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一個月驚心動魄的等待後，中國經曆了又一次“海外緊急疏散演練”；上一次是2011年春天的利比亞撤僑事件。
周三（7月2日），99名陝西省施工企業人員在多日輾轉伊拉克和阿聯酋等國後抵達廣州。在近一個月驚心動魄的等待後，中國經曆了又一次“海外緊急疏散演練”。上一次是2011年春天的利比亞撤僑事件。
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透露的數字，目前中國在伊拉克大約有1萬多名勞工。近期從伊拉克撤出的中國勞工，多為在該國北部地區的工作人員，而大部分中國工人目前在伊拉克南部較安全的地區。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中國成為了後薩達姆時代伊拉克繁榮石油產業的最大受益者。雖然利潤率並不大，但中國目前每年向伊拉克投資約20億美元，以確保伊拉克的石油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高需求的中國。在這些中國資本中，國有能源企業中石油是伊拉克最大的投資者。
目前，伊拉克每天有約150萬桶的石油進入中國，相當於伊拉克石油出口量的一半。“中國在伊拉克的石油工作不是為了獲取高額利潤，而是為了確保本國的供應。”美國華盛頓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中東問題專家丹尼斯·納塔麗（Denise Natali）對BBC記者說。
然而，日益增加的數字背後，卻是一個讓中國企業與中國政府都麵臨的難題：在諸如伊拉克這樣危機潛伏的地區，一旦爆發衝突，中國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投資利益和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
風險評估與協調能力
在利比亞的撤僑事件中，中方還得到了希臘政府的幫助；當時，中國勞工在輾轉雅典後，方得以回國。
伊拉克危機爆發後，德國立刻要求其在伊拉克的1,000公民撤離。在遜尼派聖戰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簡稱ISIS)攻占北部城市拜伊吉後，德國的西門子公司也進行了人員的撤離工作。6月15日，媒體報道稱已有50名工人通過伊拉克軍用直升機等到達巴格達，其餘人員也在此前後相繼離開。
6月16日，行業網絡出版刊物《伊拉克石油報道》（Iraq Oil Report）報道稱，在ISIS攻占北部城市後，連在南部運作的石油公司BP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都已經撤離了部分或者全部外國工人。
在中國，關於伊拉克華工被困的消息最於6月17日見諸報端。但到了6月24日，中國媒體又報道稱，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6月20日試圖撤退時並未成功。這則消息離中國勞工最終回國相距一周左右。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研究員歐柏仁（Oliver Brauner）說： “一個問題是當地中國勞工的數量：相比西門子公司的50人，中國公司要撤離1300人。”
“但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在伊拉克的中國公司與大使館對風險評估和相互協調的能力。”
據BBC記者不完全統計，近年來，中國勞工在至少11個國家遭到挾持或其它人身威脅。2012年1月31日，25名中國工人在埃及西納半島被綁架；此前不久，29名中國電力工程公司的勞工在蘇丹被挾持。此外，中國勞工還分別在喀麥隆、哥倫比亞、埃及、伊拉克、尼日爾共和國、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等國遭到危險。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目前仍在伊拉克東部米桑油田工作的中海油員工對記者說：“實際作業的勞工們對當地的安全局勢很是擔心。但隻要危機不蔓延至家門口，工作還要繼續。”
這位中海油員工在上周六（6月28日）對記者表示，在ISIS攻占北部城市後，中海油內部確實有過關於緊急疏散工人的討論，但目前他們尚未接到正式通知。
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接受BBC采訪時說：“盡管這些公司都十分擔憂勞工的安全，但他們的風險門檻仍然很高。從伊拉克局勢的演變來看，中國方麵之前並沒有想到局勢會變得那麽糟糕。”
當然，並非伊拉克所有的地區都麵臨著ISIS的威脅。在該國南部，也是伊拉克80%石油生產和中國石油公司的投資集中地，該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都認為，ISIS進攻的可能性很小。
“中國企業多在伊拉克南部投資，安全是沒有問題的，”伊拉克前財長阿裏·阿拉維（Ali Allawi）對記者表示。
這一說法得到了華盛頓國防大學丹尼斯·納塔麗的讚同。
“從目前的跡象來看，伊拉克政府是有能力保護南部地區的。無論如何，伊拉克政府會傾其全力保障他們的‘經濟命脈’。”
納塔麗說，對中國公司來說，他們也不會輕易離開這麽一個重要的石油來源國。
誰來保護？
盡管雇主是根本上為員工負責主體，但近年來的撤僑事件也暴露出中國外交係統在處理類似事件時危機評估能力之薄弱。
類似撤僑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在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期間，中國從利比亞的撤僑事件成了國際媒體的頭條新聞。這不僅是因為涉及勞工數量巨大（約有3.6萬人），還因解放軍首次參與其中，以及中途輾轉波折。
在利比亞的撤僑事件中，中方還得到了希臘政府的幫助。當時，中國勞工在輾轉雅典後，方得以回國。中國官方通訊社中新社報道稱，6月21日，到訪希臘的中國總理李克強“感謝3年前中方從利比亞緊急撤僑時，希臘政府和克裏特省政府第一時間伸出援手，省長親自赴港口迎接首批中國公民。”
但問題是，究竟是誰應為類似的撤離行動負責？以伊拉克為例，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的中國雇員人數僅為10人左右；而截至2013年中期，已有10000至15000名中國公民常駐伊拉克。
“中國政府，尤其是中國外交部不一定知道上述這些公司遭遇的問題，”美國華盛頓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中國項目研究員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對記者說，中國的外交人員曾在一些公開與非公開場合抱怨，許多在危險地區作業的中國企業，在工作開始前並不與使館溝通，以至於往往在事發後才“臨時抱佛腳”。
“如果中國企業在危機爆發後才向大使館求助，很可能企業自身並沒有做過危機計劃，也不對自己的員工負責。這就把責任推到了使館人員身上，而他們的日常工作更多的是經營政府與政府間關係。”
馬蒂斯表示，在實際操作中，中國企業的性質也決定了他們的做事方式。比如，由於在危險地區投資的中國企業通常隻需承擔較小的民事責任，因此和西方企業（比如德國西門子，英國石油公司）相比，他們通常會工作到最後一刻。“到了那時，他們也無法在戰亂紛飛的地方安排當地交通。”
不過，盡管雇傭勞工的公司是根本上為員工負責的主體，這次伊拉克的撤僑行動與三年前利比亞的事件，也暴露出中國外交係統在處理類似事件時危機評估能力之薄弱。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歐柏仁說：“我希望中國能夠在像伊拉克這樣的脆弱國家與衝突地區，繼續拓展其領事保護和危機評估的能力。”
“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企業與中央政府需要在這方麵花費更多的外交與財政資源。”
BBC 記者 歐陽誠 2014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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