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才在網上看了《歸來》，也讀了不少評論，在此想描述一下觀看電影時片斷的個人感受。
電影很好地表現出了馮婉瑜的執著和強烈的抗拒。影片開始，馮婉瑜一被叫去通報陸焉識逃跑的事時就本能地說：“焉識（不是陸焉識）出事了？” 在被要求“表態”的時候，她並沒有“表態”，而是猶疑地看著女兒。聽到收留逃犯會“罪加一等”的威脅後，才在女兒的催促下，非常勉強地吐出了兩個字：“明白”。“明白”在這裏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我明白你們的政策，但並不認同你們的裁定。”回到家裏，當女兒說，“你可不能去見他，他是階級敵人”後，沉默的馮婉瑜仰著頭，嘴角掠過一絲冷笑。捉拿陸焉識的人來到家裏，馮婉瑜居然敢於質問：“他為什麽跑？你們把他怎麽了？” 其知識分子的敏銳和批判精神十分明顯。這裏還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在馮婉瑜的家裏，“李主任”為招待這兩位官差，居然反客為主，大大咧咧地泡起茶來。右派份子家屬的地位可想而知。在後來的一幕裏，看見女兒告密的馮婉瑜以挖苦的口吻對女兒說，“你好好地跳你的吳清華吧。”馮婉瑜微弱然而執著的抗拒為她在車站大喊“焉識，快跑”以及她的掙紮廝打其實起了充分的鋪墊作用，因為她在最後關頭終於忍無可忍地豁出去了。至於馮婉瑜包庇罪犯而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算是一個常識上的疏漏，但也是劇情的需要。如果她也被關起來，那麽她和“方師傅”的事就無法存在了。
文革的暴行未必真的如有些觀眾期待的那樣，需要在銀幕上直接和正麵的表現。電影裏，陸焉識到家門口以後，非常小心地敲門，馮婉瑜又激動，又害怕，滿眼淚花。她想去開門，但立即首先跑到窗前往樓下看，卻看到來抓人的捕快正在雨夜裏踱步。門把手在輕微轉動，陸焉識嚐試打開門，但他最終放棄了。其實他既然已經闖下彌天大禍，又已經成功到了家門口，在這個時候完全可以哪怕是輕輕叫一聲婉瑜的名字。他終究沒有叫，因為他也很清楚進家的後果。這時，屋內馮婉瑜的眼淚流了下來，但隻能是無聲的哭泣。這裏，長期的政治高壓和欺淩的結果，它造成的強烈的，發自內心深處的恐懼，人性和政治之間的矛盾已經明白無誤地表現出來。同樣，失去記憶後的馮婉瑜在假想的“方師傅”出現時的厭惡，驚恐，歇斯底裏也已經足以讓觀眾想象她可能遭受的淩辱。觀眾真的需要看到毆打，強奸，和虐待才能滿足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理解陸焉識前麵可以不顧一切地逃亡，平反以後卻顯得溫順，因為平反雖不值得他如何感激，但至少可以讓他不再恐懼，算是從十八層地獄勉強回到了地麵，雖然仍然是低度地活著，但好歹不用成天擔驚受怕。然而，這種恐懼卻無可挽回地留在了馮婉瑜的心裏。
這裏我想要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的一句話: “恐懼也是對人的奴役。”
丹丹出賣了父親仍然一無所得，這讓人想到小說《祝福》裏，祥林嫂自以為向廟裏捐條門檻就能赦罪，可“魯四嬸”根本不認，一句“你還是放著吧”對祥林嫂造成了根本性的打擊。其實，代表神權的寺廟和魯四老爺的家本來就互不相屬，縣官不如現管。向丹丹做承諾的是農場的指導員，而決定丹丹命運的卻是學校，自我救贖的錯位和失敗造成了丹丹祥林嫂式的幻滅。
幾年後，丹丹對父親承認，是她告發了他，但並沒有道歉，她也從未對母親表達歉意，反而怪母親不肯諒解自己，而陸焉識的回應則極為爽快，說自己知道。一方麵，陸焉識一直自責妻子女兒的災難都是自己帶來的，他不是個“好父親”,女兒對他的揭發反而讓他良心好受一些（在這個社會裏,一個善良無辜的受害者還必須進一步自責自虐，否則他敢責備誰呢?）。另一方麵，這兩句對話其實也說明，揭發親人，用電影裏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慫恿揭發的話說，“大義滅親”，是中國當時政治文化中所提倡和鼓勵的行為，而且已經普遍到了揭發的人不用有強烈的負罪感，而被揭發的人也習以為常的地步。或許可以說，由於壓力，出於自保，實現個人目的等等並不“義”的理由而相互“滅”已經成了常態。關於負疚感，我們可以對比另兩部電影: 張元的《過年回家》中，一個再婚重組的家庭裏，沒有血緣的關係的姐妹倆因為不見了五塊錢產生衝突，其中一個失手打死另一個，被判監17年。幾年後，她在獄警陪同下假釋回家過年，見到繼父（死者生父）的時候立即下跪嚎啕大哭承認錯誤。在張藝謀自己的電影《活著》中，福貴的兒子有慶被區長春生開車意外撞死，葛優和鞏俐是演了兩場情感爆發的戲的：一是有慶的遺體剛被運來的時候，二是有慶下葬的時候，春生也萬分懊悔，決定自殺以前也念念不忘。上述這兩起死亡（當然性質更為嚴重）都是小概率的意外事件，所以會激發當事人的強烈衝動，而《歸來》暗示，出於種種動機的揭發其概率大到不足為奇。政治對人性的摧殘在這裏表現得也很明顯。
“街道李主任”其實是整個電影裏最可怕的角色。文革期間，她代表“組織”協助搜捕，文革結束後，她仍然代表“組織”宣布陸焉識不再是右派。這種不但一貫正確而且一直掌權的角色，毫無困難的無縫對接（和《芙蓉鎮》裏的女領導李國香一模一樣 ）讓我確信，如果真有什麽隱喻的話，最有價值的符號是“街道李主任”而不是“方師傅”，因為她是電影中唯一看似不是受害者，也看似不是加害者，卻又永遠居高臨下，不知反省的人。向馮婉瑜出示本來不能給個人看的“公函”以證明陸焉識的平反，對她來說已經是格外的法外施恩。她眼裏偶爾流露的一絲惻隱會立即被傲慢掩蓋。乘人之危的“方師傅”得意於一時，但也受到了懲處。可以說,方師傅是國家機器暫時失序時的一個為所欲為的小醜,而李主任則是冷冰冰的國家機器本身。而且，根據其妻的咆哮來看，方師傅的案子一直被“專案組”不明不白地拖著，而她想要一個“明確的日子”，“把老方放回來”。顯然，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因為方師傅作為一個犯了錯誤甚至觸犯法律的個體並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罪名和刑期。對他的處理，無非循環沿用了過去的那種隔離審查，久拖不決的做法。 然而，“專案組”隻消把好人陸焉識承受過的不公正加到“壞人”方師傅的頭上，社會就會得到公正嗎？
片末，當陸焉識自己接自己的時候，他舉的接站牌出現了一個有趣的錯誤。“識”字被寫成一個“言”（右派之為右派，也就是因為這個“言”）字和一個“隻”字的組合，既非簡體的“識”，又非繁體的“識”，卻又一半簡體，一半繁體。這裏充滿了荒誕感：仿佛陸焉識把那個找不到的自己分成了兩半----一半屬於舊時代，一半屬於新時代，一半完整，一半被篡改，兩個分裂的自我不倫不類地拚湊在接站牌上，而真人陸焉識，呆站在自己的名字下麵自欺欺人。
和《歸來》相比，二十年前的《活著》情節更曲折，人物更豐滿，但《歸來》也有其獨到甚至超越之處：1，《歸來》對於政治恐怖和個體心理恐懼的表現力度遠超過《活著》（《活著》裏槍斃龍二嚇得福貴尿了褲子）；2，《活著》裏的小鎮平民福貴一家一直在以順從作為生存策略，甚至永遠都沒有真正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如福貴把兒子的死歸結為春生開車開得不小心，把產科大夫的癱倒歸結為自己一次給他吃了七個饅頭），而《歸來》裏的知識分子夫妻其實極為清醒和明白，他們甚至試圖抗拒和抵製，但除了等待“組織”的一紙結論，任由組織定義自己的身份外並無路可走。後者更加可悲；3，在《活著》中是看不到“惡人”的，每個角色，包括當造反派“組織頭頭”的女婿萬二喜都是生活中的好人，紅衛兵們則是無知多於殘酷，而悲劇就在好人和時代之間，或在好人與好人，命運的偶然之間展開，可以說，《活著》在這一點上更加含混，但《歸來》中加害者的形象和符號意義，善與惡的分界是非常明確的；4，在《活著》的最後一幕場景中，哪怕在最艱難的歲月裏，創傷似乎是可以通過家庭的溫情，孫輩的成長療治，雞變鴨，鴨變鵝，鵝變羊，羊變牛….的童話可以代代延續，而這一抹溫馨不過是靠腰斬了餘華的小說原作才得到，但在《歸來》裏，結局是沉重，甚至無望的。最終，除了不離不棄的相守，任何療治的努力都沒有用，因為方師傅給馮婉瑜造成的創傷永遠無法平複，年輕的陸焉識也永遠等不回來。除了衣服的顏色和人們背後的標語，火車站的天橋上幾十年不變地永遠擠滿低頭不語往下走的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