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回國，和過去的一位同事和好友見麵後互發郵件，和我同年出生的他讓我“談談美國，談談自己”，這時我才意識到自2009年起我在貴陽和他見麵的若幹次，確實是既不談“美國”，也從不談“自己”的。“美國”太大，“自己”太小，都欲說還休。我們見麵就好象這十年什麽都沒有發生，還是象以前那樣下了班，找個地方坐下胡侃。最近看了我的摯友，社會學學者陳心想博士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中把個人經曆放在社會背景下追索的文字，倒也真的引發了我的一點興趣，我想，同為“七零後”，我比陳心想隻大一歲，同一個社會和時代，對我倒底起了什麽作用呢？那些關鍵的轉折點在什麽地方？社會，時代與個人的互動，前者我更願意叫做“勢”，就是各種客觀條件的合力，即中國人常說的“時勢”。“時勢”會造英雄，因為它會提供土壤，舞台，機遇。毛澤東晚年的在多次和外賓會談中，不止一次提到他自己不過也是被社會推出去的，此為正解。
一
我1974年生於四川西北部山區，一個漢族，藏族，羌族雜居的小鎮，母親在這裏做小學老師。台灣人類學家王明珂的名著《羌在漢藏之間》研究的就是這一地區。兩歲半的時候，粉碎四人幫，學校裏慶祝遊行，高喊口號：“打倒四人幫”！這本來沒我的事，但我也出去了，站在小學校的操場上，兩歲半的我喊出了人生的第一個口號：“打倒毛主席！”用我父親後來在自己的回憶中的話來說,他當時“差點嚇昏過去”。父母急速把我這個小反革命捉回家暴打了一頓以平民憤。四歲，五歲時，我兩次從樓上直接摔到樓下的地上，但兩次都大難不死。
在童年模糊的記憶中，一直有一個場麵，是一個木柴堆在燃燒，當地居民在火葬一個被山石打死的小女孩的遺體。我已經無法分辨這是真實的記憶，還是我把父母的講述化成了腦海中的景象。在2014年的夏天，我向母親求證這件事。她說，確有其事。說來也是命運，這個女孩是個小學生，她的媽媽回娘家，她本不用去，卻非要“攆腳”，結果當夜被山上滾下的石頭砸死。按當地習俗，凶死的人是要火葬的，而火葬，就是架起柴堆來燒。他們是漢族人家嗎？我追問，母親說她真的不記得了。
1980年我六歲，分居兩地的父母團聚了，把我們接到貴陽定居。我5歲的時候，已經非正式地上了小學，但到貴陽以後，尚不到入學年紀，貴陽的小學又要求先考試才能考慮轉學。我和7歲的姐姐一同應考，她考上了，進入一年級，我看著題發了半天呆，沒有考上，隻能等待明年。從此我成了閑散人員，天天去學校找姐姐，趴在窗口往裏看，姐姐的班主任是中年女性，李老師，後來來家訪（不知今天的小學老師是否還這樣）了解到情況，說班上剛好有一個學生轉走，空出一個座位，讓我去非正式附讀，這樣家長可以省心。據父母說，我在隨後的期中考試中，考了全班第二，善良的李老師就讓我正式留在班裏，直到1985年小學六年級畢業。
在貴陽，我們起初租住在城市邊緣的民房裏。周圍的鄰居大多是“菜農”----種菜供應城市的農民，他們不象農民那樣和城市隔絕，但又不象周圍的“市民”那樣吃“商品糧”，所以心態有些複雜。聽父母說，他們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戶口本顏色和市民不一樣，挺懊惱的。我們的鄰居中有一戶人家，孩子共有七八個，最小的兒子那時大約１５歲，但他居然在一次打架中殺了人，我還記得被殺的孩子的媽媽跑到他家來破口大罵。他家的老二是個女兒，被一個到處遊走的木匠始亂終棄（很象沈從文的《蕭蕭》），生了一個私生子，不幸的是，她患有癲癇，一次突然發作的時候，她正在給孩子煮牛奶，一頭紮進鍋裏，燙傷了臉，送到醫院植皮手術又不太成功，成了疤臉。後來她好象神經也不太正常了，跟家人吵架了，就跑到門外，唱著山歌罵。後來我們搬家了，偶遇她的妹妹，得知她終於死掉了。但是這個家庭的其他孩子仿佛是我們的鄰居裏最趕時髦的。最早穿喇叭褲的是他們，最早穿高跟鞋的是他們，最早聚在一起聽鄧麗君的也是他們，記得他們最喜歡唱著從我家門前經過的歌，是那首經久不衰的《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那時我讀小學，覺得鄧麗君的歌難聽至極，很多年以後，才領略其妙處。城裏剛開了西餐廳，他們中間的一個必定是最先去光顧的客人，反對精神汙染的時候，我記得他們中的一個兄弟尷尬地回來，因為喇叭褲被剪了。
童年的記憶中，特別印象深刻的東西很奇怪地包括布告和犯人遊街。大概對所有經曆過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中小學生來說，法院的布告都曾經是個很刺激的玩意。布告上列著所有被宣判的人的名字，罪行的逐一簡要介紹和判決結果，殺人的情節即便簡要也讓人有點毛骨竦然，而“強奸罪”極其簡短描述可能曾經給無數青少年帶來過神秘的關於性的聯想。在我的記憶中，偶然一見的遊街的聲勢特別浩大，整條街道全部封堵，解放牌卡車一輛輛通過，高音喇叭反複播放罪犯姓名，罪行和判決結果，即將行刑的犯人被繩子捆住，站在卡車貨箱前方，周圍是押送的軍警，罪犯的背後，還有機槍對著。罪犯，特別是即將死刑立即執行的，通常目光空茫，表情麻木，圍觀的看客們駐足仰首，倒不必象魯迅筆下的那樣須把脖子伸長，因為汽車是在高處。“莠民”和“良民”的距離刹那間異常清晰。我記得我們的鄰居中很有些好奇的“良民”是要一直跟到刑場的。他們回來說，有的死刑犯在車上還裝得硬氣，但下車的時候已經走不動路，是被架著走到了人生終點。
父親大半生縱有千般不是， 有幾件事情我還是欣賞的：一是鼓勵孩子讀課外書，擴充知識，二是鼓勵旅遊，三是鼓勵獨立思考。我從小就毫無顧忌地讀家裏所有的書，小學階段是給兒童的期刊，如“兒童文學”， “少年文藝”，到中學就讀《收獲》，《人民文學》 之類，我對四大古典名著是在大學以後，甚至出國以後才細讀，而中學階段印象最深的是莫言的《紅高梁家族》 ，王朔，王安憶，韓少功，阿城，賈平凹的作品，家裏還有《日瓦戈醫生》，我沒有試圖去讀，因為太厚，但一直記得全書第一句話是“他們一麵走著，一麵唱著‘永誌不忘’”。我至今記得大約初中二年級時在《收獲》上看王朔的《頑主》。裏麵竟有這樣一句話: “朋友分為兩種，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讀到這句下流的語言對於還是初中生的我就象偷窺了大人的秘密，既刺激，又驚訝：居然有人寫得出這種話還能發表！父親是《參考消息》的忠實讀者，有時從單位帶回一種叫《內參選編》的密級不高的內部材料，我每次都讀，記得上麵登載的都是和報紙基調不同的通訊報道，全是負麵消息，壞人壞事。1982年和1983年有過兩次比較值得記憶的經曆就是旅遊。1982年，我父親和幾個 同事出差去廣西，廣東，湖南， 他生性喜歡遊山玩水，很想帶我和姐姐去，但這時還不到暑假，父母決定向學校撒謊說奶奶病危，要回四川，其時父母兩邊的祖父母都已早逝，這樣說大概也不算不孝。學校批準了，其實我們 並沒有隱瞞李老師，但她很諒解和支持。記憶中，我在廣西梧州西江邊上陷進沙灘，嚎啕大哭，最後被我父親救了出來；第一次坐了江輪；在廣州看見了從香港過來的貨車，吃了廣東人愛吃的炒河粉，還去了佛山等地，最後從長沙回貴陽。1983年暑假，我父親 又帶我和姐姐一同去杭州，上海，南京，濟南，天津， 北京，和北戴河。這時大了一歲，記憶很清楚了，記得在杭州靈隱寺前的小溪裏玩水，和姐姐一起比賽爬泰山，在南京長江邊上用石片打水漂，在濟南吃了很美味的餃子，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鴨，在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在北戴河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時電影也看得比較多，國產的新片，比較好的都在電影院裏一睹為快，象《紅高梁》，《黑炮事件》。在獨立思考一麵，我記得的例子是一次看了小學組織的電影，之後照例要寫作文，我說，可是我不喜歡這部電影，怎麽辦呢？父親說，那就寫出來，你為什麽不喜歡這部電影。父親還鼓勵我們姐弟兩參加小學生知識競賽。小學到了六年紀，有了新的老師。這位教語文的杜老師思想非常開通，性格 也很活潑，我寫的一篇作文被她大大誇讚為構思巧妙，後來在天津的《小學生作文》上發表了。
我的數學一直不好，初中考不進重點中學， 進了一所名聲不好的普通中學，好在班主任張老師熱心又負責，又是老鄉四川人，雖然她教的數學我越學越差，但她仍然對我很好。英語老師是一個很嚴格的女老師陳老師，上海人，高大威嚴，每次上課師生互相致禮，她總是站得筆直，拉拉衣角，鄭重地還禮。因為我有一次背不出課文又和別的同學一起大吵大鬧，陳老師把我留下來，黑著臉一言不發，舉起課本重重地打了我的頭，從此我就老老實實了，其實陳老師一氣之下已經把那些她覺得無望的學生直接趕走，而留我下來，強迫我繼續背書，直到通過才回家，那時天已經快黑了。我知道其實她是不想放棄我，所以一直都很感激這一次體罰。2014年夏天，我專程去看望陳老師,特地好奇地詢問她的家世背景。她說,她的父親是上海的大資本家, 她1957年畢業於華東師大外語係，那時是不敢留在上海的, 除非已經結婚, 否則隻能 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好在她的男朋友也離開了上海,工作後兩人結了婚，她的丈夫後來官至貴州省農業廳廳長。 還記得教生物的一位女老師，北京人，教到初三的“生理衛生”到了“生殖係統”那一章，她大概和當時很多老師一樣跳過不教，但是我記得她在課堂上幽幽地用好聽的京腔開我們的玩笑：“這一章，男同學肯定早都自習過了。”
1988年考高中，我勉強進了重點中學中名聲最差的一所，當時正因為一起兩名男學生因爭風吃醋而殺人的案件在全市聲名狼藉。因為我這時對數學已經深惡痛絕，我父親找人幫忙，把我送進一個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的班裏。全班有五十多個同學，學號按進校分數的名次排，我忝列第44號。班主任李老師, 又是一個思想很開通的人，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李老師自己出身不好，在讀大學期間很內向和壓抑。那時我開始很喜歡寫議論文，李老師在評語中總是讚揚我“尖銳”，“好”，甚至包括我評論1989年學潮的議論文和批判中國文化的文章。高二以後文理分科，我逃亡一般地進了文科班，因為我的理科越來越糟了。文科的班主任張老師過去是文工團的小提琴手，後來在教育學院拿了中文係的文憑。她其時中年，離異帶著一個小男孩生活。張老師性情活潑，思想自由，記得她讓同學輪流上講台自己講課，帶領我們排演《雷雨》片段（至今我還記得周樸園說“窗戶是誰叫打開的”和“無錫…無錫是個好地方”），還讓我們在課堂上欣賞鋼琴曲。英語老師是一個頗有風度的中年男子薑老師，總是穿西服，說話帶有濃重的安徽口音，他教得很好，就是在這段時間，我決定把英語作為大學的專業。但是我的英語這時候變差了，於是我花了很多時間自己補習。薑老師剛剛調來，家在郊區，一人住在教學樓一側的一個小房間裏，我經常在晚飯後去向他請教。有意思的是，他對於班上“早戀”的學生竟很在意，有一次他跟我說，誰誰和誰誰，談什麽戀愛，同齡人根本不合適，男的找老婆要找比自己小七，八歲的才好。我一直覺得好笑，一個老師為什麽跟一個高中生講這種事，大概是他寶貴的人生經驗，也或者是教訓。不久前我得知他已經去世了。我的高中雖然名聲不太好，但其實氣氛活潑自由，校內有兩個學生文學社，互相競爭，我參加的那個名字叫《新月》，社員們來自不同年級。我們寫稿，編稿，刻蠟紙，油印，印好後到處派發，花費了很多精力，老師對我們則完全支持。學校學生會實行自由選舉製度，學生自薦，公開演講，當場由學生投票，老師唱票，然後走馬上任。學校還把當選人的照片掛在宣傳櫥窗裏，我當時也成了學生會的一員。
這裏不得不提到1988年的社會思潮和閱讀環境。盡管我是個身處“三線城市”的中學生，但時代潮流的波及仍然無可逃遁。在1988年到1989年期間，對我的影響比較大的讀物包括《醜陋的中國人》，李敖的書，和《河殤》。《河殤》的電視解說的蕩氣回腸，觀念的新穎，文字的煽惑性對於一個15歲少年來說實在是太強了。我從這裏 第一次聽說了“普列漢諾夫”這個名字和“東方專製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些名詞，以及“蔚藍色文明”這個聞所未聞的意象。對《河殤》的客觀評價當然是必要的，但回到當時，對15歲的我來說，唯一記得的就是：它的啟蒙作用太大了, 它的作者們實在太牛逼了。報紙很快全文刊登了《河殤》的解說詞，我買了一份，反反複複在家朗讀，以至有的句子和段落到現在都記得。這段時間裏，我還讀了羅斯·特裏爾寫的《毛澤東傳》和施拉姆的《毛澤東》，索爾茲伯裏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鄭念的《生死在上海》 （現譯為《上海的生與死》）和張國燾《我的回憶》，印象最深的是張國燾評說毛澤東的人品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負我“――曹孟德是也。平時常讀的雜誌還包括後來遭停刊的《文匯》和《海南紀實》，我至今珍藏著1989年5月號，即最後一期《新觀察》。我高中階段的一些閱讀可能和當時很多大學生保持同步，例如《山坳上的中國》，雖然我還沒有讀過韋伯和佛洛伊德，也還沒有讀李澤厚。這樣，在如火如荼的1989年春夏之交，我參與所在中學的聲援遊行，確實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令我驚異的是，平時嚴肅的老師們，在我們遊行的那一天，象炸了鍋一樣亢奮，辦公室沸騰一片。李老師甚至後來還在課堂上和我們討論北京戒嚴的形勢。當時市區主幹道交通已經斷絕，街頭的氣氛之熱烈而積極健康，令我永生難忘。
當時的遊行，終點都是省政府。省政府大門和禮堂之間是一片開闊的廣場，這裏早已擠滿的各路遊行隊伍，靜坐學生，我印象深刻是有一個宣布絕食絕水的貴州大學法律係教師一個人獨坐。進到禮堂，發現大學生們已經擠滿其中，混亂異常，連原本懸掛的國徽也被他們摘下來，胡亂放在一邊。一些人聲嘶力竭地台上高喊，要去北京！ 從來沒過這種場景，我當時心裏確實有點吃驚，也有一絲失望，不過很快就過去了，因為總體的氛圍還是很激動和高昂的。省政府禮堂的後麵是辦公區，這裏有鐵門和武警守衛，不能進去，但不少大學生和群眾圍著大門，半開玩笑地喊著“王朝文（當時的貴州省省長）出來！”
六月四日後的沮喪，震驚和憤怒，相信是所有經曆過的人都體會過的。一個深夜，我的家附近的貴州師範大學一片喧嘩，學生衝出了校門，高喊打到XXX。1989年5月17 日我所參與組織的貴陽市中學生遊行，在香港明鏡出版社的《中國六四真相》裏竟然專門有提到，我2004年左右看到在美國看到這一段時很吃驚，也難免感慨了一番。也正因為這段經曆，在我後來對２０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興趣中，一直喜歡關注國家權力和社會思潮在邊緣地區的影響，以及印刷品的傳播。2009年夏天，我回國見到了當年高中的班長，現在的一位電視台編導，他不知怎麽提到了89年，我半開玩笑地說：“20年前，我在街上，你躲在家裏，這就是我們的區別。”他平靜地說：“其實，都是一樣的。”2013年夏天，我再見到他，他仍然很平靜地說，過幾天要去香港出差，可以去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
二
1991年到1995年間我在北京語言大學生活主要是接觸到諸多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外教，他們的數量多達八九個，年齡，經曆，性格各異，以及日本 ，韓國的留學生，磨練英語聽說讀寫譯的技能，不斷練習英文寫作，口頭報告，辯論等。我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英文原著小說，古典詩歌，比較喜歡《了不起的蓋茨比》和毛姆的短篇小說，也喜歡彌爾頓的《失樂園》和狄金森的詩。但在所有課程中我更喜歡翻譯和口譯課，教筆譯的沈敘倫教授常常把我的作業的片段在全班宣讀，職業口譯所要求的那種應變和機敏也是我很喜歡的。平時讀書, 我們會驚歎夏濟安能把那麽漂亮的英國散文翻譯成那麽漂亮的現代中文。這一段時間的五道口，現在似乎已經成為一段傳奇。記得我們常騎車或步行到五道口，在工人俱樂部看電影，在五道口商場買東西，在外文書店買詞典，參考書，在小攤上買烤白薯，烤羊腿。在路邊書店裏我也買過各種小說，散文，如梁實秋，汪曾祺，川端康成的作品，徐誌摩的詩，音樂磁帶——那時“黑豹”，“唐朝”等搖滾樂隊正大行其道，記得曾經騎車去北京體院看過一次唐朝的演唱會。稍後校園民謠開始流行。當然，羅大佑，齊秦，鄭智化我們也非常喜歡。自然，還有學校南門難忘的酸奶和燕京啤酒。
1992年暑假，我決定和同屋一起去內蒙古看草原。我父親很支持，寫了信給他的中學老師，當時在內蒙古大學中文係任教的丁正彬教授。我們 坐火車到了呼和浩特，頗驚異街上的人如此之少。不費力地找到了丁教授的宿舍，他和夫人已經為我們安排了一個房間，我們住了一晚，就買長途車票去四子王旗，到了這裏以後，已經錯過了當天開往草原的班車，剛好遇到一群香港學生, 我們就一起搭一輛小貨車一路顛簸去了草原。晚上，我和劉淳住在旅遊蒙古包裏吃方便麵，香港學生吃了大餐回來了，給我們帶了點羊肉來，看到方便麵袋子笑嘻嘻地說，方便麵都吃過了? 後來的假期，我還和其他同學一起去了山西大同和北戴河。
北京語言大學也是一所比較自由的大學。這裏的學生會同樣是自由報名，公開競選，公開唱票。我擔任過係學生會宣傳部長，大學學生會的社團部長，在此任上成功組織過一次全校文藝匯演。在接觸信息方麵，我們可以觀看美國總統競選辯論錄像，自由閱讀美國《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我在這些刊物裏得知了首鋼和鄧質方的關係及腐敗醜聞。我有一次偶然地去到圖書館隻對教師開放的港台報刊閱覽室，也沒有受過阻攔，在這裏我第一次看到了關於廬山會議的詳細記錄，如賀龍大罵彭德懷，和關於朝鮮戰爭毛澤東並不願意出兵的文章，這些內容現在早已不足為奇，但在１９９３年左右，對於一個１９歲的大學生來說，還是很新穎的。由於同學中有人的父母在中央辦公廳任職，我們有時也得以傳閱一些市麵上通常看不到的書，比如當時在香港出版不久的《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其間談到１９８９年以後，鄧家人如何試圖說服喬石出任總書記未果，江澤民如何上位等等。不過，同學中有學術興趣和社會關注的人似乎並不多見，當時就業也很容易，到鄧小平南巡，“東方風來”之後，市場經濟大潮下，學英語的畢業生都很容易去部委大公司等，過得都很不錯。大學四年，缺少學術意識和研究理論，方法的訓練，也缺少對我影響很大的師長和可以深度交流和切磋的朋友，但是基本的興趣和價值取向，在1989年前後已經打下了底色不再改變。
大概是1993年夏天，我作為學生會成員，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學生幹部赴保定三十八軍某炮團的參觀活動。三十八軍太“赫赫有名”了，不過我們都沒有作為大學生親曆1989年的北京，所以也並沒有什麽情感上的不適，但我記得接待我們的一名軍官對於我們的大學生身份似乎還是很在意，因為他特意誠懇地說了一句話，大意是，1989年其實真的不是針對學生的。我們沉默以對。後來大概在軍史陳列館裏，居然看到一名90級同學，現在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主持人季小軍在鞠躬，就嘲諷地說，“季小軍，你還鞠躬啊？”他轉過頭，斜著眼說，“這是鞠躬嗎？撅屁股哪！”這家夥是浙江義烏人,但天份使然，說話絕無半點江浙口音，普通話非常純正。
我還必須提到一位已經亡故的同學周賢倫。多年來，我好幾次試圖用文字把他寫下來，但每次都半途而廢。周賢倫比我們高一級，他90年一進校體檢就發現患有肝炎，因此休學了，一年後回來，成了我們91級的一員。不但是因為年齡，周賢倫的整個經曆和思維似乎都我們不太一樣。當我們所有人還在使用英漢雙解詞典，他已經在使用全部英文的牛津辭典。他大量閱讀英國和美國的詩歌，他讀波德萊爾，讀西方哲學，也讀王蒙的小說，不是因為上課的需要，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歡。他的英語口語非常流利。他矮小，虛胖，滿臉胡茬，喜歡抽煙。大多數的同學覺得他比較怪異，因為他和其他同學相比要老成，也沉重很多。用一個不恰當的比方來說，他象個孔乙己，而我們象鹹亨酒店門口的那群小孩。終於有一天，周賢倫告訴我們他決定自殺。我們幾個男生一起譴責他，分頭勸說他，但沒有更好的辦法，那時我們竟然連“抑鬱症”這個詞都不知道。1992年的夏天在昌平軍訓，他沒有來，我們覺得可能因為身體原因，因為他向來連體育課也不太上，更不去上遊泳課。軍訓中途回校，我們收到他父親寫來的信，說他暑假在家鄉的一條河裏投河自殺了，我們這才覺得他不學遊泳好象是有考慮的。他父親委托我們自行處理周賢倫的遺物，我隻拿了一樣東西至今珍藏：他生前做的讀書卡片，有的用中文寫，有的用英文寫，評價的書和作者中，有加謬，也有王蒙。1992年新年時，我們在宿舍狂歡，用錄音機錄下每個人說的一句話，周賢倫朗讀了美國詩人蘭斯頓 休斯 （Langston Hughs）的一句詩，記得大意是：夢想就象人生的翅膀，沒有了夢想，人生就象折斷了翅膀的鳥兒，再也不能飛翔。但是我始終沒有明白，究竟是什麽讓這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完全失去了夢想呢? 這是第一次，自殺如此近距離地發生在我周圍的人身上。似乎加謬說過，在所有的問題中，“自殺是唯一的哲學問題。” 我們將永遠無法破解。今天我回想，如果他活著，現在最適合他的職業隻能是大學教授，但即使在這個行當裏，他也不可能“混”得很好，因為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1995年到2000年間，我不停嚐試不同職業和人生選擇，仍然沒有機會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一度考新聞學研究生，但最後因為專業分太低而慘敗。這期間較大的收獲大概是讀顧準和讀餘傑，摩羅的書，讀了顧準，也讀了中英兩個版本的李誌綏寫毛澤東的書。1999年左右，餘傑和摩羅來貴陽與讀者見麵，我見到了他們。摩羅通過活動組織者專門找我，因為他說在他流浪海南期間，曾得到我父親的一些幫助和鼓勵。記得摩羅表情非常抑鬱，話很少。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覺得現在的文化氛圍和八十年代相比怎麽樣？”摩羅回答：“差得太遠”，然後就不再說話了。我看他目光深邃眺望遠方做哲人痛苦思索狀，就趕緊告別了。最近摩羅把我的一篇舊文收錄到他主編的一本書中，沒想到我和他還會有這樣一點幹係，但是他的思想轉向，在我看來是把當年對中國文化的憤懣全部轉移到了西方的身上，這中間有多少價值轉換，多少利害權衡，就不是我們這些讀者所能知道的了。
三
這期間我曾在貴州做英語導遊。原本可以在大學教書,也可能在政府部門工作，但這兩個行當都讓我覺得十分無聊。所帶領的遊客大都來自美國，其實所有客人中法國遊客更多，因為法語導遊有時安排不過來，我也濫竽充數地去帶過法國團，當然是講英文，法文我雖懂一點，但實在太不合格。這些客人都是有特殊興趣的，因為他們喜歡去的地方實在太偏僻。
我們會用一周的時間，坐在旅遊車上橫貫整個貴州，因為有的團從昆明經曲靖進入貴州興義，遊覽黃果樹，貴陽後，再到凱裏，榕江，黎平進入廣西三江，直至桂林。很偶然地，我曾經在貴州西部一個海拔很高的山頂苗寨，看見了一場葬禮。人們表情肅穆圍成一圈，繞著什麽圖騰慢慢地走，然而沒有哭聲。在南部的高山寨子裏，看見苗族婦女用來裝飾自己的，是海邊才有的貝殼，我問當地人，說他們幾千年前的先祖，竟是生活在海邊的，其間的變故實在複雜而悠長。貴州的東南部，即凱裏，榕江，黎平一帶是遊客最喜歡的。這裏既有群山，又有江流，又有一個個山寨，上了年紀的苗族婦女，都按傳統服飾和發型裝扮，逢趕集，節日，年輕的女孩穿戴上叮璫作響，熠熠生輝的銀飾，非常引人注目。不過，有些生活方式形同遠古時代的村子，雖然作為旅遊景點，以外在的異域風情吸引西方人，自己的生活仍然是相當貧窮的。遊客盡情拍照後也就離去，寨子則依然如故，有空調的旅遊車飛快地駛出了寨門，當地村民仍然是要背著沉重的擔子，在汽車碾起的灰塵裏，一步步走到很遠的集市去。有時候，路邊扶老攜幼正在走的村民，在汽車聲中靠邊停下來，回過頭，有些茫然地，透過滿天塵土望著我們的汽車弛過。但在緩慢中，當地人的眼界和心態也因為西方遊客的到來而引起很多微妙的變化，比如漸漸知道家中的銀飾和刺繡是可以作為商品出售換錢的，原本作為節慶和祭祀的一部分的歌舞，也可以因為旅遊團出價而表演。當然遊客們也吃盡苦頭，道路是極壞的，很多地方的招待所服務低劣，且不太衛生，飲食也未必合口味。至少我就帶著法國人去吃過豬大腸火鍋的。
但是，似乎也沒有人抱怨過，至少在吃的方麵。
凱裏附近的一個叫青曼的小寨裏，有一個叫楊飛龍的苗人，畫得一手好農民畫，更奇的是，他喜歡製作模型，他曾經做了一個可以放在手掌上的織布機，有一個小小的梭子，而且還有已經織了一小段的布。距離黔東南的州府僅幾十華裏的郎德，是遊人必去的著名苗族村寨。他們的儀式，由寨裏的巫師——他們叫“鬼師”——主持，會把珍貴的銅鼓，抬來放在廣場的中央。老巫師去世後，聽說還有人要爭著坐這個位置。苗人是愛酒的，但是我必須強調，他們的勸酒有種戲噱的成分，隻要你說不會，並不會強迫你。有幾次，我甚至遇到聲稱自己不太會喝酒的苗族男主人。有一次，我在郎德寨中遇到一位穿苗裝的少婦，卻說著一口地道的北方話，聊下來才知道，她姓張，原是北方什麽小城市的漢族女子，有一份固定工作，她的丈夫是郎德的苗族，在她的城市裏工作，後來因為家庭原因，男的必須要回到山寨，她就突破重重困難，跟他到了郎德。從一個北方城市，到一個南方山寨，從漢族社會，到苗族社區，我完全可以想象這個張女士所麵臨的挑戰會有多大，我想她的父母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的。有一家青年雜誌，甚至把她的故事登出來了。但至少在我們看來，張自己似乎覺得幸福，她總是微笑而且禮貌的。但是環境畢竟改變了，她甚至也和其他的苗族老婦女們一起，拿著刺繡工藝品兜售，圍堵我們的客人，但是她的激烈程度，始終遠遠不如那些本地老媽們。後來我再去的時候，她有了孩子，而且在寨子裏開了第一家雜貨店，大概就不用再圍堵遊客了。
黎平縣的肇興鄉，是在貴州通往廣西三江的必經之地上，也是遊客在貴州住宿的最後一晚。盡管客人在每個城市都住在當地最好的酒店，但那時的肇興鄉，最好的“酒店”就是當地文化站的小木樓。木樓有三層，第一層一進門是一間空而大的堂屋，可以供遊客晚間看侗族歌舞表演用，二樓有文化站的辦公室，多餘的地方放上兩副桌凳，就成為餐廳。不過，這個桌凳不是大圓桌和高靠背椅子，隻是當地特點的一個低低的六邊型小桌子，中空，冬天放火爐的。三樓是幾間客房，還算整潔，然而沒有單獨的衛生間。衛生間設在整個木樓的一角，象個空中小樓閣，可以用從山上引來的水衝，根本沒有什麽糞池之類，很清潔，也很機巧。它的設計者是管理文化站的陸站長，陸是侗族人，用了漢姓。接待客人，客房管理，做菜的工作由他的老婆陸大姐負責。夫妻都很熱情，厚道，陸大姐據說年輕的時候是個美人，我見到時，她已中年，身材也臃腫，但五官尚是清秀的。這座侗族的鄉鎮，擁有五座侗族最有代表性的建築——鼓樓。鼓樓為木建築，且不用釘卯，以木柱本身陰陽榫接，外觀是塔型，最大的可多達十三層，是侗族傳統的議事，聚會的所在。侗族衣飾不似苗族繁服，一般的盛裝是牛血染過的土布做的，看起來呈棕色，反光。侗族女孩能唱完美的和聲，穿透聽者胸腹，其歌唱以天籟形容，也不過分。傍晚無聊，我們有時就在文化站的辦公室裏聊天。文化站有一位老年輔導人員，人稱曾老師，是漢族，皮膚黝黑，顴骨高而眼有神，他有時會應邀請為我們拉二胡。這時天色已暗，二胡的聲音從窗口傳到黑暗的空寂中，曾老師的棱角分明的側影在昏黃的燈光下如同雕塑。
有一次，我和司機在外麵一間小餐館為客人安排用餐。餐館的服務員是個原來沒有見過的小女孩，大約十七八歲，眼睛圓圓。她的衣著象是城裏的，聽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倒像是貴陽來的，但這裏是貴州的一個角落，距離貴陽坐車須兩三天。我們問她，她說她的父親是貴陽一個工廠裏工作的，母親是這個肇興的侗族，她在貴陽念了中學，大概沒有考上什麽學校，或是還有別的什麽原因，父母離婚什麽的，就回到肇興來打打工。“你很象我的一個朋友”，她對我說。是她過去的男朋友吧，我突然惡作劇地想，然後邀上她和那老司機，去到一座鼓樓邊給他們拍照。拍完後，我說，下次我再來的時候，把照片給你，她很高興。後來，那老司機老到地說，這種地方，她呆不久，遲早要跑的。等到下一次，我又和那老司機去到肇興，她果然已經不在那家餐館，似乎老板也語焉不祥。
照片沒有送出去，有點憾然。我且莫名地有一絲古人般“人麵不知何處去”的感觸。她會有怎樣的將來呢？
還是在貴州的東南部，我們還經常去江邊一個叫重安鎮的地方，屬黃平縣。這裏可以乘車到達，也可以坐木筏漂流而至。這個鎮的集市非常有名，賣很多有趣的東西，還可以看到在路邊用傳統方法染布。在這裏過夜，我們住在一個叫“小江南”的私人客棧。“小江南”原本臨江而築，坐在寬大的露台上，就可以看到平靜的江麵，以及江對麵的山和村寨。客棧的老板是一位本地老人，姑且叫他龔先生。龔先生算是當地的一個文化人，他開朗，喜歡寫點小文章，也喜歡攝影，他的客棧牆上，貼著他自己拍攝的照片，書寫的對聯。大概因為外國客人比較滿意，“小江南”上了西方某種旅遊指南書，然後很多的背包客就都樂於來投宿了。龔先生說，住得久的客人，隻要自己願意，可以到集市上去買菜，在他的廚房裏做，他是很開通的。到了夏天，江水會漲起來，有一年將“小江南”以至門口的公路完全淹沒了。龔先生當然也已經賺了錢，為了避免洪水，就開始在對麵一座山坡上新建客房。龔先生把山坡上的新客棧修成了一座莊園，有大門，客房，自己的住房，亭子，小院，還養了一條大狗。他喜歡用楊梅等水果，泡成各種果酒，在自己的房間讀唐詩，房裏還一架小學校常見的那種風琴。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國客戶，就在春天的傍晚，坐在山上的小院裏，與龔先生飲酒聊天。那時，小鎮已經有一對從桂林來的姐弟倆，修了一座更新，更高級的旅店。美國客戶彼得對此非常不滿，因為他覺得隻有龔先生才是真正愛這座小鎮的，外來者無非是為賺錢而來。不過龔先生仍然微笑著，說他並不介意，生意大家做嘛，隻要他們做得好，對當地也是有貢獻的。臨別的時候，平時向來玩世不恭的彼得說了一句話，由我翻譯轉達給龔先生。他說，龔先生是一個小人物，而有一顆博大的心。這句話也說得很美，彼得可是耶魯英文係畢業的。當我們談話的時候，龔先生的太太有時會過來，問一句什麽，眼裏全是柔和的笑。在這座莊園的最高處，有一座精心設計的墓地，仔細讀墓碑，才發現這是龔先生前妻的墓，那我們所見的，原來是他續弦的妻子。
我來美國以後，彼得有兩次開車路經我住的地方，與我同吃同住幾天。招待彼德這家夥是最容易的，因為他刀槍不入，百毒莫侵，什麽條件都能睡著，什麽食物都吃得下。他當年為了不參加越戰，投身和平隊去極為艱苦落後的非洲地區教小孩學英語，從此深愛上非洲和亞洲民間文化，開始從事工藝品收藏，售賣，以及組織民俗考察旅遊。2012 年5月，我從一位朋友那裏聽說，彼得因肺癌已經於2012年3月在泰國辭世。我想，世界上一個熱愛貴州少數民族，熱愛小江南的人走了。
這三年的時間，讓我有機會部分地了解貴州少數民族文化，交了一些旅遊界同行朋友，也培養了對攝影的愛好。有一次，在1998年左右，在一個非常邊遠的山村裏，我自己也用剛買的尼康單反相機拍照。看到一個小男孩，大約八九歲，神情怯生生的，我對著他拍照，他就用非常清澈和純淨的目光盯著鏡頭。我拍完了，覺得隨便對別人拍照畢竟是不禮貌的，哪怕是一個孩子，一時想不出什麽，就從口袋裏掏了一塊錢，放進他的衣袋裏。他還是那樣呆呆的，不拒絕，也不會說感謝。後來，我在美國見到彼得，他竟然提到這件事。他說，其實他在另外一處看見了我給錢的一幕，他很感動，覺得我是真正去感受鄉村和少數民族。
接下來我從事的工作是在《貴陽晚報》做編輯和記者。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我做了兩件比較特殊的事情。第一是在貴州省組織對北京地區和華東地區大規模旅遊宣傳的時候，尋找機會參與進去。不僅對當時分管旅遊的貴州省副省長，後任建設銀行董事長，證監會主席和山東省長的郭樹清進行了有關部門貴州旅遊業發展的專訪，還按照我們對郭樹清作出的承諾，將一天的《貴陽晚報》正常版麵中斷，編輯成了一個全麵介紹貴州旅遊資源的特刊，供郭樹清和他率領的代表團帶到訪問地和說明會現場。與郭樹清的短暫見麵給我留下了很不錯的印象，他的確是一個學者型的官員；第二是發現了我的旅行社前同事周建兵手上的一批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晚清時期在貴州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被印成了明信片。我把這些明信片刊登在報紙的一個版上，配上我和報社同事周之江一起拍攝的貴陽天主堂的照片，成為一個專版。當時報社領導覺得我們的創意過於曲高和寡，但沒有想到，幾年後，因為我們率先公布這批照片並介紹其來曆，貴陽市的外宣部門專門把它們重新出版成一本畫冊，配上一個當代法國旅行家和攝影家的圖片。我在2011年參加了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視覺化亞洲” （Visualizing Asia）學術會議，在會議上對來自美國，歐洲，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學者展示了這些圖片，也引起了很大興趣。
四
曆史學著作，我記得那時讀過的隻有幾本： 保羅·柯文關於王韜和晚清革命的書《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袁偉時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我感覺 我對晚清曆史更感興趣。真正開始接觸曆史學是從2001年春天開始。2000年夏天，我２６歲，拿著一封國際學生辦公室副主任，我一生的朋友鮑勃臨時寫的介紹信，走進佐治亞州立大學曆史學家，鮑勃的好友任達（Douglas Reynolds）博士的辦公室。此時我認識鮑勃剛剛一個小時。我直言不諱地說，我在中國做過種種工作，現在希望讀曆史學碩士。我厚顏無恥地表示，我不但希望能被錄取而且要得到獎學金。中日文化比較專家任達很高興，我估計他也沒有幾個對中國曆史很感興趣的學生。他和我談起了孫中山。任達對孫中山不以為然，但我對任達的觀點也不以為然。我提到了袁偉時這個名字，因為我所知道的學者實在不多，任達說，他自己的著作《新政革命與日本》正是袁偉時推介譯成中文， 1998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借給我一本，要我讀後再去找他。大概我的簡單直率和比較好的口語表達幫了我的忙，加上我在國內已經考過托福和GRE：托福630分，GRE的verbal 590，數學640，不是很壞，數學分數還讓我沾沾自喜。接下來比較順利了，2001年1月，我正式坐在了佐治亞州立大學的教室裏。
我當然知道，美國並不是一個適合文科生生存的世界，但是我也相信，人的一生總是要過的，不做這個，也得做那個，而對於一個人來說，隻要能生存下來，其餘的事無非取決於你的意願和運氣。在2000年我剛剛到達美國，除了隨身帶的幾年工作省下來的幾千美元以外一無所有的時候，我在自己的筆記本寫下了自己的意願：我想從事對中國現代史，思想史，文學史的研究。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從駁雜的不求甚解的廣泛閱讀，轉向比較專業和係統的讀書方法，開始了解曆史學界的一些基本範式，趨勢和方法。最初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本書，是在美國城市史討論班上讀到的一本以一名妓女的日記為主要資料的社會史著作，我第一次感覺到，曆史不僅可以關於“革命”，“戰爭”和“大變局”，也可以關注普通人。在早期現代歐洲史課堂上，也是關於小鎮普通人生活的著作更讓我喜歡。在曆史學入門的課上，教授給我們布置的一個作業是去亞特蘭大卡特中心，利用這裏的檔案資料寫一篇小論文，我自然地對中美建交這一段曆史最感興趣。作業現在早已不見蹤影，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檔案材料是1979年前後一些來自美國民間要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呼籲，這些信函寄到白宮，不論對官方決策起了多大的影響，至少讓我們看到當時社會的思潮和趨勢；另一個發現就是，中美建交公報一發表，第一個發來賀電的第三國領導人是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而正是他促成了基辛格1971年的秘密訪華。不過最終我2002年的畢業論文沒有繼續探索中美關係，而是把興趣放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對五四運動的回應，以及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運動。雖然有過很多次的機會和可能，我最終沒有成為基督徒，寧願自己的思想永遠處於散漫的無政府狀態。
我以平均三至四天讀完一本書的速度，連續讀了幾年曆史，五年半以後，從紐約州立大學獲曆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與王韜保持通信聯係的晚清思想家鄭觀應，並在畢業前被聘為阿勒格尼學院曆史係助理教授。學習和研究曆史的過程是一個訓練和轉換思維方式的過程，例如，我必須不斷反思個人立場和學術研究的關係，激情和冷靜的關係，觀點和材料的關係，理論模式和曆史事實的關係。在這一點上，現在複旦大學高等研究中心主任鄧正來教授曾給予我難忘的當頭棒喝。他曾在審讀我的一篇稿件的時候，直言指斥我的文章不是學術，是“宣傳”，過後我完全重寫，把這篇文章在他主編的《中國書評》上發表了。就個人偏好來說，我是喜歡魯迅的，喜歡他既冷峻又熱誠，既認真又調侃，既厚道又刻薄的矛盾組合，但在同時研讀魯迅和胡適二人後，慢慢覺得，魯迅不可學，而胡適可學，因為麵對同一現象，在魯迅冷嘲熱諷的時候，胡適會不厭其煩地條分縷析： 一，二， 三，每個數字下麵還有A，B， C…隨著中國逐漸邁進中產社會，這種看似枯燥無味的學術思維方式必將逐漸取代魯迅式的憤激和冷嘲。不論從任何意義上說，我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我對魯迅的欣賞和崇敬超過對胡適。我對魯迅的尊崇並不等於同意的他的左翼政治立場，而是因為他的才情，他的深刻，他的辛辣，以及他的掙紮。事實上，我永遠同情經叛道內心瘋狂的藝術家，支持獨立思考的，以個人的力量挑戰和蔑視體製的人，不論是在共產黨社會裏的自由派，還是西方社會的左派。
居住在紐約州州府奧爾巴尼期間，曾租住一個華人項太太破舊房子的一個小房間裏。房子外麵油漆得很象樣，內裏一蹋糊塗。最要命的是竟然有老鼠，而我不但下藥去毒死它，還得清理屍體。我這生平最怕老鼠的人回憶起這事來都渾身發顫，但我又特別清晰地記得它被我毒殺以後痛苦在地上爬行的情景。可是這房東老太太的經曆倒頗和曆史有關。她祖籍蘇北，後來遷到台灣，她丈夫曾是宋美齡舉辦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一名小學員，那時宋美齡還沒有去世，但也已經一百歲左右了，每年的某幾天，房東太太和丈夫就要去紐約宋美齡的寓所給她祝壽。有一次老太太從宋美齡家回來，帶回來一本宋的英文著作，她說，宋美齡現在好老了，她的記憶力已經衰退得厲害，比方她會問客人，你們是不是基督徒啊，人家剛回答，她過一會又問，身邊人就提醒她，老夫人您已經問過了。當我隨口說宋慶齡是“國母”時，房東老太立刻正色然而不屑地說：“那是你們的國母。”
環境，意願，機會。個人和時代的因緣際會讓我走了一條自己沒有想過，也沒有特別計劃的道路。當我在亞特蘭大一邊打餐館工一邊讀著在周圍人看來全無用處的曆史的時候，當我身邊的人都在學習和討論“有用”的專業時，也從來沒有想過退學，甚至沒有想過改變專業。2001年，當我毫無用處的碩士畢業，過去的客戶讓我不要再讀了，去他在亞特蘭大經營得很不錯的旅行社工作，並提出給我辦綠卡的時候，我竟然謝絕了。我想，一個人堅持做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並沒有那麽偉大，更不需要唱高調，隻需要簡單而正麵地回答自己內心的問題：你喜歡嗎？這樣做你覺得快樂嗎？就可以把剩餘的一切交給命運。周賢倫曾經對我當麵做過一個評價：你是一個過精神生活的人。我對此厚顏無恥地毫不否認，但想補充的是， 我絕對不反對物質和金錢。過精神生活本來就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物質——不論是鮮衣，美食，好酒，還是一架高級的照相機，或者一枚戒指，如果它們是美好的，給我們帶來真實的愉悅，有什麽理由拒絕呢? 然而它們終究不是我的人生目的。
對我來說，一個重要的自我轉化，是從一個文人變得更象一個學者。我從小所受的影響和自己的氣質都更接近文人藝術家，但最終的職業生涯和價值取向是學術的。作為文人，很容易肆意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和觀念，對每一個感興趣的話題，都可以發表看法，他們依賴的激情和對藝術的感悟，但學者必須冷靜，理性，和專業， 不能任意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表意見，不對自己沒有經過深入研究的論題提出看法，因為學者的看法必須是嚴謹和有邏輯的。我不想評判二者的高下，隻能說，中國曆史總體上不缺少古典文人才子，但缺少現代學者，另外，采用學者的思維和習慣讓現在的我感覺更為舒適。然而，我仍然喜歡流行音樂，喜歡看《中國好聲音》，也喜歡看《非誠勿擾》，欣賞和關注賈樟柯的電影。當我聽陳楚生的歌的時候，還是會有所觸動，覺得很好聽。我想，再無聊的流行文化，也比一個不允許流行文化存在的製度好。
五
我自己是很願意把自己放進“七零後”這一類別裏，也願意承認“七零後”這一類別的存在，原因是“七零後”沒有五零，六零後上山下鄉的苦澀，沒有受教育權被政權侵奪的遺憾，也沒有自憐和悲情，而和“八零後”相比，“七零後”的成長環境可能更為寬鬆和寬容，社會壓力相對較小。有人說，“七零後”是低調務實的一代，我也完全讚同。“七零後”沒有強烈的理想主義，但又似乎有那麽一點理想色彩和底線。“七零後”成長受益於國家的開放和機會的增多，也受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社會文化氛圍的影響，包括流行音樂和搖滾， 也包括某種程度的頹廢，自嘲和玩世不恭。本能地和不定期地自嘲及嘲弄他人象是一種精神解毒劑，使我和自己，和環境都保持一種比較的健康的距離。
從理論上說，我是一個“曆史學者”，而且的確在中國思想史，近現代文化轉型方麵努力，但我更喜歡“知識份子”這個聽起來過時的詞，因為這個詞意味著關注，擔憂，批判，和情感。曆史學是社會科學嗎？我覺得是人文學科，我不介意自己不是“社會科學家”，也不認為這特別重要。我覺得自己是人文曆史學者（humanistic historian），如果不夠合格，那就算曆史學愛好者。這也並不重要。過去所有的經曆，其實讓我對底層和少數民族的生存有了一定的體悟。在文化立場上，我不是一個“漢族中心主義”者，我似乎本能地站在“邊緣”看“中心”。在今年，我和旅美上海籍曆史學家王晴佳教授就“新清史”和“漢化”問題通過電子郵件有過一番不大的辯論，在往還中，我告訴他，我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曆，讓我一直覺得，我看到是另一半中國。
作為一個曆史研究者，我把自己微不足道的經曆和感受作為研究當代史和普通人經曆的原始材料分享，因為我自己也是曆史的承受和旁觀者。在四十之年寫下來，是因為相信四十歲以後的人生很難再有戲劇性的波折和變化，屬於“一眼望得到頭”的，而“一眼望得到頭”的人生，是二十歲時的我，曾經多麽懼怕的啊。
2012 年1月 寫於美國賓州西北部冰天雪地中
2014年1月在美國賓州西北部冰天雪地中續寫
2014年8月，賓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