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京·仙台
1905年，二十四歲的魯迅在日本仙台的醫學校裏，看了中國人做看客又做刀下鬼的幻燈片，當下如一道閃電，晴天霹靂，中國的文學史和思想史從此準備著“翻開新的一頁”。按魯迅在《呐喊·自序》裏的說法，在這次頓悟之前，他原本真是打算做醫生的。
這段魯迅思想軌跡幾乎家喻戶曉，但置之當時當地的環境，卻不能不說魯迅從一開始就顯露了他的卓爾不群。1902年，章太炎會見孫中山，欲在東京舉行反滿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因為日本警察阻撓，後改在橫濱舉行。1903年1月20日，浙江籍留日學生創辦《浙江潮》，同年5月，留日學生鈕永建等人以拒俄為契機，正式成立“軍國民教育會”，其局勢之如火如荼，並非一句“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可以概括的。1905年1月，宋教仁在東京創立宣傳革命的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同年8月13日，留日學生在東京召開歡迎孫中山大會，20日，同盟會正式成立，推孫中山為總理；10月6日，留日學生召開戊戌庚子死難諸人紀念會；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12月8日，陳天華為抗議日本頒布留學生取締規則，於東京投海自殺。1905年的日本，尤其是東京已經成了一個沸沸揚揚的中國革命大本營，魯迅的留學生同學中的激進分子早已摩拳擦掌，孫中山終於完成和留學生群體的整合，這些無疑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件劃時代的大事，然而所有這些在曆史上留下印跡的大事件、這些著名的印刷品、人物和熱烈的氣氛全加在一起，居然都不足以徹底改變魯迅。他雖然在1904年加入光複會，但又獨自在這一年離開東京，跑到一個中國人都沒有的仙台學醫學，然後靠著一個轉瞬即逝的課間幻燈片在1905年頓悟了自己的道路——這似乎也說明，魯迅是容易受到意外刺激的。
魯迅剛到日本的時候，也曾去會場聽慷慨激昂的演講，聽到一位當時的熱血青年後來的黨國元老在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西太後），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裏罵吳稚暉”，聽眾聽了都大笑，魯迅卻對這句俏皮話頓時“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臉”，魯迅覺得，“演講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1〕。此時的魯迅，年紀當在二十出頭，能在眾人皆笑的時候獨獨感到沒趣，真是冷靜得可以。在散文《範愛農》中，魯迅兩次用搖頭來表示對剛到的留學生的不滿，僅僅因為他們的行李中有為師母帶的繡鞋以及他們在車上禮讓。這裏見出，魯迅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內心裏反感和抵製一切輕薄、無聊、迂腐的言行，而且慣於俯視一切，睥睨群小。但同時，他聽演講一言不合，就覺得留學生不過如此，不再顧及演講的全部內容，也暴露了他敏感、偏激、喜歡冷嘲的天性——畢竟吳稚暉並非淺薄之輩——預示了他後來喜歡從小處攻擊對手的習慣，正如他自認“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2〕。
在1923年，魯迅已經成為名作家的時候，他在致孫伏園的信中，說自己“交際太少”；1924年，在致李秉中的一封信中，他又坦承自己“我這裏客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他分明是矛盾的，喜歡獨處，但又渴望別人的傾聽。從某種意義上，魯迅的性格甚至是被動的：“肯”字就表明，魯迅期待著別人來主動找他，而他來接受，否則他就生活在自己孤寂的思考中。魯迅的同門師兄許壽裳的回憶似乎也表明這一點。許壽裳在東京的日語補習班編《浙江潮》的時候，向魯迅約稿，魯迅第二天就交來了一篇《斯巴達之魂》，許壽裳稱讚魯迅“不謙讓，不躲懶的態度”〔3〕。但這裏也可見魯迅並非是非常主動的，他既沒有去編《浙江潮》，也沒有主動投稿。周作人曾在《民報》發表兩篇翻譯作品，而縱覽《民報》撰稿人，並不見周樹人之名。即使是《狂人日記》的緣起，也是因魯迅的學友錢玄同敦促的結果，因為一想到“鐵屋子”，魯迅不免悲觀且悲涼。再到後來，魯迅曾說自己是在“聽將令”，看來他也明白自己在很多時候其實是處在被動、被牽引的位置上。是啊，即令做了“旗手”，又何嚐不是被大旗所左右？再跳回去追溯，魯迅在十三歲這一年，家道忽然中落，他寄住在親戚家，有時被罵為乞食者，而這種境況與過去是天壤之別，使他過早地就看見了“世人的真麵目”。從這個時候的刺激開始，就注定了魯迅對他人和群體始終保持警覺，很難輕易成為激昂的附和者。
仙台的幻燈片打中了魯迅藏在內心的真正困惑。其實，在魯迅離開東京去仙台之前，他後來的思想就漸露端倪。許壽裳回憶說，魯迅在1905年以前就曾對他談到三個問題：
1．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
2．中國的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
3．它的病根何在？
因此，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候，魯迅竟然沒有問一個和最緊迫的政治相關的問題，沒有問如何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而是帶著三個柏拉圖式的形而上學的問題去仙台，他似乎已經預見了他身邊的革命者是未必能解決好這三個問題的，而後來果然驗證了。這幾個問題也為魯迅十多年後的一係列小說奠定了思想基礎。按許壽裳的說法，魯迅當時說過，他誌願學醫，正是要從科學入手，解決這三個問題，這與魯迅本人在《呐喊·自序》中的說法一致：“譯出的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他又說，原計劃是既要救治病人的疾苦，一麵“又促進國人對維新的信仰”。這讓人覺得，魯迅的人道主義曾經係於兩端：救身體和救靈魂，1905年的魯迅，一步就跨了過來。但魯迅又並非沒有反清革命的欲望，他在一次從仙台回東京的時候，專門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遺跡。朱舜水因堅決抗清而終老異域，魯迅非常崇敬他的人格，在《藤野先生》裏還專門提到他。然而，仙台時期的魯迅又曾經為了美觀而將血管繪得移位，受到藤野先生的批評，他的骨子裏還是有一種文人的浪漫主義精神和情緒化，有時與實證科學並不合拍。
二、章太炎·魯迅
魯迅轉向文學後，1907年作《文化偏執論》和《摩羅詩力說》，講求個性，承認天才。其時，章太炎也力倡以主觀精神和道道力量作為革命動力，甚至直接提及尼采的超人思想。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開班講學，前往受業的學生中魯迅、許壽裳、朱宗萊、朱希祖、黃侃、錢玄同、錢家治、周作人等同班聽講。章太炎在諸弟子中，最為推崇的是黃侃〔4〕。章太炎有學術救國之心，“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而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複陽之效”〔5〕。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自己前去聽章太炎講文字學的原因是“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是因為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聽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這一原因是值得玩味的，“有學問的革命家”，意味著學問和革命對魯迅來說同等重要。在一封1934年的信中，魯迅對楊霽雲說：
記得清朝末年，也一樣的有叭兒，但本領沒有現在的這麽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領也大起來了，那時的講革命，簡直像兒戲一樣。
魯迅向往和支持革命，但對清末革命的實際實有很大保留。因為他反對任何人把革命弄成一場“嬉皮笑臉”的“兒戲”。但是他從此與章太炎結緣，以“罵人”聞名的魯迅，獨獨對章太炎在有所批評的同時給予相當的肯定和推崇。在章、魯相見前的1907年，章太炎與孫中山分裂，其中既有工作分歧，也有門戶之見的因素。和當時的許多革命者一樣，章太炎有著相當深厚的地域歧見。他曾對援助過他的四川人吳玉章說，“同盟會中隻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吳玉章認為門戶之見是章太炎走向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6〕。魯迅是否有地域情結，不敢妄估，但在魯迅、周作人、許壽裳與章太炎之間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基於同鄉因素的紐帶。
聯係到“有學問的革命家”一語，可以想象當孫中山和章太炎已經公開分裂的時候，二十幾歲的魯迅在內心，從同鄉角度也好，從學問的角度也罷，都是傾向章太炎，並認為孫中山的“學問”有所欠缺。能讓魯迅服膺的高標準，隻有章太炎符合，即是許壽裳所總結的“是革命元勳，同時是國學大師”。這誠然也是事實，從小在國外讀書，又學習醫學，從事職業革命的孫中山，對中國國學，既無師承，又無學術意義上的發展，自不可與身為“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胡適語）的章太炎相比。孫中山所主要依賴的革命力量，一為海外華僑，一為秘密會社，在當時的中國留日學生中，確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是太看得起孫中山的。對於這些知識分子來說，孫中山的農村背景使他缺少現代領袖的權威，在他們的眼中“孫中山所受過的教育等於毫無教育”〔7〕。日本時期的周氏兄弟絕對不是孫中山的直接追隨者，甚至沒有交往，但他們後來對於孫中山的評價還是相當高的。周作人說：“我未曾見過孫中山先生一麵，但始終是個民族主義者，因此覺得即使他於三民五權等別的政治上麵沒有主張及成就，即此從中國人的腦袋瓜兒上拔下豬尾巴來的一件事也就盡我們感激和尊重了。”〔8〕魯迅則認為：“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俱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部是革命。”魯迅承認，他的那句“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的格言，就是針對孫中山和革命者而言。最令魯迅感動的，是孫中山臨終前仍拒絕服中藥，雖然一般人“大抵是什麽也肯嚐試的”〔9〕。這個事例，當能夠為唐德剛所說的孫中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代人”再加一個注腳。
自1908年成為章太炎弟子後，魯迅與章太炎的交往和精神聯係一生都沒有中斷過，直到魯迅去世前一天，還在寫關於章太炎的文字。1909年，錢玄同著手助章太炎刊刻《小學答問》，魯迅於1911年初寄刊資十五元，書於當年印行。1912年，魯迅和許壽裳赴賢良思拜望章太炎。1913年，魯迅向友人索章著《文始》一冊。同年，在教育部供職的魯迅和許壽裳聯名提議，以章氏手定的切音工具作為注音符號，至今台灣還在使用這一漢語注音係統。1914年8月22日，魯迅和許壽裳又探訪章太炎。這一年的魯迅日記中，有兩則關於收到和寄出《小學答問》的記載。1915年魯迅的活動中，在一，二兩月內就有兩次拜訪章太炎的記錄，《小學答問》不斷地出現在魯迅的日記中，作為他贈送友人的禮物。1915年6月17日，章太炎手書一軸贈魯迅，“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穀滿穀，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為量。書贈豫才。章炳麟”。1916年，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表達對章太炎的困窘處境的同情，議會否決了浙江圖書館以六千金雇人刻《章氏叢書》的動議，魯迅歎息說，“國人識見如此，相向三歎！”一直到1932年，魯迅在上海舊書店裏看見章太炎的《文始》，“黯淡垢汙，在無聊之群書中，定價每本三角，為之慨然”，於是買下來，贈給許壽裳，“亦一紀念也”。
這種密切似乎已經超過了一般的師生之誼，況且，以魯迅的性格，也不必拘泥於舊式弟子的忠誠。事實上，章太炎本人因為從事革命，後來就在思想上和自己的老師俞樾分道揚鑣了。魯迅對章太炎的傾向也有不讚同之處，比如章後來的文集中不收入有戰鬥性的文字，儼然成為一“儒宗”，魯迅本人對他專弄古文字的“小學”也不太感興趣等（所以調侃一番“茴字有四樣寫法”）。兩人的經曆和性格也不完全相同，章太炎對金錢沒有概念，但魯迅日記中記賬卻極為精細；章太炎狂放，魯迅更審慎；章太炎從過政，魯迅隻能算是政府職員。但在內心，魯迅和章太炎的精神氣質卻有太多相通點：一樣的孤傲，一樣的懷疑，一樣的疾惡如仇，一樣的永不妥協。魯迅專門強調“中華民國”四字本為太炎首倡，他評價章太炎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上的還要大。”又說：“戰鬥的文章，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魯迅本人，顯然也是以自己的戰鬥文章為驕傲的。章太炎在同盟會時期就以罵人聞名，而魯迅則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罵遍文壇，並且夫子自道：“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隻知道罵而不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罵。”〔10〕
能讓魯迅佩服的章太炎，除卻革命加國學，還有一條，即百折不回的精神病氣質。就在二人交往較頻的1912年，章太炎就已經被革命黨的《民立報》在標題中稱為“章瘋子”〔11〕。1914年的《時報》甚至警告說，如果不把章太炎放出北京，恐怕北京人都將傳染瘋氣。章太炎所幹的諸多瘋事之一，就是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記敘的“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之門，大詬袁世凱之包藏禍心”，以及大鬧總統府，砸毀物品。魯迅自己雖不如此，但並沒有以此為無聊，而是從中發現，真話往往就是被視為瘋子和精神病的人才說得出來。正是章太炎本人也在演講中承認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精神病人，斷不敢想，就是想也不敢說……”魯迅也致力於探索“瘋子”氣質，以及產生“瘋子”的社會根源。當1918年，魯迅開始寫《狂人日記》的時候，恐怕腦子裏想到的，除了他自己承認的果戈理已有的《狂人日記》外，就是章太炎的影子。周作人曾經說，魯迅的“狂人”的原形是一個有迫害狂症的親戚。但這種解釋僅止於對病症的描寫符合科學和生活邏輯，並沒有進入其精神實質：一是吃人，二是在一個病態的社會中，正是“瘋子”才看見和說穿了事情真相。在《藥》中，魯迅更進一步揭示，所謂“瘋子”的稱謂，往往是愚昧的庸眾加之於智者的。當康大叔描述夏瑜在監獄中對紅眼睛阿義說“大清的天下是大家的時”，“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人”、“駝背五少爺”都恍然大悟，一致同意這是“瘋了”，“瘋”字連續出現四次。大約是受此傾向影響，傅斯年曾在《新潮》第四號作過一篇散文，名為《一段瘋話》，結尾有言，“我們最當敬重的是瘋子，最當親愛的是孩子”，像是在回應《狂人日記》的題旨〔12〕。三十年代，在一次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魯迅竟罕見地稱讚說，“他太偉大了”，“即使他是神經病，也是俄國專製時代的神經病”〔13〕。
“狂人”是徹底揭穿“仁義道德”的本質的，章太炎固然不可能如此極端，但也是一直懷疑和批判儒家道德的可靠性。1906年，章太炎即批判儒家病在“以功名利祿為心”，並指出被康有為奉為教主的孔子“趨時”、“湛心利祿”。1910年，章太炎的《儒道》一篇又專門揭露儒家的巧偽。在同年發表的《庚戌會衍說錄》中，他直接說孔子的學生中有道德的很少，宋代的理學先生二程，卻偏偏教出邢恕、蔡京等人，名字列在《宋史·奸臣傳》裏。而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自己是“絕望於孔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這表明魯迅的疑孔，還在1905年之前。在這篇文章中魯迅說孔子弟子三千，中用的卻隻有七十二，真可相信的隻有一個人，與同一時期的章太炎思想都是暗合的。章太炎最欣賞魏晉文人〔14〕，魯迅則被稱為“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章太炎對儒道兩家都有批評，但1904年在監獄中曾專研佛學。這一點與他本人思想演變有關，也影響了魯迅。魯迅從1914年開始讀佛經，曾讚揚佛祖是大哲，明白啟示了他人生中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15〕，《野草》中，就有不少以佛教故事和精神為藍本的作品。在《故事新編》的《出關》中，魯迅寫老子因為與孔子道不同而出函穀，他在雜文《〈出關〉的“關”》中承認，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魯迅在雜文《名人與名言》中引用了章太炎的話，對太炎有所議論：“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但在結尾的時候，就立即謙恭地說：“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魯迅實在看得很透：不論是他自己的罵，還是章太炎的瘋，都像阮籍和嵇康的“魏晉風度”一樣，不是本態，隻是“不得已”的。
三、魯迅·薩特
正當魯迅在日本棄醫從文的1905年，在德國，年輕的愛因斯坦發表了狹義相對論，西方哲學史上裏程碑式的人物讓·保羅·薩特也在1905年誕生於法國。薩特和魯迅一樣少年喪父，和魯迅一樣貌不驚人，身材矮小，然而內心充滿張力。同時，薩特和魯迅一樣橫跨文學和哲學，也和魯迅一樣早年受尼采思想啟迪（對薩特而言，來自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影響更多些），關注人類存在的焦慮、虛無和荒謬感。兩人都在中年後左傾，介入政治，成為激進青年的精神導師。由人道主義入存在主義，又進而轉向馬克思主義，魯迅和薩特走了一條相似的精神曆程。仍然和魯迅一樣，薩特的逝世引發了悼念的浪潮，其後卻又慢慢地從神壇上走下來，開始接受人們的懷疑、批判和否定，成為備受爭議的人物。魯迅在哲學上的成就固然不能和薩特相比，但《野草》實在是哲學的，《過客》尤被看作是存在主義的〔16〕。甘陽先生似乎說過，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實在是知人之論。但是，魯迅的哲學顯然是受二十世紀德、法兩國唯心思想，而非英美實證主義的影響。因此，在魯迅和薩特間存在某種暗合，而魯迅和胡適的分歧，則未嚐不可以看成是歐陸存在主義哲學和自約翰·洛克、大衛·休謨直到杜威的英美實證哲學在中國的交鋒。
魯迅在1905年前後進行的關於完美人性的抽象思考，其發展在《一件小事》中又露出端倪，即在勞動人民身上發現崇高。在三十年後，也即其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他最終找到一種製度意義上的答案。這一年，魯迅在1935年答“國際文學社”問時宣布：“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會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了勇氣了。”這時的魯迅，由於思想的不斷轉型，顯然完全超越了章太炎和1905至1908年間的自己，因為他已經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思想的出口。但是，向來多疑且明辨的魯迅持這樣不容置疑的肯定語氣多少令人詫異。胡適可以以自己親眼所見來談論美國的所得稅和股份製，而且胡適還有在莫斯科住過三天的經曆，但魯迅除了來自蘇聯的宣傳和他人的見聞外，畢竟沒有任何對蘇聯到底有多成功的感性知識。但魯迅的確曾經為革命暴力作過辯護，他說：“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舍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17〕這樣的說法，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何其相似！或者，正是因為黑暗勢力詆毀革命和進步，魯迅才刻意以一種逆反心理作如此表態！為什麽魯迅會對一個他從沒有親眼見過，沒有經曆過的地方如此“確切的相信”？難道這裏僅僅又是一種青年時期就養成的心理習慣使然：對周圍眼見的一切容易持懷疑和批判態度，但對沒有見到的反倒保持幻想和希望？他曾說他離開故鄉的原因是“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在1926年11月給許廣平的信中，他再次表達出這種似乎不太符合邏輯的浪漫主義：“希望全在未見麵的人們。”〔18〕
一位美國哲學教授在其著作中對薩特1952年改宗馬克思主義曾提出了類似的疑問：為什麽薩特願意將他追求的自我自由置於黨的權威之下？他的回答是，因為薩特隻能在馬克思主義中才能找到對荒謬的存在的救贖，並通向終極自由。以此來看魯迅，也可以嚐試著回答，魯迅未必在真的迷信某個國家的具體實踐，但是他相信，隻有在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解放的諾言中，他尋求的“理想的人性”才可能最終實現。首先，馬克思主義對舊社會的無情批判完全符合魯迅的要求。其次，馬克思關於人與物、人與人的異化和疏離這一命題的探討，正是薩特和魯迅共同關注的核心。事實上，馬克思本人以1846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發表為標誌，已經實現了從個體意識到階級意識的演進。魯迅也在自身的體驗和反思中，逐漸將早年對個體存在的關注提升為有組織的集體、社會和階級意識，從“超人”轉向了大眾，這一步假若不跨過來，則蘇曼殊式的自暴自棄就可能在魯迅身上重現。第三，薩特和魯迅都注重行動和實踐，而且兩個人的思想都隨時代而前進。那麽，不論是作為救贖人類的出路也好，作為批判的武器或行動的指南也好，還有什麽能比後期馬克思主義看起來更為有力呢？“他人即地獄”的觀念何以能導致薩特所追求的人類解放？這一理論困境恐怕也是作為存在主義宗師的薩特自己改宗轉向的根本原因——高度自我和唯心的存在主義畢竟難以提供一個群體救贖的出路。
但是，薩特最終其實是認同了左的專製。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分為三個陣營：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專製和英雄崇拜的思想由盧梭、費希特、尼采一路而來。魯迅和薩特的共同點則在於，從關注個體存在始，但最終擺脫了尼采而走向了馬克思主義，但始終沒有認同自由主義。我們今天泛泛地將魯迅稱為“自由知識分子”並無大礙，因為“自由知識分子”本身就很難準確定義，也可以用以指涉一種批判精神，但如果采用羅素提出的“自由主義”嚴格的學理意義——多元化、私有財產、分權製衡、思想寬容——則魯迅並非英美式“自由主義者”，更像是一個德法式浪漫主義者、存在主義者乃至馬克思主義者的混合。瞿秋白曾經明確指出，魯迅是反自由主義的。而所謂“無階級”，實質是追求絕對平等，按羅素的觀點，這又恰好是浪漫主義的盧梭區別於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洛克的地方。在現代中國，盡管魯迅的深邃、犀利、奇譎都無人能及，但在思想和性情上最接近“自由主義”的，恐怕還得算是胡適之，乃至張君勱、張東蓀、儲安平一路人，而非魯迅。今天的人們排除情緒和偏見，對魯迅進行深入研究、考證的態度，正是胡適終生倡導的〔19〕。專製害怕的不見得是“犀利”，而正是冷靜的考證。認識到這一點，則何以魯迅成為極左時代的文化聖人，而胡適成為死敵，不就迎刃而解？
不少人曾擔心地設想，假如魯迅活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會如何，這種擔心是建立在毛澤東如何對待他的基礎上，似乎預先設定魯迅會繼續“批判”下去，可是，且不說毛對魯有發自內心的推崇，為什麽就不能設想魯也會沉默而生存呢？既然高爾基可以把“不合時宜的思想”冷藏起來，和魯迅並肩作戰的宋慶齡都可以象征性地“大煉鋼鐵”，魯迅為什麽不可能沉默、蟄伏？假使活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魯迅已經是古稀之人，以他的獨特性格，既然可以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去抄古碑，在北洋政府中長期任職，難道就一定會和其他人一起去“大鳴大放”嗎？更何況，寫雜文是魯迅的一生中為揭露舊社會所不得不做的事，並不是全部，他還有更多的整理、翻譯、寫作、編輯等事可做，以為他會必定響應號召，“赤膊上陣”，然後中箭落馬，這表麵上是把他“抬到嚇人的高度”，其實是看低了他的複雜性。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往往不在於其本身完美，倒在於他能將看似矛盾的東西完美地組合在一起。
注釋：
〔1〕《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雜文末編》，見《魯迅全集》，下同。
〔2〕《華蓋集·題記》。
〔3〕〔15〕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6頁。
〔4〕〔5〕〔6〕〔11〕見湯誌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94、295、289、416頁。
〔7〕（法）白吉爾（Maria-CalireBergere）：《孫逸仙》，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8〕《周作人早期散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頁。
〔9〕《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集外集》。
〔10〕《魯迅全集·書信·致呂蘊儒》。
〔12〕見《胡適文存》，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
〔13〕《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
〔14〕參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16〕胡尹強：《魯迅：為愛情作證——破解〈野草〉世紀之謎》，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17〕《〈爭自由的波浪〉小引》，《集外集》。
〔18〕《兩地書》。
〔19〕見胡適1936年致蘇雪林的信。轉引自石楠：《另類才女蘇雪林》，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