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中國不高興》全書的風格和它的標題一樣，非常直白和口語化，但問題似乎也出在這裏。“不高興”這種表述方式甚至比不上《中國可以說不》，因為後者可以算是一種建議，或策論，其實還是暗含了一種選擇性—中國可以“說不”，但也還可以“不說不”，或者什麽也不說，但非常主觀和情緒化的“不高興”就容不下第二種可能性了。對於這類以煽情為主要手段的書來說，通俗易懂，簡潔明了而又隨意性很強的口語體可以引起一些讀者的極大興奮，但對於嚴格的說理來說，肯定是遠遠不夠的。再以徐賁先生已經舉過的例子來說，“美國貿易赤字，說穿了···一是搶，二是騙。”徐賁就此所批評的“過度簡化”就是以不嚴謹的口語體寫作本該很嚴肅的政論文的必然結果。因為一個需要仔細論證的問題：“如何搶和騙”被口語的“說穿了”一下就跳過去。這種過度簡化的一個問題，就是用一兩句斬釘截鐵的斷語代替分析，而分析（analysis）是美國學生的寫作訓練中最基本的。徐賁先生作出批評的參照係是“書麵寫作的說理”（p2）問題正在這裏。讀到這裏，還想到胡適之先生如在，或許會說一句：“拿證據來。”但證據他們很難拿，屢屢犯徐賁所說的“無憑據推理”，其實是因為這些作者雖然放言高論，但具體到經濟學和金融來說，可能完全是門外漢，專業的憑據和數字肯定拿不出來或看不懂。門外漢本來沒有關係，但跨越學科，在自己不真懂的領域發議論就帶有江湖術士的味道了。
P4. 建議考慮把宣傳的英文“propaganda”寫在中文之後和拉丁文之前。這個詞在西方和在中文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和政治色彩。可以說，這個詞在西方基本是一個負麵的詞語，因為站在它背後的就是意識形態“Ideology”， 人為和虛假（factitious）的“宣傳“所傳達的並非真相，僅僅是貫徹意識形態的一種手段。而意識形態本身意味著全體主義，未來主義和烏托邦，內在地含有欺騙性。（參看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事實上，中國的黨政部門光是使用“Department of Propaganda”這個英譯法就已經足夠令西方受眾反感，而且使所謂對外宣傳起反作用。《鴻》的作者張戎很聰明，明白這一點，她的父親是四川宜賓地區的“宣傳部長”，但她在英文寫作中卻故意翻譯成英國式的“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以免她可憐的父親的形象大打折扣。
p.6． 人權問題上不僅存在混淆定義，還存在另起爐灶，自行定義的做法—生存權。
P.9 第九條和第二十六條似是同一問題，即熱衷於代表別人，動不動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 代“老百姓” 立言。結果似乎是，過春節的時候，就必須“咱老百姓，今兒真高興”，似乎你那天要不高興就等於自絕於人民，但一聲“中國不高興”了，你偷著高興呢，你叛國了？
p. 9 第十條很精彩。恫嚇與訛詐和綁票無異。（“你們的小命都在我手裏，我一撒手你們就玩完”）似乎恫嚇和耍橫（第三十一條）可歸並。
用市井流氓語言耍橫在《中國不高興》中隨處可見：
例如：
"去你的，我們憑什麽要取得你們的好感，你們好好考慮考慮我們的好感吧···你懂不懂，將來我們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取得我們的好感，我們就揍你"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講道德！”
讀這幾句，感覺是王朔小說裏的“頑主” 在講話。而“揍”的意思是發動戰爭還是作者個人揍另一個西方人？不清楚也不需解釋。
p. 10 第十六條。最近讀到《社會科學文本翻譯指南》（學術中華網站），對這一點有點領悟。指南說“compromise ”這個詞在英語中和在俄語中含義不同，在英文中無貶義，俄文中有貶義。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的革命極端主義很大程度上從蘇俄承襲而來， 甚至有過之，“妥協”即意味著投降和失敗，所以毛絕對不能容忍赫魯曉夫。但“妥協” 恰是英美自由主義傳統的精髓之一。“雙贏”這個詞在中國似乎近幾年才出現，本質上也就是妥協的結果，隻是好聽一點。
p.10.第十八條。除“我錯你也錯”以外還有一種“抬杠”—為爭論而爭論。魯迅諷刺過的中國人心態—“你講衛生，我偏吃蒼蠅。”你批評我們的遊客不禮貌不衛生，但這就是我們的文化。自然界本來就沒有絕對衛生，我們不衛生，說明我們親近自然。第三十六條的武大偉文化相對論，我覺得本質上就是無謂的抬杠，還沒有“文化相對論”那個高度。
p.11.“最“的濫用簡直可以叫做語言的通貨膨脹。美國人指導大學生寫論文，會專門叮囑說話要留有餘地，不必堅持在每一個論點上都咄咄逼人，有時稍作讓步效果更好。（Jim Cullen, Essaying the Past, Wiley-Blackwell,2009）其實這本算是中國的古老智慧和民間傳統,不必跟西方人學，但當代政治文化中的全體主義和絕對主義導致“最”的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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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一條——“故作豪邁”：“中國應該有什麽樣的大目標？我認為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為世界人民帶來福祉。”（《中國不高興》）指導世界，把紅旗插遍全球的大目標毛澤東早就有過，也並不成功。但至少毛的目標明確—指導世界革命。這群作者想要管理哪方麵呢？ 經濟秩序，政治製度，生活方式？不清楚。
再加一條：違反邏輯的深文周納
還得回到毛澤東。在毛《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中，有這樣一段話：
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曆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斐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麽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麽廣大，人口那麽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
在這裏，毛澤東看似雄辯滔滔無人能敵，其實就已經犯了很大的錯誤。艾奇遜的觀點正確與否不論，他的論述確有特定範疇，就是在中國近代史範圍內，對人口和社會危機的關係作出闡述， 暗示人口過多和吃飯問題是導致革命發生的一個因素。但是，首先，艾奇遜並沒有傻到認定人口過剩必然導致革命，沒有說中國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人口問題造成的，也就是說，人口過剩隻是一個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第二，艾奇遜並沒有把他對中國的特定觀察無限地擴大到世界範疇，用來研究美國，俄國和蒙古，他的觀點與蒙古發不發生革命完全無關，因為蒙古完全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個案研究。因此，毛澤東的反駁“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其實都是無的放矢。毛先把充分條件偷換成必要條件，再無限擴展，引申和假想了一個“艾奇遜”的觀點進行打擊。另一方麵，也正由於毛本人有一種全體主義思維模式，才會認定對方也會和他一樣要把一個模式放之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