個充滿草莽氣息的英雄，一度還成立過“夏伯陽共和國”。蘇聯時期的官方曆史一直在掩蓋一個事實：夏伯陽和他的部下一度隻能靠他們的戰利品來打仗。1918年，夏伯陽部隊的實力已經超過了一個師，但卻被稱為旅。上麵任命紮哈羅夫而不是夏伯陽擔任這支部隊的最高領導。

據一份當時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在一次會議上通過了列寧提出的關於取消選舉各級軍官做法的決定。會議建議中央委員加米涅夫撤銷夏伯陽的職務，加米涅夫直言不諱：“對他得慢慢處治。關於這個土匪，說什麽的都有。”

夏伯陽最後死於叛徒的出賣。但在同集團軍司令部發生爭執之後，夏伯陽與上級集團軍的關係就一直很緊張，他的部隊根本得不到增援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所謂“政委”這個角色，也是文藝作品所強加。

如同加米涅夫對夏伯陽的論定，對步鑫生這個人，也是“說什麽的都有”。

童寶根繼去年那篇著名的報道之後，這年又繼續充當鼓吹步鑫生的旗手。他把步鑫生的經營手法總結成一篇《步鑫生的“廠長觀”》的報道。

童寶根把步鑫生的做法總結為兩點，一是“工廠就要廠長說了算”，二是“要讓企業家當廠長”。這樣的觀點現在看來自然是沒錯的。英國《蘇格蘭人》報的記者尤恩•麥卡斯基爾更是直白地說“這些方針西方不論哪家公司的董事會都是會讚成的。”

麥卡斯基爾以西方人的立場描述了步鑫生的所作所為：

“他密切注意市場形勢，賺取高額利潤，而且解雇那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工人，這在毛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他已成了鄧小平的務實主義領導下，在工業中進行改革的象征。

他於一九七八年接管了一家襯衫廠，決心結束‘吃大鍋飯’和‘鐵飯碗’的局麵。除了加強紀律，獎罰分明以外，他開始進行市場研究，把各種設計方案送到各城市征求顧客意見，然後大批生產銷路好的產品。

這些做法聽起來頗有資本主義之嫌，但卻有一個重大差別，那就是絕大部分利潤歸國家，而不是私人股東。廠長們獲準留下一定比例的利潤作為獎金或再投資之用。

另一個較小的差別是，在西方，一個有成就的經理可望得到很高的薪金，而中國的廠長則不然。

例如步鑫生的月工資僅合二十二英鎊，按中國的標準也不算高。”

麥卡斯基爾用了“全國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來形容步鑫生，雖然他現在正在受到讚揚。但麥卡斯基爾也注意到，改革者也不都是像步鑫生一樣幸運。貴州省就有一個廠長將一家處於困境中的儀表廠變成了很興旺的廠子。他的做法其實和步鑫生很類似，給工人以刺激，調整了科室人員。但他的這些改革卻引起了省機械工業廳的不滿，趁他去學習的時候把他的副手全撤了，換上了他們的人，於是這個廠長也不得不辭職。

但步鑫生卻幸運得多，風頭正勁的步鑫生說話擲地有聲：“生產上的事，經營業務上的事，行政上的事，就是要廠長說了算。因為工廠也是戰場，打的是經濟仗，廠長的話，就是命令，要令出如山，說一不二。”

步鑫生甚至對三套班子的工廠製度——黨委（支部）、廠部、工會——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樣會導致人越弄越多，大家都負責，但出了問題卻誰也不負責，互相扯來扯去扯不清。步鑫生進一步妥協地認為，在這三套班子中，搞生產的中心任務應該由廠長負完全責任，黨委起保證作用，工會監督廠長。至於“民主化管理”，步鑫生則認為“在上班時間，工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廠長的命令。”

假使放諸市場經濟年代，步鑫生的這些關係完全可以藉由市場來厘清。但步鑫生的時代，這些市場化的改造，才剛剛露出萌芽。黨委如何起“保證作用”，步鑫生沒有說明，即便是步鑫生所言的“工會監督廠長”，也似乎與他的所為不符。就在前一年，步鑫生自作主張撤銷了廠工會副主席趙榮華的職務，最後甚至開除了趙榮華並且辭退了也在工廠工作的趙榮華的妻子。步鑫生甚至還是趙榮華的師傅，之所以手段如此激烈，是源於趙榮華不願意擔任工會主席而被他視為“不識抬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趙榮華在1984年被開除後倒是走上了創辦自己企業的道路，並在隨後幾年一躍而起，成為成功的企業主。四年後，就在步鑫生被免職並被當年大肆宣傳他的《人民日報》批評後不久，趙榮華獲得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的全國優秀經營管理者稱號和“五一”勞動獎章。

至少童寶根所總結的步鑫生的“廠長觀”中，已經可以隱隱看出步鑫生性格中剛愎自用的弱點和獨裁式管理的端倪。

但以當日的情形，這些都掩蓋在全國對步鑫生的頂禮膜拜中。海鹽襯衫廠的主管部門也顯然是支持了他的這種做法。海鹽縣二輕局至少授予了步鑫生四個方麵的權力：一、有權安排生產和經營；二、有權獎勵有功人員和處理嚴重違反勞動紀律的職工，開除職工，不必上報主管局批準；三、有權任免、調配廠內一切人事，科長、車間主任由步鑫生任免，副廠長也由他提名；四、可以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發展的機構和製度。正如步鑫生所言，“如果沒有這些權力，我縱有三頭六臂，也寸步難行。”

是年對步鑫生的讚揚已經逐漸變成了口號與吹捧。浙江省委黨校經管教研室的人對步鑫生在廈門展銷會期間讓服務員每天上班穿上他們生產的襯衫的一事也大肆褒獎，認為正是這樣的做法讓他們“刹時間，門庭若市，盛況空前”。至於海鹽襯衫廠的推銷員，也被描繪成了連逛馬路、遊公園都在觀察人們穿著喜好的人。但這樣的營銷手法，實際上前幾年就被很多廠家在采用了。

甚至還有一位導演跑到海鹽拍攝了一部《女記者的畫外音》，這部電視劇還獲了獎。這部片子是以步鑫生為原型創作的，95%的鏡頭在海鹽襯衫總廠拍攝。拍攝這部片子的時候，對步鑫生的爭論還十分激烈，正如導演奚佩蘭所言，“這部片子能夠和觀眾見麵，我就很滿足了！”

奚佩蘭的拍攝可謂一波三折，劇組一進廠，就有人打電話去了電視台，意思是要趕他們走。步鑫生準備給攝製組一些讚助費，也被人告了狀，說步鑫生用錢收買電視台為自己“樹碑立傳”。盡管有這些阻力，奚佩蘭還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支持，省委辦公會議為此還專門做出了一個決定“浙江電視台攝製的以步鑫生為原型的《女記者的畫外音》，修改後可以公開播放。”

但在榮譽之巔的步鑫生卻始終被各種問題困擾。就在童寶根發第一篇報道《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之後兩個月，杭州一家報紙發了《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獨斷專行》，文中寫道：自《人民日報》等發表介紹步鑫生的事跡後，讀者紛紛投書報社揭露步鑫生在廠裏獨斷獨行，擅自改組工會，隨意撤銷和開除工會主席。

海鹽縣信訪室收到的關於步鑫生問題的來訪來信也是絡繹不絕，一些還是從省裏甚至是北京轉來的。主要還是集中在指責“步鑫生獨斷獨行，目無黨組織，他到底是資本家還是企業家”？“步鑫生的經營靈活，就是請客送禮，拉關係”。“步鑫生製定的‘土’政策，就是對工人的管、卡、壓，侵犯了職工的合法利益”。“襯衫總廠花了幾萬元錢綠化工廠，接待室裏陳設豪華，嚴重違法財經紀律”。“襯衫總廠搞廠徽、廠歌，大搞廠慶活動，都是為了突出步鑫生個人。”……

童寶根作為記者之一的一篇文章《步鑫生的“上下內外觀”》盡管還是繼續對步鑫生進行褒揚，但還是隱隱透露出了步鑫生榮譽背後的一些內憂外患。步鑫生說“要打破大鍋飯，就要豁出去不怕得罪人”，這是所謂的“對下”——不怕後進群眾吵鬧；步鑫生說“為改革，我決心已下，死不回頭”，這是所謂的“對上”——不怕錯誤領導的壓力；步鑫生說“一份精力，一份事業。我沒有時間計較社會上的閑言碎語”，這是所謂的對外——不怕社會上的閑言碎語；步鑫生說“我活著要創出一塊張小泉那樣的名牌！死了不要送花圈，在骨灰盒上放3個名牌襯衫商標就行。”為了這個名牌，步鑫生一天難得有時間和家人吃上一頓飯，甚至他的妻子蔣麗珍也對他說：“你一個月67塊錢，一天到晚幹幹幹，外麵風聲這麽大，閑話這麽多，叫我整天為你擔驚受怕，到底為個啥！”這就是他所謂的“對內”——不顧親友的勸阻。

步鑫生所領導的海鹽襯衫總廠，他們的三個品牌——“唐人”、“三毛”和“雙燕”，即使在當年，也算不上真正的名牌，一年後代表著海鹽襯衫總廠最高水平的“唐人”牌襯衫還在全國襯衫評比中名落孫山。讓後人記住的海鹽襯衫總廠“品牌”中，也隻剩下了漸行漸遠的“步鑫生”三個字。但不管世事如何變遷，至少在1984年，步鑫生還是獨立在了“改革”的潮頭。

“步鑫生式的”，成了這一年中國企業界的流行詞語。那時的中國，一個銳意改革的廠長通常會被冠以這樣的定語。中國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挽救沒落的國營企業的靈丹妙藥。以稅代利，自負盈虧，職工實行浮動工資，多勞多得之後，很多工廠出現了煥然一新的局麵。在不少廠長看來，盡管改革存在風險，還是值得嚐試的。

但是一些廠長還是提出意見，認為盡管給企業自主權已經說了很多年，但實際上企業目前的自主權很少。沒有權，搞改革就很難。北京服裝一廠的廠長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今年上級下達給我們廠的利潤指標是145萬”，隻要“上級敢給我們一定的自主權，不幹預獎金發放辦法，我們就敢用9個月的時間再創一個‘海鹽’年利潤，保證年終拿下200萬元。”這個廠長說的“海鹽”，自然是步鑫生領導的廠。

步鑫生的北京同行們盡管對改革也是充滿著憧憬，卻也有著不同的苦惱和擔心。一些人認為，學習步鑫生，改革創新是沒有錯的，但有些問題必須解決。否則，步鑫生的好經驗也隻能是望梅止渴，紙上談兵。有的廠長還說“海鹽襯衫總廠經驗好就好在對我們服裝行業如何進行改革做了可貴的探索”，“他們的經驗的確很好，符合黨的十二大精神，我們也想當步鑫生式的廠長，但在北京不一定行得通……”這些廠長——北京市服裝一廠、五廠、八廠的廠長們——想不通的是為什麽一麵要他們學習步鑫生，一麵“上級”卻不批準他們的改革方案。他們搞出了基本工資浮動或實行全額計件工資以及職工福利的改革方案，要求上級表態。上級卻隻說“研究研究”。北京襯衫廠、大華服裝廠在1979年就改革了獎勵辦法，對超產部分實行國家得75%，企業和職工得25%的分配辦法，效果很好。但在1982年的10月就戛然而止了。

福建的55位廠長經理在這年的3月就集體給福建省委的領導寫信要求“鬆綁”。這個事情倒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他們所要求的五項權力中的四條——幹部任免權、從工人中提拔幹部權、獎勵基金自主分配權、部分產品自銷權已經基本落實；廠長（經理）負責製也正在部分企業中試行。在大多數企業，這些爭取來的權力都促使了企業經營效益的提高。

三、

1986年，正處在改革潮頭的步鑫生對當時政府所提倡的“橫向經濟聯合”這個事情看起來頗為熱心和大度。一直以來，步鑫生都想獲得上海的技術支持，所以他在“聯合”上海第十二服裝廠的時候，提的要求非常寬鬆：“分廠廠名可以改，領導班子可以上海派，超額的利潤可以一分不要，關鍵是要讓產品提高質量打出去。”不過，步鑫生這樣的大度也是有原因的，上一年他建成的年產量可以達到30萬套的西裝生產線，不得不麵臨國內西裝滯銷這樣一個市場狀況，而上海第十二服裝廠卻有著出口西裝近三十年的曆史，每年銷往日本、美國等國家的西裝總共十萬套。但這家廠的生產設備卻已經滿足不了國際市場新的要求，而海鹽襯衫廠的這些先進設備顯然對他們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步鑫生開始憧憬起了國際市場，這年他對來訪的記者雄心勃勃地說“這樣的設備在國內是第一流的。有上海的技術加上這裏的廠房、設備、勞動力就可以產生經濟效益，搞正統的高質量的西服，打到國際市場上去。聯合的目的不是內部誰吃掉誰，而是為了進入國際市場。”步鑫生麵對媒體的口才顯然是越來越好，他最後說“三五年後，橫向經濟聯合會有個新麵貌，海鹽襯衫總廠也一定會有個新的麵貌。”

但這年的步鑫生，也有很多別人所不知道的鬱悶，海鹽縣二輕工業總公司的黨委書記此時兼了他們廠的黨支部書記，“黨”這樣做，據說是為了加強對這個廠的領導，但步鑫生顯然與這個黨支部書記合不來。是年冬天，在浙江大學學習的步鑫生寫了一首回顧經驗教訓的詩，其中有幾句是這樣寫的：“東風吹來紙老虎，小人趁機放暗箭；從中發難起浪頭，偽君亂中撈稻草。”

四、

1988年，步鑫生的輝煌已經走到了盡頭。這一年的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職。報道這個消息的正是當年寫《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不同於1983年和1984年的賣力鼓吹，童寶根這次和同事合寫的報道，光標題就可以看出那種文革式落井下石的味道：《驕傲自滿粗暴專橫諱疾忌醫債台高築的海鹽襯衫總廠將招聘經營者》。

爾後，童寶根又與人合寫了報道《步鑫生沉浮錄》。童寶根在這篇揭秘式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的貶義詞來形容他曾經一手炮製的“改革明星”。他寫到1984年的11月8日，正值海鹽襯衫廠的廠慶暨產品訂貨會，“影劇明星光臨，八方名流濟濟，盛況空前”，但步鑫生卻“整天沉湎於改革大功告成的慶宴之中，把有多年聯係的老客戶和慕名而來的新客戶丟在了一邊。客戶們搖頭歎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工廠的訂單量驟然下降。”童寶根更是詳細地指正，步鑫生在1985年之後，就在“密室”裏辦公，要進入到這個密室見他，得過4道門。“第2道門裝有窺視孔，第3道門是一麵大鏡子。”1984—1985年間的步鑫生，據童寶根的描述：“舒適的頭等艙、軟席車廂、高級賓館的套間客房、進口小汽車、豐盛的宴席”已經成了他外出活動的必須條件。但就在1984年的時候，童寶根還為步鑫生出“坐轎車”的風頭辯解過。1984年，步鑫生考慮到外地客戶轉長途汽車到海鹽的不便，便在上海設了接待站，用轎車把客戶從車站、機場、碼頭接到廠裏。人們對步鑫生的議論“真會出風頭，縣委書記沒車子，裁縫師傅坐轎車！”由此而來。這些前後矛盾的說辭都出自童寶根的文章，隻是在1984年的時候，童寶根是這樣寫的“步鑫生坦然一笑：說閑話不負經濟責任。他說他的，我幹我的。”童寶根那時對步鑫生是極力地讚揚“不怕社會的閑言碎語”。

根據童寶根的描述，步鑫生所領導的海鹽襯衫總廠的衰落，“從經濟角度看，是由於一係列經營決策的問題造成的：新上的西裝生產引進項目未能趕上‘西裝熱’；錯誤的預測使大批原材料積壓，接連上馬的領帶，印染項目力不從心，虧損嚴重……”，但導致這一連串失誤的重要原因還是出在步鑫生“自以為名氣大了，想幹什麽就能幹成什麽”。不過，童寶根倒也指出，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和“某些領導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導致步鑫生犯下這些經營錯誤的一個原因。步鑫生的西裝生產線原計劃隻有8萬套，但卻在“上級主管部門”的加碼下，被弄到了30萬套，為的就是“支持步鑫生這位全國聞名的改革人物”。

步鑫生被免職的過程非常蹊蹺，是年他在給《青年參考》的一篇題為《峻嶺與深穀之間——兼答青年朋友》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9個月前，我剛剛向縣委、市委立下軍令狀：給我3年時間，我要使海鹽襯衫總廠恢複生機，重新起飛。從那天起我把煙戒了。報上寫過：“步鑫生吸煙的數量是一天兩包。”一下子戒掉，不為別的，隻想尋找一種臥薪嚐膽的感覺：廠裏情況不好轉，我就不再吸煙。1988年1月13日，我同廈門鷺鶴公司草簽了一份合同。根據合同，我廠將為該公司生產30萬打廣告衫間接出口。僅此一項業務就夠我廠幹一年。原料、製作、印染等關鍵工序已全部落實，該合同若能兌現，合計稅利160萬元（我廠全部債務290萬元）。那天我剛剛鬆了一口氣。我的副廠長和財務科長也鬆了一口氣。他們說我不妨吸一支煙。

我點上一支煙，那支煙的牌子是美國進口的“萬寶路”（這種煙我過去也輕易不吸的）。

兩天後的清晨，我突然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中聽到了我被免職的消息。我懷疑不是收音機就是耳朵出了毛病。事後我知道都沒出毛病。當天上午免職通知下達到我本人。

我不想掩飾我對此毫無心理準備。

但媒體並不都是像童寶根這樣地落井下石。正如此時的一些議論：

“步鑫生沒有你們吹得那麽好，也沒有你們批得那麽壞！”一位工人說。

“有些記者既當接生婆，又做掘墓人！”一位幹部說。

“記者太勢利，靠不住！”一位廠長說。

有人也對步鑫生被免職的過程提出了質疑。在童寶根的報道中說，是“浙江省有關黨政領導部門今天作出決定：免去步鑫生海鹽縣二輕工業總公司副經理、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黨支部副書記的職務。”但是，海鹽襯衫總廠隻是一個集體性質的企業，步鑫生的級別也不過是個副科級，這個級別的幹部要由“浙江省”來任免，勞師動眾可見一斑。況且，畢竟步鑫生的經營失誤，也有一些原因是“上麵”的好大喜功，無論如何，在很多人看來，步鑫生的這次免職，至少是被過分渲染了。

然而再分析海鹽襯衫總廠的管理架構，不難發現，這些年的步鑫生其實內部也理得很不順。海鹽縣二輕工業總公司的黨委書記兼經理到海鹽襯衫總廠兼任黨支部書記之後，步鑫生和他的關係可以用“同廠二心，貌合神離”來形容。1986年步鑫生在“浙大”學習期間寫下的那首詩亦是為了抒發彼時的抑鬱。被免職後的步鑫生曾經談起過這位黨委書記“他們把我當作眼中釘，采用‘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手段整我，把我置於死地。”由此可見，這位黨委書記和步鑫生的關係惡化到了什麽程度。而以直接上級來兼任下級公司的黨委書記，這樣的安排即便在當時也屬罕見。媒體也為步鑫生鳴不平“這位黨委書記至少沒有做好保證監督工作”。

對於黨這樣的“保證監督”，1988年的柳州開關廠廠長範紹沛意見更大，他認為黨委起保證作用就夠了，保證就含有監督的意思。“再說監督廠長應是上級部門的事，是審計、銀行、財稅這些社會職能部門的事。黨委監督廠長，那麽誰來監督黨委呢？”

童寶根所描述的步鑫生的“粗暴專橫”，即便是曾經反對過步鑫生的海鹽襯衫總廠的一位副廠長也並不認同。步鑫生天生就是如此，在1984年以前，也正是這樣的個性，讓步鑫生所領導的海鹽襯衫總廠在1981到1984年間年年盈利，上繳的稅利也以50%的速度遞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這些媒體，昔日把步鑫生說成有“主見”，現在成了“驕傲”，昔日的“果斷”，現在成了“獨斷”，昔日的“魄力”，現在成了“專橫”。

步鑫生被免職之時，離他承諾三年企業扭虧為盈的時間才過去沒有幾個月。而就在之後不久，海鹽縣政府卻對海鹽襯衫總廠作出了“掛債停息，招標承包”的決定，這個廠的欠債也全部由財政部門出錢墊付，所墊的款記賬停息，暫時掛起來，待企業有了利潤後，歸還財政墊付的債款。這個消息讓先前被“上級”告知要“救人救廠”的步鑫生感到更為不平。隻是，海鹽襯衫總廠從此便一蹶不振，步鑫生也沒有去“上級”給他安排的縣二輕公司報到，而是開始了他長達14年之久在外漂泊的生涯。直到退休，步鑫生都不願意再回海鹽定居，而是選擇了住在上海。

五、

1989年的步鑫生，已是上海鑫生製衣公司的董事長，回顧自己的經曆，他還是覺得一言難盡。他在談起自己的“教訓”時說：“就是改革中的步子太快了。太快了就很容易失控。應該有一個鞏固前一段成果的階段就好了。這和打仗一樣，你一點也不休整，總要打下去，打疲勞仗，最終要吃虧的。”

但步鑫生所謂的“疲勞仗”，卻隱隱是在指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和企業外部環境。他說“企業到現在為止，還未能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實體，廠長也沒有成為真正的法人代表。”包括步鑫生在內的很多廠長經理，在這方麵是“很苦惱的”，正如步鑫生所言“現在是各個部門都能管你、都能檢查你，都向企業要‘效益’。在貢獻上，對企業的要求是不封頂的，可是企業廠長經理要招待客戶拿出一點錢來，這不行那不行，哪個公公哪個婆婆哪個奶奶都來管你，你企業要是上去了，這個部門那個部門都來要榮譽了；你要是出了點失誤，馬上來批你，檢查你。”

步鑫生更是抱怨官方放著“官倒”不治理，卻偏偏弄出十萬多個工作組來“整頓企業”，檢查企業，可是步鑫生卻沒有看到過一個檢查組是檢查究竟中央放給企業的自主權落實了多少。步鑫生似乎越說越是激憤“都說要搞活企業，廠長經理如果老是處在被檢查被整頓的地位，他的精力分散了，應付這應付那，企業怎麽搞活？總認為企業搞不正之風。我倒認為真正的不正之風是機構越來越多，廟越來越多，菩薩越來越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之風，需要整頓。因為它影響了企業的自主經營，實際上和搞活企業背道而馳，框死了企業，使我們的廠長非常難當，比洋廠長難當得多。”

二十六年後，步鑫生病逝海鹽，他終於還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俞雷 FT 2015年0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