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清代史家論王安石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論〉中揭示，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推動力是宋神宗，而宋神宗的動機就是為了加強國家的財力。加強財力，按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的評論，是為了“收複中國舊地”，即被契丹占領的燕雲十六州，這就是王夫之所說的“隱衷”。趙翼認為，神宗皇帝急功近利，才是變法貽害無窮的根本原因。

宋神宗雖雄心勃勃，但滿朝文武，卻找不到願意配合的人。這裏固然有官僚因循守舊的一麵，但根本上和儒家的經濟思想有關。正統儒家向來主張輕徭薄賦，減少國家對民間的滋擾，盡量不對經濟進行幹預，這從漢代〈鹽鐵論〉的辯論就已經明確。簡而言之，儒家的經濟主張就是“不折騰。”

但是王安石為了貫徹宋神宗的意圖，必須加強國家權力，增加國家的收入。他的主要辦法之一，是由國家出麵，向農民發放糧食借貸，並收取低於市場價格的利率，即所謂的青苗法。這樣的做法，好處是讓農民享受低於市場價格的利率，不受高利貸盤剝，但壞處是破壞了農業社會的市場經濟原則，由國家幹預市場，壟斷貸款，而且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賺取利息。這是儒家在理論層麵所反對的“與民爭利”（地主富農也是“民”），自然會引起大多數官員的抵製。

當然，不管黑貓白貓，重要的是看效果。按趙翼的分析，王安石本人做小官的時候，在他自己管轄下的地域推行青苗法，利民效果也還是好的，但問題是, 一旦在全國範圍內推開，問題就出來了。原本一年一貸，有的地方搞一年兩貸，就有了事實上的雙倍利息（40%）。有的地方規定，不許農民以糧食和雜物還貸，隻收現金，定價卻超過市場價格，因為是國家壟斷，農民無從選擇，結果是害民多於利民。另外，古代向來有設立常平倉的製度，也是緩解饑荒的善政，但地方官員在借出的時候打了折扣，償還的時候卻多收。由此看來所謂“大鬥進，小鬥出”不僅是地主收租的行為,  也是政府官員盤剝百姓的做法。有的地方把糧倉承包給當地富戶，然後又必須派官員去督促檢查，其間又難免行賄受賄。成本被人為推高, 結果仍舊是害民多於利民。

王安石為了增加收入，又推行免役法，即把從前的免費勞役改為征收新稅，國家用稅收雇傭勞力，但在執行過程中，即使原本沒有勞役義務的家庭，如孤兒寡母，也要出錢，引起了民間的強烈不滿。〈宋史〉記載，“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錢穆則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他認為，政府因為要抽丁服役，才需要搞戶籍和人口調查，一旦攤派助役錢，慢慢就廢弛了統計，再到明代一條鞭法，按土地以現金收稅，假定一個家庭，沒有田， 也不考試，那麽終身都和政府無關了。

王安石的保甲法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搞軍事訓練，〈宋史〉記載，當時就有很多人因為不堪忍受而逃亡。二十世紀史學大家呂思勉指出，保甲法本意是實行全民皆兵，後來卻成了一種維護統治秩序的戶口稽查製度，軍事訓練的意義也逐漸蕩然無存了。

王夫之認為，宋神宗想複興宋朝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他的思維方式，大方向卻錯了。錯在他誤以為國家振興的唯一途徑就是要先斂財。王夫之質問，如果財力起決定性作用，那麽漢高祖憑什麽能打敗占據全國物資的秦帝國？安祿山又何以被唐肅宗擊敗？他的答案就是，強軍和富國未必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宋代之弱，弱在管理鬆弛，不敢重用，乃至壓製武將，不在缺錢。王夫之認為，正是因為宋神宗的政策導向根本錯誤，才導致他把王安石找來專事聚財，從而“弊天下。” 錢穆似乎讚同這種觀點，他認為, 宋朝的最大問題, “在散”，“在弱”。

持平地看，說王安石為了國家瘋狂斂財也並不公允。蘇轍就說過，20%的官定利息本身根本不高，說是為利都算不上。但是，蘇轍卻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原本好的政策一旦實施起來，各級官員必定會從中搞鬼營私，任何法令都無法禁止。

改革的結果被蘇轍言中，其實也是當代中國並不陌生的現象：再好的政策到了下麵就會走樣，結果和初衷往往背離。〈宋史〉對王安石的描述偏重於批評他的固執己見和剛愎自用，王夫之基本上隻專注於批評宋神宗的決定性作用（用現代術語來說是agency），把王安石看成是工具，存而不論，隻有趙翼更多地注意王安石本人的作用（另一種agency），而且敏銳地感覺到了這裏所涉及的製度和結構問題（用現代術語說是structure），而這個毛病，恰恰也是王安石的同時代人蘇轍已經指出的：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官僚係統的嚴重腐敗，如蘇轍所言：“吏緣為奸”，在權力的上層和下層之間存在諸多層級，而越到底層，任意濫用職權病民以自肥的現象就越突出。這種現象不論用道德還是用法律都無法禁絕，成為中國政治文化最大的痼疾。在這種情況下，政策的健康實施，隻能依賴於官員個人自身的操守，如趙翼比較公正地評價的，王安石做地方官的時候，在他本人所能掌控的小範圍內，可以讓政策的實施不背離初衷。但他無法改變總體的政治文化氛圍。

政策走樣，不得不讓人思考中國政治中存在的能量龐大的“無組織力量”。金觀濤/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中指出，“一旦機構腐敗，執行政策的就是無組織力量本身。那麽政策中不明確之處，就成為那些人鑽空子攫取私利的依據”（1992，109）可以說是當代學人對中國曆史的精湛解讀。

正因為這種連皇帝都無法控製的“無組織力量”的存在，蘇轍等不那麽固執於理想的士大夫才會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還不如不改革。假如不搞改革，不折騰，那麽任由民間力量自我調節, 雖然不完美,但也不會出大亂子（徹底改朝換代屬於另一個範疇）。然而，一旦由政府的力量積極介入經濟,社會領域，大力推進改革，不論目的是富國強兵，還是緩解民眾的生計，其效果隻能是把具體操作的權力更多地下放給底層的官員和小吏，實質上任他們胡作非為----因為是他們，而不是王安石，才真正最具體地代表“國家”。這部分人的貪婪和缺少道德底線一旦和權力結合，隻能害民, 擾民，其最終效果和皇帝的初衷，和王安石本人的個人操守，能力，目標都不再有關。

如何從根本上遏製大多數基層官員的貪欲，在道德和法律兩個層麵上限製體製內如同細菌一樣瘋狂繁殖的“無組織力量”，或者“不規則現象”，以及遏製其根源：整個係統的全麵腐敗，才是中國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