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論曆史因果律和史學的科學性

曆史學究竟是不是“科學”?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不論什麽學科，隻要還有人在讀書，在研究，都難免喜歡跟“科學”沾邊，因為，如果一旦有人說句你“不科學”，你就立刻矮了半截，好象一個被戳穿的江湖騙子。這就是所謂的“科學主義”，scientism

曆史學算不算科學? 在美國大學的學科分類裏，曆史有時被算成人文學科，humanities 和文學，哲學為伍，有時又被算成social sciences ，和經濟學，政治學為伴。我一個同事，做和心理學，乃至神經科學有關的曆史學研究，有一次就開玩笑地說，是不是應該有historical science ？很難說清楚，曆史學作為“人文學科”依據的標準是什麽，作為“社會科學”又依據什麽，這基本上是一筆糊塗帳。據說，社會科學研究是要建立理論模型，並且可以預測未來的，這樣看來，曆史學又矮了一截，因為曆史學不試圖建立某種抽象的理論的框架，也不絕對需要應用某種既有的理論，更不打算預測未來。一個常見的情況是，曆史學者往往覺得社會學政治學理論很虛無，而社會學者往往覺得曆史學者很瑣碎，太微觀。

科學是講究“客觀”的。曆史學客觀還是不客觀呢? 這又是一筆糊塗帳。後現代史學幹脆否定曆史的客觀性，說曆史編篡純粹就是一種虛構，和寫小說其實沒有區別。絕大部分的曆史學家都很義憤，因為這樣說把曆史學堅持的嚴謹，求真，“科學性”搞得跟拍“還珠格格”，和“戲說”這個那個完全沒有了區別，曆史學家會很沒麵子。

記得有一次去普林斯頓開會，中間喝咖啡閑扯。有一個來自國內在澳門念書的女研究生加入進來，和艾爾曼教授聊了起來。女碩士生大概是學社會學的，她不知道這Benjamin Elman 是何許人，隻聽他說是研究曆史的，就一通猛攻：曆史，其實非常主觀! 艾爾曼也不急，一邊思考，一邊用中文慢慢地回答：曆史，不能說是完全客觀的，但也不能說是完全主觀的。我估計，這是個很偶然但也難得的對話，因為可能很少有人把這個問題直截了當地甩在他麵前。不過這個回答，說得上是謹慎也正確的。

關於曆史學是否完全客觀，受因果律支配，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裏就已經討論過。我覺得，他的思考，因為不受後來的黨派政治和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其實是很有啟發性的。

梁啟超以為，曆史學家的職責固然是說明事實的原因結果，但曆史學卻不能等同於對自然界的研究，因為曆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心力”並非“物理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其實，梁氏在這裏揭示了曆史認識論的一個重要原則，即，曆史是人的曆史，是受到人的心理和行為型塑的，人的“自由意誌”，free will，往往會起到很大的幹預作用，偶然性，contingency ，也會起很大的作用。這使得人類曆史進程和具體事件很難呈現整齊的規律性。比如，假如毛澤東於五六十年代就早逝了，文革還會爆發嗎？固然，文革爆發的諸多“客觀”因素都存在，但我懷疑，假如沒有他毛澤東，即使有堆幹柴，但因為沒有那個放火的人，火可能還是燃不起來，或者燃不到那麽燎原。因此，毛澤東想不想發動文革，認不認為有這個必要，即他個人的自由意誌，還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這就使得曆史之“因”非常多元和複雜。

梁啟超接下來詳論曆史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

 1. 自然科學事項有反複性，而曆史事件往往是一次性的。因此，自然科學有“純客觀”的因果律，“而曆史蓋難言之矣”。也就是說，曆史重演其實是一種修辭性的說法，事實上是很難重演的。因為環境，條件，都處在變動之中，而作為曆史主體的人，更是完全不同，孔子，拿破侖都隻有一個，即使在類似的條件下，也不一定會出現類似的結果，因為不同的人可能做出不同的選擇，因此，要找出一條曆史的鐵律，我也相信是不太可能的。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沒有什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說，梁啟超完全懷疑後來被奉為圭臬的曆史目的論。

 

2. 自然科學事項有普遍性，而曆史事項常是個性的。梁啟超的確說得很準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和結論往往都具有普適性，能（至少努力）揭示某種共同規律。曆史的研究對象因而非常複雜多變，不可思議，史家需要從極為散漫，極複雜的個性聚合而成的“史網”中窺見實體，描出總相，然後再嚐試應用因果律。 

3. 自然科學超越時空，而曆史時間受特定時空局限，曆史事件的意義隨時空的改變而改變。在甲處重要的事，未必在乙處同樣重要。因此，史學推論必須結合當時當地兩個觀念，因此比自然科學更複雜。我想，堅持在潛意識裏認為社會學類同自然科學的人，就會有這樣的認識誤區（包括相當有名望的學者，名字就不列舉了），認為以美國為研究對象得出的某種理論放到中國也應該有效，因為這是具有普適性的理論，假如並不有效，就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覺得他詢問的人在說謊話。在我看來，這就是忽略了人文社會研究的時空特性，過度迷信“科學規律”所致。 

上文提到關於毛澤東和文革的關係，梁啟超固然未及看到文革，但是他也觸及了這個大問題: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梁啟超的回答是，個別大人物的行為和個性，“漸次浸入”社會，獲得社會多數人的同感或盲從，個人特性逐漸變為民眾特性。用今天的話來說，梁啟超看到的是一種“互動”。那麽，一個人的個性，可以擴充為一個時代的共性？梁啟超注重心理學，他認為，社會心理，或民族心理是政治和思想的基礎，曆史學者需要調查社會心理的發動和變化。大人物，則是最能了解社會心理的人。

梁啟超又引入了佛教的因緣觀闡釋曆史事件。辛亥革命的“因”---似乎是指長期的心理和結構性問題—包括民族觀念覺醒，清廷腐敗，新思潮輸入，“緣”則似乎指更直接的誘因和催化，如鐵路國有政策。他認為，史家不能誤緣為因，即把短期和直接的誘因當成潛伏和帶根本性的深層原因。對於義和團運動，梁啟超列舉兩條“因”：1，中國人的排外心理；2，迷信；多條“緣”：1，社會革新運動失敗（就是指他參與鼓搗的1898年變法）導致清廷仇外2，宮廷陰謀。第二條又包含三小條: 1，日本大陸政策，2，俄國東侵政策，3，德國誘助俄國東侵，另外還包括地方教案和民教衝突。因緣和合，解釋了何故發生，即why？或cause 的問題，而結果，effect，是梁所稱的“果”，這裏梁啟超簡略描述了義和團運動的組織過程和參與各方，提出要研究民間秘密社會，群眾心理，和士大夫心理。最後，“有果必有報”，義和團運動所造成的後果被梁氏稱為“業報”，包括八國聯軍入京，東南自保，辛醜條約，新政等。更進一步，八國聯軍撤退後，俄軍占東北又引發了日俄戰爭，最後導致朝鮮滅亡。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梁啟超並不認為曆史學有和自然科學一樣的絕對科學屬性，因為曆史本身有人心因素，有偶然性，個體性，不重複性，受時空限製，難以象自然科學那樣依靠可重複的實證研究推求出某種絕對客觀的法則。(文學史大家夏誌清在隨筆《克萊娥蒙難》中, 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假如世界人事的預測，可以按原則預測，那就等於否定了個人有自由意誌去改造曆史： 拿破侖，華盛頓都變成了曆史的傀儡”)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某個曆史事件沒有自己內在的因果關係和邏輯鏈條，隻是這一關係並非是機械的，而是比一般人想的要複雜很多。梁啟超借用佛教的因緣果報觀念其實簡明然而很精辟地闡述了一個曆史事件—義和團運動--的前因後果，拒絕使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而追求外在，直接原因和內在深層原因，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相當複雜和微妙的互動。不得不說，即使當代美國著名學者如周錫瑞和柯文對義和團的研究，雖然精深細致新穎，在大框架上，其實並沒有脫離梁啟超設定的範圍和議題。

關於否定單一因果關係這一點，牟宗三在《中國人的具體感與抽象感》一文中，也了尖銳的看法：“中國人頭腦簡單，理智薄弱, 每好將事實歸化簡單，說到自己所想的因，必斬釘截鐵以為唯一的因, 充足的因， 旁的都不是，旁人所說都不對。”

有梁啟超在前，中國學者何以做不出周錫瑞和柯文那樣的研究? 隻能說，這又涉及曆史學研究的另一大問題，也是它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即以揭示和闡釋為要務的史學研究自身受時空局限，受角度和方法影響太大。當整個時代和政治環境規定隻能用階級鬥爭和反帝鬥爭去闡述義和團運動的時候，隻能去美化的時候，沒有人敢於去象梁啟超倡導的那樣去綜合研究背後的民族心理，秘密社會，甚至去運用人類學的方法。遺憾的是，被庸俗化的唯物史觀，遠不比梁啟超的史學方法高明。

的確，“曆史，不能說是完全客觀的，但也不能說是完全主觀的。”或許，追求自然科學那樣的絕對客觀對曆史學者來說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任務，因為不僅曆史人物和事件（真正發生的事情）具有相當的複雜性，曆史的記錄（被寫下來的“曆史”）也有複雜和某種主觀性，而曆史學者的角度，方法，個人的價值觀（被專業學者書寫和闡釋的“曆史”）對他的研究都有影響，他的評價和結論必然帶有自身立場的投射，這是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曆史學者隻能盡可能地去接近，鑒別和搜求事實，盡可能地進行符合邏輯，並且持平的推論和分析，隻有絕對主觀是要絕對避免的。

作為讀者，其實不必去糾結客觀和主觀的絕對分野，也不必迷信某一本史著，某一個學者的研究和觀點，但也不必完全不信或被不同著作之間的不同闡述或立場所困擾，因為一個多元閱讀和真正深入探求的讀者，最終會通過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這個時候，他將不再是一個被動的讀者，而成為一個參與者和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