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篇小說不再是對最當下的生活的描摩，也不再是對未曾經曆過的曆史的虛構，而是聚焦於一段在中國現代史上非常特殊的歲月，這段日子對作者本人來說記憶尚存，它不算是眼下，又尚未滑入久遠的過去。但是這種再現，既不是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中的控訴，也不是對現實瑣碎的羅列，它們以一種孩子的真切和成人的冷靜態度，些微的溫情，把改革前或初期的社會和家庭生活呈現給我們。
莫言的《賣白菜》，開篇就把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是“1967年冬天”，一個任何中國成年人都知道是什麽時代的時代。小說的語言平實極了，幹淨極了，故事也簡單得要命。12歲的“我”，跟著母親去集市賣白菜，本來說好了要留著過年包餃子的大白菜，為了換錢，不顧“我”的流淚懇求，也不得不出賣了。在集市上，一個挑剔的孤寡老太太來買白菜了，她把大白菜外邊的菜幫子撕了又撕，最後後讓“我”用剛剛學會的乘法算了帳，賣掉了。等我放學回到家，已經賣掉的白菜又回到了家，母親“眼睛紅紅地看著我”，說，“孩子，你怎麽能這樣呢？你怎麽能多算人家一毛錢呢？”最後母親哭了，小說的結尾是這樣一句話，“這是我看到堅強的母親第一次流淚，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賣白菜》裏的有一個家，但家裏似乎隻有“我”和母親相依為命，一同侍侯地裏的白菜，一同去賣菜。這一個母親，還隱然有著《紅高梁家族》中的我奶奶和母親的那股倔強，為了不讓“我”哭，她惱怒地喝斥我，用“凜冽的聲音”教訓我，但是看到“我”手上的凍瘡時，又用一種“讓我感到溫暖的強調”對我說話，直到母親的誠信被“我”摧毀了，這才徹底感到悲傷。讀著這篇小說，仿佛在想象中體驗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年代的北方農村，那徹骨的冷，和徹骨的窮，又忽然回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中描寫過的貧窮而堅定的俄羅斯婦女，也讓我想起莫言寫於八十年代的一篇大約叫《老槍》的短篇小說，那裏也有一個堅強的母親···《賣白菜》裏的母親有堅強，還有短暫的欣喜，可是卻再也沒有《紅高梁》中的那種浪漫主義。母親本來就是小腳，又“在過度的勞動和艱難的生活”中壓彎了腰，卻還得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一步一步”背著白菜去集上賣，父親缺席了，豪邁馳騁的餘占螯也沒有了。“我”是一個不停流淚的男孩···我想，是不是當莫言在20世紀80年代描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時候，他隻是在寫一段傳奇，一種想象，象在寫一個異國，那裏撒尿都可以變成好酒，而當莫言寫到公元1967年的時候，每一個細節，都象那個裝白菜的“結滿了霜花的臘條簍子”一樣，真實得不敢肆意想象，不許魔幻，隻能現實。
以匱乏為特征的六，七十年代，在時已中年的中國作家們的心中一定是揮之不去的。將來的人們未必能真切地再現那種一家四五口人圍著火爐吃飯，商量著如何使用布票，如何弄到自行車票的日子。隻有經曆了從匱乏社會到如今大眾消費時代的一代人，才能恰如其分地複製出來。蘇童曾經成功地把上世紀初葉的深宅大院，妻妾成群寫得詭秘怪異，寒氣森森，曾經把自己的長篇小說《我的帝王生涯》稱為“夢想中的夢想。”但在2002年的《白雪豬頭》這篇小說中，蘇童也以極為平實的語言複歸到現實，描述了一個當代家庭的生活。小說的時代背景，盡管並不確定是否在“文革”中，卻也是在那個短缺經濟，憑票供應的年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依賴著布票，煤票，草紙票。這篇小說也以第一人稱，也從一個孩子是視角，來寫一位母親。這個家庭，比上麵提到的稍好一些，住在城鎮裏，雖然不用自己去賣菜，但是母親每每淩晨就得提著籃子去國營肉鋪排隊。盡管如此，還是很難買到豬頭肉。母親懷疑肉店營業員張雲蘭私藏了豬頭肉，但沒有證據，而且，也不敢得罪張雲蘭。“我”兄弟姐妹五人都愛吃肉，但家裏“鐵鍋長年少沾油膩葷腥，極易生鏽。”母親為了拍張雲蘭的馬屁，按要求替她做五條褲子，然而當母親做好了褲子，張雲蘭卻調走了。除夕前那天，張雲蘭卻在大雪中意想不到地來訪，她帶來了豬頭，和一雙“溫暖而時髦”的新尼龍襪。蘇童塑造的這個家庭，與莫言《賣白菜》中的家庭一樣，父親從未出現，由母親承擔一切重擔，但是同樣地在艱辛中憑借家人的相依為命感受人世的溫暖。然而父親為什麽缺席？是在貧病中過早地去世，還是被發配到什麽地方——這本身就是一片沉重的空白。
複製六，七十年代，或許已經成了作家潛意識中的一種社會使命感，抑或是對自身經曆，乃至整個民族命運的一種祭奠儀式？還是在這一本選集中，遲子建以《花瓣飯》來描摩文革歲月。《花瓣飯》寫的，還是一個家庭，敘述者“我”排行老二，十二歲，是十五歲的姐姐的妹妹，是十歲的弟弟的姐姐。小說開始的時候，我和姐姐在廚房裏做飯，爸爸由鎮小學校的校長，被貶為縣城糧庫的裝卸工，媽媽因為生長在黑龍江中蘇界河邊上而被打成“蘇修特務”，經常被揪出去，帶著高帽子遊街。“我”曾為維護母親的尊嚴和一個女同學打了一架，而姐姐在班主任老師的授意下，寫一份和父母的決裂書，否則就加入不了紅衛兵，年幼的弟弟對父母則完全沒有恭敬之態，因為他已經把父親看成了“臭老九”，把母親叫做“蘇修特務”。在一個晚上，父親回家後，沒有見到母親，因為擔心就出門去找，母親回家後，看見父親不在，又出門去找。“我”和弟弟無休止地爭吵，拌嘴的時候，父親回來了，看見母親不在，又返身出門再去找母親。“我”和弟弟於是開始炒父親帶回來的黃豆當零嘴。這時母親卻又回來了，姐姐告訴母親，父親很擔心她，“這個‘蘇修特務’聽到這番話後，眼睛裏就泛出了溫柔的亮色了。” 小說的最後，父母一同回家了，帶著露水，而母親竟“嬌羞地抱著一束花。” 全家人終於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母親一搖晃，有花瓣落在飯上，沒有人舍得把花瓣扔掉，而是把花瓣連同飯一起吃了。“那是我們家吃的最晚最晚的一頓飯，也是最美最美的一頓飯。”
莫言對農民的苦難的把握是令人驚歎的，這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已經表現出來。他在《賣白菜》中描述的農民母子生活最是殘酷，而母親的主要意義是成為一個道德至高點。相較而言，蘇童和遲子建筆下的生活更溫情一點。蘇童寫的母親更代表了母愛，遲子建筆下的母親則更多地代表了夫妻之愛。他們似乎都在盡量地嗬護著什麽，小心翼翼地讓一個殘酷時代在孩子麵前展現一點點亮色，不論是道德還是情感，就把這當作是“救救孩子”吧。如果連一個孩子的眼中都已經看不到美好，這個社會存在的意義何在。而美好，似乎隻能在相濡以沫的家人中尋找，絕不是單位，也不是農場。這似乎不僅僅是時髦的“懷舊”，因為不是每一個“舊”，都值得去懷。和社會政治的不可捉摸相比，家好歹還能讓人抓得住，親情也不會那麽翻雲覆雨。然而這種複現，與其說是真實，倒不如說也隻是一個夢想和願望，其實在文革中撕裂和反目的家庭，何其多也，可是文學家恐怕已經不忍再去揭這一層皮了，再揭下去，這個民族就徹底體無完膚。因此，雖然遲子建的描述中已經暗示了父母權威的顛覆，終究不忍深入下去。
今天人們的目光，怎麽會突然不約而同地回歸七十年代呢？而小說中故事發生的空間，又為什麽總是家呢？出現於本世紀初年的《孔雀》這部電影，也是這種複製努力的一部分，它把一家五口在走廊上圍著火爐吃飯，做西紅柿醬，做煤球，男孩用粉筆把藍色球鞋塗白的日子，竟也一點一滴地展現在銀幕上，伴著略帶憂鬱和和迷惘的旁白。顧長衛這一代人，仿佛不約而同地找到了一個恰當的時機，在經曆了八十年代的狂熱，九十年代的迷惘之後，回過頭去直麵那個匱乏的時代，但是他們又都不約而同地避開了血腥和政治，避開了控訴和忿懣，而是把所有的隱藏於幕後的扭曲和壓抑，都消解在家庭僅有的那一點溫馨中。八十年代的人們，畢竟在控訴過去的時候，同時懷著對未來的憧憬，然而，當“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的憧憬變成現實的時候，社會卻已經處在一個更加微妙的關口，現實的不確定，物質主義的冷漠使得人們在回首當年的時候，多少有了一點寬容。而能夠支撐起你的寬容，軟化你的憤怒的，除了家庭還能是什麽呢。在那段機械呆板的，物資緊缺的生活中，說真的，還有什麽能比一個風雨飄搖而又風雨同舟的家庭更能給人以溫暖？恐怕每一個人的記憶裏，都有那麽一兩個突然停電之後，全家人點上蠟燭，圍爐而坐的深夜，一家一同去看新電影的傍晚，過年從父母手裏接過新衣服的快樂，在這些短暫而快樂的時刻，外部世界又發表了什麽鳥社論，當紅衛兵是什麽標準，都見鬼去吧。
是的，中國人有著強烈的家庭觀念，但這不單單是傳統道德使然，也是社會政治變動造成的心靈的必然歸宿（抑或龜縮？）和逃避。這正是匱乏時代和家庭兩個主題交織著同時浮現的意義。英國的約翰生博士曾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避難所”。那麽，“愛家主義”就該是非流氓的最後避難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