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廷開始捉拿日諜，並搜查到了寄往日本當局的密函時，不禁脊背發涼：連“高升號”上所帶青菜多少斤都被刺探得一清二楚。
“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在民國初年的著作《日本論》中，早年留學日本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如此感歎。
在日本麵前，清朝簡直就是一個裸體的巨人，嚴重不對稱的“知彼”情勢，早已為最終戰局提前寫下了注腳。“自甲午戰爭之前數十年，日本間諜橫行中國刺探情報，以至於劉公島上在哪個地方有口井都清清楚楚。”甲午研究學者陳悅說。
1894年7月25日，上午9時許，租用自英國商船的清廷運兵船“高升號”在朝鮮豐島海域遭到日艦伏擊。“高升號”先掛清朝旗而遇日艦後耍小聰明改升掛英國米字旗又拒日艦降服，以步槍還擊。日艦“速浪”號猛烈炮擊的“高升號”。下午1時許，“高升號”終被擊沉，除245人遇救獲生外，其餘871名淮軍精銳全部沉葬於黃海。這場令清朝當局匪夷所思的海上伏擊戰揭開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序幕。
而就在“高升號”事件數月前，一位德國商人曾向李鴻章談起他在火車上的一件怪事：一個日本人向他侃侃談起清朝海軍的軍務，“高升船載若幹兵，若幹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於胸。”
當清廷開始捉拿日諜，並搜查到了寄往日本當局的密函時，不禁脊背發涼：連“高升號”上所帶青菜多少斤都被日諜刺探得一清二楚。
甲午戰敗後，清廷禦史易俊總結了兩國情報上的得失，“倭之虛實，我國茫然，而我之一舉一動，有士大夫不知，而倭無不知之者”。
窺視摸底中國
日本對清朝的情報戰始於明治維新後。1871年3月，參議江藤新平向日本當局提交了《對外政策意見書》，強調對“西陸大國”（中國）加強情報研究的重要性，建議盡快向中國派出諜報人員廣泛搜集情報。
第二年，日本陸軍大將西鄉隆盛派出陸軍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潛入中國東北。據考，這是日本為發動對華戰爭實施間諜滲透的肇始。
一年後，三人向日本當局提交了名為《滿洲視察複命書》的間諜報告。這是一次對對手的摸底，報告稱“（清國）積弊久生，士氣腐敗，兵士怯懦，常備軍殆成虛名。況朝廷綱紀廢弛，賄賂公行，商民怨嗟，皆屬實情。如此下去，不出數載，清國勢將土崩瓦解，可謂明矣。”
隨後，日本開始對清朝進行係統的情報偵察。這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日本間諜主要是以刺探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戰略情報為主，人員較為零散，規模並不大，主要以類似遊擊的方式行動。
1878年，日本陸軍參謀局從陸軍中獨立出來，成立了權力更大、資源更豐富、機構更嚴密，並直接隸屬於天皇的專門情報機構參謀本部。這是日本加強對華情報滲透第二階段的重要標誌。這個時期滲透進中國的日諜組織性、計劃性、係統性大大提升，特別是在中國設立了固定的間諜機關及其分支機構。
1886年春，日陸軍中尉荒尾精秘密潛入漢口，建立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駐華情報機關“樂善堂”。“樂善堂”以藥店為掩護，在幾年內向中國各地輻射，相繼建立了北京、湖南、四川三個分部。
其後，荒尾精在上海又創建了“日清貿易研究所”，它招募的第一屆日本間諜學員就多達150名。該所曆時數年編纂成《清國通商綜覽》一書，此書分兩編三冊，共2300餘頁，內容包括清朝政治、經濟、金融、商貿、教育、產業、交通運輸、地理、氣候、風俗習慣等方方麵麵，成為日本當局研判中國最權威的情報著作。
1888年底，長期潛伏的海軍中尉關文炳對正在施工中的威海衛炮台及威海衛通向榮成灣的地形和道路進行了詳細偵察，考察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登陸地點，並對大沽炮台以東之各海口進行實地勘測，發現秦皇島以南的洋河口是大部隊登陸的最適宜之地。
關文炳根據偵察向日當局建議，若與中國開戰，應對威海衛采背後進攻戰術，可選擇榮成灣為登陸點。在後來的甲午之戰中，日軍作戰計劃完全遵循了這一情報建議。
“這一情報，對於後來北洋水師的失敗起到了重要作用，日軍通過陸上作戰，很快將北洋水師所在地劉公島變成了孤島。”威海甲午研究學者孫建軍說。
當日本已經初步摸底中國之時，這一年，清廷引以為傲的北洋海軍才剛剛成軍。
甲午戰爭之前兩年，是日本對華情報戰的最後衝刺階段。日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對清朝的兵力結構，特別是海軍部署、海防構設和遼東半島諸港口登陸點等具體戰術情報的刺探上，為日本在甲午決戰中的勝局發揮了關鍵作用。
1893年前後，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指派日駐清公使館武官偵察渤海灣航道及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天津、塘沽等地的布防情況，為發動戰爭做最後的情報準備。1894年初，中日戰爭一觸即發，日諜石川五一買通天津軍械局官員、李鴻章外甥張士珩等官員，盜得“各軍營槍炮、刀矛、火藥、彈子數目清冊，又將軍械所東局海光寺各局製造子藥每天多少，現存多少底冊”的絕密軍事情報。
《清國通商綜覽》由日本駐華諜報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曆時數年編篡而成，是當時日本當局研判中國最權威的情報著作。
清朝麻木而應對乏術
當日本間諜對清廷進行著近似半公開化、掠奪式的情報收集時，對“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個警句再熟悉不過的人們，卻顯得既麻木又應對乏術。
在甲午戰爭之前和整個甲午戰爭過程中，清朝對日本沒有哪怕一次有效的情報偵察。同時，清朝對反間諜問題的認識極為不足，且行動無力。
1886年8月，清朝官船在日本長崎港訪問期間，發生了一件清國水兵因嫖妓與當地日本人衝突鬥毆的事件。在混亂之中，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日本人偶然拾到了一本清人的小字典。這本小字典內的漢字縱橫兩側，標注了從0到9的10個小數字。吳大五郎感到其中頗有玄機，馬上報告了日本當局。日當局立即組織專家對這本小字典進行分析，最終判定這是清國人電報用漢字譯電本，並從譯電本中數字的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電報密碼。
在國外發生譯電本丟失這樣的大事，竟無人上報。
這導致甲午戰爭前夕，清朝駐日使館和清總理衙門之間的電報全部被截獲破譯，日本對清朝出兵朝鮮、對日戰爭態度和決策等重大機密問題悉數掌握。更為可歎的是，甲午戰敗後，清朝竟依然沒有更換電報密碼，在日本談判的李鴻章和清政府的22件電報往來被日本人全部查收，馬關談判中，清朝毫無任何底牌秘密可言。中國人皆認為《馬關條約》喪權辱國，事實上，在戰敗之外，情報失守直接加重了這份條約的國恥色彩。
當時，有官員目睹清朝防範日諜工作的巨大漏洞：“見倭夷往來不絕，凡我船開行，彼即日細為查探，非但常在碼頭逡巡，竟岸下船在旁手持鉛筆、洋簿，將所載物件逐一記數。竟無委員、巡丁驅逐。”
即便真正捉到了間諜，清廷也多是草草應付了事。《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時任上海輪船招商局的幫辦，他電告盛宣懷，“日本奸細頗多，經地方官拿到者有二處，其一係倭人改裝入內地，遣送交該國領事，罰洋一元五角，釋放了事，華人通同者，亦釋放銷案。如此辦法，奸細越多，膽越大矣。”
情報參透中國
從曆史的縱向看，日本間諜扮演的絕不僅僅是對華戰爭機器上的支援和輔助角色。事實上，日本間諜對華情報工作與甲午戰爭的爆發是一個相互促進、相互牽引的過程。日本懷有對華侵略的企圖，這是向中國派出間諜的初始動因，但麵對中國這樣的龐然大物，日本當政者在最初並無一戰之決心和勝算的把握。
1887年，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綜合日諜提供的各種情報起草了《征討清國之策略》，“謀清國，須詳知彼我政略與實力，做與之相應之準備”。
其中，詳細論述了對華開戰的利弊、勝算把握，以及開戰時間節點，為日當局做出對華開戰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支持。
在眾多來到清國的日諜中，宗方小太郎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長期潛伏中國。當戰爭即將打響，他擔負起了刺探北洋海軍動向的情報工作。以山東煙台日本領事館為據點，“打扮一野人”，多次潛入威海衛，摸清了北洋艦隊13艘艦艇的動向。這為後來日本海軍埋伏、截擊北洋艦隊提供了關鍵性情報。
宗方小太郎把長時間對華情報工作進行歸納總結，寫下《中國大勢之傾向》，其中提到了他對中國的看法，“蓋國家者，人民之集合體也，換言之，即人民則為組織一國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敗，欲國家獨強，豈可得乎？（中國）上至廟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營私為事，朝野滔滔，相習成風……今日之中國，有治法而無治人，治國之法雖備，但無治理之人。”
宗方向日當局熱烈而理性地進言，鼓動和堅定著日本當局那顆對華戰爭蠢蠢欲動卻又忐忑的心：“今中國外形之進步，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壯其觀瞧，外形雖美，但一旦遇大風地震之災，則柱折棟挫，指顧之間即將顛覆。”“根據鄙見，我日本大多數人對中國過於重視，徒然在兵器、軍艦、財力、兵數等等的統計比較上斷定勝數，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製其全勝矣。”
正是這些有著堅韌毅力，思維層次較高，並滿懷“忠於大日本帝國”情懷的日諜，通過長期冷靜、理性、細膩的對華研究分析，推動和加速了日當局對華戰爭決策的最終形成。
日諜永不眠
無論是120年前的甲午，還是進入新時代的當下，日本從來都把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情報對象。有學者估計，即使就在今天，日本依然是對中國進行情報工作最多的國家。
長期以來，日本國內一直有兩大暢銷書，這兩本書都是每年更新的，一本是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情報》，一本是《現代中國人名辭典》。前者記錄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幾乎全部領域的各種信息數據；後者則把中國黨政軍、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體育界、國營企業重要人物的簡曆，甚至性格特點等都收錄其中。
······
在近來中日針鋒相對的釣魚島爭端中，日本情報工作也一直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次，中國漁政船向釣魚島海域進發，中間為躲避台風“鯰魚”耽擱了數天，日本對該船數據及行進情況了如指掌，準確判斷了到達預定海域的時間。有業內人士分析，日本依托在中國大陸、香港以及台灣地區建立的情報網絡，總是能第一時間獲悉兩岸保釣船隻以及執法船的行動信息，日本海上保安廳因此能及時采取針對性行動，保持相對主動。
日本收集情報並不是職業間諜的專利。二戰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在加利福尼亞和墨西哥的一些日本移民，從事了間諜活動，這些漁民、牙醫、理發師，實時向日本政府報告美國的一舉一動。這也是當時美國大規模拘禁在美日僑的重要原因之一。
“委托調查”是日本情報機構搜集情報和進行研究分析的重要方式。情報機構確定選題和方向，委托日本的大型商社、智庫、記者、駐外企業、社團等各種民間組織，利用海外交流等各種機會進行情報收集。據統計，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每年經費的70%至80%都用於支付委托調查的項目。
同時，對公開信息極強的綜合分析利用能力，是日本諜報文化的重要特征。精細的日本人極為擅長在海量的公開信息中尋找蛛絲馬跡，並通過長時間的跟蹤研究和比對分析，綜合歸納出最終結論。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上世紀60年代，日本人通過《人民日報》和《中國畫報》發表的新聞稿和圖片，就精準分析出了大慶油田的具體位置和產量。日本外務省前情報調查局局長岡崎久彥曾估計，目前日本獲取的情報中，有多達80%來源於公開信息。
中日情報意識的差別
很少有國家的國民像日本人一樣，有那麽強烈的、根深蒂固的、帶有普遍民族性的情報意識。
一個日本小型鞋廠的老板，為了了解世界各地製鞋業的情況，竟可以長期駐紮在羽田機場，目不轉睛地盯著來來往往的世界遊客的腳麵，並認真拍照和記錄。
一次，幾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邀請日本的老師和同學到家中吃餃子，在中國學生看來這不過是一件小事。可是這些日本客人卻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吃”上，而是極為認真地把中國學生包餃子的全部程序和過程詳細攝像記錄下來，這令中國學生咋舌感歎。
其實，日本人的情報意識與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一脈相承。汪洋環繞、物資匱乏、災害頻發的自然環境，塑造了日本民族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這種憂患和危機意識內化為一種對外部世界高度緊張的關注，表現為強烈的求索欲、知曉欲，渴望通過對外部信息的充分掌握，來使自己處於更加主動的地位。
英國情報史專家理查德·迪肯對日本的評價是：“日本人對全麵情報的概念本身包括很廣的範圍。因而，搜集到的情報量很大，日本人是永遠不知疲倦的活動觀察家。”若近距離觀察或接觸過日本人，便會感歎日本人極大的閱讀量，以及對生活點滴和周邊事物進行詳細記錄的習慣。
長期以來，與日本對中國全方位、立體式的情報研究相比，中國對日本的認識與判斷仍十分狄窄、粗淺，日本“知華”與中國“知日”一直存在著巨大差距。
一個日本二戰老兵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你們中國不注意情報的例子不但昨天有，今天也有。比方中國許多代表團到日本來，往往頭幾個問題提的都一樣，這說明你們對這些問題並沒有真正在意，而且你們同行之間也並不交流情報。”
······
透過大曆史的視角考察，不難看到，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極為成功的間諜滲透，隻是其情報發展的一個小片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日本重建，包括當下日本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中，日本的軍事情報戰、工業情報戰、經濟情報戰、文化情報戰也都極為出色。
正是通過對情報的充分獲取和利用，日本一直搶占著博弈的先機。這值得中國警醒和反思。
作者：呂正韜 南方周末 201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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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正。
是20多年前,當時的裏根總統1988年簽署的《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向被強製關押日裔居民道歉並向每人賠償了2萬美元。
幾年前美國總統曾簽署法令為美國２戰中這樣的過激行為向大部分無辜的日裔居民道歉和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