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國為什麽沒有出現現代科學

關於這個老問題，有很多的答案，一般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主要是“技術”成就，而不是科學，尤其是現代意義上，基於實證研究而又加以理論化的各個現代自然科學門類。

對這個問題的嚐試解答，大概這樣一些方麵，涉及中國古代思想中一些帶根本性的思維特質：

1．金觀濤/劉青峰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中提到，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常識合理精神”，就是視一切自然現象為天然合理，不需要去追問其背後的機理。例如，中國人從來沒有提出甚至思考過，蘋果為什麽會掉到地上這個問題。的確，對中國人來說，蘋果掉了就掉了，從來都會往下掉，怎麽可能成為問題呢? 在我看來，這種對“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去追問，認為“存在本身就是答案”的弱點，不僅阻礙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還極大阻礙當代中國人對各種問題的深入思考能力。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強調“problematize
”（“問題化”），就是主張和鼓勵把一些習以為常的定見加以批判的審視，重新評價，不斷深入和推陳出新。不能認識到這個特點，就難以理解西方學界何以新見迭出。舉個例子，中國學者幾乎全部認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統一”和漢化的曆史，因此，當西方學者挑戰這種意識形態的時候，提出中國也有一部殖民和征服曆史的時候，中國學者就會在情感上非常憤怒。但是，這裏的憤怒忽視了一個問題：中國學者自己接受某種意識形態教條，不等於西方學者無權去“問題化”一個論題，中國學者可以就此在學術層麵和西方學者辯論，卻不能從根本上剝奪別人自由思考的權利，或者用政治陰謀的觀點來揣測西方學者的動機。 

2．中國傳統思維中也並非完全不追究自然現象的起因，但是其思維邏輯卻很容易進入到道德化的陷阱中。這種泛人文化和泛道德/情感化傾向表現在把人文世界和自然界混同，認為自然界有和人間一樣的道德準則，並對人類社會的現象進行反映，這就是經由董仲舒概括的“天人合一”論。這種占據主流的思維方式認為“天”有意誌和情感，自然現象和災變都是人間行為的投射，如果要改變和控製自然災害，需要首先改變人的行為，比如皇帝應該更加愛民，孩子應該更加孝順，但是這種泛道德化的思維方式顯然違背現代科學思維方式，因為現代科學必須把“物”看作獨立於“人”的客體加以研究。有一個例子，中國古代類書和方誌中對魚類也有自己的分類方法，雖不同於現代生物學分類，但也表明古人能夠進行某種抽象思考，但是這些古代文人又經常把魚進行一種泛道德化的猜想，比如認定某種魚非常“孝順”。可以想象，現代意義上的實驗科學是不可能在一種被人幻想為很“孝順”的魚身上去進行的。另外，這種把人世和自然界混為一體的做法，更不可能讓中國古人把物質世界本身再進行細分。錢穆曾經說過，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合”。這種“合”的傾向在人文政治領域倒是能造就大人物和通人，但不利於細致和深入的現代科學的形成。 

3．中國思維的另一個陷阱就是陰陽五行學說。相對泛道德觀念，陰陽五行學說更為自然主義，可以把客觀世界看作獨立於人的情感的客體。《老子》和《荀子》其實也都有關於“天地不仁”，或“天行有常”觀念，但陰陽五行學說卻導致哪怕最客觀的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家都難免用陰陽的平衡互換，五行的分布來解釋物質世界，不可能得出類同於西方理論的結論。即使個別中國古代科學家可以達到類似於世界由基本粒子構成這樣的理論思考，也仍然不能擺脫陰陽五行學說，另外，對類似基本粒子的物質的認識也隻能停留在初步的，零散的玄想，既不能通過實驗加以驗證，也沒有後來的學者在此基礎上發展和完善。這還涉及另一個問題，即整個學術界作為一個群體在一些論題上的繼承，對話和發展，在中國是缺失的，或許在文史領域比較活躍—例如朱熹和陸九淵，王陽明及其門徒等，但在自然科學領域似乎很少。 

4．金觀濤/劉青峰特別強調中國古代迷信盛行，追求長生不老這種現象。追求長生不老其實是明顯有悖於關於“生老病死”的“常識理性”的，這中間似乎存在一點矛盾。這種觀念及其行為固然表現出中國古人的確存在一種徹底挑戰自然規律和常識理性的勇氣，但其根本方向的錯誤卻導致其努力是徒勞和無意義的。

5．人和世界的關係。金觀濤/劉青峰認為，中國文化不主張改造世界。這一點倒未必準確，因為中國古代的水利工程，運河修築，森林砍伐都是對自然秩序的幹預和改造，隻是這種幹預和改造仍然停留在技術層麵。我覺得根本問題仍然在於理論闡解框架的薄弱。例如：從荀子開始，到王充，到張載，再到明朝宋應星，謝肇淛，都提出一種有別於人文化的天理的“氣”概念，甚至把“氣”作為本體。但是，“氣”本身又是一個含混的概念，它既指物質，又指能量，又指人的生命力，因此，在英文中，一個著名學者試圖囊括這些概念的翻譯是“matter-energy-vitality”，其實這還不夠，因為古人所說的“氣”也包括呼吸，空氣，大氣。那麽，“matter-energy-vitality-air-breath-atmosphere”是個什麽東西呢?如果“氣”相對抽象的“理”來說是具體的物質，又何以同時是同樣抽象的“天地之氣”？謝肇淛在試圖解釋彩虹的時候，認為彩虹是一種“氣”，有形卻無實，但又能飲幹井水。這又回到了前麵討論的缺陷，即人和物的混同以及形和實的模糊。很明顯，即使擺脫了“天理”的束縛，體認到“氣”的本體性質，中國古代思想的解釋能力仍然明顯含混和不足。因此，在一個精研兩種《道德經》版本：先秦小纂本和西漢隸書版（馬王堆出土）的英文著作中，這名美國學者隻能把氣這個難以定義的詞音譯成“chi”了。相對atmosphere來說，“氣”仍然更接近一個玄學概念。 

6．最近讀到北大哲學教授吳國盛對這一問題的解答，覺得也有一定道理。他認為，西方出現現代科學基於兩個基因: 1，古希臘理性科學；2，基督教，另外有兩個條件：1，技術革命； 2， 社會革命。他認為，中國人根本上“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當然以上這四種其實都是缺乏的），而在具體實踐的層麵上，中國人雖然不乏對具體事物的觀察，歸納，記錄，但缺少演繹和對一般本質的描述。因此，他認為，中國古代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結合實證和抽象理論的“科學”，隻有“博物學”，即natural history， 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理解必須在這個範疇進行。  其實，當代哲學家牟宗三早在1942年就已經發現了這一缺陷。他說: "中國學人考物論事, 永不能越乎官覺之具體事物。以囿於具體，故永為粗陋之描述或想象，以此亦永不能進於抽象而至概念。" 這種能力，其實就是今天西方學界喜言的 conceptualization

應當承認，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還是“博物學”和生產技術的結合，在科學理論的層麵，則極大受製於傳統思想中的人文道德情感化傾向，“陰陽五行”理論和“氣”學說。和現代科學相比，“陰陽五行”和“氣”可以叫作一種前現代的pseudo-science---似是而非的“類科學”，或“準科學”，而在某些時候，甚至就是“偽科學。”這樣來理解中醫，可能是準確的。另外，它也可以叫作para-science“超科學”，因為有時候，它又的確能夠解決一些現代醫學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它在這個範疇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