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二十六歲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幹什麽。直到二十六歲的一天，坐在美國亞特蘭大的一家Burger King 裏，我才一邊吃著漢堡一邊下定了決心，從而結束了在黑暗中的摸索。然而我所下的所謂決心，在當時周圍的人看來，其實也是有點荒誕不經的。當然我並不在乎這些人的感受，也不想向別人解釋。
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進入了一家報社的新成立的都市類報紙編輯部。新聞單位，對年輕人來說總是充滿刺激和挑戰的。我被分派編輯本地社會新聞，這些新聞每天由記者部的記者采寫送來，無非是家長裏短，雞零狗碎。有個記者專門和公安部門掛鉤，他的筆下，都是違法犯罪事實，結尾不外乎是“...於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或者"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厲製裁"，但他寫得又多又快，每個月稿費都最高。還有一個版麵是從網絡上下載其他地方的長篇新聞，登載在我們報紙上，下載的原則是內容刺激。比如，一個銀行女出納因為自己的情夫而大肆貪汙挪用公款，直到東窗事發。大家開玩笑說， 我們報紙上平均每天要被殺1人，被強奸2-3人。
報社裏的充斥著大量因為種種“關係”進來的人。有的也很能幹，有的純屬濫竽充數。有一次，有個在同一座大樓裏，但並不認識的同事來找我，送來一篇他寫的稿子，字其醜無比，語句不通，更嚴重的是，所謂的新聞稿完全是個軟性廣告。我哭笑不得，順手把稿子給排版的大姐看，她瞄了一眼也笑了，搖搖頭說，那是XX，省委宣傳部副部長XXX的兒子。我點點頭，把稿子扔進了字紙簍。
我不太喜歡報社這樣的辦報方針，因為我自認為是一個嚴肅的青年，但領導層似乎鐵了心要走小報路線。一定要讓“引車販漿者流”喜聞樂見，他們發誓。
我和幾個比較誌同道合的年輕編輯，記者做了一些有特色的策劃。其中一個是整版發布了一些清末傳教士拍攝的曆史照片和背景，對於本地文化，這是一些珍貴的圖象資料，而且從來沒有被公開發表過。版麵出來了，我們很高興。結果，有一天副總編見到我的時候，很沉著而禮貌地問: “XX，你滿意了吧”？ 我無以應答，隻能在心裏默默地說:“老師, 這不是我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是真心想要陶冶廣大讀者的情操啊。”
全報社的總編輯管著黨報部分和我們的小報部分。有時，他會在深夜背著手，踱進我們編輯室，有一次是通知我們把一條已經經過幾次校對，排好版，正準備付印的文章撤掉。為什麽撤掉？總編輯當然不會解釋，也沒有人敢問。估計是總編輯自己看了大樣，覺得某篇不妥，例如內容是礦難...更可能是發給宣傳部審查，被宣傳部槍斃了。我們隻能另外找一篇去填剛才的空白，但是，校對程序要全部重走一遍。
那時我下午四點上班，晚上十二點下班，遇到這種情況，還會走得更晚。下午四點以前幹什麽，真的不太記得了，可能是去書店，也可能是在家裏研究如何做鍋貼。
後來我離開了這個編輯部。當年一起奮戰的同事之一，一直在新聞界工作，直到自己成為副總編，新華社的分社總編。偶爾看“新華社”寫的報道，我總是想大笑，抱歉，真不是我喜歡的風格，什麽省委書記走進了一戶農家，揭開鍋蓋，關切地詢問人家今天吃什麽···
我後來離開了這家報社，去了另一個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個月刊，主題是流行音樂。主編是搞作曲的，但雜誌的路線，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種傳統的作曲，而是當代的明星八卦，確切地說，是屬於他那讀中學的女兒喜歡的內容。
雜誌把W主編，我，還有一名美編派到廣州，住在天河區的一幢普通的公寓樓裏，因為主辦單位認為，在廣州開辟這個窗口，才能更好地接近流行文化前線。
上夜班的日子終於結束了。在廣州，住的地方就是工作的地方，公寓的下麵是個菜市場，我每天下樓，在一片濃烈的魚腥味中買菜，平時就經常去天河圖書城閑逛，看書，買書。感覺自己已經退休了似的。
當時在廣州有一個人做英語培訓，北外科班出身，正在創立品牌，感覺想搞得轟轟烈烈，和李陽一樣牛，但最終好象沒有那麽成功。我和他認識以後，應他的邀請為他寫過一個長篇報道，寫他如何從一個拖著鼻涕的西南地區農村兒童成長為一個目光堅定，誌向高遠，每天對著鏡子練習微笑的成功人士，他說要拿去登在《南方都市報》上。這是貨真價實的“軟文”，我親自操刀，但同樣是傾情大放送，一分也沒從他那得到過，除了吃過他幾頓飯。不過，我至今還是欣賞他當年的那股銳氣和激情。我相信，即使他沒有李陽那樣成功，也決不會像李陽那麽卑劣。
W主編說自己年輕時受過胡總的接見，被介紹為“青年作曲家”，但他有一個我當時覺得好笑的愛好: 買彩票。每月一次還是每周一次忘了，每次數額不大，我看他很認真地把頭探進去買彩票就覺得搞笑，但他嘟噥著表示堅信自己有一天會發財。他有時很勤懇地工作,像一個標準的，任勞任怨的中年知識分子，有時又會說出一些很低俗下流的語言來表達他隱藏在心靈深處的人生哲學。
雜誌找了一個和我差不多同齡的女孩來負責和讀者聯係，她的真名叫某貝貝，在雜誌上，她叫“貝貝”，負責向少年兒童提供有關明星偶像的各類花邊新聞和行蹤。某貝貝是南京人，那時在廣州的一家音像公司做文宣，她經常提到一個混跡廣州樂壇的作曲家叫吳某某的。前兩年，我才發現，就是這個“吳老師”，寫下了那首肉麻至極的，那誰誰誰走進了包子鋪點炒肝的頌聖歌。有一次聚餐，某貝貝問我，你為什麽離開貴陽呢? 我說,我覺得，貴陽很墮落，連空氣都在墮落。“連空氣都在墮落！”某貝貝重複了一遍，花枝亂顫地大笑起來。
雜誌一直在尋找合作方。當時中國的紙媒大概都有類似的趨勢：有刊號和編輯力量的主辦者並無市場經驗，而一些不可能得到刊號的民間資本卻對經營媒體感興趣。以我時間很短也很膚淺的經驗和當時有限的閱曆，其實不太明白，願意出資經營一家雜誌的公司究竟圖什麽，因為我懷疑這樣一個雜誌能為他們帶來很大利潤，或者,這點利潤對他們有多大意義，或許，他們隻是願意“玩文化”而已。
我們的合作關係由主編建立起來以後，就從廣州搬到了深圳。其實在搬之前，我也經常去廣州東站坐火車去深圳辦事。現在到了深圳，不像原來那樣住在公寓裏辦公，而是要每天去真正的編輯部。真正的編輯部裏人多起來了，因為合作方除了我們以外，還養另一家雜誌，因此，兩個編輯部在一起工作，雖然編務是各管一攤。他們主要是關於電影，雜誌的名頭也很響：“中國XX”，他們的主管單位遠在北京。
合作方的老板是湖南人，受過高等教育，據說以前是交通部部長的秘書，他自己跟我說他在中央財經大學研究生院進修過。當然，他隻是偶爾出現，大多數時間坐著他的深港兩地牌照車兩頭跑，忙他的生意。
《中國XX》的編輯人員是比較有趣的。其中比較起負責作用的，是廣西人L，之所以不說他是主編，是因為他們其實非常隨意，根本沒有這樣的頭銜。那是1999年，他三十多歲，一直不結婚，因為他的眼光太高了，堅持認為隻有蘇菲·瑪素那樣的才叫美女。這個大齡文藝青年深愛電影，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但卻沒有能成為導演。我問他，你的同學都在做什麽呢? 他說,有的拍電視,有的拍廣告，當然也有堅持電影的，如賈樟柯。他自己不願意去拍電視和廣告，或者幾乎深刻地鄙視這兩者，所以就在一個和電影有關的雜誌工作。
他們的美編也才二十多歲，湖北人，名叫“超超”，他留著搞美術的人常見的長發，工作是在網上搜索各種配圖。“就是抄抄，嗬，超超嘛”，他笑眯眯地，謙遜地向我介紹自己的工作職責。
他們的確經常抄。有個廣東人陳某某，作出一幅電影專家的樣子定期給他們寫影評，可我覺得他不過是把香港《電影雙周刊》上的文章改頭換麵，變成他自己的。我們也抄，在深圳街頭很容易買到香港的流行音樂八卦雜誌，把內容掐頭去尾，登到雜誌上，也很可以滿足內地嗷嗷待哺的中學生了。當然，我是一個嚴肅的青年。我專門請在英國的大學同學給我寄來英國的流行音樂雜誌，翻譯其中的文章登載出來，所以，雖然跑龍套，也算是有良心的。
第一次看《我的父親母親》，就是在1999年的深圳。和L等幾個同事 ---我們都叫他“L 導”。那是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章子怡。影片也算是比較感人的，當時覺得。放映結束了，電影院的燈光亮起，我看見L導的眼裏居然有淚水——他才是真正地投入了，我吃了一驚。
L導的一個好朋友Z也是個理想主義青年，其時在《深圳特區報》供職。和L 的溫和低調比起來，他更直率和狂放。“杜拉斯”，他會說，“嗨！濃得化不開!” 在他說這話以前，我一直覺得“濃得化不開”是很書麵的語言。說起赫赫有名的《讀書》雜誌，他怒斥：“中國知識份子集體手淫的地方！” 他力主我去投奔《深圳特區報》，但我對報紙真的沒有什麽興趣了。
有一次，超超闖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禍。他在網上下載了一幅圖片，也登了出來，卻被北京主辦方發現，圖裏居然有台灣的“青天白日”旗！ 超超就是個搞美術的單純長發青年，根本沒有什麽政治意識，而他們的編輯部除了癡迷電影而又鬱鬱不得誌的L導做名義上的負責人，根本沒有人去管這些審查和監督的破事。然而北京目光如炬，把這件事當成一個政治事件了。最後大概是L 導代表編輯部向北京報告他們嚴肅處理了這件事，並開除了超超。當然這是假的，沒有人開除超超。L的頂頭上司是成天忙生意的商人，誰在乎什麽青天白日呢，在深圳這種地方。
再後來，我離開了深圳，又出了國，踏上了全新的征程。編輯部生涯也徹底終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