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8月18日，新華社播發毛澤東以社論形式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 一文，抨擊美國對華政策，譏諷中國國內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在這一年的6月30日，毛澤東已經公開宣布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但同時，毛澤東解釋說，這一政策並不排除和美國建立經濟和外交關係。兩天前的六月二十八日，滯留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的學生，現南京軍管會成員黃華，代表毛澤東和周恩來向他發出了訪問北平的邀請。然而，司徒雷登的訪問計劃最終為美國總統杜魯門阻止。
中共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工作——而不僅僅是和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始於延安整風時期的1944年初。這年夏天，美國的Dixie Mission訪問延安。使團的美國外交，新聞界人士對延安和中共領袖充滿好感，而中共也認為羅斯福是美國政府中的進步力量。
挪威學者安立文在《冷戰與革命: 美蘇衝突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毛澤東在1944年至1945年間，對於發展和美國的友好關係一直保持興趣，但早在1944年12月，美國已經中止了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的談判。事實上，1945年的七大上，中共一方麵表現出力圖擺脫蘇聯控製的獨立傾向，一方麵讚揚了美國對中國的幫助。這一時期中共的整個國內政策導向也都趨向緩和，試圖推行溫和，而非激烈鬥爭的“新民主主義”政策。
筆者以為，笑蜀搜集出版的中共1941年-1946年間親民主言論，即《曆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其實應該在這一中（共）美外交的大背景下來審視，說是化解美國人疑慮的公關-統戰工作可以，要說是“莊嚴承諾”，未免太書生氣（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麽“莊嚴承諾”），也可能是故意反諷。《曆史的先聲》所收的親民主和親美文章止於1946年，正是因為1946年4月，蘇聯同意讓中共接管東北各大城市，中共和蘇聯開始了事實上的某種結盟關係，6月全麵內戰爆發，再發這類文章已經不合時宜了。
按來自俄，美，中三國的學者岡察洛夫，劉易斯，薛理泰合著的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一書的研究，1945年的斯大林，對毛澤東是極端不信任的，因為毛澤東在他的眼裏表現出嚴重的，蘇聯人十分忌諱的親美傾向，而這正是斯大林暗中扶持高崗的原因（注：當然也是高崗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1948年底，斯大林派到毛澤東身邊的翻譯兼特使科瓦廖夫向斯大林發送的報告中，仍然認為毛澤東是不可信任的人。原因之一，是1948年11初占領沈陽的中共軍隊向美國駐沈陽總領事Angus Ward 表達了友好和合作的意願，而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斯大林的意圖。當然，莫斯科不相信毛澤東，毛澤東也不相信莫斯科，因為他也一直懷疑斯大林在中共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搞投機。
另外，蘇聯以防止美國和日本借道侵蘇為借口而始終堅持外蒙古“獨立”，以便在中蘇之間劃出親蘇的緩衝區，以及以擔心導致和美國發生衝突而對協助中共攻取台灣采消極態度,也不可能令毛澤東舒服。筆者認為,蘇聯如果擔心因協攻台灣而和美國發生衝突,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麽不擔心因為支持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而和美國發生大戰。要知道，美國對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已經非常失望，和蔣介石也有諸多摩擦，而南韓李承晚，卻是美國一手扶植的。筆者揣測，斯大林預見到中國作為東方大國必將崛起，因此，避免中國的完全統一符合他的利益。 岡察洛夫等人其實也明確指出，一旦毛澤東成功統一了大陸和台灣，就很可能回過頭來找斯大林算帳，要推翻他在1945年和國民黨政府簽定的關於外蒙獨立的協定。
在戰後相對樂觀的氣氛下，中共在1946年2月1日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措辭。“和平民主新階段”是文革中劉少奇“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之一。但是，這一觀點究竟有沒有得到毛澤東本人的首肯? 安立文認為，毛澤東本人是最明確地提出這一設想的，依據的原始材料包括《聶榮臻回憶錄》。他還認為，毛澤東真心相信中國將能建成一個聯合政府；而楊奎鬆在《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則認為，對和平抱過於樂觀的態度的人是劉少奇，毛澤東這段時間臥病，很多會議都沒有參加，而且，追求和平從邏輯上說違反了毛澤東“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思想。
這裏的分歧也許幫助思考另一個問題，即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重大決策上的主導權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真實地位。岡察洛夫等人的研究表明，毛澤東在抗戰結束後的幾年間，並沒有在對外政策上獲得絕對的主導權。他需要征詢周恩來，劉少奇，乃至高崗和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見。果真如此，那麽很可能“和平民主新階段”這種理念更多帶有劉少奇的色彩，而為毛澤東所接納，而這種接納，並不一定完全出於本人的理念，而是被同事說服和當時氣氛影響的結果。另外，柯瓦廖夫非常反感主管外交事務的周恩來，認為周恩來過於親西方。這樣看來,毛澤東是被兩個溫和派所包圍和影響的，但當1949年2月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的時候，毛澤東就向米高楊表達了把溫和的，被蘇聯人懷疑為不純正的“新民主主義”改為蘇式共產主義模式的決心。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在思考建國以後和西方世界的關係時，一開始就很清醒地把黨派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分開看待，而和資本主義西方，特別是美國保持合作是符合未來的國家利益的。因此，遲至1949年4月，周恩來仍然告知柯瓦廖夫關於司徒雷登想和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純商業關係的提議。柯瓦廖夫明顯感覺到毛和周都並不排斥司徒雷登，但是提出了一係列的詰問，顯示蘇聯對中共和美國保持曖昧的強烈不安。
最終，斯大林發來電報，指示中共說美國有把中國一分為三的陰謀，而且中共不應該在美國切斷和國民黨的關係前和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結論是：如果毛澤東想要建立一個在自己領導下的統一的中國，就不應該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回到本文開頭，即便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和周恩來仍然沒有放棄在6月通過黃華口頭邀請司徒雷登訪問北平。而司徒雷登在杜魯門指令下的拒絕，使得毛澤東惱羞成怒，也從此痛下決心，告別了司徒雷登，以及他身後的美國。
接下來不久，毛澤東就將通過參加朝鮮戰爭這個突如其來的機會，向斯大林證明他不是鐵托,他的“一邊倒”也不是口號，而是真刀真槍，不允許任何懷疑的忠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