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回國，坐在當年的書桌前，翻看當年書櫃裏的書。羅曼·羅蘭的《巨人三傳》，歐文·斯通《梵高傳》，還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三事》。臨走時想帶走重讀，又嫌重，但讀這些書給我的印象，是不會磨滅的。
這些印象綜合在一起，就是：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複雜的，孤獨的，掙紮著的靈魂。比如，托爾斯泰都八十歲了，什麽也不缺，還惦記著人間疾苦，離家出走，途中辭世；尼采聽到有趕馬人在打馬，他衝出家門，抱著馬的脖子痛哭；馬克斯·韋伯進了精神病院；盧梭劣跡斑斑，卻又寫下懺悔錄； 喬布斯脾氣暴躁，得罪人無數…沒錯，他們“活得累”，還搞得周圍的人也累，他們好象不懂得享受快樂。
但這個世界上就是存在少量這樣的人。他們深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感受得比別人更深，有更多的執著,更多的懷疑，矛盾，痛苦和煎熬。他們永遠在和自己作戰，但是，他們貢獻給世界的是無與倫比的文學，藝術，學術，思想,甚或技術巨作。他們衝擊你的心靈，顛覆你的思想。如果要說這中間一定有什麽因果關係，可能人隻有在孤獨，痛苦，煎熬和掙紮中，才能獲得某種至美至深的體驗，甚至一種真正的自由，然後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把個體的體驗，對人世的審視表達出來，這樣的結晶，才能真正打動讀者。
這樣的人，通常是以歐美人為多。似乎在他們的心靈中，無時無刻沒有對自我的拷問，在這種並不強調人際關係的文化裏，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獨自麵對自己的內心，思考自己和上帝以及世界的關係。
讀川端康成的小說的時候，也能感受到一個孤獨靈魂的追尋，讀高行健的《靈山》，在看似散亂的結構背後，同樣能追蹤到一個在自己的社會裏疏離和異化的人的旅行和自我發現----這在中國文學中是少見的。我甚至曾大膽地假想，諾貝爾文學獎青睞的，大都是那些關注個體心靈和個人曆程，而又把這些體驗和大時代的背景融為一體的作家和作品。
當然，從個人修養，人際交往，社會氛圍的角度看，人和人之間應該有更多的溫情，寬容，平和，哪怕是膚淺的愉悅，然而世界畢竟是多元的，一部分人因為經曆，個性，或者某種特殊追求導致的內心孤寂和掙紮，也應該得到哪怕是遠遠的理解和尊重。至少，不去嘲笑這樣的人,就是最大的尊重。
夏誌清在《新文學的傳統》一書中寫道，“我...覺得現代中國的小說家，一般都未能比得上西方的大師那樣，能令人讀過他們的作品之後，深深思索其中提出的哲學問題及對人內心的剖析。” 缺乏這種對自我的關注，對人性和心靈的，有時是痛苦的拷問，在我看來，也就是中國左翼文學普遍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左翼文學的局限，正在於其過於鮮明的道德評判和階級意識，和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取代了文學作品更應該注重的人性之幽暗複雜及倫理困境。左翼文學家對社會的批判太強，政治意識太濃，太急於把文學作為革命的工具，這種寫作在當時能引起人們的共鳴，但換了一個時代，就會因為缺少深度而失去魅力，能長遠影響的作品，往往是當時被認為不去表現現實生活的作品。今天中國的底層文學可能也一樣，它們能打動人，但更多是因為社會和道德價值，未必具有長久的文學價值。
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有的人讀了定居美國的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對於蘇聯製度的深沉反省後慨歎：
“拜讀這樣的文字，不能不讓人感到震撼！令人遺憾的是，經曆過同樣時代、同樣劫難的中國，卻難以找到同等分量的心靈反省與靈魂救贖…東歐的第一代“革命者”中，有人能夠寫出《新階級》；蘇聯的“紅二代”中，有人能寫出《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回首吾朝，則無可及者......悲夫！是傳統文化之先天不足？ 還是我們所經曆的時代，具有更強大的褫奪理性思維與內省能力的負麵能量?”
文學難以讓人“深深思索”，回憶難以讓人“震撼”，因為中國文化中的對理想人格和生存方式的期待起了限製作用。
首先，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人們喜歡湊在一起找樂，喜歡大團圓，沒有深刻的悲劇感和神聖感和對問題的探求。不能進行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思考但成天顯得“快樂”的成年人成為所有人的偶像。這種追求平和，避免人際和內心衝突的人生觀，最終的理想是把人變成一個白白軟軟的，可愛的，沉溺於日常生活的大麵團。大麵團哲學從根本上反對個體心靈深處的那種衝突和鬥爭，矛盾和自我否定，主張化解一切，在俗世中享樂，同時也阻斷了有價值的思想的產生。
其次，中國文化中有憂國憂民，文以載道的士大夫傳統，這種傳統的變體其實就是左翼文學：對人民，社會，自身仕途官運的關注不可謂不深，但人性深度的矛盾和幽暗的開掘卻不夠。魯迅之所以被更多的人在全世界範圍內銘記，正是因為他是中國作家裏少有的，具有深刻和痛苦的自省和自我否定，自我懷疑體驗的作家。他對人性的開掘，不是其他作家所能比擬：在短篇小說《兄弟》中，魯迅就寫出了那種微妙的心理活動和人性的弱點：自己的兄弟病了，做兄長的當然要竭力救治，如果要替兄弟養孩子也不是問題，但是，要論起孩子，當然還是自己的更聰明…魯迅的獨特魅力，也在於他至死都拒絕做中國社會所期待的那種笑嗬嗬的大麵團。
第三，中國人實在醉心於江湖文化。在這種醬缸文化裏，最初的行俠仗義理想最後都會被幫派爭鬥所取代，個性的靈光被群氓的油滑遮蔽，或者被做江湖老大的欲望誤導。中國男人，似乎沒有幾個人心裏沒有藏著做“幫主”的夢想,或者熱衷於分高下，排座次。梁山好漢要排，武林要排，學界要排，文壇要排…活著的要排，死了的要被排。魯迅和胡適就被排名愛好者們逮來排, 魯比胡強，胡比魯牛，吵吵嚷嚷，人稱“胡魯比較學”。
第四，近幾十年的中國革命文化“新道統”，又為中國人的人格想象貢獻了一種高大全，偉光正的超級英雄模式。這種樣板戲式的英雄人物永遠紅光滿麵，智勇雙全，判斷準確，麵麵俱到，不會有片刻的猶豫和怯懦，他們高於生活，但絕對不是源於生活。所謂“躲避崇高”，躲避的原本是這種並不存在的偽崇高，因而，這種躲避隻是胃口被偽劣食品敗壞的結果。躲避派的人會走火入魔，你要跟他一談嚴肅的話題，他立即倒地耍賴，嘻皮笑臉：“我就是個俗人~！”
正因為缺少對個體內心的深入開掘，對痛苦和矛盾的直麵，人們不容易理解一個看似已經成功的人，例如托爾斯泰那樣的泰鬥級人物，何以仍然“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尼采在當年的中學課本裏被描述為“發瘋而死”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家,在俗人的眼裏,抱著馬脖子哭不如拍著馬屁笑更實在。梁漱溟晚年發問：“這個世界會好嗎”大概會被看成杞人憂天。一個像楊麗萍那樣的“成功女性”，稍暴露出一點顯得悲觀的世界觀，覺得人間就是吃人和害人，在網上已經受到質疑：不管你多麽成功，你都是一個“可憐”的人，因為你把世界看得太壞了。這個邏輯似乎是說，你楊麗萍漂亮，成功，有錢，因此，你是沒有資格悲觀的。你已經得到那麽多，還有什麽理由抱怨？你無權對人性的黑暗表達失望，隻能“感恩”和“放下”。楊麗萍有沒有理由和自由持這種人生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應該成為一個符合社會期待的，渾身散發正能量的名人，一個為人生塗脂抹粉,為大眾熬製心靈雞湯的白麵團。
“情商”，正在成為平庸油滑的犬儒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別名。
當然，少有的幾個孤獨的靈魂是很難被理解的，哪怕是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許紀霖寫沈從文：“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張兆和，喜歡他的文字，卻不理解他的內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時候，常常遠離他而去，留下他一顆敏感而孤獨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從文逝世，張兆和整理兩人的書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內心。” 直到死後才被張兆和理解，恐怕是當初一心追求張兆和的沈從文沒有預料到的。 許廣平倒似乎很快就發現了魯迅的個性缺陷，她在寫給魯迅的一封信中說魯迅太極端了。有時對人很熱切，但對於憎恨的人, 就連呼吸同樣的空氣都不願意。他們婚後爭執，魯迅這個倔強的老頭會氣得一個人躺到陽台上去,像一匹受傷的狼。有人說, “喜歡”一個人和 “愛”一個人其實沒有什麽區別,也對,總之無非都是一種欣賞 和愉悅。但真正 “懂”一個人和“愛”一個人的區別肯定存在,而且很大。
在中國，並不是某一個特定時代具有褫奪理性思維與內省能力的“負麵能量”，其實是整個文化在幾千年內都一直有太多的“正麵能量”在溫柔地誘導人們放棄痛切反省的能力，麻醉人們敏感的心靈。當你在古代被要求“難得糊塗” ， “知足常樂” ，在二十世紀被要求“向前看”，“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在二十一世紀被要求成為釋放“正能量”，獲得“高情商”的時候，當批判被看成幼稚，麻木成為理性，沒有任何原則成為最高原則, 誰敢真正有分量地反省什麽，誰還敢去震撼別人。
即便一些不妥協的人也有格局的限製。迄今為止，中國的很多曆史親曆者和政治人物的後人終其一生，對當代史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的反省，也仍然超不出為自認為清白無辜的自己和家人的遭遇鳴冤叫屈的水準。喊冤派子女永遠認為自己的父母是最無辜的, 完全不去想當這些遭遇落到別人身上的時候意味著什麽,更不去想自己受冤屈的父輩也曾經直接間接地荼毒過他人,而這一切在製度和人性的層麵上,對整個民族來說又意味著什麽。這是很讓人失望，但也並不奇怪的的現狀，假如我們考慮到中國文化存在先天不足，後天不補的狀況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