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轉機以外，還沒有去過日本，當然是計劃去一次的，但是日本人卻認識一些，從讀大學時期到現在—如果算上第三代日裔的話。
一
最早認識的日本人是大學時代我們學校的留學生滿石直樹。記得是一個女同學介紹我認識了他，然後我和他互相教對方自己的語言。一點日語，就是從他這裏學的。他相貌平平，但總是滿臉笑容，為人誠懇。199５年寒假之前，他提出，他想來貴州旅遊，希望能來我家做客。我馬上表示歡迎，覺得這個計劃非常有趣，反正假期在家也沒什麽事，有日本朋友來旅遊，不是很好玩嗎？
我回到貴陽，立即把這件事告訴了高中的好朋友餘某，因為他家有一輛白色的小貨車，他那時剛學會開車，經常開著滿城亂竄，總是不經通報就得意地出現我家樓下。他那時還秘密地寫了一篇很俄羅斯風格的古怪的短篇小說，因此，我給他取了個外號：白車斯基，感覺挺像什麽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等到約定到達的那天，我叫上了“白車斯基”去機場接滿石和他的好朋友大和，也是日本人。他們並不是從北京飛來貴陽，而是從南京飛來的，原因是，他們專程要去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到了以後，我和“白車斯基”把他們載到一個餐館，因為“斯基”的爸爸聽說要接待日本人，非常高興，讓我們去他經常簽單吃飯的一家餐館，他已經替我們預定了一個小包間，菜都是提前定好的，當然，他自己並沒有出現。中國人民太好客了，我現在想。這頓飯吃得很開心，我還記得日本朋友大吃香辣蟹，樂不可支的場麵。下麵還要講到，我覺得日本人是直率的。比如，滿石直樹就向我承認: 他們非常非常喜歡中國菜，但中國菜很油膩，他們吃了總是拉肚子，但拉完又會去吃。
我現在覺得，這真是太感人了。
我們去了一些比較著名的景點。大家都很放鬆，大和在路過一片菜地的時候，好象還偷了一棵白菜。在一個景點等私人中巴回貴陽的時候，車主喊：貴陽貴陽! 他也跟著喊: 貴陽貴陽! 把我們笑翻了。大和其實長得很帥，又紮著馬尾巴，不男不女，他說他覺得自己前世是個印度人…總之他是個善良，聰明，但神經兮兮的人。後來，滿石內心過意不去，他覺得給我添了很多麻煩，據說日本人是最不願給別人添麻煩的。他們決定要在看起來最好的地方請我們吃飯以表示答謝。那時三十三層的貴州飯店是最高建築，也是最好的酒店。他覺得去那裏才體麵，我們就在貴州飯店中餐廳讓他們請吃了一頓。
順帶說一句，“白車司機”並不是個混混，後來得過央視的星光獎，雖然用我當時的話說，他是個“以社會賢達麵目出現的社會閑雜。”
我畢業的時候，滿石直樹和大和把我送到機場。當時滿石有個女朋友，日本人。我們在北京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我注意到這女朋友，洋子，走路總落後我們半步，感覺有些奇特。後來他給我寫信，還提到來貴州旅遊的事情，一再表示感謝，說希望一直做朋友。
畢業回日本以後，滿石回到家鄉福岡做了一名外事警官，主管中國人參與的犯罪，嗬嗬。有一次，他來信問起有關三峽工程的事。我想，三峽工程跟你有什麽關係? 我對該工程既沒有更多信息，也可以說沒有什麽興趣，能告訴你什麽呢? 另外，日本人…哼…打聽這樣的重大項目幹什麽，圖謀不軌？我不會和你討論什麽三峽工程的。於是不再回信，我們的聯係就此中斷了。
去年我回到國內的家裏整理多年前的信件，讀到他當時寫的那些話，仍然覺得是誠懇的，回到美國以後，就給他按原來那地址寄了一張卡，但也很快就忘了。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他的電子郵件，他說他在Facebook 上找過我，不過我發現是我的一個不用的FB，我用常用的那個加了他，看見他有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老婆不是當年的女朋友，業餘愛好是摩托車。一切都很完美，他和我當年感覺的一樣，是一個非常主流的，靠譜的人，一個很棒的family man。我問他，你還能來北京嗎？或者來美國玩？他說，日本警察在退休以前是不能出國的。
總之，和他重新聯係上是一件很讓人興奮的事情。
二
在我讀博時期，認識了幾個日本留學生。其中一個小女孩叫久美子，是我做TA 時班上的交換生。班上絕大部分是美國學生，所以她比較突出，另外，似乎亞洲人之間的交流更容易上軌道，我覺得。她熱情而且可愛，說她想學習中文，她可以教我日語，然後我們定期見麵。這樣見麵了一次，我不是很想繼續，好象是覺得不願意在TA 和某個學生之間有太密切的關係，覺得自己算半個老師，應該更專業一點! 有一次她請我去參加日本本科學生的聚會。這些日本學生用韓國泡菜煮火鍋，吃完就各自喝酒聊天，也有幾個美國人在其中。當時的印象，日本學生人數並不算特別少，但卻從沒有固定的學生會組織。我記得這似乎是因為他們在國內的社會組織非常嚴格和機械，到了國外以後產生一種逆反，更喜歡獨來獨往，甚至回避其他日本人，不知道是否正確。這裏有幾個男生也是我認識的，在另外的班上，好幾個美國教授都很喜歡這幾個日本男生，認為他們非常禮貌而且用功，他們說自己在考試前都習慣通宵複習。
關於日本社會，我覺得有兩本日本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寫的書是不錯的。Chie Nakane 的 Japanese Society 和 Takeo Doi 的 The Anatomy of Dependency 。 綜合他們的觀點，我得到的印象就是：日本人習慣於在一種固化的，威權的，而且垂直（自上而下）的管理體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當他們在戰爭中被打敗後，也很容易被一種新的威權體製吸納，所以被俘虜的日本軍人個體在經過改造後，為八路軍和解放軍效力也是非常認真和敬業的。當他們來到西方社會，這種原有的體製和體製化的生存方式不存在了以後，也沒有人願意和能夠重新複製國內的那種威權和服從體製，因此就會走向原子化和個體化的另一個極端。另一方麵，雖然日本人習慣於（不一定是真正喜歡，隻是無法擺脫）集團和家庭的製度結構，但是文化中本身也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在日本人看來，除了父母/孩子的天然血緣關係以外，任何其他關係，包括夫妻關係和兄弟姐妹關係，本質上都是一種自我和“他人”的關係。這種強烈的“他人”意識，是日本人在禮貌，冷靜的同時也顯得冷淡和冷漠的根本原因。研究者在這裏指出，這種疏離感，正是法國小說家加謬在L’Etranger （英譯為The Outsider; 中譯為《局外人》，這名日本心理學家認為日譯《異邦人》不如“他人”準確）中揭示的對人和事漠不關心的狀態 。假如中國人能夠像日本人這樣看待家庭關係，可能很多兄弟姐妹和夫妻之間關於情感付出的糾結可能都不會再有了。但如果這樣，中國人也就不是中國人了。
這些男生當中有一個有一次是在我做TA 的一個世界史的大課上。講到二戰，英國籍的教授突然逼問他關於日本侵略東南亞的曆史。這個日本學生非常尷尬，麵無表情地回了一句：“Whatever you say”。這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明顯 能感覺到日本年輕人在國內接受的曆史教育（日本如何從歐美殖民下解放東南亞）在美國受到的衝擊，以及他們內心的頑強抵抗。那個女孩久美子也是很少接觸中日關係史這些東西的，有一次，她好奇地問我， 是不是因為當時中國國內，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所以日本就乘機侵略了中國? 我也大致回答是這樣的吧 ，因為完整地解釋實在太複雜了一點而且我難免會怒火中燒爆發階級仇和民族恨。算了，我的要求也不高，對她來說，知道日本人幹過壞事就不錯了。
另一個日本女研究生非常另類。她總是塗著紅紅綠綠，濃重誇張的眼影，頭發不是紅色就是藍色。她說，以她的過了二十五歲的年齡，如果在日本還這樣打扮，是不會被社會接受的，所以，她決心留在美國。我想，她的個性在美國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有一次，她選了我們係係主任的一門課。係主任是個瘦小的美國老太太，擔任過她那個領域的全美研究協會主席，應該是享有很高學術聲望的。但有一次，不知係主任說了什麽不對這日本女生口味的內容或觀點，她說，她當場就反駁了係主任。敘述這事的時候，她甚至瞪起了眼睛。這也讓我有點吃驚，因為我一直以為日本人是特別尊重權威的，這日本女生的做法，讓我刮目相看，也可能還是因為脫離了他們國內的環境。
後來，久美子畢業要回國了。她在美國的專業是婦女研究，在日本的人生目標，是做為孕婦接生的工作----不是產科醫生，而是民間的“接生婆”。這也難免讓我又一點意想不到，但她說起來的時候非常快樂，一點也不覺得這樣的工作對一個“海歸”來說有什麽不妥。她要求來我住的公寓一起吃飯，帶來了Yaki Soba, 我好象做了Spaghetti （那時我的烹調技術不行，否則一定會做中國菜。），她把沒吃完的Spaghetti用餐盒裝了回去，後來又洗幹淨餐盒，送還給我，和我合影留念。我送了她一個CD，是我從那時網上下載的一些自己比較喜歡的中文流行歌曲，包括張宇，黎明，王菲……回到日本後，她寄給我一個CD，卻是中國的一支在日本頗流行的“女子十二樂坊”的演奏，另附一張卡。卡上的圖雖然是她認為美的，對我來說卻有點複雜: 背景是富士山，前景是一群小人，舉著太陽旗。那一堆太陽旗在中國人心裏會引起的反應，和日本人自己的感受絕對是截然不同的，但她可能永遠也無法體會這一點。
不知道她是否如願當上了接生婆，隻知道她後來結婚了，生了兩個孩子，很幸福。
四
關於我接觸的日本人的直率，確實是我的感覺。我覺得日本人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比美國人直率得多。美國人，其實才“曖昧”，大概是太注意自我保護，美國人…說話總是字斟句酌，套話連篇，非常圓滑。有一次去開會，在機場因為航班延誤和一個日本女學者聊了很長時間。忘了她是否哈佛博士在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後，還是反過來，總之我們聊到了芝加哥大學我們熟悉的領域裏一些如雷灌耳的名字。她當即說，美國人是不喜歡非美國人進行理論創建的，所以，他們排擠印度裔的XXX，還排擠來自中國的XXX，然後這兩人都離開了。我說，那誰（坐陣的美國大牛）怎麽樣，她搖頭，他這個人不好。這些東西當然也比較八卦，而且無從查證，但是多年過去回想，我覺得她的觀察是敏銳的，而表達尤其是非常直率的。
另一個人是現在學校的同事，大約是第三代日裔，但我覺得他的個性和思維方式仍然帶有更多日本人的特征（其實，人類學名著《菊與刀》也是對在美日本人，而非本土日本人進行調查的結果）。比如說，和美國同事交流，我會經常感覺對方為了維持一種和諧的外表在偽裝，很難知道其真實想法，但這位日裔同事的觀點和立場雖然和我時有不同---我站中國角度，他站美國角度，但他卻並不偽裝，所以我們可以各自表述，各自保留立場。有一次，我們談到兩個美國學生，我是認為兩個人都有優點，但他喜歡其中一個，而特別討厭另一個，就滿臉不屑第直接貶斥他“油嘴滑舌”（glib）。其實，美國人是不太會在背後如此“罵”一個學生的，他們總會找出一堆純屬應付的好話，或者什麽都不說。對另一個學生，他“要求”她在假期完成論文的一章，這女生也老實地照做，而典型的美國人是不會這樣的。美國人會說，well，如果你願意完成一章，那很好，但是，如果你不願意，那也可以…說了和沒說一樣。
五
前年，在上海和一個大學同學見麵。他的女朋友是個日本人。兩人在虹橋機場接了我，打車，女朋友坐前排，聽到她對司機說中文“南丹路…”我懷疑簡單的對話後，司機不一定能知道她是外國人。一個月內我們在一起吃了幾次飯，包括上海本地菜，日本料理，Papa Johns （他們覺得Papa Johns的檔次比Pizza Hut 高，這我沒有想過）, 三人輪流做東，日本料理自然由她負責。其實她的中文是來上海以後才慢慢學的，她很喜歡上海，覺得上海高度國際化，比東京更國際化，各方麵都很好，生活費用又不象日本那麽高。而且她的家在發生核泄漏的福島，更加不願回去了。同學說，日本人對政府處理福島事故的方式，也是非常不滿的。我問她，你們打算一直生活在上海不回日本嗎？ 她竟冷嘲說，不知道，也許有一天，連日本都不存在了。另一次，她又說，雖然日本有各種不安全，比如地震，海嘯，但是，既然身為日本人，這些都是你的命，你能怎麽樣呢。當然，這些比較複雜的內容，她是用英文說的。
第一次，我看到日本人的那種不安和無奈混合的宿命感。同學還告訴我，她確實有對人和事漠不關心的傾向。
六
一次開會，偶然見到日本《讀賣新聞》的一位國際事務主管，是在美國長大的日本中年女性，英語地道，態度謙恭。她說，《讀賣新聞》從1870年代創辦開始就報道中國，最近還報道了中國的反日遊行。社交場合，其實我本來不想講“反日遊行”這類的話題，但既然她提到，我也就“嚴正指出”，反日遊行，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也是不太理性的，但是，這和日本在曆史上的戰爭暴行（war atrocities）和中國人的曆史記憶是有關的。她無言以對，點頭稱是。
拉拉雜雜寫下一些零散印象，也無法構成什麽總體的結論，或許也不需要這樣的結論。我猜想，在自己國家以外生活的日本人，保留了很多日本人的特征，但要說區別的話，可能是出國以後的日本人擺脫了國內那種刻板的社會文化以後，變得更隨性和更自然。當然，還是計劃去一次日本，感受一下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和他們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