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卡莎•斯特裏克蘭、傑裏米•斯特裏克蘭夫婦和領養的一個重病纏身的無名中國棄嬰。
本文將講述一個離奇的故事，隨著故事發展，你會看到一個來自中國、疾病纏身的無名棄嬰，是怎樣變成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西門羅的貝拉•新•克萊爾•斯特裏克蘭(Bella Xin KaLare Strickland)的。四年前，我（注：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帕提•沃德米爾Patti Waldmeir）和一個朋友在上海一條弄堂裏發現一個裹著層層衣服的棄嬰。從那天起，她的故事便由社會主義製度下的悲劇，轉變成基督教童話：近四年前，她還是個在寒冷漆黑的窄巷裏啼哭的孤兒；如今，她已是在陽光明媚的路易斯安那州享受美麗人生的嬌蠻幼童。
小寶寶貝拉首次出現在這本期刊上是在2011年，不過那會兒她的名字是“甜甜圈寶寶”(Baby Donuts)，因為她的父母於2010年12月將她留在上海一家Dunkin’ Donuts門店外麵。那時她才6周大。20年來，被海外家庭領養的出生在中國的兒童超過11萬。但貝拉有點兒特別——她是迄今唯一被遺棄在英國《金融時報》記者腳下的中國嬰兒。
一天夜裏，我和朋友在距一家頂級酒店僅幾步之遙的地方發現了貝拉。當時她身子底下墊著兩個塑料袋，裏麵裝著新生兒的衣服、幾罐配方奶粉、幾包尿布和洗刷幹淨的奶瓶——這些是一位母親對自己將永遠別離的孩子，唯一能留下的愛意。
她的父母選擇將她留在外國人常出沒之處，這或許意味著他們希望她最終能去海外生活。或許他們並無此意，而隻是想要個健康的寶寶——假如隻能生一個的話（中國如今已輕度放寬獨生子女政策，但仍有遺棄嬰兒的現象）。貝拉有很多疾病，包括先天性心髒病、雙目白內障失明和部分蹼足。也許她的父母隻是應付不了醫藥費。
從很多方麵看，他們的決定完全合理：在中國，很多家庭的醫療保險非常低，而麵對甜甜圈寶寶所需的全部手術費用（包括給醫生的紅包），即便殷實的家庭也可能破產。拋棄她意味著她的監護人變成了國家，國家至少能承擔她活下去的費用。中國官方表示約有70萬名“孤兒”（無父母照顧的孩子）。其中約有10萬名孤兒被國家機構收養，剩下大部分孩子獲得政府補貼。
拉卡莎•斯特裏克蘭(LaKasha Strickland)和傑裏米•斯特裏克蘭(Jeremy Strickland)是一對在1.2萬公裏之外的美國小鎮上過著清貧生活的夫婦。相較之下，為什麽這對美國夫婦會覺得自己“能夠”（更不用說“願意”了）為甜甜圈寶寶做到連她親生父母都辦不到的事，就顯得不那麽“理性”了。連他們的美國領養機構（他們通過該機構頭一次聽說貝拉）都警告他們這個寶寶有“太多危險信號”。當這對夫婦於2012年7月開始辦理領養手續時，他們的積蓄僅有100美元。傑裏米因慢性頭疼已從美國空軍病退，拉卡莎則剛剛辭職，把更多時間投身於教會工作。領養一個重病纏身的小孩顯然不是他們下一步該做的。
但斯特裏克蘭夫婦清楚自己為什麽要這樣做：除了種種其他原因，還因為上帝希望他們這樣做。“主將領養的念頭放到我們心裏。”拉卡莎說，“主激起我們的渴望，於是我們開始尋覓這樣的機會。”他們不隻是做出決定，他們發起了一場運動。從中國領養一個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費用最多可達3萬美元，包括文書工作、翻譯和旅行費用。而撫養這樣一個孩子，哪怕在“奧巴馬醫改”(Obamacare)的應許之地，費用無疑也相當可觀，盡管傑裏米作為退伍軍人享有非常好的醫療保險。
斯特裏克蘭夫婦並未被困難嚇退，2012年10月他們發起了“帶貝拉寶寶到美國”的活動，不但請來家人、朋友、教友幫忙募捐，甚至連《聖經》都用上了。他們在當地沃爾瑪的停車場支起帳篷售賣T恤，衣服上印著《雅各書》第一章第27節：“在神我們的父麵前，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他們在教堂午餐會上賣出了260盤“雞肉奶酪意大利麵”，籌集到2500美元。他們甚至拎著桶子，舉著貝拉的海報站在紅綠燈下籌集善款。
拉卡莎說，當傑裏米提出為貝拉向路人討錢籌款的想法時，她感到很震驚。但這段紅綠燈下的募捐經曆讓他們收獲了資金幫助和人們的鼓勵，拉卡莎在自己的博文《從上帝的口袋領養寶寶》(Adoption from God’s Pocket)中寫道：“開頭很難，我既自豪，又覺得這樣很蠢。但過了片刻後，漸漸有車子停下來，開始詢問她的事情，然後往我們的桶裏投錢。我們分享著貝拉的故事，還有上帝之愛，以及對貝拉的生活規劃。”她總結道：“這便是傳教！上帝為我們提供了與陌生人談論他、他所做過且仍將繼續做的事的方式。還有什麽話題比談論一個有需要的孩子更容易聊呢。”
接著他們又奇跡地收到了3110美元銀行匯款，斯特裏克蘭夫婦至今沒猜出這筆錢的來源，但他們知道社工進行“家庭調查”的費用正是3110美元，該調查是從中國領養小孩的先決條件。他們曾經的一位姻親向人借了4000美元來幫助他們。斯特裏克蘭夫婦去銀行辦理房屋再貸款時，一位銀行職員居然主動為他們排除了障礙。
雖然他們籌到了資金，但貝拉仍在上海一家孤兒院以蔣新倩的名字生活著。斯特裏克蘭夫婦給她起了個英文名——貝拉•克萊爾。“那天我對上帝說了很多，關於我選擇的名字是否正確。”拉卡莎在博客裏寫道，“他讓我知道，她的名字代表著美麗和清晰，我知道他很滿意這個名字：雖然她不完美，但她是美麗的，而清晰則代表她頭腦敏捷。”後來斯特裏克蘭夫婦在貝拉的名字裏加了一個“新”字，以紀念她的中國血統。
早在貝拉到路易斯安那州以前，她就已經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了。她在孤兒院過2歲生日的當天，斯特裏克蘭家照了張全家福，每人手裏都抓著個甜甜圈，象征他們與甜甜圈寶寶的親情關係。那一年他們家的聖誕合影上有拉卡莎、傑裏米、他們的兒子佩頓(Peyton)和一張貝拉的相片。拉卡莎甚至在他們飛往上海前把頭發染成黑色，這樣貝拉就不會對她的樣子太過驚奇，在中國幾乎每個人的頭發都是烏黑的，甚至包括七旬老人。
當然，所有從中國領養小孩的家長都必須展現極大的獻身精神。整個過程不但漫長、開銷大，而且由於可領養的中國兒童大多身有殘疾，他們所要付出的無私更是常人難以企及。中國內地人大多不願領養殘疾兒童，即便在海外也很難為這些需要領養的孩子找到足夠的家長。相當多領養特殊需求孩子的外國人都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他們認為這些孩子尤為值得基督教慈善事業的關懷。
盡管斯特裏克蘭家財力有限，且隨著領養程序的進行愈加捉襟見肘，但為完成這次領養他們拚盡了全力，他們將房產再抵押、賣雞肉芝士意大利麵、賣T恤……
我在2000年和2002年分別領養了兩個健康的中國女嬰，花掉了我這輩子的工作積蓄。但不管我們是通過乞討、借債，還是從信托基金支款來付領養費用，大多數養父母都會經曆同樣的痛苦時刻——當孤兒院工作人員將孩子的手遞給我們時，他們憤怒地尖叫。斯特裏克蘭夫婦見到貝拉時她已經兩歲半了，她幹的更絕，她掙紮著要逃跑。2013年5月貝拉被移交給斯特裏克蘭夫婦，拉卡莎拍下了她當時淒慘絕望的表情，並把視頻傳到YouTube上，標題為“領養日/貝拉•新•克萊爾”。這個童話般的結局開始得並不順利。
但在48小時後，等到我加入這個家庭時，貝拉已經活潑起來。我想起那個裹著層層衣服的美麗的新生兒，我在兩年前見到的寶寶如今已長成一個堅定、迷人和調皮的孩子，兩條小細腿磕磕絆絆地探索著新環境，就像她沒什麽走路經驗似的。
拉卡莎、傑裏米和佩頓都已迷上了她，他們指著她眼中的白內障、腳趾的蹼膜的樣子，就像別的家長在炫耀孩子的酒窩，他們還讓我摸她胸腔上初期心髒修複手術所留下的船首狀突起。孩子一邊臉頰中央有個明顯的傷痕。拉卡莎說：“孤兒院說他們不清楚這是怎麽弄得。”孤兒院員工告訴斯特裏克蘭夫婦，貝拉“意誌非常剛強”，或許這在養父母聽來會為之一振，因為也許她就是憑借剛強的意誌才挺過了弄堂裏的那一夜，以及她幼年時的許多疾病。
後來我們將貝拉帶到那家Dunkin’ Donuts——這個故事開始的地方，我的朋友約翰•費倫(John Fearon)也陪同在側，當初便是這位英國商人最先聽到了貝拉啼哭的聲音。不出所料，她完全沒反應（何況這家甜甜圈店已經關張了）。倒是我們這些成年人花了片刻時間去感受每個中國領養案所蘊含的悲劇式奇跡，以及親生父母不能撫養骨肉的悲痛，然後我們一行人前往麥當勞，喂貝拉吃了第一次美式炸薯條。
現在貝拉已經“適應了她美好的”新生活。“她經常跟她哥哥比賽。如果他說話，她就說得更大聲。她非常聰明，她喜歡數數、唱歌，和獨立作祈禱。”拉卡莎還說，貝拉剛來頭幾個月常做惡夢，如今已逐漸減少了：“她小小的身體裏有太多憤怒。”
拉卡莎希望貝拉的親生父母有一天能讀到這篇文章，知道他們的寶寶在路易斯安那州快樂地生活著。但即便他們沒看到這篇文字，也無需為甜甜圈寶寶擔憂。她一切安好。哈利路亞。
英國《金融時報》 帕提•沃德米爾 報道 2014年08月18日
張嫣補充報道。 譯者/曲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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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央的大老虎到地方小蒼蠅，那些注射了“正能量”的官僚們，當然隻會講這種“宇宙真理”的屁話。
幾年前，數十個曾經在90年代收養了中國被棄女嬰的美國家庭組成了一個“中國女孩尋親團”，幾十個美國養父母帶著他們的中國女兒們返回中國，開展一次尋親之旅。他們依次到這些已經長大了的女孩子們原先被收養時的孤兒院查詢她們的原始資料，以便尋找各自生身父母的線索。
當尋親團一行到了武漢，湖北省民政部門還搞了一個歡迎會，省廳級領導官員親自上台致辭。也許是因為看到一群中國人的麵孔，習慣性地，那個官員又擺出一副對草民訓話的姿態，完全忘記了這些十六七歲的活潑女孩子們與處在他們愚民教育之下的普通中國大陸女孩早已經大不相同。
那個講話的官員竟然對這些已經不太聽得懂漢語的“中國女孩”們說：“你們是炎黃子孫，血液裏流的是中華民族的血,無論到哪裏都是中國人，因此要熱愛祖國，熱愛中國文化.....”雲雲。（相關消息2008年曾被北美中文報紙轉載，完全是正麵報道和評價）
【老夫感慨曰：真是TMD泯滅良心啊！他難道忘記了這些中國女孩是在被什麽文化環境驅使下而被拋棄的？
在他看來，做中國人比做自由人、甚至比做活人都更重要。而那些沒那麽幸運的、已經被溺死的中國女嬰們是不是也“寧做（中國）鬼也幸福”？】
同意。
一個大國不是看它有多少錢，有多少槍炮。而是看它有多少善良的人們，以及它的製度是否保護著弱者。
一個弱肉強食的大國，隻能是外強中幹，沒有多少人會為它賣命，一旦風高浪起，就會發覺它是紙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