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秋的北京城裏，紅衛兵四處出擊，滿城破四舊。翠微路2號院裏，形勢驟然緊張。
翠微路口往北100米路西的這個大院，曾是北京農學院舊址，1961年起成為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共同辦公的地方。大院內樹木成蔭，分為辦公區和家屬區。辦公樓主樓二層東半邊，是中華書局的近代史編輯組。
雖已是秋風乍起，29歲、剛參加工作一年半的陳錚卻急得冒汗。頭一天，中華書局接到了海澱區一所大學的紅衛兵發來的通令，稱第二天要來此破四舊。中華書局出版的許多書自然都屬於“封、資、修大毒草”之列，更為嚴重的是，在三層一間辦公室的透明玻璃櫃子裏，堆放著蔣介石的頭像、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中央日報》等報刊圖書、台灣版《蔣總統集》，以及由中華書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編輯、已初步成型的1200萬字的《蔣介石言論集》稿。
“怎麽辦?這是典型的四舊啊!”多年後回憶起當日之事，陳錚仍感到後怕。
經請示書局領導，陳錚把書櫃玻璃門用紙糊上，辦公室門上貼了封條。又找出一堆沒用的書，放在中華書局圖書館顯眼的地方，以方便紅衛兵搜出來毀掉，轉移其注意力。做完這一切，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同事說：“我要誓死保衛這個房間的書。要是毀了，就完了。”
第二天，紅衛兵沒有來，《蔣介石言論集》躲過了一劫。
此後，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它一直無人問津，至今未能麵世。
“要讀這些反麵的東西”
1965年3月5日，陳錚從中國人民大學近代史研究生班畢業後，到文化部所屬的中華書局報到。
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找他談話。金燦然中等個子，聲音洪亮，一開口山東口音就冒了出來：“你這個專業正好，來‘蔣集組’上班吧。”
蔣集組，即《蔣介石言論集》編輯組。中華書局當時分為文學組、哲學組、小叢書組、古代史組和近代史組，但蔣集組是獨立的。
關於這一特殊任務的緣起，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所著的《毛澤東閱讀史》中介紹：“1957年，他(毛澤東)對領導幹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麵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麵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麽照著講，比較單調。寫文章，缺乏說服力。”
反右傾運動之後，根據毛澤東出反麵教材的指示，中宣部組織人民出版社和中華書局，聯合成立了《蔣介石言論集》編輯組，最初由人民出版社的薛德震負責。之後，當時中華書局近代史組主持工作的副組長、後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的李侃被調回擔任組長。
李侃後來曾寫文章回憶，1965年3月中旬，他正在山西昔陽縣搞“四清”，忽然接到北京急電，要他立即趕回中華書局。他連夜啟程，於20日趕回了北京，向金燦然報道。
一開始，蔣集組在位於朝內大街的人民出版社四樓的兩間屋子內辦公，1965年5、6月搬到了翠微路2號的中華書局院內。
剛參加工作的陳錚從未做過編輯，因此分到了跑腿的活兒，接替中華書局的李鬆年專門負責在北京地區搜集資料。人民出版社的陸世澄則去了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圖書館查資料。
資料搜集工作沒有任何限製，越全越好。“就一個要求，不能是隻言片語，必須是完整的文章，這樣才能反映蔣介石的真實想法。”陳錚告訴記者。
雖然專業是近代史，但尋找蔣介石的言論卻如大海撈針，讓他毫無頭緒。幸好，蔣集組的顧問榮孟源以及戴文葆、朱南銑、史枚、周靜、胡宜柔等老編輯都是極有經驗的前輩。如戴文葆解放前是《大公報》的編輯，朱南銑在《上海僑聲報》和美聯社擔任過翻譯。“他們都經曆過那個時代，也是記者編輯出身，都是非常有學問的先生。”
老編輯們給陳錚提供了許多線索，並且指點他，查蔣介石的言論，得劃分為建國前後兩個階段。
1949年前蔣介石的言論，可查舊報紙和期刊。首先是《中央日報》和《申報》必須認真查閱，國民黨主辦的其他報刊也必須翻查。
1949後的部分，則可以去翻查台灣出版的《中央日報》《新生報》等。台灣還有不少相關出版物，尤其在1960年出版了《蔣總統集》，上麵記載了蔣介石生平，也收錄了他的講話。1949年之後的內容在大陸不易找，這本書可以彌補。
在圖書館中翻舊報刊
陳錚來中華書局的第一年，幾乎是在公交車上和圖書館裏度過的。
頭幾個月在人民出版社辦公時，單身的他幹脆睡在辦公室內。每天，同事們陸續來上班時，他就開始往外跑。
他辦了一張北京市公交車通用月票，每月三元五角，揣著這張月票，穿梭於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中宣部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軍事科學院圖書館，以及北京各高校、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圖書館和資料室，搜尋建國前的報刊。
他首先要收集的，是1949年前的《中央日報》。北京沒有哪個單位有完整的一套，大多隻有某些年份或者月份的。為此，他跑遍了多家機構。
其中，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是保存民國時期的圖書報刊最多也最全的地方。當時，北京圖書館還在中南海北麵的文津街上，報紙閱覽館位於西皇城根街，刊物閱覽館位於國子監附近的柏林寺胡同。
陳錚拿著中華書局開具的介紹信，找到了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左恭。介紹信的大意是：“為編輯蔣介石言論集，需要查閱資料，請予協助。”落款是中華書局，因當時中華書局尚未成立黨委，因此由總編輯金燦然簽字，並加蓋私章。左恭和金燦然曾是延安時的老戰友，看後欣然許可。
陳錚與兩三個老編輯連著去了北京圖書館三天。他們先填寫借閱卡，由工作人員幫助在架上查找。架上沒有的，還獲準去大庫房裏一本一本地翻。
大庫房位於刊物閱覽館裏，滿地都堆著未上架、未清點的舊刊，輕輕翻動，便揚起一陣塵土。他們進庫後，先蹲在地上翻目錄，但凡標題裏帶有“蔣委員長”“蔣總統”或者“蔣介石”等字樣的，就挑出來。
從架上和庫房裏挑出來的報刊，幾十本為一捆打包，都拉回編輯部，有用的就複印。
另一個收獲很大的地方，是位於故宮北麵沙灘後街的紅樓上的中宣部圖書館。這裏收藏了許多上世紀20年代的舊報刊。紙張都泛黃發脆，動作必須很小心，因為一使勁報紙就會碎落。
中宣部圖書館還給了他們一個驚喜。那裏藏有建國前《申報》的剪報，簡報按政治類、經濟類、文化類等分門別類剪貼，一目了然。
大半年下來，建國前的蔣介石言論基本湊齊了。
去西苑查資料
至於建國後蔣介石在海峽那一邊的言論，這些圖書館裏就很難找到了。
領導告訴陳錚，北京有一個中國圖書進口公司，可用外匯通過香港進口台灣的書。他持編輯部開的介紹信上門聯係，購回了包括《蔣總統集》在內的相關書籍。
陳錚還奉命去了新華社的參考部，在《參考消息》上找。當時的《參考消息》為內部發行，其中有不少有關蔣介石言論的內容。
另一個來源，是中共中央西苑機關。去之前，陳錚惴惴不安，不知道所持的介紹信會不會得到認可，但事情出乎意料的順利。“那裏的領導看了我的介紹信，什麽都沒有問，就同意我去查看資料。我後來猜想，應該是中央在一定範圍內通報過《蔣介石言論集》的事情，所以他一看就明白，完全支持。”陳錚告訴記者。
李侃對此也有回憶：“為編此書，中宣部還特地發通知給各省市和軍隊係統，凡有收藏《中央日報》及蔣介石言論材料的單位，一律由中華書局調用。”
查資料前幾天，陳錚先打電話預約時間。為便於出入，中華書局專門派了車送他去。當時，整個中華書局隻有這一輛奧斯汀小臥車，是供總編輯金燦然使用的。路過崗亭時，他遞上了介紹信，便被放行。
通過這些途徑，編輯組集齊了建國後至1965年底台灣出版發行的《中央日報》。
至1965年底，資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共搜集到蔣介石言論1200萬字。
40本樣稿
材料收集的過程中，編輯整理工作便同步展開了。
為便於保存資料，中華書局和人民出版社專為蔣集組購置了一台複印(曬印)機。機器是天津生產的，當時複印質量很差，時間一長就掉色。但能擁有複印機，已經是一個很特殊的待遇了。
編輯部專門招聘了一個年輕姑娘做複印員，每天的工作就是複印找回來的所有資料。複印完後，陳錚再原樣捆好，送回原單位去。
凡是中共領導人的文章或講話中提到過的蔣介石言論，蔣集組都盡力尋找原文，但有時候實在難以完成。如陳伯達所著《人民公敵蔣介石》中所引用蔣的話，始終找不到原文。
陳錚記得，他為此專門起草了一個報告，講述了查找過程和遇到的問題，由李侃和金燦然簽發，加蓋中華書局章，上呈中宣部。
隔了幾日，中宣部的批複下來。“他們的意思是，找不到也沒辦法。戰爭年代的東西，領導引用某資料，時間久了，不記得出處是哪裏。”
陳錚告訴記者，對資料的整理編輯工作，當時的精神是，文章本來怎麽說的就怎麽樣，不能改，編輯隻是改錯別字和標點。如蔣介石貶低、辱罵共產黨的言論，以及後來主張抗日的言論，都不做刪改。
因為工作量很大，中華書局古代史組的編輯謝方也被臨時征用。早已退休在上海的他告訴記者，民國時期報刊上的錯別字很多，但不是古文而是大白話，編輯起來難度並不大。
這套書原定以中華書局的名義出版。當時整套書計劃分40本，每本30萬字，即400頁左右。
其中，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之前的內容，為前四冊。送審稿樣本已經裝訂成冊，報送了中宣部。李侃為送審本寫了長篇序言或說明，共寫了三篇。
和同時期的“灰皮書”不同的是，這套送審樣書的封麵為淺藍色，上麵寫著“蔣介石言論集”，下排為“送審樣書”，沒有署名。
其餘的36本，前16本已校對完畢，後20本已排版，未校對完。
據陳晉在《毛澤東閱讀史》中介紹，《蔣介石言論集》原擬每本印五千冊，毛澤東批示：“五千冊太少，應出一萬冊。”陳錚對此沒有記憶，不過他揣測，這套書可能會和“灰皮書”一樣，內部發行，在規定級別範圍內的人員才可以購買。
擱淺半世紀
1966年3月上旬，“三家村”開始受到批判，大小出版社均受波及。中華書局首當其衝，5月被宣布停止全部編輯工作，集中搞大批判。
至此，《蔣介石言論集》的編輯工作也停止了。這時，中宣部對送審稿還沒有回複任何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蔣集組隻剩戴文葆收尾。他讓印刷廠趕緊將已排好版的後20本打出校樣，以免“壓鉛”。全部校樣按年份歸卷宗，用紅色或黑色的筆標出材料的起止時間，方便以後查閱。做完這一切，戴文葆回了江蘇阜寧老家。
所有材料保留在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組，收在本文開頭所說的書櫃裏。
1969年9月，中華書局集體下放湖北鹹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因中蘇之間形勢緊張，上級要求中華書局把重要的書稿轉移到湖北的三線某地。《蔣介石言論集》未刊稿也一起裝箱轉移。
從1971年底開始，中華書局的人員陸續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1972年底，李侃和陳錚回京。
蔣集書稿也運回了中華書局，但沒有任何人問起。
文革結束後，70年代末，出版社被要求上報以往“中央交辦的項目”，中華書局呈報了《蔣介石言論集》項目。但是，依然沒有後文。
1984年，陳錚當上了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副主任，之後升任主任。1997年，近代史編輯室撤銷，和古代史編輯室合並，成為曆史編輯室。
陳錚保管多年的《蔣介石言論集》整套材料，被移交給了曆史編輯室。交接的時候，他囑咐道：“這套書稿，所有材料都在這裏，可千萬要保存好。”
2005年前後，有學者躍躍欲試，希望國家組織編纂中華民國史。報告一直打到了中央高層。已退休的陳錚獲知後建議，讓《蔣介石言論集》搭順風車，作為民國史的一部分出版。
當時，60年代時的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王子野和中華書局總編金燦然都早已去世，參與此事的六七名編輯也大多已不在。陳錚偕同那位學者拜訪了當年的人民出版社副總編範用，問他是否見過中央或毛澤東的批示。範用說沒見過，是上麵口頭傳達的。
《蔣介石言論集》沒有獲得“中央交辦”的正式證據，不便向上級報告，再次沉睡。近年來，雖然時有出版社找上門來，但從未對該書的出版有實質性的推動。★
徐天 《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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