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我在美國呆了將近九年之後，第一次回到了國內。因為時差，睡覺自然不會很好，第二天一早五點來鍾就醒了，把老婆孩子暫拋賓館房間內，我自己出門走走。清晨的北京，路上有幾個稀少的行人，有的公交車似乎還沒有開出首班。我隨意地亂走，看路邊擺小吃攤的人開始架起桌子，鍋灶。我使勁呼吸，懷疑說北京空氣不好的人是不對的，我覺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確實有某種氣息，混雜著清晨的霧氣和些許粉塵，是我所熟悉的。它沒有讓我難受，沒有讓我咳嗽，而是讓我感覺親切。真的。
白天到了，跑到北大去旁聽北大曆史係今年關於五四運動的研討會。原本和一位同行相約,在這裏見麵,不想他的小孩略有發燒,全家在出首都機場的時候被體溫探測器探知,當場作為“豬流感”嫌疑被請進一家賓館,隔離審查了一周。因此，雖然看見他的名字放在桌上,人卻不見，隻是電話通知了北大。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不知是誰說過，“中國的很多事情，都是從五四開始的”。五四在這個國家，從事件變成曆史地標，又從曆史地標變成神話，又從神話變成被祛魅的對象，今天在它在它的發源地將如何被討論呢？在北大，我發現，對五四的討論已經很細化了，也就是說，宣讀的論文進入了很微觀和具體的一些問題，但是對五四作為整體如何定性呢？似乎錢理群寫了一篇文章，然而我沒有讀過，會上的學者們在對話中偶然也涉及對五四的總體評價問題，但很快，就有人提到，最高層已經宣布，“五四運動的本質是愛國主義。”一錘定音，學者就無需饒舌了。其實，很多年以前的最高層毛澤東，早將五四定位為“反帝反封建”，不過放到今天，“反帝”讓人聽來覺得時代錯亂，“反封建”有點底氣不足，確乎不如“愛國主義”這樣永遠正確。有時候，與會學者們居然也會幾次提到1989年的運動，這令我有點始料未及，但看周圍人都表情泰然，我猜想，這種學術討論上，偶爾提到1989大概也不是什麽禁忌。
不過我覺得這些看似著名的教授的基本禮貌修養其實是不夠的，在別人宣讀論文的時候，聽的人會接聽電話，交頭接耳非常厲害。研究生要提出一個問題，看得出是很小心翼翼，而教授隻對同事的問題認真一點，對學生提出的問題根本不放在眼裏。休息的時候，聽到一個北大曆史係的80後碩士研究生正在和中央黨校的一個年輕的副教授討論趙紫陽，副教授對他的提問也回答得很認真。後來蒙會議組織者之邀，我也混跡在與會者中參加了午宴。邀請雖不很盛情，午宴卻正中我下懷，自然從命了。席間我正坐在那位副教授旁邊，就順便問他是不是讀過一些海外出版的關於黨史的書以及他的評價，他對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評價很高，對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也覺得相當不錯，我問起《中國六四真相》，他說沒有聽說過，後來我才想到，我說的是英文版的標題《天安門文件》，如果說《中國六四真相》，也許他是知道的。
北京的變化就不用說了。可是十多年前那個我時常出沒的五道口，沒有了。那時的老式百貨商店，新華書店，外文書店，那些烤紅薯的，烤羊腿的，賣菜的，都不見了，變成了很現代的大商場，隻有五道口工人俱樂部和東升派出所還在，提醒我地方到了。新的變化當然好，但我還真是比較懷念過去的那個五道口。在美國的時候，收到一個國內的圖書公司的郵件，是專門把書賣到國外圖書館和研究者手中的，其中一個銷售代表，替我找到了幾本舊書，還願意和我們一家見一麵，於是我們在所住的一家大學交流中心和他們見麵。圖書銷售代表帶來了她的男朋友，一個在“央視”工作的年輕人，我們四人加一小孩去了大名鼎鼎的萬聖書店喝咖啡，然後他們領我們去了一個連鎖素餐館，我們聊得還是挺好，那些菜倒不太記得，況且我也不算喜歡形葷實素的菜。現在想起這對住在一起而又沒有結婚，一起在北京奮鬥的外地人，充滿夢想，也有沮喪，不禁想起《蝸居》，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被房子困擾。
老婆的朋友全家請我們在東來順分店吃火鍋，這裏的經曆和接下來的銀行經曆，讓我感覺國內的服務比較形式主義，其實並不算好。在東來順，去的時候正逢開門，女服務員們列隊鼓掌朗聲背誦“東來順，是我家，ＸＸＸＸ靠大家……稀裏嘩啦！”吃飯時每人發一快熱毛巾，這本來是比較人性化的，但後來老婆想找服務員再要一塊的時候，就被告知要加1元錢，加1元自然可以，但那種很好的感覺被破壞了，不知為什麽一個大店會計較這一塊錢。我在國外也端過盤子，覺得再用一次需加一塊錢真是不可想象的，不如直接要小費爽快。我們在住的交流中心餐廳點京醬肉絲，提供的豆腐皮顯然隻夠包一半的肉絲，找服務員要，又被告知，加１元錢。在北大的圖書館，有些資料你是不能自己去查的，要工作人員替你從庫裏拿出來，這也要收１元錢，開架的資料，如果你用數碼相機拍，也明碼標價的。去銀行把美元換成人民幣，吃了一驚，因為該銀行竟然派一兩個小夥子站在進門處，對顧客說反反複複地鞠躬，說，“歡迎光臨”，不知是勞力過剩還是熱情過剩。但等到真正兌換的時候，裏邊的職員就開始刁難了：必須要用身份證——我沒有帶，隻有護照——護照是外國護照嗎——不是，是中國護照——中國護照隻能是國外的領事館發的；或者是外國護照——我的護照是省公安廳發的——不行——為什麽——外匯管理局的規定。結論：外匯管理局隻接受外國護照和中國領事館發的護照，以及身份證，各省公安廳簽發的護照等於廢紙。於是換人，老婆是外籍，符合外國護照的規定，但是要填一個表格，表格上要填在中國的電話號碼（不知道遊客怎麽辦），中文姓名（不知沒有中文名的老外又怎麽辦）於是隻能把北京那個朋友的電話號碼充數填上去。老婆犯了一個錯誤，和銀行職員說中文，於是反反複複糾纏不清，甚而至於要質問你名字為什麽是這個字，但一旦你用英語和銀行機場職員打交道，態度立即好得多，效率高得多。老婆的結論：在中國辦事，要盡量說英語。帶著一肚子氣出門的時候，小夥子照例地鞠躬：“歡迎下次光臨！”
我回到了自己長大的城市，見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學和同事。以往我常常讀到的回國記中，總記載有作者以前的同學如何發達，腰纏萬貫億貫，招待自己以香車寶馬，山珍海味，按摩洗腳，環肥燕瘦，令在海外多年的作者們慚愧不已，自責連連，感歎半生蹉跎，一世蹭蹬，恨不能立即回國報效，投入火熱的生活……然而我既不牛，同學也沒發，同學無從炫富，我也沒有自卑。有一個高中同學Ａ，當年是很理想主義的，他曾經有三個理想：開一個工廠，辦一所學校，拍一部電影。第一個理想，他實踐過，生產紙巾，後來關門了，我沒有問過為什麽；辦學校，我和他一道折騰過，後來沒有做成；拍電影，他自己中文係畢業以後確實跑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了一小段，但既沒有成為劇作家，也沒有當上演員。他又折騰開酒吧，但酒吧開著開著，那一片被政府拆了，事先也沒有什麽通知，他又下崗了。大概這個經曆讓他覺得還是政府厲害，就鹹與維新，加入了政府。他現在是一個公務員，任職市政府辦公廳，還有點小職位，雖然確實沒有什麽家庭背景，當然，沒有背景可能會讓他繼續升遷有點困難，他自己也明白。回國前，我常常和他在網上聊天，他經常看海外網站，如多維，萬維等，還和我討論一些政治話題，不過，屁股決定腦袋，我發現他現在越來越站在政府的角度說話，而且傾向於從行政，而非政治角度看問題，雖然這令我有點不滿，但我又發現，政府對於他來說，主要還是一個飯碗，人總不能跟飯碗過不去。他也知道政府就那麽回事，所以和一些朋友做了一個誌願者小組織，定期捐款幫助貧困山區的兒童。後一點，讓我覺得他還有一點點殘存的理想主義。他現在仍然沒有住房，居然帶著老婆和４歲女兒跟父母擠在一起住我中學時去過的那個房子。不過今年買了政府的經濟適用房，明年搬遷。他在本市一家高級餐館的包房招待我們吃飯，自帶了兩瓶茅台，還聲稱自己現在隻喝茅台，因為茅台即使醉了也不會頭痛。他也開車，我問他公車還是私車，他就笑說，不要問了吧……總的來說，我感覺他是在一點一滴地奮鬥生存，揩油也就揩了那麽一點點。另一次我們約了另一個同學吃飯，才發現這位秘書同學已經成了素食者，而且有很強的佛教的傾向，他說的話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現在的社會裏，他隻能“救自己”，然後“救家人”，好像他生活在一艘正在慢慢進水下沉的船上。
這裏的另一個同學Ｂ，在省電視台做專題片的編導，還曾經得過一次什麽星光獎，在央視也混過一陣子，至今未婚。他的父母多年一直經營一家小公司，所以他一向過得不錯，現在工作以外最大的興趣是聽音樂，讀佛教的書，練瑜伽，遊泳，他沒有房子也沒有車，和父母住在一起，常常在很好的餐館吃飯，有點單身貴族的味道。酒他是不喜歡的，喜歡喝普洱茶。我回去和所有人都是避免談政治的，但偶爾還是會提到，這兩個同學不知怎麽提到了那時剛剛傳到網上的趙紫陽口述實錄，都對趙紫陽表示同情和尊敬。令我有些吃驚的是，這位在我看來最不關心政治，最有公子哥兒氣的同學Ｂ居然說，１９８９年把那些有理想和良知的人趕盡殺絕，所以現在的社會才變成這樣墮落。我調侃他說，１９８９年的時候，我在街上，你在家裏，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區別，他淡淡一笑，說，其實是一樣的。但在另一次聚會中，他又搖頭說，中國隻有靠共產黨才能管好，這個“管”字使得我老婆非常反感，後來我想，除了最激進的中國人，大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多多少少有這種想法，這也是某種民意基礎，更何況同學Ａ和Ｂ都是黨員，但仔細看，這種論調裏邊多少也包含了一種無奈，它既不是反對，也不是支持，隻是一種對現狀的被動承認而已。
還有一個中學同學Ｃ，過得很一般，一直在車間作技術人員，很無奈，不到４０的人居然在念叨退休，也沒有小孩，說以後想去開一間鄉村客棧，因為他最近迷上了旅行；另一個同學Ｄ，在電力部門，有房有車，但頭發掉得厲害，很顯老態，他的玩法也比較瘋狂，不是喝咖啡也不是普洱茶，而是叫來一瓶瓶葡萄酒，在ＫＴＶ包房裏鬼哭狼嚎，本來是幾個男同學去聚，但Ｃ的老婆也堅持跟來，大概是怕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圖謀不軌。ＫＴＶ雖然瘋狂，但唱起齊秦王傑羅大佑的老歌，也讓我找回了一點點很多年前青春碎片，包房裏專有一名女服務員殷勤服務，我們唱到淩晨兩點多，外麵服務員敲門告知要打烊才走，我們開玩笑說，下了樓會看見一輛救護車準備接我們去瘋人院。Ｄ現在關心的是將來把孩子送出國讀書，Ｄ的父母都是省醫的醫生，姐姐在衛生廳，但說起醫療製度和醫生不負責任，也是一肚子苦水。大學同學Ｆ，專程從另一個城市來看我，他現在在一所大學當副教授，氣色很好，穿著也比十多年前講究得多，以至於我老婆懷疑他有二奶。說起大學裏的事，他說，還是要入黨，混個一官半職。提到入黨，我和他在大學裏的時候，曾經一起參加入黨學習班，正正經經地寫過入黨申請書，當然，以我們的表現，被黨拒之門外是理所當然的，而當時大學裏入黨似乎特別難。我問起他現在的政治麵貌，他說也寫了入黨申請書，結果不小心弄丟了，就沒去入了。這種不嚴肅，不成器的態度讓我無話可說，回美國以後，收到他的一封郵件，居然想請我捉刀代筆，替他寫論文在核心期刊發表以應付評職稱，這種無理要求令我瞠目結舌，理所當然地遭到我的嚴辭拒絕，後來他想通了，發來郵件進行自我批評，讓我不必放在心上，然後他要帶老婆孩子去廈門度假了...但我也從中看見了國內高校的一點側麵。
我在老家逗留期間，也去了另一些城市。在另一個大城市，當地一個曾托我買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的教授（他也跟我提到要下載網上趙紫陽的回憶錄）邀請我去聽當地省社科院的五四研討會，這裏存在和北大類似的情形，有一個研究生被導師帶著也參加了會，但當這個研究生讀論文的時候，所有的其他人一概不聽，馬上開始交頭接耳，研究生隻能在一片嘈雜聲中自說自話。這讓我覺得很諷刺：他們討論五四，但恰恰沒有繼承五四尊重青年的平等精神。負責組織會的是社科院黨委書記，年齡看來不大，但排場比起一般教授就不同了，有專車和司機，難怪學者都願意做官。這中間有一個幾乎與我同齡的副教授和大學裏的副院長，邀請我去給他所在學校的同事和學生講講國外的五四研究，我確實想了解一下這個話題在當下如何交流，就欣然而厚顏地同意了。他開著別克車來招待所接我，路上吃了一頓簡餐，直奔會場。他因為經常舉辦這類活動，又高效率地在網上發了通知，所以也還來了一些人，於是我正襟危坐，覺得自己像方鴻漸回鄉一樣硬著頭皮做起了報告。因為一開始就說好，是交流性質，所以問題比較多，交流也比較順暢，有人問的是對五四的評價，對中國民主化和基層選舉的看法，有人問的是聯邦製，有人問的是俄羅斯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比較，感覺他們想知道我對這些問題的個人觀點，而且大多數人關注的，其實還不是五四，而是現階段的問題。但我當然不敢放肆，不自覺地進行自我審查,以至於後來有個女老師說我 “diplomatic”。我知道，這不是誇我,是罵我，但她罵得好。邀請我的人已經說過，他此前舉辦這類對話活動後，被某部門上門約談了解情況，他自己也是黨員幹部，就反問某部門：我有什麽問題嗎？某部門人雲：你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的話，談話就不是這樣進行了。意即，我們上門找你，是對你客氣。我談完後，他又力邀一群同事陪我去一家餐館宵夜聊天，這些中青年教師不乏頗有思想和學問的人，我隨口講到老子，稍有疏漏，馬上被指出，隻能連聲諾諾不已。道別的時候，我笑說，希望你這次不要被約去談話啊。
在老家的這座城市裏，我還意外地闖進了另一個圈子，這是一個讀書會，參加者是一些３５－４０歲之間的企業家，大學教師，記者，政府官員，他們似乎屬於那個正在成型的中產階級，但這群人的共同特點是，事業成功，經濟實力不錯，對於文化，思想，曆史問題有興趣和獨立的看法，他們定期聚在一起討論新書，還計劃請本地大學的教授講解四書五經，發展一個類似書院的機構。在一個家宴上見到我，他們也有意讓我去講點什麽，我隻得又把上一個城市的談過的五四話題搬出來，再加整理，把楊念群新出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作為推薦讀物。這次聚會比較小和私人化，談完五四，被問到的問題卻是，現在這樣的中國，究竟會朝什麽方向發展這樣一個預測性的問題，然而我並非未來學家，也不知這種問題是不是一個陷阱，畢竟這些人中大多數我並不認識。我的回答是，不管將來如何發展，現在發展經濟總是好的，會為未來的社會變革奠定一個物質基礎。這次的對話中，我的感覺是，他們對於激進主義普遍持懷疑態度，而主張穩健溫和的社會改良，其實這符合這些中產階級的氣質，與此相應，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在重新認識胡適，而對魯迅持批評態度，盡管我自己仍然是在傾向魯迅的前提下，部分接受胡適，但也不得不反思這種趨向，這或許也是魯迅被趕出教科書的一個思想基礎，但魯迅的被趕出教科書，確實是一件可悲的事。
後來我去一個年齡介於我和我父親之間的一個人，Ｇ，家裏做客，Ｇ是地方報紙的高級編輯和作協領導，對於海外的政治信息有異乎尋常的關心，這或許是這整整一代人的特點。他的母親曾經是一個大學教授，被劃成右派折磨了二十多年，他當過知青，一步步從生活的底層爬到有一點點社會地位。在談話中，我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對母親所受的磨難始終耿耿於心，他的內心非常反感現行官僚體製。通過網絡，他讀到了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並被完全折服。我說，辛灝年的思想是徹底否定的，可能是最激進和最不妥協的，而其他一些人其實是在尋求某種妥協，追求政治體製改革，那麽你覺得，我追問道，你更讚同哪一種思想？他想了想說，恐怕還是辛灝年的。那你是黨員嗎？我又追問，他有些尷尬地回答，是的。從他的尷尬中，我發現，即便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下，黨籍仍然是一個通向名利地位和政治保護的通行證，不論一個人的內心有多麽反叛的，不合時宜的思想，在現實當中，如果政府，新聞機構，教育機關的“組織”有意“發展”一個人，而他也知道被“發展”意味著被信任，意味著可以獲得相應的種種好處，他是無力拒絕這種誘惑的。他會隱藏自己的思想，在組織上入黨，而當局，其實也看準這一點，用這種手段收買相當一部人去維持局麵。過去，“帶著入股的思想參加革命”是用來批判倒黴了的革命者的重要武器，而今天，則連入股都不需要了，隻要把頭低一低，就會過那道門，然後參加分一片肉吃，但是，這樣的後果，必然是大批的人過著人格分裂的雙重生活。這，正是前蘇聯社會的精神痼疾。我提到我參加了讀書會的活動，他馬上警覺起來，讀書會？你要注意不要隨便亂說話。我說我知道。其實我沒有說的是，就連你本人，我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後來我又被約去見一對中年夫婦，他們也請我們一家去吃素餐——又是素餐！吃飯的目的，是因為他們很想知道孩子出國留學的事。這對夫婦應該算是中上階層了，妻子開了幾個公司，丈夫居然專心在家教１１歲的兒子。他實行的是美國常見的Home Education，即不送孩子去正規學校，而是自己教育和把他送進各種補習班去學不同的內容。然而不得不說，在我回國期間見到的好幾個孩子中，這個男孩是最聰明，最禮貌的，他非常喜歡讀書，既可以用中文背孟子又可以用英文背莎士比亞，而且反應極為機敏。他的爸爸特別想把他盡早送到國外接受教育，言談中不但對國內的應試教育不滿，對整個國家的未來也非常沒有信心，不敢想象到孩子長大的時候會麵臨什麽樣的社會，因此一直談論的都是移民國外和送孩子出國。
假期結束了，我匆匆返回美國。將近十年的域外漂泊，過客一般的浮光掠影，不可能把握變化中的中國於萬一。這些人和事和話都是真的，他們有代表性嗎？我不知道。我不懂統計學,也不想知道這樣的 “樣本”是否足夠，有沒有意義，但我想，我確實看見和聽見了一點有意思和有價值的東西，而真實的生活，絕不是統計可以代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