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這個六十多年前隕命香港的幽魂，一再地以自己的才情和遭遇引得後人紛繁複雜地解讀。左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一頂頂帽子次第送來，而她的情感經曆，則已經被分析得近乎八卦，以至於蕭紅的侄子張抗在為時代文藝出版社的《蕭紅小說名篇》撰寫的序言中，對於這種“對姑姑的婚戀生活格外感興趣，不厭其煩地渲染演繹，論證一些細枝末節···”的瓊瑤化傾向表示“憂心。”而蕭軍在同張抗的對話中也提醒，“研究一個作家應該研究他的作品。”“如蠅逐臭”地考據私人生活的細枝末節是不必要的，這近乎對作家的第二次謀殺。然而，當我們追溯蕭紅短暫的一生，往返於作品與作者之間，仿佛可以看見在一個特殊的轉折時代中一個特出的女性所麵臨的複雜的困境，她的經曆，對於男性也有一重重的拷問。對這一困境中的她不能用上述的任何一種類別加以限製，不僅如此，她幾乎和每一個強加於她的類別作戰。比如，與“自由主義”相比，說蕭紅是“左翼”是確鑿無疑的，而在左翼作家當中，她卻又表現出極強的自由傾向——可以說蕭紅以自己的人生選擇和生命的代價，拒絕了被左翼政治體製化的可能性，當我們用丁玲的一生作為對照，這一點就會更加明顯。按季紅真在《蕭紅傳》中的說法，通過某篇文章中表露的意識，“蕭紅的女權思想已經非常成熟”，但另一方麵，蕭紅本人在生活中的“鬥爭”又時時處在脆弱和被動的狀態下，她對於男權的鬥爭並不能算是成功的。
在蕭紅的總體上並不快樂的童年記憶中，為她提供溫暖和保護的是“祖父”，而“祖母”則是冷漠的，她故意用針刺痛了調皮的蕭紅，因而蕭紅直言“我不喜歡她。”蕭紅就讀的學校中，女校長是一個“封建思想極為嚴重的人”，正是一群女性舊式教師對女性學生執行精神的束縛和個性的摧殘：“什麽是我們女人的責任呢？就是嫁了丈夫，應該賺得他的歡喜···”而這所學校中思想開放的進步教師，幾乎都是男性，他們講解魯迅，把白話引進課堂，介紹五四新文學，或教授美術，曆史，當蕭紅和一些女同學的文學興趣被刺激起來之後，季紅真寫道：
“蕭紅她們勤奮學習，不談戀愛，喜歡和有思想，有頭腦的男孩子做朋友。因為在她們看來，還是男的‘思想性’多一些。他們盡量‘男化’剪短頭發，穿男裝。她們經常打籃球，按男子的比賽規則進行。有一次，她們到鬆花江上學劃船，為了顯示自己具有男子漢的氣概，硬是不讓船工幫忙，回來時，遇到了逆風逆水。差點回不來，把手掌都磨爛了。”
耐人尋味的是：在反抗傳統的鬥爭中，新女性最重要的敵人首先是舊女性，最先學會的是懷疑和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新型的男性則是新型女性的崇拜偶像甚至模仿對象，因為他們更有“思想。”一部分男性代表著活力和進步，給予女性以引導，而女性在男性的引導下，通過模仿男性來實現自身在總體的男權社會中的“解放”——這本身就是一種悖論。
被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的蕭紅，其筆下自然有對傳統男性士紳的批判，例如她寫修節婦坊的男人是不敢公然讚美女子跳井之勇的，因為他照例也打老婆，而他的老婆當然最好不要去跳井。但同時，蕭紅塑造的具體男性形象中卻有很多值得尊重和同情的形象。《看風箏》中的劉成“冷靜，沉著”，作為革命者，“他有無數的父親，一切受難者的父親都是他的父親，他一想到這些父親，隻有走向一條路，一條根本的路。” 《北中國》中的耿振華是抗日英雄。散文《家族以外的人》和散文體小說《呼蘭河傳》中都著力描寫的孤兒出身的傭工有二伯，雖然受盡屈辱和折磨，但因為喝羊奶長大而終身不吃羊肉，他孤身一人，偶然間一句“你二伯前些年也想給你娶個二大娘”透出無限辛酸。在蕭紅筆下，有二伯也很有風度：“一走起路來，卻是端莊，沉靜，兩個腳跟非常有力，打得地麵咚咚地響，而且是慢吞吞地前進，好象一位大將軍似的。” 在《腿上的繃帶》中，蕭紅則細致和富於同情地描繪男主人公老齊在經曆槍傷和被女友逸影拋棄之後的內心世界，對於女性的淺薄和喜新厭舊給予批判：“他知道逸影就是為了紗衫才去戀愛那個同學。誰都知道那個同學的父親是一個工廠的廠主。”
另一方麵，在小說《手》中，女子學校的女校長和舍監對待染布匠的女兒王亞明極度勢利和苛刻，她的父親則忠厚而且疼愛女兒——蕭紅小說中的父親似乎大都是忠厚和有愛心的，這樣的描寫似乎也寄托了她對慈父的一種向往。在整個社會的空虛冷漠，麻木渾沌中，女性也不會例外，《呼蘭河傳》中寫“有一些膽小的女人，看了投河的，跳井的，三天五夜的不能睡覺，但是下次，一有這樣的冤魂，她仍舊去看的···”團圓媳婦被迷信的大娘婆婆虐待致死，把她吊在大梁上打：“不打得狠點，她是不中用的”，打昏過去又用冷水澆醒，用燒紅的烙鐵烙腳心，很多時候，打媳婦僅僅是因為“她打誰呢，誰能夠讓她打呢？” 蕭紅從女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在男權和等級社會中，被奴役的女性同樣因無知而愚昧，也同樣可以因愚昧而殘暴，受虐者同樣可以是施虐者，掌握權力的女性對弱女性的壓迫更加觸目驚心。然而總體來看，蕭紅筆下的人物即便再“壞”，更多的還是讓人感到憐憫，在她的筆下，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象張愛玲的《多少恨》中那個厚顏無恥卑瑣下流的父親虞老先生。或許蕭紅看“國民性”更深，而張愛玲把“人性”看得更透，但我覺得蕭紅的心相較張愛玲要單純得多，因為正如蕭軍所說，蕭紅其實“沒有處世經驗。”[1]
在蕭紅與家庭和父親的抗爭中，更多的屬於與家長製父權，而不是性別意義上的男權對抗。相反，在男性麵前，蕭紅表現出罕見的單純，信任和忍讓。按駱賓基在〈蕭紅小傳〉中的描述，蕭紅在1930年被已婚的“李姓青年”帶到北京，獲得“自由”的同時，才發現李有家室，而蕭紅是既“矜持”又“完全信任”他的，也不特別恨他。當蕭紅被未婚夫拋棄，在旅館中完全陷入困境，又被蕭軍在1932年秋天傳奇般地救出以後，已經注定了她在這段感情中的弱勢地位——盡管她在反抗家庭方麵邁出了極有勇氣的一步，但在生存方麵，思想方麵仍然需要救助和引導。天不怕地不怕的“都市流浪詩人”蕭軍不僅拯救了困居的蕭紅，還把她引導到文學道路上，從而徹底改變了她的一生。蕭紅本人對於這樣的性別關係，至少在很長時間內，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的，隻要蕭軍的大男子主義不是傷人太甚，因為這大概符合她“男的更有思想”這一潛在意識。這種對“大男子”的向往，或許是那個時代進步女性的通病，在丁玲的身上同樣存在：丁玲的傳記作者丁言昭在〈在男人的世界裏——丁玲傳〉一書中也指出，丁玲很早的時候就接觸了許多共產黨領袖級的人物如陳望道，李達，沈雁冰，瞿秋白，“所以對思想成熟，胸襟開闊，意誌堅強的男人比較敏感。” 季紅真的分析則從某個角度點出了蕭紅自身的症結所在：“蕭紅克服不了受蕭軍保護的惰性。”這種“惰性”與其說是心理上的依賴，性格上的軟弱，首先可能是來源於內心深處對“意誌堅強”的成熟男性的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信任，哪怕這種信任是以自尊不時受到損害為代價。這似乎是那個時代追求“解放”的女性所麵臨的一種新的壓迫——它不是基於傳統禮教，而是基於新的思想和意誌，正如蕭紅在1936年旅居日本期間致蕭軍的信中承認：“靈魂太細微的人同時也一定渺小，所以我並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寬宏的！······”
在作為拯救者和保護者的蕭軍和被拯救者的蕭紅之間，權力關係從一開始就不平等。蕭軍以保護者自居，常常在依從蕭紅之前，“向她開一個折磨的玩笑，然而他並沒有感覺到這種折磨性的玩笑，是含有一種主權者的趣味···”[2] 這是晚年蕭軍自己也承認的“謔近於虐。”然而問題是：如何在被救者和施救者之間建立一種人格和事實上的平等關係？這一點即便放到今天，也是一個在性別關係中可以不斷拷問我們的問題，尤其當一個女性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到被拯救位置上，而同時又特別自尊和敏感的情況下。在研究蕭紅的過程中不必刻意醜化蕭軍，但也不必避諱他的缺點。他沒有士大夫的偽善，但在真誠和善良中藏著粗暴和鹵莽，“主權者”的優越。他的保護中本身也帶著損傷。更不幸的是，在蕭軍的拯救者身份和大男子霸權下低度生活的蕭紅，其姿態反而更得不到蕭軍的認同，因為 “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賞我這個‘厲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並不喜歡她那樣多愁善感，心高氣傲，孤芳自賞，力薄體弱······的人···”而蕭軍“愛的是史湘雲或尤三姐那樣的人，不愛林黛玉，妙玉或薛寶釵。” [3] 蕭軍一連用四個形容詞來描繪蕭紅，而列舉的三個《紅樓夢》女性人物中唯一同時當得起四個詞隻能是林黛玉，這似乎暗示，即便到了晚年，在蕭軍眼中蕭紅還是個既極度脆弱，又極度好強的，可憐多於可愛的現代林黛玉。
二者體質和心態上的巨大差異尤其不可忽視。蕭軍從小習武，又是軍人出身，而蕭紅“產後身體就衰弱下來了。頭痛，脫發，這不能不說是1931-1932那兩年的流浪而饑餓的生活所種下來的病根。”[4] 她受失眠和貧血的折磨，1939年春天又因摔倒流產一次。身體的病弱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心理上的不適和依賴，但這一點，健壯而自負的蕭軍除了帶著抱怨說蕭紅“一天到晚老生病”外，很難有切身的體會。直到幾十年後，已經71歲的蕭軍才意識到：“因為我是一個健康的人，頑強的人，·····是不容易深刻理解和確切體會一個病人的心情和心理的···同樣一種打擊，一種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無所謂的’，而在她卻要留下深深的，難於平複的傷痕！”[5]日本友人池田幸子曾敏銳地感到蕭紅的分裂困境：“作為進步作家的她，為什麽另一方麵又那麽比男性柔弱，一股腦兒被男性所支配呢？”但是，這位友人或許沒有意識到，在長期被病痛折磨（而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柔弱）的情況很難維持完全健康的心態，很容易讓一個女性產生因自卑而不由自主地屈從於男性支配的“惰性”，不論她在理智上是多麽“進步。”蕭紅的自卑是不由自主的：“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則健康，我則多病，常興健牛與病驢之感，故每暗中慚愧。”[6]但平心而論，我們也應當承認，長期的軟弱和依賴對於被依賴者來說也會是一種負擔，蕭軍就自嘲是那些定期向他傾訴痛苦的朋友的“垃圾箱”，別人倒了垃圾走了，自己還得清理一番，而他自己雖然外表“不知憂愁”，其實“垃圾並不比別人少。”[7]
但蕭紅的軟弱和惰性也未嚐不是因為對感情的格外珍視和維護——即便已經分手，蕭紅仍對聶紺弩說“我愛蕭軍，今天還愛。”當她的自尊心所受到的傷害日漸超出了底線，與蕭軍的關係日漸破裂的時候，端木蕻良作為一個新的拯救者出現了。他讚美蕭紅的成就，表現出蕭紅所渴求的尊重。在這裏，曹革成的〈我的嬸嬸蕭紅〉顯然是一部為尊者諱的辯護之作，因為這部書盡管強調了蕭紅在與端木共同生活後取得的創作成績，但無法正麵回答許多問題：季紅真書中提到，蕭紅臨終寫下了“我恨端木”的字條，駱賓基記錄的蕭紅臨終談話中所說的“我早就該和T（端木）分開了”，以及駱賓基筆下蕭紅的評價“他（端木）是懦怯，勢利而又善於對她阿諛，一天在那裏裝腔作勢的。” 端木在戰亂中拋下蕭紅先走；蕭紅回憶魯迅的文字，則被端木鄙夷地嘲笑，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蕭紅仍然沒有采取主動，和端木決裂，而蕭軍則把這一點看作蕭紅矛盾，彷徨和軟弱的又一例證，甚至把蕭紅的屈從比作浮士德的被俘於魔鬼。
蕭紅的生活中至少還有兩個給予她不同體驗的男性：魯迅和駱賓基。完全有理由認為，蕭紅在長她三十歲的魯迅這裏獲得了失去了父愛。周海嬰承認，在所有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寫得最好。在我看來，這是因為蕭紅是把魯迅當成家人來寫的，這個家人是一個慈父的形象，所有瑣屑的細節假如出現在在女兒回憶父親的文字，絲毫不足怪，但這種感情確實是隻注重魯迅的思想和學術的端木等人無法理解的。這個慈父般的長者不僅以他的巨筆在文壇上拉了蕭紅一把，更懂得尊重她，而沒有因此就高高在上。蕭紅在他麵前可以傾訴內心，可以撒嬌地詢問他對自己的著裝的評價，而魯迅則頭頭是道地評論一番。魯迅批評蕭紅曾經穿過的一雙靴子，蕭紅說自己已經不穿了，為什麽不早點說呢？魯迅回答：“你不穿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一說你就該不穿了。” 這裏可見魯迅之心細如發，不僅早就在內心評判了蕭的靴子，還由於為對方考慮而刻意保持沉默——以蕭軍的性格絕做不到。接下來，許廣平為了玩笑，用一條桃紅的頭繩裝扮蕭紅，魯迅看見以後嚴肅地說“不要那樣裝她······”深夜離開魯迅的家，魯迅先生非要親自送到鐵門外，蕭紅則想：“對於這樣年輕的客人，這樣的送是應該的麽？”魯迅高度尊重蕭紅的人格和才華，他不願把蕭紅當成一個取笑的對象。蕭軍喜歡的帶傷害性的“玩笑”，在魯迅這裏是絕對沒有的。駱賓基在《蕭紅小傳》中對蕭紅和魯迅之間的交往充滿同情和理解，稱為“被尊敬與被愛護兩者之間的精神接觸的狀態”。比蕭紅小七歲的駱賓基傾聽和記錄了蕭紅的很多肺腑之言，在多年以後承認他對蕭紅是以“親姐姐”相待的。[7]也就是說，隻有當對方以一種慈父或幼弟的身份與蕭紅平等相處，給她足夠的尊重和愛護的時候，蕭紅才能多少擺脫男女關係中大男子主義的壓迫，這就是她非常願意和魯迅相處向他傾訴的一個原因。蕭紅對“尊重”是非常敏感的，她在小說《翠姨》中有一段不厭其煩的描寫似乎是自己的某種憧憬：
翠姨帶著哥哥的介紹信，象一個女同學似的被他們招待著。又加上已經學了俄國人的規矩，處處尊重女子，所以翠姨當然受了他們不少的尊敬，請她吃大菜，請他看電影。坐馬車的時候，上車先讓她上，下車的時候，人家扶她下來。她每一動別人都為她服務，外套一脫，就接過去了；她剛表示要穿外套，就給她穿上了。
哪一個女人不願受到這樣的待遇呢？ 晚年蕭軍坦言，蕭紅其實並不真正“欣賞”他這個“厲害人物”，其實不正是因為他實在太缺少俄國作派？
作為一個病人，一個女人，一代才女，她需要的或許太多：拯救，同情，理解，寬容，嗬護，平等，欣賞，尊重，愛情，婚姻···一個都不能少，然而沒有遇到一個他可以同時提供上述一切。作為從傳統中剛剛叛逆出來的女性，蕭紅也身處在多重的困境中。理性上，她有萌發的女性意識，但又首先崇拜男性啟蒙者。她在理論意義上批判男權，但同時又毫不留情地在作品中反省女性自身的弱點。她背叛了父親的家庭，然後又一再飛蛾撲火一般地與男性展開糾葛。她最深的潛意識中絕對向往“處處尊重女子”的“俄國人的規矩”，但情感上，她對於一個個傷害過她的男性仍然是依附的。體質的脆弱，內心的孤獨感則更使她一再“從屬”於男權，害怕被拋棄，而男性在她的人生中似乎真的起到了一種拯救和保護者（雖然也同時是傷害者）的作用。據說，哲學家海德格爾對於他的崇拜者兼伴侶漢娜·阿倫特的研究也是不屑一顧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始終不平等。[8] 這說明，男女權力關係中的不平等還不僅僅是中國或東方文化特有的問題。那麽，僅僅是“遇人不淑”嗎？假如蕭紅有另一種境遇，碰到的是另一些男人，例如丁玲的遭遇瞿秋白，胡也頻，馮雪峰，毛澤東，陳明，或者說她的身體再健壯一些，在麵對男性的時候表現得更強勢粗獷一些，是不是更能自我保護，少受一些傷害？駱賓基曾經這樣詢問蕭紅：“為什麽必定要男人的友愛呢？”回答是“因為社會關係都在男人身上······在哪裏都是有封建這個壞力量的存在。”[9] 蕭紅是一個遍體鱗傷的戰士，在現實中終於不得不屈從於明知是“壞力量”的社會習慣。她試圖從束縛她的重重“蛛網”（駱賓基語）中掙紮而出，卻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網捕獲的飛蟲，還是那隻織網的蜘蛛？
[1] 駱賓基，《蕭紅小傳》，上海：建文書店1947年版，第120頁。
[2] 駱賓基，《蕭紅小傳》，上海：建文書店1947年版，第74頁。
[3] 見蕭軍為蕭紅書信所作的注釋，《蕭軍與蕭紅·蕭軍與王德芬》，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頁。
[4] 駱賓基，《蕭紅小傳》，上海：建文書店1947年版，第59頁。
[5] 見蕭軍為蕭紅書信所作的注釋，《蕭軍與蕭紅·蕭軍與王德芬》，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頁。
[6] 蕭紅致蕭軍第三十四信，見《蕭軍與蕭紅·蕭軍與王德芬》，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頁。
[7] 同上，第26頁。
[8] 張抗，“序”，《蕭紅小說名篇》，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8頁。
[9] 杜小真，《講述“她”的故事》， 見氏著〈遙遠的目光〉，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207-208頁。
[10] 駱賓基，《蕭紅小傳》，上海：建文書店1947年版，第13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