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這一政治學的概念在這次香港“站中”運動中被作為一杆大旗高高地豎起，成了政治正確的口號，成了香港占中人士鼓動年輕學子衝鋒陷陣的旗幟和精神信仰。“公民抗命”（Citizen Disobedience）這個外來的政治概念直譯應該是“公民不服從”，沒有“抗命”那麽悲壯，那麽赴湯滔火般地壯烈和激情。



原意的“Citizen Disobedience” 是溫和的，消極的，是抱著改良社會的目的而不是要暴動或是革命。而變成運動口號的“公民抗命”就頗有戰鬥的意味，成了前進的號角和戰鼓。這是要革命嗎？還是要暴動？



“公民不服從”（Citizen Obedience）的理論來自十九世紀美國超驗主義學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出於對奴隸製度和美墨戰爭的厭惡，出於美國傳統上對於政府權力的不信任，梭羅認為公民有不讓政府操縱自己的良知從而成為不正當的代理人的義務。與香港“占中”的學生們認為“民主”是解決目前香港社會的萬應靈丹相反，梭羅認為民主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Cure）。梭羅認為，大多數的民主往往不具有智慧和公正，一些基於良心判斷的個人則常常有不遜於大多數人的智慧和公正。



印度聖雄甘地在追求印度獨立的過程中，受到這一理論的啟發而發展出來的“不合作運動” （Satyagraha）也稱“心靈的力量”，特別強調非暴力和對“真相”或“事實”和“愛”的堅持，即使受到折磨和懲罰也逆來順受。甘地所追求的目的是印度的獨立，在過去曆史裏，這是要靠革命和暴力才能實現的目標。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用溫和的“心靈力量”和苦行僧式的，幾乎是自殘式的非暴力運動實現了這一雄偉的目標。



甘地曾對“不合作運動”的手段和目的的關係有這樣的表述。用什麽樣的手段就會達致什麽樣的目的，如果手段不公正，不和平，目的也就不會公正和正義。就像別人手上的手表，如果你想從別人手上搶就必然會有打鬥。如果你想買就要付出價碼。如果你想要人家把手表送給你做禮物，你就要乞求人家。使用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結果就不一樣，要麽是竊取之物，要麽是既有之財或是嗟來之食。



所以甘地堅持，“公民不服從”必須是公正的和道德的非暴力抗爭，才能達到相應的公正和道德的目的。



"公民不服從”是政治學的理論概念，而不是法律的責任和權利。合法的遊行示威是法律的權利，但必須是受規範的，是不危害社會固有的次序和造成他人的不便和困難。



“公民不服從”通常是基於主觀價值或“良心”對現有法律做出判斷，比如對待當年奴隸製和種族隔離的價值判斷，從而故意以身試法，喚起民眾，製造輿論，達到反抗的目的。至於怎樣控製反抗的程度不至於淪為暴民（mob)，怎樣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為群體利益不服從，而區分於普通違法者，在學術上也是很有爭議的。

香港“占中”人士把“公民不服從”曲解為“公民抗命”，再把“公民抗命”當成是一種神聖的法律權利，進而占據香港經濟的中心地帶，衝擊政府機構，不單是對香港民眾的誤導，也是對社會次序的挑戰。用自己的價值判斷替代社會大眾和他人的思考和判斷，這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也是不道德的。

如果“占中”人士把所謂一人一票的普選當成是民主的最高成就，定義為所謂“真普選”，那美國的總統選舉也不是真民主，也不是“真普選”！美國對總統的資格也是有限製的，雖然法律上沒有籠統的“愛國”的要求，但那位總統候選人要是被公眾或是輿論認為是不愛國的，則鐵定不可能成為候選人的，更勿論當選了。

[單眼皮兒]

好文！

[沈成涵]

民主是要一人一票，但是普選不等於直選。一人一票不是直接投給領導人的，而是投給議員、選舉委員會或是政黨的。美國、英國、甚至是日本都是這種代議製。西式民主的主流也是代議製。占中者妄想的直選是非常荒謬的企圖，直選的後果往往是族群撕裂，社會動蕩，經濟萎靡。

[武勝]

問題是美國的輿論愛國，而香港的輿論頗有疑問。輿論是塑造民意的王。輿論也是錢可以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