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抗日戰爭這兩次中日戰爭，對於中國人來說，始終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然而，正如人類曆史上的悲劇總能比喜劇提供更豐富的人生哲學的啟示一樣，二次中日戰爭的曆史，是我們民族集體經驗中的富礦，隻要我們客觀地、冷靜並理性地考察它，分析它，就能從中發掘出有益於我們應對未來挑戰的經驗與警示的資源。
甲午戰敗：中國陷入“墨菲效應”陷阱的開始
首先要介紹一下日本人的國民性格。在近代以前，日本屬於地球文明中的偏遠地區，而且人口稠密，可耕土地狹小，自然災難頻發，資源貧乏，這個民族的生存環境要比中國嚴峻得多。此外，由於地理位置處於遠離歐亞大陸的孤島狀態，作為島國民族，日本對外部世界的變化特別敏感。有一種高度的不安全感。
然而，正是這種民族性格中的不安全感與對外部世界的高度敏感，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恰恰變成巨大的優勢。它對於西方文明充滿興趣與新鮮感，對中國的變化也觀察得特別仔細，鴉片戰爭後，還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魏源介紹西方的著作《海國圖誌》時，這本木刻版的書籍已翻譯成日文，並在日本國內產生了衝擊性的影響。中國和日本幾乎在同一個時期，也就是19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了仿效西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進行的是洋務自強運動，在防衛領域向西方學習;與此同時，日本也開始明治維新，兩個民族在現代化道路上似乎是並駕齊驅。
從這時開始，日本人中形成產生兩種對華觀念，一種觀念認為，日本和中國都是東方的黃種人，同文且同種，且都受到白種人威脅，所以要團結起來，共同抗禦西方侵略，共存共榮，這就是所謂的日本亞細亞主義，日本在侵華過程中出現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從這種“泛亞細亞主義”中畸變過來的。
第二種對華觀就是對華擴張主義，這種思潮認為，如果中國不能對抗西方侵略，日本也要不失時機地通過獲取中國的財富、土地、資源來讓自己富強起來，甚至參與到瓜分中國的過程中來，單獨應對西方的挑戰。這種擴張觀念是日本侵華的思想理論基礎，所謂《田中奏折》的內容大意就是，日本要征服世界，就必須先征服亞洲，要征服亞洲，就必須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就要先征服滿洲，要先征服滿洲，必須要先征服朝鮮。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田中奏折》是偽造的，沒有史料證明田中本人給天皇上過這樣的“奏折”，但這份所謂的“奏折”中表現出的對外擴張主義的邏輯，是日本進入近代以來兩種對華觀中的一種。不幸的是，曆史上的種種因緣，讓這種主張後來竟然成為了現實。
在亞細亞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潮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最終取決於中國洋務運動改革的深度和有效性。然而非常遺憾的是，洋務運動是一次失敗的現代化運動，官僚體製的惰性，清朝統治者的缺乏遠見，多數中國人的麻木不仁，使得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無法競爭，明治維新蒸蒸日上，整個日本民族發生重大改變，而中國則遠遠落後，中日逐漸走向戰爭。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簽訂，更使得中日兩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中進入了所謂馬太效應(編者注——指好的愈好，壞的愈壞，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種兩極分化現象)。中國賠了2億3千萬兩白銀，在當時相當於40億美金，是日本幾年國庫收入的總數，這筆錢被日本人用來發展海軍與陸軍，發展重工業與貨幣改革，日本借助這一巨額賠款迅速成為東亞強國。與此同時，中國從此也就更加積貧積弱，同時，台灣也被割讓了出去。中國的近鄰與屬國朝鮮則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並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跳板，日本人放棄了“聯華抗洋”的立場，主張對華友好的亞細亞主義逐漸淡出，而擴張主義在日本人中變得更為強勢。
一個保守而拒絕開放與變革的民族，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是注定陷入“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的，這就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給我們的曆史警示。
西方人有一個說法，叫做“墨菲效應”，你走錯了第一步，就會不自覺也會再走錯第二步，倒黴的事情總是接踵而至，禍不單行。曆史選擇一旦錯誤，就會產生連鎖效應。甲午戰爭的失敗，恰恰是中國“墨菲效應”的開始。甲午戰爭失敗的後果影響了中國將近百年，此戰產生的亡國危險，也使中國的變法精英陷入焦慮感和激進心態之中，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極端保守的滿清權貴進入政治中心，並引發了攻打使館的“庚子事變”與八國聯軍入侵，從甲午戰爭到庚子事變短短七年時間，中國對外賠款高達七億兩白銀，從此陷入了民族危機的深淵。
甲午戰爭造成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清朝統治者引狼入室，統治者與士紳精英均誤以為幫助中國人把遼東半島從日本的虎口奪了回來的俄國人，是中國的患難之交。為了抵製日本人在朝鮮的勢力擴張，李鴻章簽訂了“中俄密約”，把俄國勢力引入東北，讓俄國人在東北造橫貫東北的中東鐵路，從此以後，俄國的勢力在中國越來越擴張，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若幹年中，東北儼然成為俄國人在遠東的新殖民地，據說哈爾濱後來都盛行起俄語，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與俄國發生利益衝突，1904年日本就與俄國在中國東北打了一仗，那就是日俄戰爭。雖然日本取得慘勝，但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僅戰死就高達10萬日本人，耗用軍費達20億日元。死傷數加起來幾十萬人。然而在美國的幹預下，根據當時的華盛頓公約，日本從東北撤軍後，隻獲得俄國中東鐵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權，美國認為，打仗是日俄自己的事，土地是中國的，日本不能染指，土地應該還給中國，日本不得不答應了。他們心裏極度不平衡。參加樸茨茅斯條約簽訂的日本外交官回到國內，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連家裏的房子都被人燒了。按照原來日本的意圖，東北原來已經是俄國的，現在日本勝利了，就應該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1915年的1月，日本大隈內閣要求袁世凱解決日俄戰爭的“曆史懸案”來補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損失，那就是“二十一條”，其中要求與中國共同開辦工廠，“幫助”中國培養警察、軍隊，共同開礦，共同發展教育等。其條件之苛刻，連袁世凱讀了文件後都大呼“直把中國當戰敗國了”。日本認為中國很軟弱，沒有能力進行現代化，所以強迫中國進行“中日合作”，“幫助”中國現代化，從而實現“共存共榮”。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很大程度是用這樣的一個幌子，如果中國政府不同意，日本威脅將就馬上派兵。就這樣，日本通過把二十一條強加中國，使原來的“泛亞細亞主義”的精神和民族沙文主義與擴張主義巧妙地結合起來。
袁世凱在日本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條，此事才算了結。在“二十一條”沒有頒布以前，中國人的排日情緒並沒有那麽強烈。“二十一條”把日本的擴張野心暴露無遺，中國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義浪潮從此迅速發展起來。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條”以後又後悔了，由於日本野心過於膨脹，激起中國人的公憤與抗拒，日本人也覺得如此硬逼，得不償失，會形成中國與西方聯合起來對自己的壓力，於是開始逐漸走向溫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溫和派文官政府一反過去的擴張主義政策，回到大亞細亞主義上來，開始向中國示好，包括向中國提供西原貸款，希望通過不附加政治條件的低息貸款，挽回中國人對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時期的中國已經陷入南北分裂與對抗，日本文官政府對段政府的貸款並不能緩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讓南方更加反日。這也成為後來日本強硬派攻擊日本溫和派“無能”的理由。
當民族主義高漲的速度高於國力發展速度
在五卅運動時期(1925年)，恰恰是比較溫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時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張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國際公約，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迅猛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北伐過程中，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革命民眾動員相結合起來，變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潮流，五卅運動後中國反日情緒非常強烈。北伐讓中國民族主義有了一種新的動力。
北伐時期的國民政府具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趨向，國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揚民族主義旗幟，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日本的沙文主義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時發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該事件中，南京城內突然爆發大規模的搶劫外國人的排外風潮，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和震旦大學預科意大利校長遇害，此外英日法僑民死亡多人。這就讓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找到了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來幹預中國政治，並進而侵略中國的理由。就這樣，日本不斷膨脹的民族沙文主義、軍國主義，與中國國內亢奮、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之間，就發生日益強烈的互動與惡性循環，中國民族主義越亢奮高調，日本民間就越依附右翼勢力，日本的軍國主義也越膨脹，中日之間兩種民族主義相互不斷水漲船高。
此前，日本本來希望通過張作霖實現對東北的殖民統治，但張作霖本人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張作霖曾對英國記者說過，“我老張沒有其他什麽本事，但是為中國看好北大門，不讓那些狗鑽進來，這點本事老張還是有的。”據暗殺張作霖的河本大作回憶，他從日本到東北後，發現東北充滿對日本人的排斥情緒，好不容易從日俄戰爭中獲得的那些權益，就等於血白流了。他認為，日本僑民在東北缺乏安全感，在華人的汪洋大海中處於恐懼之中，所以隻有炸死張作霖，讓東北大亂，而後才有機會占領東北。但是他沒有想到，張作霖死後，中國並沒有亂，張學良完整繼承了乃父的東北王的權力。
1928年，張學良把整個東北加入了中華民國，這就是“東北易幟”，這是他對中華民族的大貢獻，但另一方麵，張學良選擇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不斷為日本軍國主義膨脹提供了刺激。張學良當時隻有28歲，以其政治經驗最多是個連營級水平，然而卻成為主宰東北命運的統治者，他在國力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以前，一味對日本強硬，他完全沒有足夠的經驗應對如此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而且他個性非常彪悍、剛烈，殺了楊宇霆這樣一些他父親的重要智囊之後，更是獨斷獨行。三千多件有關日僑民的申訴案件一律不予處理，陳案越積越多，矛盾也越積越深，自己則在北京吃喝玩樂，這也讓日本民族沙文主義者大加利用以爭取國內支持。
另一方麵，國民政府於1928年統一中國以後，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調地宣布要在短時期內，單方麵地，無條件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就讓日本一般國民認為，他們用十萬人生命換來的南滿鐵路24年的租借權，也將很快付諸東流，當時中國的情況是，高調的、虛驕的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速度，遠高於實際國力發展的速度。兩者的發展不成比例。一方麵，經曆屈辱而剛統一的中國人，國力還很弱，而民族主義的情緒卻日益剛憤強烈，而支撐這種民族主義訴求的國力與政府組織能力卻沒有相應跟上。另一方麵，由於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義正在向極端軍國主義發酵，兩者之間形成變本加厲的互動。
到“九·一八”前夕，關東軍圖謀在東北獨立行動的情報已經為日本文官政府高層所知，當時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國方麵的宋子文提出一個要求，中國必須在“革命外交”的基礎上作出某些讓步，說如果再這麽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隻要軍人上台，中日之間的矛盾解決起來會非常困難，很可能要訴諸武力。當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態的嚴重性，立即前往北京與張學良協商，然而已經為時過晚。九一八事變恰在此時發生。
“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一些激進派分子發動的自主行動，並不是政府行為，少不更事的張學良卻沒有對侵略者以任何反抗與壓力，後來九十多歲時的張學良接待記者時，稱當時他這樣做是自己的主意，與蔣介石無關，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這麽壞!”
少數關東軍激進派分子所發動的這麽一場事變，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國土大三倍的整個東北拿下來，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大，風險如此之小，連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這又大大鼓勵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的惡性膨脹，侵略者反而在國內被日本大眾視為“民族英雄”加以歡迎。關東軍就趁勢進一步得寸進尺，再次刺激中國民族主義走向高潮。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幾年，關東軍裏就出現兩派力量，一派是“擴大派”，一派是“不擴大派”。“擴大派”認為日本得到中國東北，仍是不夠的，必須要在東北與華北之間形成一個“軍事緩衝區”，主權可以屬於中國，但中央軍不可駐軍，隻有這樣才能保證日本強占下的東北的腹背安全，他們的計劃就是是把熱河甚至永定河以東的地方，都變成“非軍事區”。另一派所謂的“不擴大派”，以日本石原莞爾為代表，此人本來是“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後來也變成“不擴大派”，屬於日本關東軍中的“溫和派”。他們認為，拿到那麽大一塊滿洲應該滿足了，繼續擴大戰果會引起中國人越來越強的仇恨心理，一旦日本將來和蘇聯開戰，中國人就會幫助蘇聯人，日本將麵臨兩麵夾攻，所以應該對中國采取懷柔態度。 這兩派勢力不斷碰撞，而擴大派在國內民意的鼓動下，最終獲得優勢，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而中國國民政府則由於實力不足以與日本直接對抗，隻能采取“內斂的國防政策”，以退讓以求穩定，避免戰爭，並秘密發展國防力量。
這種“內斂的國防政策”是不對外宣布的，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5年，“內斂式國防政策”開始取得若幹效果，當時的德國和國民政府形成軍事合作關係，德國同意每年為中國訓練並裝備20個機械化師。如果1935年的這個辦法能夠延續五年，那麽中國到1940年時，中國就有100個現代化的機械化部隊，那時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恐怕沒那麽容易，這一點連日本侵華軍司令在鬆井石根後來也不得不承認。然而，國民政府想爭取時間的計劃卻受到挫折，由於日本的擴大派不斷加大擴張力度，使中國大眾的忍耐力達到極限，最後出現了西安事變。
沒有最低限度的準備,第二次中日戰爭卻打起來了
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在全國的勢不可當的民族主義壓力麵前，再也沒有退讓的空間，發生於盧溝橋的“七七事變”本來是一場雙方擦槍走火的小事件，日本擴大派想利用這一小事件“解決綏遠戰爭懸案”，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再從中國撈取些好處”，即派兵前來京津，迫使中國讓出永定河以東地區作為中日之間的“非軍事區”，根據後來日本參謀本部的軍官在戰後的的回憶，包括日本軍部的參謀和長官，沒有一個人想到這會是一場八年戰爭的開始。日本要在“三個月裏滅亡中國”隻是中國抗戰的宣傳口號，從現在的資料可以證明，當時日本並沒有全麵進攻中國的計劃。這一點與希特勒全麵進攻蘇聯的戰爭並不相同，希特勒是要徹底把整個蘇聯滅掉。
在國內抗戰情緒高漲的壓力下，國民政府的忍耐力已經達到極限，中國國民要為喪失的國土抗爭的正義願望也非常強烈，但中國軍隊其實並沒有做好最低限度的作戰準備。雖然蔣介石決定打一下，其內心也並不是想打一場全麵戰爭，他有一種機會主義心理，希望開打以後，國際上能出麵幹預，最後達到一種平衡狀態，然後讓日本撤軍。當時胡適等人，都覺得我們尚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打起來一敗塗地是毫無疑問的。軍事專家徐永昌也堅持反對立即開戰，他說即使按照最低限度的標準，至少要半年後才能達到把炮位調整到位的最初步的準備。然而，蔣介石當時認為，如果再不和日本人打，不但全國老百姓不答應，共產黨不答應，而且軍隊也不會答應，所以在根本沒有做好任何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準備的情況下，於是決定在上海主動開戰。胡適事後寫道，“中國是一個弱國，弱得連選擇不打的權利都沒有了。這是一個弱國的悲哀。”
上海當時並不是日本人的戰略目標，當時在上海的日本駐軍隻有幾千人。一旦中國決定在上海打一仗，大量軍隊集結到上海，日本幾千人的海軍陸戰隊怎麽打得過中國最精銳的德式裝備88師、87師，日本人很快就吃不消了，但又要麵子，雖然不想在上海打仗，但是真的打起來，為了麵子又不能撤退，於是就把大量日本軍隊從國內調到上海，最後日本軍隊達到30萬人，中國軍隊也達到7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軍隊多次想提出妥協。都被蔣介石拒絕。
江海平原的上海吳淞地形很快讓日本海軍、陸軍、空軍聯合作戰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憑借中國當時的軍事實力，與日本軍隊在平原開闊地帶進行硬拚，當然也處於弱勢，中國軍隊損失越來越大，一個師投入到前線，如同放水餃一樣，投下去就兩三天就沒了。更嚴重的是，日本派軍隊從杭州灣金山口偷襲成功，金山與吳淞的南北兩路日本軍隊就對上海形成鉗型攻勢，如果70萬中國軍隊被包圍在上海地區，一旦日本的軍隊包圍成型，中國軍隊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現代版的“長平之戰”就在眼前。
在如此關鍵的時刻，蔣介石又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戰略錯誤之一，他認為應該等待比利時布魯塞爾正在召開的國聯會議，希望國聯能發布一個譴責日本侵略中國的聲明，他太看重這個聲明，嚴令中國軍隊必須再堅持三五天，然而，正是在這三五天裏，中國軍心大亂，等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全軍撤退的時候，中國軍隊在從南翔通往嘉定的一條公路上被日本飛機發現，日本空軍不斷對這條路進行輪番轟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國軍隊就在此路上犧牲，損失非常大，胡宗南這樣的高級軍官都是從河裏泅水遊著逃出來的，從此以後八年戰爭中再也沒有恢複元氣。應該說，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水平是極低的，低得出乎人們的想象。
日本人既然已經把上海拿下來了，於是幹脆把南京也打下來，因為中國軍隊完全沒有了士氣，在南京戰役中兵敗如山。這樣，這場戰爭也就不可能再是局部戰爭，而是成為全國性戰爭，日本人由於得到首都南京因此提出更高的要價，不但要中國割讓東北，建立所謂的“滿洲國”，而且要中國賠償巨額軍費。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辦法再談下去，哪個政府也不會更不敢做這樣的事。於是，日本所占土地越多，要價就會越高，而中國就越不能同意。戰爭就越打越大。日本陷入了“蛇吞牛效應”，咬起來好像很容易，但永遠吞不完。
日本人一直打到武漢，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該幹什麽了，因為它的兵力已經被稀釋到沒辦法繼續攻打中國，於是進入持久戰時期。珍珠港事件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就陪著美國一起打日本，到1944年，即抗戰前一年，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筋疲力盡到極點，隻能把貴州山區的農民拉來當兵，那些農民營養不良，走路都困難，骨瘦如柴，從陳誠檔案中可以得知，當時好不容易從山區抓來每一百個壯丁，送到部隊時隻剩下十個人，其餘九十個要麽逃走，要麽在送押路上當逃兵被處死，要麽在路上生痢疾病死。
日本軍隊在1944年年底已經打到了貴州的獨山，離貴州與重慶已經不遠了，而且此處中國軍隊防守空虛，如果打到重慶，中國就有可能亡國。由於在此關鍵的時刻，太平洋戰爭取得重大勝利，日本軍部考慮到盟軍有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陸，於是拒絕了 “遠水不救近火”的岡村寧次攻打重慶的計劃。正因為如此，日本人在戰後回憶說，“中國差一點被打敗了，卻突然勝利了”。
通過從甲午戰爭到中日抗戰基本曆史過程的概述，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有幾點值得思考。北伐統一後，中國出現一種新型民族主義，我把它稱之為弱國的高調民族主義，在國力遠沒有強大以前，長期的屈辱與挫折而形成的亢奮民族主義，在民國統一以後提前早熟。中國作為傳統帝國本來就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多次戰爭屈辱挨打，又形成國民內心強烈的悲情，一旦統一，就容易產生虛假的大國感。以為“每個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日本人淹死”，這樣的落後大國很容易滋生一種高調的民族主義，而國家實力遠沒有成熟。
另一方麵，正好碰到日本國內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蕭條，社會上勞資與城鄉貧富兩極分化，形成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正，廣大底層群眾對資本主義不滿，對腐敗官僚不滿，日本國內這種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情緒，卻很容易與對外擴張的右翼民族沙文主義與軍國主義契合起來。把日本國內資本主義看作是國外美英帝國主義的同盟。眾所周知，軍國主義的精神領袖北一輝就曾經是個激進的左翼社會主義者。
就這樣，日本國內發酵的軍國主義，與中國北伐統一後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之間，形成不斷強化的互動作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就是借助於這種互動形成的局勢，來取得國內民眾的支持，從而導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此後，日本軍國主義又借機不斷擴張，發生“七七事變”。事實上，日本參謀本部參謀堀場一雄在戰後的回憶錄中寫道，當七七事變後，日本為了撈好處而從國內派軍隊出發時，當時日本參謀本部中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是八年中日戰爭的開始。
要特別強調的是，人類的理性在判斷事物時，經常容易犯錯誤。人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時很難麵對問題的複雜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變後，其實並不準備發動一場全麵戰爭，中國方麵也沒有為戰爭做好最低價限度的準備，然而，由於日本擴大派軍人再次想撈占“油水”而得寸進尺，想進一步再把永定河以東變成中國的“非軍事區”。
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與陳誠卻誤判了日本人，以為日本軍隊即將從華北直下武漢，於是決定去主動開辟所謂的“上海戰場”，想當然地以為，這樣就可以以吸引日本軍隊從所謂的“由北向南”的進攻路徑變為“由東向西”，沒有想到上海戰場卻由於中國軍隊實力太弱，戰略指揮能力實在太差，竟敗得如此之慘，反而讓日本人借機向南京進攻。從而形成全麵戰爭。
陳誠檔案中披露，陳誠為了鼓動蔣介石立即在上海與華北與日本人同時開打，竟然對蔣介石說，“日本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在華北戰場上消滅他幾個師，它就老實了”。然而，當時華北二十九軍的實際戰鬥力卻是，北京連一天也沒有守住，就兵敗如山了。這就是當時決定中國命運的最高軍事領導人的認知水平。
關於抗日戰爭，我們的曆史書中記述的，大多是中國軍人英勇殺敵，最後奪取勝利的過程，然而，事實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英勇戰士們，穿著草鞋，帶著油布雨傘，槍膛裏隻有幾發子彈，步行幾個月來到上海，投入戰火中後，對麵對敵人的現代武裝，血流成河，從此一去不複返。真的是用自己的血肉來築起新的長城。其中有著崇高與悲壯，也給我們子孫們留下了凝重的感傷。
從大量史料來看，由於日本在七七事變後並沒有全麵進攻中國的打算，中國當時還是有其他選擇餘地的，從軍事理性角度來看，假如五年後，等中國有了100個德式裝備與訓練的精銳師，並為應對戰爭有了更充份的準備，日本也不敢輕易冒險去得寸進尺，曆史就要重寫了。
從曆史的前車之鑒中汲取智慧與警示
二戰以後，日本已發生重大變化。首先，日本清除了軍國主義的毒瘤，軍部被清除了，日本戰後的土地改革，解決了城市與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經瓦解。其次，日本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發展，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過國際經濟貿易和高科技，滿足本國各方麵的需要，日本是個法治國家，和平憲法相當牢固，日本民族的性格在二戰後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日本人是對戰爭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根據民意測驗，當今日本隻有16%的日本人表示在國家受到威脅時，願意上前線打仗。現在的日本已經變成老齡化的民族，到2030年左右，日本必須從外部引入560萬勞動力才能維持現在的生產水平，這樣的民族，極端右翼分子要想搞軍國主義也並不那麽容易。日本民族性格變化之大，人類世界上隻有十三世紀蒙古民族接受黃教後所發生的變化可以與之相比。(眾所周知，13世紀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族是多麽彪悍，而現在的蒙古族是我國性格最溫和的少數民族之一。)
當然，最根本的一點還在於，除了日本人本身的變化外，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也己足夠強大，不再是過去那樣的軟弱可欺，日本侵略中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日本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希望建立足夠的武裝力量，保衛國家安全，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鄧小平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日本複活軍國主義，我們是反對的，但我們也理解日本應該有足夠的自衛力量。”(《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737頁)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一個國家應有的權利，這和軍國主義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是反戰的。
當然，日本應該對過去的侵略曆史進行認真的反省，對否認曆史錯誤進行反思，取得全世界人民的理解。才有利於實現成為正常國家的理性目標。在這一點上，日本的極端右翼勢力實在是日本與世界各國建立和平友好事業的阻礙與負資產。
這些年來，中日關係日益複雜緊張，有多種原因。一方麵，日本一些極端右翼人士擔憂他們越來越在日本青年人中得不到支持，他們內心充滿失落與焦慮感，於是狗急跳牆，總想借機會生事。另一方麵，多年以來，中國人對日本有非常複雜的感情，一方麵承認日本在現代文明道路上的進步，然而，我們不少國民在潛意識中又是“驚弓之鳥”。日本發動了兩次對華戰爭，兩次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中華民族造成那麽大的傷害和痛苦，對於極少數右翼分子興風作浪的事，中國國民也高度敏感，對日本有一種出自本能的不信任感。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是固化的思維定勢與不信任感，使中國人對於日本主流社會半個多世紀以來發生的重大變化往往不太注意，我們有些人往往還是停留在過去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框架中來看待日本。由於怒氣未消，我們許多人也不願意正視這一變化了的現實。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人們都說日本人在其曆史教科書中否定南京大屠殺，不承認侵略中國，日本國內確實有這樣的右翼教科書，因為教科書由民間自由編撰的，大家都可以寫，至於采用何種教科書作為教材，那是日本各學校自己的選擇。那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中學教科書，在日本中學的采用率是多少?實際上不到千分之七，一般的中學拒絕采用這種極右翼的教科書。在日本許多中學教科書中，明明白白敘述了南京大屠殺的過程，有的其中還有許多血淋淋的照片，不同的是他們不叫南京大屠殺，叫“南京大虐殺”。
中日關係的緊張，日本右翼有重大責任，但如果認為日本動不動就要搞軍國主義，這種想法也不利於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之間信任與溝通。兩年多以前，如果說中日要開戰，誰都不相信，釣魚島事件出來後，雙方高度不信任，從擦槍走火，升級為兩國戰爭，甚至美國也加入到日本一邊與中國對仗，好像變成了很自然的事，有人說，“中國與日本之間，什麽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舊仇加新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消解。
如果發生第三次中日戰爭，對中國人與日本人，對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我們追求民族富強，從鴉片戰爭算起，追求了一百七十年，現在好容易盼來了大發展的最好時機，發生戰爭，就無異於讓讓我們這個懷孕八個月的孕婦與兩個村霸打架，一個是老村霸，一個是現在的村霸，這決非智者所為。其實，讓大胖兒子生出來，讓他受到良好和文明教育，長到十八歲，那時，兩個村霸也老得差不多了。
有人說，中國可以在“半小時裏把日本給滅掉”，在日本，也有人說，他們的核廢料也足以造二千枚核彈頭。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這樣的“硬硬互動”，使擦槍走火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這讓人們不由得回憶起曆史上雙方互動的曆史陰影。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態?除了上麵提到的因素，也有一些具體原因，比如朝鮮對日本構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這也是事實。1998年，朝鮮的大浦洞導彈，就橫穿日本領空，現在又發展起核武器，這對日本人的安全確實構成強大的衝擊，充滿不安全感的日本人要因此而加強自衛力量。但是，我們一些人往往把日本人出於對朝鮮的不安全感而形成的加強自衛的意願，解讀為“軍國主義的複活”，因此也造成日本普通民眾，對中國產生越來越強的疑慮與不滿情緒，而這種不滿情緒則進一步被日本右翼所利用。於是日本右翼極端勢力與民粹之間的新聯合再次出現，根據《參考消息》報道，去年日本東京都選舉，極右翼隻有三十萬票，今年猛增到六十萬票。多年無法通過的“集權自衛權法案”，在右翼挾持的民意的支持下被順利通過了。極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成為這兩年中日關係惡化的最大受益者，他暗中真的高興起來了。
從曆史上看，日本右翼一旦有了民粹基礎，在與中國民族主義的互動過程中，就會產生越來越強的張力，第二次中日戰爭就是在日本國內右翼的沙文主義、軍國主義與中國的弱國高調民族主義之間的不斷強化的互動過程中，走向戰爭的，現在日本的右翼分子正想利用中日之間的這一互動特點，來破壞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擴大彼此之間的裂痕，石原慎太郎正是抓住一個大好機會，也就是釣魚島事件。
中國作為維持亞洲與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使日本右翼勢力決不敢輕舉妄動，日本廣大國民也不會答應。但是，從曆史教訓來看，兩國之間非理性的“硬硬互動”的不斷強化，決非理性的選擇。眾所周知，在核大戰的情況下，是沒有勝利者的。即使沒有發生核戰爭與常規戰爭，彼此之間為備戰而進行的惡性軍備競賽也非良策，眾所周知，當年蘇聯正是被冷戰時代的軍備競賽拖垮的，我們不應該重蹈覆轍。我們應該從二次中日戰爭的深刻的曆史警示中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不怕日本右翼分子興風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有人說日本正在複活軍國主義，這樣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在國際上，軍國主義是有特別的定義，即在外交，教育，媒體等方麵以戰爭目標為中心組織起來的製度體製。在日本東京，軍車在街道上會向民用車輛讓路先行，這樣的體製很難想像可以與軍國主義體製聯係在一起。有人說日本的軍費開支很大，以此作為日本搞軍國主義圖謀的例證，但有關統計指出，日本軍費雖然現在是世界老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但軍費的45%是人頭費，購買新武器的費用隻占軍費的19%，而且主要是買自己國家造的武器。這些武器成本高，價格昂貴。我們不必做驚弓之鳥。
我們這個民族處於經濟發展最迅猛的時期，正如一個處於青春期的發育迅速的大孩子，國民心智上有待於進一步成熟，作為一個大國，要完全成熟，可能還需要30年。
從人類曆史經驗上來看，一個原先經濟落後，有過受人欺侮的屈辱經曆，後來經濟上又突然強大起來的國家，一旦經濟出現滑坡，國內矛盾就會突顯出來，一旦發生國際上的衝突，就很難避免經由曆史悲情而激發起來的高調虛驕的民族主義的膨脹，德國就是例子。
自有鴉片戰爭一百七十多年來，我們民族國運多災多難，發展中仍然充滿社會不穩定因素，正因為有曆史的前車之覽，我們希望的是，就是30年內我們不要犯顛覆性的錯誤。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說過的一句話：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德國就陷入過修昔底德陷阱，日本也陷入了，包括蘇聯也陷入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理性地反思曆史，在要堅定保護民族利益的基礎上，處理好中日關係。要從曆史中獲得智慧。
如果不能從曆史中獲得警示，人類注定要重犯曆史的錯誤。
作者:蕭功秦 《同舟共進》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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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日本許多中學教科書中，明明白白敘述了南京大屠殺的過程，有的其中還有許多血淋淋的照片”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何證據？ 有長居日本的網友說過日本對自己的侵略是輕描淡寫的。 日本對中國人的殘忍和他們的貪婪也是導致了最後失敗的一個原因。
去日本的確覺得日本的年輕人比較溫和， 身上已經沒有當初“鬼子”那種凶勁了。
與肖老師不同，國內有不少曆史學專家寫了不少想當然的論文，一廂情願，就是不去找一些實實在在的根據。像日本的國會圖書館有大量原始資料，都可以隨便查閱。
二戰前的中日各方麵的實力對比，差距甚大，民國政府高層一清二楚。如果正麵交鋒的話，很快就有可能亡國滅種。為了攻擊對手，共產黨故意汙蔑國民黨政權不抵抗，有一些頭腦簡單的學生相信。壞就壞在當時的能認真思考的知識分子也沒能將這些實情如實告訴國民，讓國民政府始終戴著不抵抗的帽子，處於百口難辯的境地。張學良不好好保衛好東三省，卻感情用事搞了個西安事變，徹底打亂了中國的曆史進程。
今天有一個國家與戰前的日本很相像，有不少人信奉膨脹、狂熱的民族主義，總想打一仗來雪百年之恥，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國家不說，大家也知道。任何時候發生戰爭，最先倒黴的還是平民百姓。發表缺乏理性，簡單狂熱的言論時，還是要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多想想。
至於說日本人怎麽想，愛怎麽想怎麽想，就是永遠不能讓他們付諸實施。不給他們創造條件，他們就隻能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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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也是很不靠譜的，日本是個有前科的國家，這種國家一旦自己說了算，外部條件一旦成熟，他肯定還是要鬧事的。按照你的文章的敘述，鄧小平的話也可以拿來做論據，你自己信鄧小平的話麽？日本主流是和平反戰的，至少目前這話還是成立的，因為他們除了這麽說也沒有別的可能性，自己手裏沒槍，命根子鑽在老美的手裏，他們知道惹了誰也不能惹美國，但是，日本絕對不被允許成為一個獨立的有自己武裝的國家。換句話說，隻要日本無法自己武裝，他們肯定就是主流和平反戰的。一旦把槍交到他們的手裏，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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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麽？你從這就能得出日本人不要戰爭了嗎？日本人對戰爭的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這一點如果是真的可是太好了，如果他們不是深刻體驗了戰爭的恐怖（東京轟炸，十幾萬鬼子被燒烤變成了碳，兩顆原子彈轟炸—）他們可能真的認為戰爭是一件有利無害的事情啊。不過我對此比較懷疑，因為亞洲國家基本上都是一個樣子，都喜歡忘記不愉快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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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就不知道是偽造的，
日本要在“三個月裏滅亡中國”隻是中國抗戰的宣傳口號，從現在的資料可以證明，當時日本並沒有全麵進攻中國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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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哪些資料可以證明日本不是要全麵進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