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曆史與未來必須做到最真實的回歸人性、回歸良知才有希望，麵對從前的諸多不幸與罪惡，我們必須做到最真實的懺悔與救贖才不會重蹈覆轍。
張養浩是蒙古人入主中原時代的元朝散曲家，他出生前四十三年，西夏被蒙古軍種族滅絕。他出生前三十六年，金朝被蒙古與南宋聯合攻滅。他出生時，山東大地早已處在蒙古統治之下。他出生的第十年，蒙古消滅了南宋。
可以確信的是，張養浩的時代是一個完全沒有人權和博愛的末日社會。
張養浩長大後成為了元朝公務員，曾經官拜禮部尚書，在尋訪陝西時寫下了這首《山坡羊·潼關懷古》，他存在過的那個時代在明朝人寫的《元史》中，處處有著‘人相食’的字樣。
一個‘人相食’的社會，又是多麽可怕的煉獄?後來漢族人苦苦掙紮了整整九十年才得以建立明朝，擺脫了這種地獄式的生涯。
‘人相食’那是沒有人性的噩夢。在這個時代，沒有人道，沒有公正，那裏還會有公理?一個沒有公理的時代，則恰恰是一個遍地強盜的時代，而元朝正是一個這樣的時代。
孔子曾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盡管元朝疆域再大，它也隻是一個龐大的‘奴隸製’國家監獄而已，這裏根本尋覓不見幸福。
春秋時代，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元朝時代的朝廷根本沒有給過我們祖先溫、良、恭、儉、讓的回憶。
在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讓蒙古貴族點亮人性的燭光又是多麽艱難?溫良恭儉讓，一串多麽美好的詞匯，可是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談笑間完全灰飛煙滅了。
後來蒙古人被朱元璋趕出中原，他們的故都哈拉和林被明軍焚毀，再後來，蒙古北元朝廷在漠北捕魚兒海被明朝藍玉軍全殲，北元亡國。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蒙古人兩手空空被攆出中原，又回到了遊牧、打獵、自相殘殺的原始社會。
元朝時代沒有給過我們溫暖，在後世者的眼睛裏，那個時代隻有暴政。
早在春秋時代，《道德經》五十八章就曾言：“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民的淳樸善良來自於政治的寬容誠實，人民的暴戾凶險亦是來自於政治的嚴苛殘酷。
老子亦曾言“絕聖豈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老子認為天下人能夠複歸淳樸的前提條件是不矯揉造作，不偽裝仁義，不貪得無厭。這時人民才能夠天性善良，人民天性善良了，才能夠淨心寡欲，人民淨心寡欲的時候，天下才能夠複歸太平治世。
然而這樣的時代在春秋離亂之世，乃至以後的兩千年裏，是不可遇，更不可求的。
見素抱樸?仿佛是一個我們不知何時完成的神話。
是非善惡的量變質變——從商鞅變法開始
公元前三世紀流亡到秦國的魏國人公孫鞅在自己的變法策論中津津有味的寫道：“壹民、壹教、借力、殺力”。
公孫鞅就是商鞅，他策論中的“壹民、壹教、借力、殺力”表麵意思指的是讓人民隻有一種出路，讓人民隻接受一種教育，然後借用人民的力量消滅東方六國，使得秦國統一天下。
後來商鞅受到了秦孝公嬴渠梁的賞識，官拜丞相。由此商鞅便開始大刀闊斧的實施他所謂變法圖強、吞並天下的政治抱負。
所謂的讓人民隻有一種出路深層含義就是指在秦國取締一切工商業活動，讓人民接受耕戰國策，閑時種地，戰時充炮灰。所謂的讓人民隻接受一種教育深層含義就是指讓人民接受‘忠君愛國’思想，讓人民在無知無覺中甘心情願充當人體炸彈去為國家犧牲性命。所謂借用人民的力量消滅六國，保衛秦國江山深層含義就是轉移人民意誌，消滅外患同時，瓦解本國內部人民抵抗力量，從而達到王權永固的專製目的。
秦孝公和商鞅得以如願以償，從此淳樸誠實的秦國人化作了虎豹豺狼，遠遠望去，秦國人披散著頭發，腰間捆著敵人的頭顱衝鋒陷陣。秦國軍隊完全變得像惡魔一樣可怕，秦國成為了軍事強國，令東方六國聞風喪膽。
到了秦始皇時代，秦皇嬴政運用秦孝公、商鞅流傳下來的惡棍手法奮六世之餘烈，真正統一了全中國，東方六國人民開始淪陷在恐怖氣氛中。後來我們終於明白了什麽是銷天下兵器鑄以金人十二，什麽是伐百越、討匈奴，什麽是焚書坑儒，什麽是執敲撲而鞭笞天下。
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性開始變得殘酷而陰冷，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為了繼承皇位，殘忍的殺死了所有的兄弟姐妹。為了防止秦始皇陵墓日後被盜，就把為秦始皇守墓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坑殺，秦始皇的皇帝陵被封死了，秦國這個殘忍時代也該結束了。
被發配漁陽充軍的幾百戍卒半路上因遇大雨，道路泥濘，無法準時到達發配地，變得惶惶不可終日，按秦國法律誤期當斬。為了活命求生，戍卒長陳勝、吳廣殺死了監軍校尉，在河南發動了大澤鄉起義，秦末時代地崩山裂的大動蕩由此全麵爆發。
這個時代最響亮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彼可取而代之”。是“大丈夫應如是也”。從這些激昂口號中完全能夠想象出那個時代的人性是多麽躁動嘈雜，然而尋覓遍了當時所有時代背景之後，這個時代的社會與人性中確實找不到“平等、博愛、民主”等詞匯。
經過三年多的殘酷血戰，來自山東沛縣的平民起義領袖劉邦推翻了秦國的殘暴統治，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戰亂並沒有徹底止息。
秦朝滅亡的當年，山東的劉邦集團便與江東的項羽集團因為統治權之爭發生了內戰，持續四年的殘酷內戰使得中國大地更是雪上加霜，哀鵠遍野。曠日持久的戰爭結束後，中國這個擁有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僅僅剩下了一千多萬人口，人口毀滅足足十之七八，以至於當時田間萬裏真空，荒無人煙，經濟蹉跎而百業凋零。漢朝的布衣將相都沒有良馬可用，經過了秦末大亂能種下太平糧者，可謂不幸之萬幸也。
項羽烏江自刎後，劉邦坐穩了皇位，期間誅殺韓信，剿滅彭越，討伐英布，使得諸侯林立的異姓王時代絕跡於神州版圖，漢朝國家政權終於鞏固了。
劉邦死後，呂後掌握了漢朝的國家統治權，果斷免去了天下所有的苛捐雜稅，推行《二年律令》，承認土地私有，實行三十稅一稅收國策，開放了田間所有的田川沼澤，使耕者有其田。
就這樣原始的自由經濟得到了複蘇，財富的到了積累，人民也有了脫貧致富的希望。
漢文帝時代，漢朝更是節省民力，不與民爭利，朝廷把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當做國策來對待，文化上也相當寬容，文景時代出現了繼春秋戰國之後的第二次百家爭鳴的盛況。
時光走到漢武帝時期，漢朝已經步入了鼎盛時代，那個時代經過了呂後、文帝、景帝三代人的積累，漢朝國力強大，囤積在官倉的稻米都無處擺放，以致於不得不放在露天的廣場上，府庫裏的錢財都堆積如山，串錢的繩子都爛掉了，漢朝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
讓所有人都神魂顛倒的帝製者——漢武帝
公元前二百年漢高祖劉邦有意要削掉天下所有的異姓王，於是就把削藩的矛頭對準了韓王姬信。姬信為了活命被迫逃亡匈奴，於是劉邦親率大軍追到了匈奴，準備把匈奴和韓王姬信一並都滅掉。匈奴冒頓單於用誘兵之計將劉邦軍隊吸引到白登山上，劉邦輕敵被騙，在白登山中埋伏，被四十萬匈奴騎兵圍困七天七夜。劉邦被迫接受了謀士陳平的計策，賄賂冒頓單於閼氏，祈求單於網開一麵，劉邦才得以率殘軍逃回長安，這就是‘白登之恥’。
公元前一九四年，劉邦病逝，妻子呂後稱製，消息傳到匈奴冒頓單於耳中，於是冒頓單於致國書回複呂後說：“現在你寡居了，我的妻子正好也去世了，不如你就委屈一下做我的閼氏吧!”。麵對如此輕佻的國書，大將軍樊噲首先自告奮勇說：“吾願率十萬鐵騎橫掃匈奴中”。大將季布緊接著說：“就應該殺掉樊噲，當年高皇帝劉邦率二十萬大軍尚且被圍困於白登山，今天你樊噲又怎能率十萬人橫掃匈奴呢?”。
麵對奇恥大辱，呂後當然想消滅匈奴，然而經過秦末大亂後，中國實力已經極度虛弱了，百廢待興，萬民飄搖於四野之上，又焉能打敗匈奴?呂後毫無辦法，隻能回複匈奴單於說：“我已經容顏老褪了，牙齒都掉落了，我送給你許多年輕貌美的女子，就讓她們代替我侍奉你吧!”。這就是屈辱的匈漢和親，這種屈辱一直持續到了漢武帝初年。
公元前一四一年，漢景帝的幼子漢武帝劉徹繼承了漢朝皇位，當時漢武帝劉徹隻有十六歲，他還很年輕，但他誌向已經相當遠大，在他的心靈裏漢朝絕對不可以仰其他國家鼻息，看其他國家臉，凡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應該是漢朝的領土。
我們可以窺測出白登之恥、呂後被欺、漢匈和親在漢武帝劉徹腦海中是多麽的恥辱，憤怒的漢武帝劉徹恨不得要立馬洗刷掉這一切，洗刷掉這些恥辱，他要聚民力、練強兵、選猛將與匈奴開戰。
漢武帝劉徹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要獲得人民的支持，想要獲得人民的支持，則必須要有一套說服人民的思想辦法，漢武帝劉徹開始大規模扶植儒家思想，並漸漸的疏遠了道家思想，漢武帝劉徹不喜歡寧靜的無為而治，他要大有作為。
公元前一三四年儒生董仲舒向漢武帝劉徹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該“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就這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學說得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極大認同，儒家思想正式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裏，皇權是神授的，皇帝是天生的，皇帝除了隻膺服於上天外，萬民則必須要膺服於皇帝，要忠君要愛國。有了這套思想，漢武帝劉徹的政治地位猛然高漲起來，王國勢力被董仲舒的強幹弱枝手法急劇削弱了，百家爭鳴的思想盛筵更是被漢武帝劉徹與董仲舒聯合絞殺了···。
儒家思想固然有很好的一麵，但是這並不能表明其他學說都是謬論，其他思想都是落後的，可是自從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人的思想盛筵得不到新的升華，新的結晶，新的生命，從此中國人隻能聽到一種聲音，仿佛天空變的更加沉悶，仿佛河流變得那麽一瀾不驚。
漢武帝劉徹滿意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漢武帝劉徹的思維理念似乎成為了天地間最偉大思想，仿佛天地間所有的兒子都應該不計對錯的聽從於父命，仿佛天地間所有的妻子都應該不計對錯的聽從於丈夫，仿佛天地間所有的人民都應該不計對錯的聽從他漢武帝劉徹的詔命，就這樣中國人靈魂上與肉體上的自由被漢武帝劉徹在無形之中褫奪幹淨。
道家思想宣稱心靈純淨，人格自由，無為而治。不要緊，漢武帝劉徹有了天人感應，有了三綱五常之後還理會道家思想幹嘛?漢武帝劉徹這個皇帝已經被董仲舒等禦用文人描畫成上天派下來統治人民的偉大君王，漢武帝劉徹還能怕的了誰?劉徹做一個夢，夢到一堆小木人，都能爆發出‘巫蠱之禍’，死一大群人，所謂的道家思想又豈能製衡的了他的步伐?況且唯一能夠製衡漢武帝劉徹的竇太後早已不在人間，公元前一四一年後確實是漢武帝劉徹一個人的時代。
董仲舒因漢武帝劉徹而權傾朝野，漢武帝劉徹因董仲舒而權力鞏固，這是多麽完美的一對搭配。
董仲舒似乎把《孟子》裏麵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忘了一幹二淨，但是忘記了這些隻能導致皇權的無限製膨脹，以及人民的無限製奴性與愚昧。
此後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都開始膺服於三綱五常，中國人的思想精華完全被董仲舒與漢武帝劉徹掏空了，有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之後，人民仿佛像被灌了迷魂湯一樣對漢武帝劉徹無限忠誠。
商鞅思想仿佛是苦澀辛辣的毒藥，董仲舒思想仿佛是香甜可口的毒藥。當人民意識到商鞅思想有劇毒之後，開始拿起武器奮起反抗，終於幾經血戰有了生路，而人民喝下漢武帝劉徹與董仲舒研究的迷製毒藥後完全陷入了迷失之中，一直沉睡了兩千年。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而言，中國對匈奴俯首稱臣都是民族的恥辱，匈奴人對中國人的屠戮侵略都人類的罪惡，因此漢朝與匈奴必然都會有一戰。漢武帝劉徹通過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已經聚夠了人氣，於是練強兵、選猛將與匈奴撕破臉，開始了大規模的北伐匈奴戰爭。
通過三次殘酷大戰，驃騎將軍霍去病一直打到最北方的貝加爾湖，大將軍衛青一直打到杭愛山附近，匈奴遠遁大漠西北，再也不能構成漢朝的威脅了，然而經過曆次血戰之後，漢朝幾十年的辛苦積累已經揮霍一空，並出現了群盜滿山的淒慘局麵。
戰爭太殘酷，是無量頭顱無量血的犧牲，無數人民瞬間化作了屍體與白骨，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究竟誰對人民禍害更重呢?是匈奴單於，是漢武帝劉徹?
或者漢朝‘無為而治’的寧靜局麵本來就不該打破。
忠臣良將的噩夢——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
辛棄疾在《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中寫道：“綠樹聽鵜鴃。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處尋，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辛棄疾的這首詞感古傷今，表達了他對南宋苟安一隅的極大不滿。詞中的昭君出塞、戴媯歸陳、李陵蘇武送別、荊軻易水悲歌是中國古時候的四大人間悲劇。昭君貌美如花，因為不滿西漢宮廷的枯燥生涯而被迫下嫁給匈奴呼韓邪單於，過起了飲毛如血的苦日子，可謂悲劇。戴娓因為夫君衛莊公離世，兒子公子完被殺，又被衛國人遣返回陳國，可謂又悲劇。太子丹披麻戴孝易水送荊軻，滿座衣冠似雪，荊軻刺秦王功敗垂成，引發燕國滅亡可謂更悲劇。李陵、蘇武河梁橋送別可謂悲劇中最悲劇也，因為李陵北伐敵國匈奴兵敗被擒，漢武帝劉徹就認定李陵已經投降匈奴，於是誅殺李陵三族，致使李陵無家可歸，李陵被迫背負漢奸罵名投降匈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苟延殘喘於世間，真可謂悲劇中最悲劇也。
‘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是多大的苦?李陵也是將軍，也曾愛國，骨子裏也有英雄血，也不是懦夫，可是他不但要承受世人的唾罵，還要承受整個家庭的生死離別，還要世世代代與胡虜為伍，還要世世代代在胡虜中生存也無法擺脫家庭的毀滅與名節的破碎，他變得生不如死，親人都因他北伐匈奴而死，而他卻因為漢武帝劉徹孤獨慚愧的苟活於天地間，這又是多大的苦?
李陵投降匈奴，有著太多的身不由己與情有可原，一句‘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又豈能說的完?
李陵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廣在平定漢景帝年間‘七國之亂’時立下過奇功，又曾經長期守衛邊塞而威震匈奴。唐詩中描寫李廣說：“林寒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射虎南山秋，沒入石棱中”。在天昏地暗的一個夜間，李廣打獵時，一次不小心竟然把叢林中石獸當成了猛虎，李廣一箭射中，走到近處一看，原來躺在地上的大蟲根本不是什麽猛虎，而是一隻石獸，由於箭簇射的太深，就連李廣自己也拔不出來了。由此可見，李廣的箭法是多麽高強。
可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李廣至死都不能封侯拜相，大將軍衛青率漢軍北伐匈奴時，李廣一部中途迷路，便再也沒有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回到長安後，李廣受到禦史的問責與羞辱，憤而自刎。
李廣死後，兒子李敢認為父親是大將軍衛青謀害死的，於是揚言要殺掉衛青。衛青認為自己清清白白，就沒把李敢放在心上，而衛青的外甥霍去病倒是認為李敢絕對不會善罷幹休，於是在陪同漢武帝劉徹打獵時，竟然放暗箭射死了李敢。漢武帝劉徹為偏袒霍去病，也隻好謊稱李敢被野鹿撞死，至此李家衰落了。
仇人霍去病幾年後病死於朔方，李家已無仇可報。而李廣的孫子李陵卻依然雄心勃勃，他夢想李家能早日複興起來，能夠重展往日的雄風。
時光走到漢武帝劉徹統治中國後期，敵國匈奴重新死灰複燃，李陵自告奮勇要請兵出擊匈奴，漢武帝劉徹對此相當滿意，就給了李陵五千人馬，讓他北伐匈奴。
李陵僅率五千人馬就如下山之猛虎，剛一接觸匈奴即初戰告捷，之後又在漠北浚稽山大敗匈奴單於兵。匈奴大震，單於不忍蒙羞，即調集全國兵力圍剿李陵，李陵在浚稽山苦力難支，喪失漢軍馳援，決定撤軍。
司馬遷在描繪李陵時寫道：“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有所蓄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
李陵確實是國士，在漢匈戰爭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士卒死者堆積如山仍然幹冒白刃血戰匈奴。
經過數日血戰之後，李陵軍隊完全陷入了匈奴包圍之中。這時李陵已經寡不敵眾，糧絕簇盡，又橫遭叛徒出賣，南歸道路已經被斷絕，覆滅在即也。李陵為了避免全軍覆沒，隻能下馬詐降。
此刻李陵心中想到的可能不止是詐降匈奴，最終又逃回漢朝的大將趙破奴，或許還想到了項羽，是“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李陵已經羞愧至極了，在他的腦海裏，自己根本不如項羽，在深陷絕望的最後一刻裏，李陵眼中又迸發出常人的求生欲，他要像勾踐臥薪嚐膽那樣活下來，隻有自己活下來才能重回漢朝，才能殺死匈奴單於，為自己戰敗贖罪，想到這裏，李陵心肺俱裂，可是別無他法，李陵隻能暫時詐降。
映著大漠上空將要降下的落日餘暉與曲調粗狂的草原牧歌，李陵已經被匈奴大隊人馬裹挾而去，他人生中最淒涼的漫漫長夜已經到來，相信他此刻內心一定還有“身在胡營心在漢”的愛國情愫，他有朝一日一定要重歸漢朝。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回長安，起初漢武帝劉徹認為自己不及時出兵援救，還有幾分自責的意思，第二年時候，就派大將公孫敖再次出擊匈奴，打算救回李陵，誰料抓到的匈奴俘虜卻說李陵已經真實的投降匈奴了，並幫助匈奴練兵，準備攻打漢朝。公孫敖聽後極度憤怒，於是率軍返回漢朝。
漢武帝劉徹得知這件事後，同樣異常震怒，於是下令夷平李陵三族，李陵家族自此被漢武帝劉徹從人間抹去。
實際上李陵隻是詐降匈奴，他在尋找時機，時刻準備刺殺單於，幫助匈奴練兵的將領根本不是李陵，而是一個叫李緒的漢族降將。
太史令司馬遷為李陵求情，卻遭到了最冷酷的待遇，被處以宮刑，加以侮辱。
麵對最直接的肉體恥辱，司馬遷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史記》，勉強忍了下來。
司馬遷遭受奇恥大辱後，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
任安看到朋友司馬遷這封信後，異常感動，然而任安同樣沒有躲過日後的劫數，太子劉琚巫蠱之禍平息後，漢武帝劉徹以任安‘坐觀成敗’為名將任安腰斬於市。
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信義和平、勇敢誠實的美好精神在這一時期都被漢武帝劉徹與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揉碎了，仿佛天地間誰都不可以作惡，誰都不可以犯錯，隻有他漢武帝劉徹才是人間最偉大光榮正確的，後來乃至於董仲舒本人因為說錯了話，都幾乎被漢武帝劉徹下獄論死。
話說深陷匈奴的李陵知道漢武帝劉徹已經殺光了他全家，頓時悲恨欲絕，自己是為漢武帝劉徹打仗才被俘虜的，如今自己不但得不到漢朝的眷顧，還殺了他全家。李陵經過幾番生死輪回的精神掙紮之後，對漢朝，對劉徹徹底絕望了，於是真實且誠心的投降了匈奴。
想那年李陵也是華夏人，也是漢朝人，更是以忠臣孝子自詡，他希望建功立業，希望能在漢朝史書上留名青史，然而他完全錯了，他大錯特錯，他命中不該與漢武帝劉徹相逢。
經過那次浚稽山的血腥較量之後，匈奴單於更加重視李陵了，就封李陵為右校王，並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李陵，也許這僅是李陵後半生唯一的慰藉吧。
時至近代，錢穆評價李陵說：“李陵之才氣，及全軍之勇決，令千載讀史者想慕不已”。
張承誌評價李陵說：“他無家可歸，祖國執行不義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李陵蒙受了家族毀滅的巨大創傷，他再也見不到自己的老母，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結發妻子，或許在那個時代裏李陵戰敗後，唯有一死了之，才能擺脫家族的毀滅，才不會背上漢奸的罵名，才不會百戰將軍身名裂。
後來蘇武出使匈奴時，李陵在《答蘇武書》中說的很明確：“然陵不死，有所作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身不如報德也。昔範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複勾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誌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蘇武告訴李陵，漢武帝劉徹已死，現在漢朝幼主劉弗陵、大將軍霍光都希望李陵能回到祖國去，而此時的李陵已經傷透了，他再也不希望回漢朝受二茬罪了，因為他的祖國曾經殺光了他所有的親屬，讓他無家可歸，讓他徹底心寒。
蘇武被匈奴發配到貝加爾湖邊上，一直被扣押了整整十九年才被放歸漢朝，蘇武回到漢朝時，老母已經病死，結發妻子也改嫁了，後來蘇武在孤獨中渡過了自己的後半生。
蘇武將要回歸漢朝時，李陵作《別歌》曰：“徑萬裏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虧。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蘇武聽後動容不已，在這沉悶的大悲劇氣氛中，仿佛天地間隻剩下了李陵與蘇武二人。
李陵把蘇武送到河梁橋畔，以淚送別，此時他真實的心情正是辛棄疾詞雲：“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
李陵雖然得到匈奴單於的眷顧，成為了匈奴貴族，但人的感情與血液有時候是真的不能融合的，他的內心時常像鬧鍾一樣提醒著自己是一個漢族人，這是他永遠都不能擺脫的魔咒，二十多年後，李陵終於得到解脫，如願以償的老死在異域荒野。
漢武帝劉徹病死了，司馬遷屈辱死了，任安被腰斬了，蘇武在漢昭帝年間孤獨死了，李陵也客死在大漠窮荒之中，這就是一場絕世悲劇。
漢武帝年間，功臣良將僅僅因為與劉徹政治理念不合，就被誅殺了數十家，後來漢武帝連親兒子都猜忌不肯放過，竟然在‘巫蠱之禍’中將親兒子劉琚活活逼死。漢武帝在世時候壟斷了漢朝所有的軍事、政治、民生、經濟、文化、思想大權，他成為了真正的帝製者。漢武帝劉徹費盡心機也沒有完全吞並掉匈奴，在他即將死去的時候，漢朝人民的反抗形勢已經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是群盜滿山，他再向前走一步就又是‘始皇死而天下分離’那樣的懸崖峭壁。
在漢武帝年間，道家‘無為而治’的政治局麵完全被好大喜功的獨裁統治取代。漢武帝橫掃匈奴背後留給人民的是千家萬戶生荊棘的可怕現實。
李廣家族、衛青家族、霍去病家族建功立業自然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有幸，可又是他們的不幸，正應了那句叫做‘伴君如伴虎’的成語。
祖國已經被帝製的魔王所裹挾，當祖國執行不義的時候，也許背叛就是最合理的正道。李陵的背叛有著太多情有可原。
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信義和平、誠實善良沒有錯，李陵、蘇武、任安、司馬遷也沒有錯，錯就錯在這些倫理道德完全被一句‘君為臣綱’所裹挾，此後任何道德信仰都變得脆弱不堪。
當一個執政者無論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製衡，無論做任何事都是‘正確’的時候，又是一個多麽可怕的時代?‘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那完全是被逼出來的，父子反目，橫刀相向的‘巫蠱之禍’也是被逼出來的，‘群盜滿山’的人民背離也是被逼出來的，因為人活在這個世上都要生存。
追亡逐北，血流漂櫓與人文價值的複醒
兵者，所謂何物也?不祥之器也。戰爭更是不祥之事也，戰爭可以在你最想發生的時候發生，但不意味著在你最想結束的時候結束，而殘酷的戰爭開始後，則往往又意味著千百萬人甚至是上億人的非正常死亡。
春秋戰國戰爭一直持續了整整五百五十年，爾後秦朝短暫統一了中國，然而秦朝從來不識仁愛為何物，短短十五年就又被推翻，接下來就是楚漢之爭，經過幾番血肉白骨的打磨之後，中國五千萬人口，死亡四千萬之多，劉邦也統一了中國。
漢朝在太平祥和的環境中僅僅渡過了六十年，就在漢武帝年間發動了漢匈全麵戰爭，這場戰爭斷斷續續一直打了二百二十多年。在漢武帝年間，中國曾一度把匈奴人驅趕到大漠西北，但這付出的是全國二分之一青年戰死的代價，才扭轉了戰略被動的局麵，後來一直到東漢和帝年間的金微山之戰以漢朝全殲匈奴本部的勝利，才算正式結束。不管怎樣，匈奴人製造的邊患總算徹底解決了，然而不久後，鮮卑人占據了漠北高原，又成為了東漢的新威脅。
漢朝統治了中國整整四百年。四百年後，東漢朝廷如前代夏商周秦一樣日趨腐敗，終於在公元一八一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黃巾起義又直接導致了漢末軍閥混戰與三國鼎立。到公元二二一年三國鼎立正式形成時，全中國由六千餘萬人口僅剩下了百餘萬人口存在，直到西晉建國時，中國才重新增長到七百六十多萬人口。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鼎立時代，中國人口損失掉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三，有詩人描述那個時代的現狀正是：“馬前懸人頭，車後載婦女。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曹操也曾說：“經曆了黃巾之亂後的種種劫數，全國人口百餘其一”。原來從軍閥混戰，再到三國鼎立一甲子，是因為那些王侯將相掌控的人口太少，實在是打不動了，才有了鼎立相持的局麵。
西晉短暫統一之後，又是八王之亂、十六國亂華，傳說當時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此時關中地區人口僅僅剩下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十六國後趙時期，石氏皇族奢侈糜爛、大修宮室，向民間大肆征收苛捐雜稅，迫使缺衣少食的百姓賣兒賣女都交不完苛捐雜稅，隻好全家自頸而死，後趙城市農村的大街小巷兩側樹木上到處懸掛著上吊自殺的屍體，後來前燕王朝率兵攻陷後趙國都鄴城時，後趙數萬名宮女竟然被前燕鮮卑軍烹食。
唐朝安史之亂時代，經過了曆時八年的血腥戰爭，整個黃河流域萬裏蕭條，人煙斷絕，獸遊鬼哭，中國四分之三的人口死於這場戰爭，活下來的人也變得極度赤貧，甚至貧窮到以紙為衣的地步。唐朝末年，起義軍首領黃巢戰敗逃往陳州，甚至墮落到開人肉作坊，拿人肉當軍糧的地步，陳州附近的百姓被黃巢吃完了，就搶掠許、汝、唐、鄧等州縣，繼續吃人。
宋朝末年，蒙古元朝興起，在中國境內實行了種族滅絕政策，中國境內有七千餘萬人無辜喪生。
明末混戰，到清軍入關，再到南明淪陷，中國人死亡八千萬到九千萬之眾，清朝《溫江縣誌》記載張獻忠屠川後“人類幾滅”，張獻忠被豪格擊滅後的第十三年，溫江縣僅存三十二戶，男三十一人，女二十三人。民國《簡陽縣誌》記載:“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十四戶”。
清軍入關時代，整個中國幾乎被殺到“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的地步，他們在征服漠北準格爾蒙古人時甚至殺到隻有最後一個牧童，才肯封刀。清朝白蓮教大起義時，全國有一億人死於這場戰爭，屠殺之下不知道號稱仁柔的嘉慶皇帝有何仁德?而不久後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更是把人口大滅殺推向極端，在滿清和太平天國互殺之下，全國四點三億人口中竟有整整兩億人死於這場屠殺。
追亡逐北、血流漂櫓後的人口大滅殺場麵又何止中國有之，十五六七世紀，隨著西方殖民者東擴，他們在傳播耶穌教，掠奪世界各地物質財富同時，同樣雙手沾滿了各地土著人的鮮血。
在古老的西方社會裏同樣出現過政治壓迫，同樣出現過信仰迫害，同樣出現過思想禁錮，同樣對異族、異國人民展開過滅絕性的大屠殺。十五世紀時，哥白尼的所謂異端邪說受到了耶穌教廷的審判，布魯諾被燒死在鮮花廣場上，在那個時代，如果哪個歐洲人敢否定上帝，就已經提前宣布了他的死亡。後來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殖民者在非洲展開了罪惡的黑奴貿易，在美洲對印第安人展開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
直到美國成立前夕，甚至於美利堅的開國國父華盛頓都曾說：“殺死一個印第安人，應該把屍體的臀部以下割裂，這樣可以製成長筒靴”。
或許華盛頓真的穿過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做的靴子。
遲至二十世紀的上半葉，歐洲又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策源地。
從曆史中醒來，從前有過的劫難實在太可怕，從有人類史到今天，我們的路走的很漫長，但是我們沒有白走，幸虧此時的大多數地球人已經懂得了什麽是博愛，什麽是寬容，什麽是人權。
然而“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寬容的態度，博愛的心胸，人權的尊重，還要我們踏踏實實躬身實行。
今天這個時代，我們依然還有許多困惑，甚至於很多災難，如恐怖組織在伊拉克展開大屠殺了，如中國的城管在大街小巷毆打小販了，如血腥暴力拆遷了，如計劃生育鬧出人命了，如偷渡到鴨綠江的朝鮮邊民被朝鮮邊防軍槍殺了···這些我們都應當關注。
已經走到了現實的社會，我們的人文價值應當複醒，不要因為你沒有出生在伊拉克，就對伊拉克的大屠殺漠視不顧，不要因為你不是小販，就對小販在大街小巷遭遇的種種侮辱保持沉默···假如我們都對這些保持沉默了，又怎能說明我們是一個有博愛之心的人呢?如果我們的整個民族都保持沉默了，又怎能證明我們的民族是一個有博愛之心的民族呢?一個沒有博愛之心的民族又是多麽可怕的民族呢?
曾幾何時，血氣方剛的少年根本就不知道什麽是博愛，便跟著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參加了起義軍，便對貧窮的百姓展開了最殘酷的掠奪。曾幾何時弱肉強食的少數民族士兵入主中原便展開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
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麽是推己及人，什麽是仁慈博愛，也許是迫於上司的壓力，迫於生活的貧窮，才進行了劫掠，也許這又是一種誤解，也許他們從來就認為砍瓜切菜式的屠殺是一種快感，可是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假如哪一天他們或者是他們的子孫遭受這種砍瓜切菜式的屠殺又是一種多麽可怕的結局呢?
有一天那個手沾數十條人命的匈奴兵被霍去病的北伐軍砍斷了雙臂，疼痛的他在地上打滾時，他可曾想過這就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最終報應。
有一天那個屠殺過大半個四川，甚至於連親兒子都殺的張獻忠，被豪格一箭射死在叢林裏時，可曾想到過這就是‘惡人自有惡人磨’的最終結局。
有一天與天鬥、與人鬥、與地鬥其樂無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小將可曾想過，把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捆在大樹上，用鞭子抽死是多麽的殘忍?假如某一天這幫文革小將人之將老時，他的子孫輩用這種方式對待他們，他們又是什麽感覺呢?假如文革持續下去了，這幫文革小將榮升為地主階級的時候，下一輩文革小將又以鬥爭地主為名，將他們按在草坪上屈打成招的時候，他們又是什麽滋味呢?
我們希望，有一天這種殘酷的自虐與虐待情節能在我們的靈魂密碼中徹底抹去，然而即便是現代社會，我們也有很長的路要走。
又是大壓迫，又是大虐待，又是大屠殺，在血腥中畏畏縮縮的苦難大眾可曾想過，有可能下一個挨刀子的人就是你自己，所以即便是在血流成河的恐懼中，你也要強大起來，勇敢起來。對待罪惡不能勇敢，而是畏畏縮縮的選擇妥協便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恥辱。當初曹魏高貴鄉公曹髦寧可戰死沙場也不坐以待斃，就是選擇了最真實的勇敢與氣節。與其坐以待斃，孰若奮勇殺敵?奮勇殺敵或許還能光榮的戰死，甚至於死中求生，找出生路來。
錦衣玉食的相公，豪邁威武的將軍你可曾想過，你們是為終結人類罪惡而來，而不是為弱肉強食而來，你們最大的責任是保護你們的同胞與子民，而不是為肆意殺戮而來。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每個人都是這片土地上的主人，你們為什麽泯滅良知用自己手中的權柄像砍瓜切菜一樣去迫害人民呢?風水輪流轉，當有一天那些高傲的統治階級變為最底層的普通民眾後，不知道他們能不能適應這種吃人環境呢?
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伴君如伴虎，你可曾想過，當年李廣、司馬遷、任安、李陵堂堂正正，都被像老虎一樣可怕的漢武帝劉徹一口吞掉，更何況那些做過惡事的亂臣賊子們最後的下場有幾個人不知道呢?是他們毀滅了他們的國家、家庭與權力。
《尚書》上有一句很精典的話就是：“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我想泯滅良知的人想到這句話時，應當好自思量一下。
麵對五六千年的曆史，我們需要懺悔，需要反思，我們應該勇敢去製止暴力的流行，即便這種暴力是來自於國家的、皇家的、教會的，我們也要製止這種暴力的流行，孔子說過：“勝殘方能祛殺也”。止戈方為武也。結束暴力蔓延不是為了複仇，而是為了更好地去愛人。
所以仁者愛人，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愛人就應該好好去做人，而不是去害人，眾生都是平等的，我們無故終結無辜生靈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罪孽。
《道德經》五十八章曾言：“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治的寬容、誠實成就了人性的淳樸善良，同樣，政治的殘忍、黑暗也鑄就了人性的殘忍黑暗。事實上，很多時候，人類放棄了淳樸善良的品質，恰恰是來源於統治者的誘導與破壞。統治者的誘導、破壞、控製，使得朝廷、政權的良性規則逐漸喪失殆盡，朝廷、政權良性規則喪失殆盡，殘忍、惡毒的性格開始在社會上廣為蔓延，於是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法西斯統治的地獄。
事實上秦孝公、商鞅變法如此，秦始皇、李斯焚書坑儒如此，漢武帝、董仲舒罷黜百家如此，乾隆帝、紀曉嵐修四庫全書也如此，他們綁架了文明，他們就是天地間最大的黑暗。
所以為了避免來自祖國的迫害，國家、政權、政府的行政職能隻能與人民共同分享，國家隻能由人民主宰，而不是國家去主宰人民的死活。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誠如是也。
朱熹有雲：“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政府應該是公正、透明且有自我更新力的，所以為達到這一目的，隻能靠人民來主宰，才能有效的避免血流漂櫓後的大屠殺場麵。因為每個人都是為追求幸福而來，而非刻意為屠殺而來。
正因為我們是為追求幸福而來，而非刻意屠殺害命而來，所以我們必須要尊重人權，冤冤相報何時了，不尊重別人的權力，別人又豈能尊重的了我們?
十八世紀末，法國《人權宣言》上曾經莊嚴的寫出：“對人權的無知、忽視、蔑視是吃人的唯一原因”。如此，我們為什麽還要在一個吃人與被吃的環境裏盤旋下去?所以我們必須要懂得尊重人權與熱愛天地生靈，而不是像成吉思汗、多爾袞、張獻忠一樣去吃人。
老子在他的《道德經》六十七章中說道：“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所以我們懂得了什麽是慈悲，我們才能懂得什麽是正道，什麽是良知，什麽可以為，什麽不可以為，我們才會堅守最勇敢的底線。因為我們節儉了，所以我們就不會奢靡，因為我們不會奢靡，所以我們才不會欲火焚身，把自己燒掉。因為我們不敢為天下先了，所以我們才會謙虛，才不會傲慢，才不會侵奪成性，才能尊重別人，能尊重人了，懂得愛人了，才不會濫殺，世間的悲劇才會停止。
盈則滿，圓則虧，利器不可以兼並
曆史需要我們去懺悔，大黑暗過後，有一天我們終於明白了，當有一天政治壟斷了文化，文化就會變得扭曲，甚至於會隨意被統治者強奸。有一天政治壟斷了思想，人的思想就會變得單一，乃至於愚昧。
秀才見了兵，有時候真的是有理也說不清，除非這位秀才打算去拚命。秦始皇時代，一句‘焚書坑儒’的狠話便使得四百多名儒生瞬間被活埋，夏商周、春秋、戰國時代無數珍貴典籍瞬間化作烏有。而漢武帝時代一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帝王政令就使得各個學派的知識分子同時下崗，甚至悲守窮廬過完一個又一個世代都不能抬頭。清朝康雍乾時代文字獄更使得知識分子的脊梁徹底被打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破四舊運動、文化大革命更使得我們大陸的傳統文化幾乎被摧毀。
由此可見，權力裹挾了人類的文化與思想之後，不仁者們很自然的就會高舉起‘君為臣綱’的政治牌匾為所欲為，比如今天迫害幾個能臣將相了，明天驕奢淫逸蓋幾座華麗宮殿了，後天強征點苛捐雜稅了，於是某一天人們被徹底逼反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徹底爆發了，國家進入了一個徹底互殺的年代。
在這個徹底的互殺年代裏，軍人勢力漸漸掌握了國家實權，他們與經濟財團互相勾結，往往形成了從地方到中央的軍閥割據勢力，這些軍閥勢力做大後，往往又形成了改朝換代的種子，他們在平定地方農民起義後，便開始互相攻殺，往往在軍閥混戰中，又是千百萬人民的流離與傷亡。
事實上，中國漢、隋、唐、五代時期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災難就是如上述所言，是國家半數人民的死傷。因此軍事勢力絕對不可以捆綁經濟。如果軍閥勢力與經濟財團勢力真勾結在一起了，很自然的國家就陷入了分裂與大混戰的夢魘之中。
大亂過後，天地如同初辟一般，人民從九死一生的大磨難中擺脫了出來，如果大亂過後的平民群體還是不懂的用平等、民主、勇敢的人文修養與朝廷、官府交往，不敢去維護本屬於自己的天賦人權，那麽他們很自然的就又會被朝廷、官府所裹挾。朝廷還算人道的時候，還很脆弱的時候往往會對人民好那麽一點，比如西漢初年的‘無為而治’了，比如‘十五稅一’了，比如‘三十稅一’了，然而有一天這個朝廷、這個官府強大到無法製衡的時候，這個朝廷、官府便開始變本加厲的搜刮民財，想方設法的把雙手伸向百姓的口袋中，於是朝廷、官府便想盡一切辦法來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如西漢武帝劉徹時代的‘鹽鐵國營’了，‘采煉加工鑄造國營’了，總之帝製時代的獨裁者蛻變成與民逐利的野豬之後，要想盡辦法來榨幹百姓的骨髓，於是平民群體在朝廷與地方官府的雙重搜刮下變得愈發貧窮，國民經濟上也百業凋零，所以政治絕對不可以捆綁經濟，否則必然是與民逐利而引起政權易主。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領導人蔣經國曾經說：“當官的就別想發財，發財的就別想當官”，事實上權力、官位與資本、經濟結合到一塊之後，永遠是人民的災難。
不但如此，任何強勢勢力互相勾結在一起，都有可能會成為人民的災難，不但政治實體不可以控製文化，不可以控製思想，不可以控製經濟，甚至連宗教都不可以多碰。
政治實體過多幹預文化，極有可能演變成文字獄的慘劇，政治實體操縱社會思想，極有可能演變出焚書坑儒的醜劇，政治實體與經濟財閥苟且到一塊後極有可能就是貪汙橫行，官僚控製了社會，就是又漢武帝那樣的國營經濟。同樣政治實體也不可以與宗教勢力勾結在一起，如果這兩者廝混到一塊之後，不是政治實體強奸了宗教勢力，就是宗教勢力給國家洗腦，把國家變為邪教堂。
倘若某一天人類的思想完全被控製，我們的靈魂完全被宗教束縛，那麽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稍微頂一下嘴，極有可能就會受到死亡的威脅，古老的羅馬教廷又是多麽的可怕。
兩千年前古老西方世界的黑暗悲劇不可以再重演，人類不可以再被洗腦。自公元二世紀羅馬帝國扶植耶穌教為國教之後，羅馬耶穌教廷便瞬間蛻變為國家政權奴役人民的工具，人民開始蒙受政權與宗教的雙重壓迫，以致於教皇控製了人類的所有，人們不可以對《聖經》有半點的懷疑，不可以懷疑上帝，不可以有任何的自由理念，乃至於文藝複興前，連最基本的性欲望都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後來啟蒙運動開始了，但是伴隨著啟蒙運動啟迪靈魂的同時，半信半疑的歐洲人又開始野蠻殺戮殖民地人民，如針對印第安人展開了種族滅絕，對非洲黑人群體展開了三角貿易。盡管此時白人群體雖然掌握了先進的火藥技術，但是他們依然不知道該如何做一個現代人。
似乎來自中東地區的《聖經》已經被徹底扭曲，當人們不信仰耶穌上帝時，就意味著被亂石砸死，似乎這本身就是一種邪惡的摧殘，此時正教也變為了邪教。
所以曆史需要懺悔，盈則滿，圓則虧，利器不可以兼並，強勢勢力不可以勾結。
回歸人性就是對曆史最好的懺悔
在這五千年裏中國經過了八十多個王朝政權的更迭，世界各國也經過了幾番滄海桑田的變化，麵對著曆史上的種種傷疤與遺恨，我想我們應該學會徹底的反思與懺悔，然後在懺悔中找出我們未來的方向。
我們完全可以假設自己就生活在曆史之中。
比如當我們麵對秦始皇兼並六國戰爭，我們是應該堅持分裂呢?還是要擁護統一呢?比如我們麵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我們又該如何決斷呢?比如當我們麵對人口大滅殺，又該如何做呢?比如我們被黑暗勢力俘虜裹挾，我們又該如何做呢?
事實上，即便是天地間再黑暗，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與人性的善良，因為有了善良，有了對天地萬物的悲憫之心，我們才能夠以更負責、更認真的心態改變這一切，有了改變這一切的想法與勇氣，我們必然會勇敢的實行我們的良知。
天注定，人道最美是良知，世間最美莫過於良知，我們的良知得到了升華，大愛的種子才會在天地間生根發芽。
相傳從二戰時代德國納粹集中營裏走出來的美國校長吉諾特，經過了那段刻骨銘心黑暗之後，總結人類一生的價值時說道：“我曾經是一名集中營的幸存者，我親眼看到了世間最不該發生的悲劇。屠殺異國人民的毒氣室是由技能高超的工程師建造的，婦女是由學識淵博的醫生毒死的，兒童是由訓練有素的護士殺死的，所以我懷疑教育的意義。因此請回到教育的根本上來，而教育的根本就是要幫助學生成為一個具有人性的人。教師的努力不應該造就學識淵博的怪物，或者是多才多藝的變態狂，或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屠夫，我始終相信，隻有孩子具有人性的情況下，讀書、寫字、算數的能力才有價值。
事實上，不但教育需要回歸人性，甚至於宗教、政治、道德都需要回歸人性，一個沒有人性的社會是多麽可怕?倘若社會沒有了人性，是不是我們的未來還會經曆王朝更迭時代的大滅殺呢?是不是還會有康雍乾時代的文字獄呢?是不是還會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呢?
可是我們應該清楚，人性的回歸從來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個社會回歸人性，最基本的人文前提就是博愛、良知、懺悔與寬容，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要努力做好這些。
所以我們必須極度重視我們的學校，讓學校更富有愛心，而不是把學校摧殘成功利化的發財工具，事實上任何學校與功利沾上邊之後，都會變得虛假，因此學校隻能誠實，此外善良的宗教、溫馨的家庭還需要緊密與學校互相結合，讓每個人都時刻沉浸在愛的環境中，自然他們走向社會後，會去改變種種黑暗，讓大地變得光明。
我相信當一個人內心世界充裕善念的時候，當一個人充滿敬天畏地愛人的之心之後，當一個人學到飽滿的知識與能力之後，即便這個社會再黑暗，他也會去堅定執著的去改變這個不良的社會。
即便政治再落後，經濟再蕭條，科技再低能，環境再惡劣，資源再匱乏，疆域再窄小，司法再不公，敵國再猖狂，當我們有一個善念與執著的心態去麵對這些時，我們或我們的子孫總能擺脫厄運的，相信愚公終可以移山矣!
一百多年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說：一個社會改變有三個方麵，一是人心，二是政令，三是物質。依這個順序，開頭困難，但終能成功;順序反過來，看似快捷方式，但終究走不通。
福澤諭吉說的很對，改變社會如果不從人心、人性上入手，是根本行不通的。
然而麵對優秀思想、人性理念的傳播，官員、工人、農民、甚至於我們每個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的充當優秀思想的推手或阻撓者。尤其是那些官員，他們完全可以使用國家武器，焚書坑儒來毀滅人類的思想，麵對不幸，我們又該需要什麽樣的官員呢?
孟子說：“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所以我們的官員必須要有一個仁道的品質，守候好自己的救世職責而不能去作惡，才是官員的分內之事。
除此外，我們每個人也應該去監督官員群體的操守與質量，不但人民需要監督他們，媒體需要曝光他們，反對黨需要製約他們，甚至於政府官員本身就應該履行互相製衡的職責，因為行政群體擁有絕對的權力會產生絕對的腐敗，產生絕對的罪惡。
《大學》有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以做為一個公務員必須要有一個誠實的心，不害民，不說謊，不貪汙，認真對人民負責。
千百年來，中國人走過了太多離亂與苦澀，元朝時代那種‘人相食’的場麵不可以再有，滿清時代那種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不可以再有，漢末三國時代的大內訌不可以再有，商鞅時代的借力殺力不可以再有，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不可以再有，漢武帝時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可以再有，康雍乾時代的血腥文字獄不可以再有···。
我們國家的曆史與未來必須做到最真實的回歸人性、回歸良知才有希望，麵對從前的諸多不幸與罪惡，我們必須做到最真實的懺悔與救贖才不會重蹈覆轍。法國《人權宣言》上曾經寫道：“對人權的無知、忽視、蔑視是吃人的唯一原因”，因此我們必須慈悲起來 ，努力學會去愛人，而不是恨人，我們的前路才能坦蕩光明。
此刻我想到了：“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永遠都是人民與國家的恥辱，這種罪孽應該得到永恒的終結。
銘記曆史，為曆史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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