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很多左派作家的革命性不僅表現在“革命”上，也表現在他們的“性”上，他們的革命怎樣影響了他們的愛情，他們又有著怎麽樣的愛與性？
從出走到回歸——左派作家的性與愛
“當我死後，或許我的作品無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緋聞將永遠流傳。”作家蕭紅寫下這句話時，內心無疑夾雜著陣陣酸楚。但蕭紅沒有想到的是，藝術沒有國界，緋聞也沒有國界，緋聞的流傳，卻讓更多的人去看蕭紅的作品。
越戰結束後不久，一個退伍美軍大兵聽說“中國東北有個‘二蕭’，他們的愛情故事很曲折”，他由此對中國文學感了興趣，並最終成為了蕭紅《呼蘭河傳》的英文譯者。一九八一年八月，美國加州舉行了“魯迅和他的遺產”學術會議，蕭軍受邀參加。在會上遇到這位《呼蘭河傳》的西方譯者葛浩文，蕭紅研究專家葛浩文抓住機會，當麵向蕭軍興師問罪，說他當年虐待蕭紅，還打過她！蕭軍矢口否認，兩人幾乎吵了起來，著名學者李歐梵作為主人隻好勸架，“但心裏著實同情蕭紅”。[詳細]
蕭紅著實讓人同情的，不僅是她那贏得生前身後名的驚豔文才，更有那在男人間跌撞的曲折人生。“二蕭”戀情一開始，蕭軍便如英雄天降，陷於困境中的蕭紅，與蕭軍宿命般的相逢，讓自己在初見之時便獻出了自己的身體。從此蕭軍的橫衝直撞和蕭紅的步步相隨，便成了“二蕭戀”的主軸。蕭紅說：“當他愛我的時候，我沒有一點力量，連眼睛都張不開。”
蕭紅為愛變得盲目時候，蕭軍卻不斷地盲目去愛。主張“愛便愛，不愛便丟開”的蕭軍，頗能東鱗西爪地留情。兩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蕭紅流血、顫栗。在上海期間，他們經常為此爭吵，蕭軍脾氣暴烈，有時竟將蕭紅打得鼻青臉腫。
蕭紅曾對聶紺弩傾訴：自己依然愛蕭軍，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們男子為什麽……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麽要對自己的妻子不忠實！”蕭軍則覺得，蕭紅“如今很少能夠不帶醋味說話了”，為著吃醋，“她可以毀滅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滅，覺得蕭紅跟尋常女人到底並無兩樣。[詳細]
２．出走傳統——革命的思想與革命的性
蕭紅是怎樣變成了蕭軍眼中的“尋常女人”的呢？
蕭軍初見蕭紅，蕭紅逃婚、私奔、吸鴉片，在那個女性被社會壓製，也被男性壓製的時代，蕭紅這樣一批較激進的新女性，想完成新的女性角色的建構。她們努力去追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自由的、熾熱的“真愛”，其結果是“矯枉過正”與“物極必反”，最後在許多新女性身上出現異化，由追求自由、熾熱、爛漫的情愛，最後部分演變成濫性、濫情與濫愛。
胸懷革命遠大理想的人，怎麽能被家庭所束縛住呢？這些人多追求激情、浪漫愛，甚至發展到性解放與性自由的地步，唯獨缺少的是對家庭責任的擔當。蕭紅的《棄兒》中，關懷千千萬萬這個世界的棄兒，卻對自己的孩子極為冷漠。這是當時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傳入中國後的一種理解上的錯誤，把西方思想變成反傳統的武器，最後出現異化。[詳細]
蕭紅的想法，並非蕭紅獨有。蕭紅和蕭軍這樣成長於五四之後的革命青年，真正關心的自由並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擺脫宗法大家族專製、資本主義經濟壓迫和社會習俗束縛的自由。戀愛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點，遠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而戀愛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著性自由。
正是本著這樣的認知，五四青年有著對西方思想理解上的錯誤。明代士大夫就已經發現：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會的性管製可以說相當鬆弛，新教社會對家庭價值觀和嚴肅風俗的重視比天主教徒有過之而無不及。新青年對傳教士、救世軍、基督教青年會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異常厭惡，其實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當時中國最接近西方的類型。
拒絕家庭和社區的義務，蔑視社會風俗和輿論的柔性規訓，仇恨資產階級腐朽自私的財產觀，懷疑和嘲笑宗教價值觀，信任和崇拜國家的剛性強製。這些元素構成了粉紅色知識浪人的標準畫像，在每一方麵都跟締造美國民主的樸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早年的高爾基就是這種人。他曾經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結果卻發現：美國人憎惡他混亂的私生活，超過了沙皇憎惡他的政治觀點。他永遠沒有忘記這次侮辱，畢生詛咒和嘲笑金元帝國的偽善。[詳細]
這樣，當蕭紅真的需要蕭軍履行家庭義務，對蕭軍的放縱吃醋時，蕭軍覺得被束縛了自由，於是隨之發怒，隨之認為蕭紅“跟尋常女人到底並無兩樣”了。
而在這一點上，蕭軍倒和丁玲有很多共同語言，蕭軍曾經覺得，丁玲是自己“無話不談的朋友”。蕭軍曾同丁玲互訴衷腸，互相傾吐情感的隱私，蕭軍說了自己一些 “從未詳細同誰說過的”同蕭紅的往事，丁玲也告訴蕭軍她13歲那年被一位軍官和一位教員鍾情的私秘。
比起蕭紅來，丁玲在愛情上自由開放的態度，以及能收能放的本事，或許和蕭軍更有共同之處。二十一歲時，丁玲與青年編輯胡也頻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同居，還拉上了沈從文住在一起，三人形影不離，如同蕭軍拉端木蕻良同自己和蕭紅睡一張床的性情。丁玲在同胡也頻同居的同時，又愛上了文學家馮雪峰，還打算在杭州西湖邊構築三人世界。他們公開的三角戀愛很快就成為黃色小報上的花邊新聞，折騰得沸沸揚揚。當胡也頻被捕犧牲後，丁玲“沒有哭，一滴眼淚也沒有流”，同年又和翻譯陳達開始了同居。[詳細]
３．冷熱相別——革命的戰士和家庭的逃兵
蕭軍和丁玲並不是那個時代的孤例，仿佛越是“思想先進”的革命作家們，越在家庭責任上疏於照顧，越是為人類解放呼籲奔波，越在不斷傷害自己身邊的人。鬱達夫便既以情種出名，也以放蕩出名。鬱達夫北上到北京見到梁實秋之際，提出的要求有兩點：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梁實秋不勝駭然。他說：“前者我欣然承諾，後者則清華學生夙無此等經驗，未敢奉陪（後來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車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為滿意雲）”。鬱達夫轟轟烈烈地追求杭州四美之首王映霞，所寫長篇累牘的情書不僅當時名動滬杭，也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
但鬱達夫為王映霞揮金如土之時，他的妻子孫荃正待生產，生活拮據，等著鬱達夫久久不到的家用。鬱達夫對此並非全無愧疚，在日記中他寫道：“我時刻忘不了映霞，也時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孫）荃君那種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淚。”然而，對孫荃的同情並未阻止鬱達夫和王映霞的結合，王映霞為鬱達夫生的三個孩子也並未能阻止二人最終的離婚。
鬱達夫奔走抗日，於1945年在蘇門答臘被日本憲兵殺害，其在革命上的勇敢自不足論。卻在對愛情和家人上，有著不相稱的寡情涼薄。即便要去“鐵肩擔道義”，卻不能合格地承擔家庭的責任。正如同鬱達夫的代表作《沉淪》中，那個“沒出息”的糾纏在“名譽、金錢、和女人”中的主人公，自怨自艾，身心交瘁，隻能看到他對自己的傷憐，卻看不到一點兒對他人責任的意識，也無怪乎出版後譴責生一片，周作人就說“頗有人認他（它）是不道德的小說。” [詳細]
在家庭責任上的“不道德”，掩蓋在政治的“道德”的大旗下，在以拯救大眾的“革命者”自居的作家們那裏，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蕭軍對丁玲毫無保留地投身給黨不以為然：“她愛她的黨，以至於被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獻給黨！” 但蕭軍隻是對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黨人們有著意見，他自己還是認為，政治的信仰是要堅守的，愛情之類的個人生活上的責任，完全不能與之相比。蕭軍告訴丁玲：“政治信仰這是一生的大事啊……這不能比戀愛，也不能比結婚……一個人一生可以戀一百次愛，結一百次婚，但卻不能改變一百次信仰啊。” [詳細]
４．重返家庭——超越政治的歸宿
然而，蕭軍和丁玲們沒有想到的是，到了延安之後，離政治革命更近了，卻離自己追求的生活自由更遠了。蕭軍在同蕭紅分手後兩個月，就和19歲的王德芬結了婚，他們的愛情在蕭軍到了延安後不久，蕭軍便又一次感到沒了新鮮，蕭軍說，他們夫妻關係之所以能夠維持，舊情占2/4，愛情占1/4，可憐占1/4。而蕭軍繼續和王德芬廝守的另一個原因，則由丁玲說了出來。丁玲在《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中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當然，丁玲對女同誌的戀愛自由是更為重視的：“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誌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 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麽？” [詳細]
丁玲和蕭軍恐怕都沒有想到，文藝在延安不能給藝術家帶來漂亮的情人，卻能帶來一陣腥風血雨，《三八節有感》發表不久，延安就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文藝整風運動。[詳細]
而在運動中，左派作家的另一麵被展現出來了，大多數左派作家的這一麵展現得相當自私和冷酷，他們習慣嚴以責人、寬以待己，把一切責任推給萬惡的社會，用政治家的決斷對付親人，不擇手段地索取資源。在忠厚者麵前殘酷，在涼薄者麵前軟弱。[詳細]
丁玲給蕭軍說：“我未來這裏之先……我是抱著怎麽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在冰窖裏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並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變得冷酷了。”“作家到這裏，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 [詳細]
丁玲對蕭軍如是說，也對蕭軍如是做了。近四十年後，在美國蕭軍還親向丁玲興師問罪：“當年在延安，你們一大隊人來找我，一個個輪流批鬥我，我就是不怕！你們要來文的武的都行，了不起到山坡打一架，誰會是我的對手？！”聽得在場的客人都儍了眼。丁玲呢？反而態度大方，隻回答說：事隔幾十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就算了罷。蕭軍悻悻然，並不領情，場麵一時很僵。[詳細]
然而，一些生活中缺少革命的鐵和火，沒有左派作家和革命者那樣“堅定意誌”，經常被英雄主義的光輝照出“軟弱”的人，他們生活即便軟弱，生命卻更加強悍。與蕭軍誌同道合的革命同誌丁玲，在政治風向轉變時，迅速轉身將矛頭對準了蕭軍。而蕭軍的妻子王德芬，卻陪著蕭軍走過一輪又一輪政治的風雨，共同走過了五十年的歲月。
丁玲同情女人，覺得“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詳細]
但丁玲看來軟弱的很多女人，在漫長人生中的表現，其實比她這個“戰士”更為堅韌。她們沒有革命者們宣稱的對家國天下的責任和擔當，卻一直兢兢業業地履行著家庭的責任，努力維護著家庭，政治風雨改變了很多革命者，卻不能改變她們。
解放後，已到中年的蕭軍本性不改，又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女大學生張大學，稱讚她聰明善良像蕭紅，又比蕭紅更美麗和單純。在張大學懷上蕭軍骨肉後，蕭軍甚至要去和王德芬離婚。然而一旦政治風向突變，蕭軍馬上變換麵目，劃清界限。據蕭軍和張大學的女兒回憶：“大概是1956年，張突然收到蕭軍的一封短信，內容極為簡單，可以歸納為三條：一、我要出門，不要給我來信，我會與你聯係。二、燒掉所有我給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推到張公度身上，就說是他用你拉攏腐蝕我的。” [詳細]
也許因為蕭軍自己會因政治原因，立即和愛人劃清界限，由此他在因張大學而要和王德芬離婚時，給的理由也是“怕自己的政治問題影響王德芬”，沒想到王德芬表現得毫不猶豫，蕭軍去世後，王德芬回憶這段曆史：“因為他的政治問題影響我和孩子們，那我當然不肯離了，我當時就告訴他說，‘我不怕牽連、我不離婚!’” [詳細]
蕭軍到哪裏，王德芬就跟到哪裏，蕭軍曾說過王德芬不夠獨立，但就是這個不獨立的王德芬，在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無論蕭軍受到多大衝擊，自己麵臨多大壓力，都從來沒說過一次“要離婚”三字。
而丁玲和小自己12歲、名聲遠不如自己的陳明在一起後，蕭軍覺得兩個人“一切距離太遠了”，但就是這個陳明，無論丁玲遭到怎樣的政治衝擊，他都從來不會和丁玲劃清界限，一直陪著丁玲、照顧丁玲。丁玲到北大荒，他就跟到北大荒，丁玲被關進秦城監獄，他就在外麵堅持等著。據陳明回憶，在北大荒的時候：“那時幾乎天天都有人來，晚上睡覺時，我心裏想，老丁年紀大了，睡著了一來人，一進來凶神惡煞的，她見了，心裏一驚，這可不行。我就說：‘老丁，你先睡，我坐一會兒。’老丁說，你坐著他還不是照樣要來嗎？我說我晚一點睡，你先睡。隻要聽到狗叫，知道是來人了，我就叫醒她，讓她有個精神準備。” [詳細]
蕭紅的想法，並非蕭紅獨有。蕭紅和蕭軍這樣成長於五四之後的革命青年，真正關心的自由並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擺脫宗法大家族專製、資本主義經濟壓迫和社會習俗束縛的自由。戀愛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點，遠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而戀愛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著性自由。
剛者易折 柔則長存。回顧曆史的人們，往往希望“二蕭”這對金童玉女能夠一直相伴相守下去，希望丁玲也能夠找一個同自己名聲匹配的丈夫，但興許蕭軍最好的選擇，便是有王德芬共度餘生，而丁玲和陳明的姻緣，對丁玲而言，也是丁玲最好的歸宿了。
結語
二十多歲，是最有創造力和反抗心的年紀，正是革命者和藝術家的年紀。作為一個革命的藝術家，蕭軍、丁玲這樣的人，努力地擺脫著舊道德，尋求著新的，自由的生活。從傳統的道德和秩序中出走的他們，將愛和性也當做反抗的武器，來爭取自己所要的自由，而這武器卻不斷傷害著與他們有著愛和性的人。當革命退潮，當他們年老，英雄之氣同浪子之心一並遠去，他們也回歸生活，和一個普通人伴侶一起走向歸宿。他們經曆革命和運動的風雨，卻並不如那些默默堅守自己家庭的平凡伴侶堅強。年輕時他們想去塑造社會，結果還是被社會所塑造，而最終收留他們的，正是他們年輕時所輕視甚至反抗的，一個有著責任的家庭。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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