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彼此稱呼
暑假裏我回蘇州，與家人一起去飯店吃飯。我需要餐巾紙，招呼服務員，稱她“小姐”。我妹妹說，現在不這麽稱呼了，你叫她小姐，她要生氣的。我問為何，我妹妹說，“小姐”會讓人有“不正經女子”的聯想。我問那該怎麽稱呼。我妹妹說，現在都叫“美女”。但是，我還是叫不出口，總覺得用“美女”稱呼招待員聽上去太輕浮。這令我想起網絡稱呼語“親”，有人研究說，這是從韓語來的，原意是“朋友”。朋友就說朋友吧，為什麽非要叫“親”呢?“親”聽上去輕浮，在不相熟的異性之間這麽叫，聽上去會不會像是性騷擾?
有人會認為，這類稱呼都是日常語言的時尚和新潮，不值得大驚小怪。然而，我不這麽看。一個時代的稱呼與人們的“身份”觀念和“麵目”意識密切相關。對每個社會個體來說，“身份”關乎的是“我是誰”，“麵目”關乎的是“(我希望)別人如何看我”。每當社會發生劇烈而混亂的大變化時，許許多多人都會調整和更新自己的身份和麵目，以適應新的環境。與身份和麵目有關的稱呼語便會隨之有所反應。稱呼語是一個時代“新語言”最表層的顯現，也是最先被學會的部分。
文化曆史學家希拉·菲茨帕特裏克在《撕掉麵具：二十世紀俄羅斯的身份和麵目》一書裏，討論到上個世紀發生在俄羅斯的兩次曆史劇變為俄羅斯人帶來的身份和麵目危機。十月革命後的1920年代，整個社會開始學說“蘇維埃語言”。這是一套與舊俄時代完全不同的語言。有的人學得快，有的人學得慢，但幾乎所有人都能在一夜間學會用“同誌”來相互稱呼。“老爺”“太太”“小姐”成了政治不正確的“資產階級”稱呼。解放後的中國與此非常相像。
“蘇維埃語言”的身份詞匯：貧農、富農、工人、無產階級等等，為每個人定製了“階級成分”的身份麵具。身份和麵目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處境。人人都爭著向“好成分”靠攏，唯恐把自己的出身說得不夠窮、不夠苦。富有出身的人偽裝窮出身，一旦“真麵目”遭到揭發，必有嚴重的“政治後果”。
可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曆又一次社會巨變。“蘇維埃語言”一下子消失了，以前說自己出身貧農的有的突然找到了富貴、顯赫的先人，以前說自己是無產階級有的也一下子成了積聚金錢和財富的時代先鋒。社會身份的高低和貴賤全都重新洗牌，人們開始為自己打造全新的麵目，開始玩一種與蘇聯時代完全不同的遊戲。俄羅斯社會和文化的所有方麵都受到巨大衝擊，用菲茨帕特裏克的話來說，“從最深層的價值觀到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稱呼”沒有不被波及的。人們麵臨的一個問題是，“今天在俄國，無論你用什麽方式稱呼一個陌生人，五次中有四次你可能會冒犯他。”
1993年，俄羅斯公共意見研究中心做了一項調查，20%的人認為，蘇聯時代的“同誌”是最為自然的稱呼;另一端是，大約有20%的人讚成回到革命前，重新使用西方式稱呼“先生”、“太太”，或使用俄羅斯東正教的“兄弟”“姐妹”(有些類似中國的“大哥”“大姐”);其餘的人則讚成用“朋友”“公民”，或者承認自己不知道究竟該用什麽稱呼是好。
調查還發現，50歲以上年齡層的大多數讚成用“同誌”的稱呼，而2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則讚成用“先生”和“太太”。“過渡時期，單單語言欠缺就已經使人們變得更容易生氣發火了。”
“文革”結束至今，中國社會的“過渡時期”已經延續了38年，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對碰到陌生人該用怎樣的稱呼還是相當困惑。“文革”時的“同誌”、“師傅”還有各種職位尊稱(某廠長、書記、校長、科長、處長)還在普遍運用。解放前的稱呼被重新啟用(先生、太太、小姐)，但聽起來畢竟不是以前的意味。“老師”的稱呼似乎普遍了許多，隻要有點年紀的，幾乎誰都可以稱老師，跟是否以教書為職業完全沒了關係。當然，更時髦、更體麵、更有身份的稱呼恐怕還是“老板”“某總”，這種稱呼似乎透著一種令人飄飄然的財大氣粗和強勢權威。曾幾何時，在講究“階級成分”(身份)和“政治表現”(麵目)的“文革”的時代，誰敢承受這樣的稱呼?
稱呼的變化體現著社會價值觀的變化，稱呼因此也就成為對人際關係尊重程度的一種測試。如何稱呼別人，如何看待自己，都應該以莊敬自重和相互尊重(尊重不等於諂媚)為原則，既如此，我們也就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那些可能讓人生氣、不爽、摸不著頭腦，或輕浮、不尊重、語帶諷刺的稱呼。如有違於此，稱呼再時尚、新潮，又有什麽意義呢?★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徐賁
《中國新聞周刊》 8月28日 總第674期
討厭親不離嘴。總是覺得過於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