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沈從文先生，大概總想到《邊城》；提到《邊城》，也立即想到沈從文先生。“代表作”有時候也是很惡作劇的，一位文學家，在眾人眼中仿佛被自己的某一部作品一下就“代表”了。《邊城》成了招牌，沈從文的世界、沈從文的湘西就成了世外桃源、田園牧歌的代名詞，其實這似乎大大地簡化了沈從文的經曆和思想的厚度。在那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神廟”下麵的基座，應該不單是對人性的天真的幻想，返璞歸真的欲望，而應是一種更深沉、更厚重的體悟，就在“邊城”中，也有各種可怖的事，正是在目睹和經曆了人性與人世的種種慘烈、殘酷、荒誕、詭譎後，那畢生供奉的美的人性才更顯得珍貴。
辛亥革命前夕，湘西的清朝反動勢力鎮壓苗民起義，童年的沈從文就親眼看見被砍下來的“一大堆肮髒血汙人頭”，看著這些“一大堆血淋淋的從人頸脖上砍下來的東西”，沈從文卻並不怕，隻在想，為什麽這些人會讓兵士砍他們。他還遠遠地隔著河，與小夥伴看持續了一月之久的殺戮。那時殺人還需抽簽，“生死取決於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沈從文在回憶散文中寫道：“我剛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辛亥革命的一課》）參加軍閥部隊後，沈從文目睹和經曆的殺戮更多，也更加不以為意：“二天路程中我們部隊又死去了兩個，但到後我們卻一共殺了那地方人將近兩千。懷化小鎮上也殺了近七百人。”沈從文還細細地描摹帶著稚氣的青年士兵對待屍體的方式：“人殺過後，大家欣賞一會兒，或用腳踢那死屍兩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一件正經工作，有別的事情的，便散開做事去了。”（《清鄉所見》）對暴力和血腥的記憶是如此頑強，以致於到了1980年，已進入老年的沈從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還記憶猶新地說：“我從小就看到這種殘暴虐殺無數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
這些經曆在使年輕的沈從文變得粗礪堅韌的同時變得憂鬱和深刻，暴力和死亡開始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一些人在什麽情況下被拷打，在什麽狀態下把頭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許多所謂人類做出的蠢事，簡直無從說起。這一份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份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和城裏讀‘子曰’的人愛憎感覺一致了。”（《懷化鎮》）沈從文的一生，始終有一種與環境既融合又疏離的體驗，混跡軍閥部隊的生活並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他的內心是“寂寞”的。而當他到了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裏”之後，卻又時時覺得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鄉下人”。或許，對大量鮮活健壯的生命可以在瞬間被人類的愚蠢和殘忍剝奪的親身體悟，就已經使沈從文對人性與命運中最真實的一麵有遠比一般的城裏讀書人更深的認識，從而使他一麵特別能夠適應，一麵又外在於周圍的環境。他曾經覺得與大學教授是隔膜的，因為教授們“除了說說書本上學來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說從報紙上得到的他那一份感想，對於一個人生命的構成，總似乎缺少一點什麽似的。可交換的意見，也就很少很少了”（《常德》）。“邊城”中的一個“邊”字就把這種疏離感傳達出來。
死亡看得多了，寫到死亡時筆觸便極為冷靜。短篇小說《黔小景》寫了兩個行路的商人在貴州深山的一個客棧中借宿，他們大聲地說笑，與店老板聊天，欣賞著黃昏美麗的景致。而年老的客棧老板心裏埋藏著自己的兒子已經死去的秘密，卻並不說與不熟的住客。第二天，兩名商人出門，走在山路上，沈從文寫道：
在什麽樹林子裏，還會出人意外發現一個稀奇的東西，懸在迎麵的大樹枝椏上，這用繩索兜好的人頭，為長久雨水所淋，失去一個人頭原來的式樣，有時非常像一個女人的頭。但任何人看看，因為同時想起這人就是先一時在此地搶劫商人的強盜，所以各存戒心，默默的又走開了。
原來商人們是在死與生的間隙中謀生、開玩笑和欣賞黃昏的。生與死僅在一瞬間，生者與死者不過一步之遙，剝奪生命的過程如同一個好玩的戲台。過多的死亡、過強的反差真能讓人放棄狂熱，在平靜和沉默中體味一種巨大而神秘的存在。沈從文在軍中的朋友們都“勇敢直爽，十分可愛”，在十餘年間，他們一大半做了小軍官，但又“在曆次小小內戰上犧牲腐爛了”（《保靖》）。而沈從文本人，“上次若跟他們去了，現在早腐了爛了。上次碰巧不死，一條命好像是撿來的，這次應為子彈打死也不礙事”（《一個大王》）。當沈從文終於決定離開軍隊去北京謀求發展的時候，心態是介於聽天由命和與命運抗爭之間，“盡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我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一個轉機》）讀沈從文的散文，常常在這種平淡的語句中讀出一種極強的植根於中國人靈魂中的宿命感，和在充分認識人世艱辛殘酷後才達到的徹悟。
鄉間淳樸民眾的生與死，幸與不幸仿佛都不由自己掌握，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宿命感在田園詩般的《邊城》中同樣存在。在不多的幾個主要人物中，翠翠的父母早已去世，隨後又有爺爺的病亡和天保大老的意外死去，在一係列的陰差陽錯、猶豫和誤會以及相關人物的死亡之後，翠翠原本似乎有了明確前景的人生變得撲朔迷離，故事沒有終結，翠翠還是沒有歸宿，她又重複著母親的悲劇。《三三》中的小女孩三三，本來已經與城裏來的“白臉先生”見過麵，而且有了出嫁的可能，但白臉先生的死亡，卻像神秘的命運突然伸出手，打碎了一個姻緣，也將一個已經在醞釀的少女的夢想打碎了。但夢破碎的痛苦卻是無以言說的，不僅因為翠翠和三三的夢想在龐大的命運麵前原本就非常朦朧和脆弱，更因為“真正的痛苦是說不出口的”。黃永玉先生在回憶沈先生的文章《太陽下的風景》中堅信這是一個讓他產生“信仰似的尊敬”的規律。因而，沈從文筆下的美，總是帶著很淡的感傷，有悲哀和痛苦，但又從不去把它道破。
命運是荒誕的，但其中的一些人們偏偏活得特別認真，所以尤為可愛。一邊是改朝換代，留發剪發，軍閥內戰，燒殺搶掠，一邊是日常生活，愛恨情仇。正是在無處不在的貧困與不可預期的死亡的陰影之下，一切存在和進行著的生活，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凡人的認真的愛與憎，歡樂與淚水，水手的放蕩，妓女的癡情，粗魯的語言，瘋狂的感情……才全部變得特別美好、莊嚴和溫暖起來。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裏，沈從文寫一個年輕聰明的妓女夭夭因為他這個陌生人的到來而刺激起來的對生活的渴望，讓人想起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情竇初開但又無法改變現實的舞女熏子。沈從文在回憶湘西的散文中甚至還記敘了這樣一個離奇的故事：一個漢子，將一個他所愛慕的女子剛埋的屍體抱到山洞裏去睡了三夜才又送回來，這等傷風敗俗之事自然為道德和法律不容，可是當這位漢子行將受死刑的時候，竟然還當著行刑士兵的麵“柔弱”地微笑，自言自語地說，“美得很，美得很”（《清鄉所見》）。這樣的事，“城裏的教授”和作家恐怕無論如何也虛構不了的。沈從文筆下的普通民眾，在暴力的威脅中展示生活中柔美的一麵。各人承受自己應得的一份命運，他們也許卑微，但並不懦弱、貧窮，但並不狡詐。他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但是又在以自己有笑有淚的、甚至看似鄙俗不堪荒誕不經的日常生活，憑借不受壓抑的欲望爆發來和恐懼、匱乏、生命的短暫相抗爭。而沈從文在他人這樣的經曆中不斷地“玩味著‘命運’兩個字的意義”，為社會底層認真生活的人們獻上一份尊敬：“他們那麽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分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為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我覺得他們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聖。”（《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
在目睹種種慘烈，自身也曆經波折後，沒有憤激和冷嘲，筆端反而變得溫潤和淡定，並且盡量在小說中展現善良的人性，呈現出劉心武先生描述的“淡淡的哀愁”，這實在是了不起的。劉心武說，“淡淡的哀愁之類的情愫是每一個個體生命的人性深處都有的，隻不過在所有的人裏麵，小資產階級或者說中產階級人士最容易自覺地將其釋放出來”（見《書屋》2004年第11期）。可是像沈從文這樣軍閥部隊出身的“鄉下人”，竟也有這樣持續不斷的哀愁，我覺得一是的確說明人人內心都有，二是說明沈從文正是在看過了太多殘酷之後反過來追求柔美，這裏含有中國文化特有的通透和在超越之後的對立統一。
沈從文說，對殺人的記憶讓他終生痛恨對權力的濫用。盡管他的小說中大多不涉及政治，他對軍閥政治的厭惡和譴責是明顯的。其實，政治的本質無非也就是權力，而權力不被濫用的又有幾何，沈從文的記憶一定也使他對中國政治產生了總體的懷疑和疏離，但決不乏非常清醒的思考。因為《邊城》的和諧和恬淡“代表”了沈從文的風格，人們或許誤把他也當成全然陶醉於鄉土山水人情的陶淵明了。沈從文性格中湘西軍人的銳氣和野性，思想中深刻的批判性似乎不太為人們注意。事實上，沈從文並不是如魯迅所說的一些人那樣，非要“從奴隸的生活裏尋出美來”，也不是“把屠夫的凶殘化為一笑”。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昆明，沈從文專門撰文反駁戰國策派人物陳詮鼓吹的“英雄崇拜”，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文中，沈從文對個體命運的關注上升到了對正在麵臨滅亡的危險的中華民族命運思考：
但這個民族，在這堆長長日子裏，為內戰，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純樸的型範，形成一種難於設想的模式！
而在隨筆《中國人的病》中，沈從文直截了當地剖析過舊時代中國社會混亂的根源，表明他完全沒有回避人們過著“奴隸的生活”的現實：
在一種“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對立的社會組織下，國民雖容易統治，同時就失去了它的創造性與獨立性。平時看不出它的壞處，一到內憂外患逼來，國家政治組織不健全，空洞教訓束縛不住人心時，國民道德便自然墮落起來，亡國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國的趨勢，亡國以後又老老實實同作新朝的順民。
沈從文自己承認，他是在胡適等人的影響下，懷著改造國民性的使命，受進步刊物和新文學引導追求文學的。這一代人縱使有局限和偏激之處，但始終關注著一個無法回避的核心命題：人如何成為健康、正常的個體的人，又既而如何成為既有義務又有權利的真正意義上的國民。道德主義總是不免要逼著無權的人們去尊孔讀經，去學這學那，但國民的權利問題，是泛道德主義者回答不了的。而沈從文說得再明白不過，重要的不是誰比誰缺少了道德，而是缺少權利。對於沒有獨立性的“臣仆”們來說，聖人的教訓是束縛不住人的，一到亂世，其道德會“自然墮落”。在追求“道德”以外的健全人性這一點上，沈從文與魯迅是相通的。我一直以為，《故鄉》中童年的閏土、水生和宏兒，《社戲》中的十多個少年，算是魯迅筆下少有的受到讚美和肯定的形象，細想起來，會發現他們與翠翠、天保們非常類似，兩位文學家恰好都把健康自然的人性寄予在沒有受過太多教化和扭曲的孩子身上，這實在是成人的悲哀。當中年閏土恭敬地喊出那一聲“老爺”的時候，應該是懂了四維中為首的“禮”吧，可“我”的反應卻是“打了一個寒噤”，感到了“可悲的厚障壁”！
但人們並不太容易把上麵這樣直率深刻的評論文字和心目中的沈從文聯係在一起，這是因為沈從文終究沒有像其他多數作家一樣，把自己關於民族性和階級問題的政治意識直接放到小說中。他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小說藝術世界的獨立性，讓小說隻成為供奉人性的“希臘神廟”。可以說，沈從文一生就是在目睹了中國社會的種種盲目和非理性之後，追求一種不受潮流操縱的獨立性和理性精神的過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沈從文先生訪問美國時在聖若望大學的演講結束的時候，特意強調說他“不懂政治”，但對於古代服飾研究中涉及政治等級的部分，還是“不能不懂一點”。他補充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調侃：幸好隻懂得一點點，要是懂得稍多，也許就不會到這裏來談話了。我倒覺得，這句“本人不懂××”的聲明與“此地無××”差不多，本身就證明他是極懂政治的。極懂政治的人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職業政治家，一種是遠離政治去追求更為恒久的東西，也才得保全。那些不幸中途消逝掉的人中，有的倒可能真是屬於看似懂得不少其實半通不通的一類呢。這句話也暗示了部分中國文人在現實中與政治和權力的一種未必合乎理想、定義或什麽主義，但又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的關係，這就是：隨遇而安，但盡量不隨波逐流，適應的同時在內心保持獨立。我甚至覺得，這種方式可能比外在的激烈姿態更為有效和長久。有時，對於不少以為自己成了鬥士的人，可以引用沈從文在北大親耳聽到辜鴻銘說過且終身難忘的話，“不要笑，頭上的辮子剪掉很容易，但精神上的辮子要去掉很不容易”。
在散文《一個傳奇的本事》中，沈從文曾經這樣論述過藝術與現實政治的關係：
一個偉大藝術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現實政治家更深刻，並無偏見和成見的接觸世界，因此它的產生和存在，有時若與某種隨時變動的思潮要求，表麵或相異或遊離，都極其自然。
沈從文先生的人生觀、世界觀和文藝觀已經徹悟到這樣的境界：他明白政治，正如他明白其他的人世種種。相對於他作為大藝術家的心來說，政治原本就是形而下，不難明白的，所以他的藝術世界，乃至他的人生，才更加注意與政治，確切地說是政治風潮，保持距離，以便“遊離”出去，超越政治不可避免地帶有的時代局限，“隨時變動”的不確定性以及“偏見和成見”。當然，手和心能夠遊離出去，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人依靠宗教，有人依靠謔浪和遊世精神，於沈從文來說，可能正是他自二十世紀初年累積起來的對於死亡的記憶，重要的是他所有關於生、死、暴力，人的宿命的獨特體驗和不斷追問讓他的性情變得沉靜而不亢奮，變得“從容”，讓他的精神境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超越政治而達到了哲學的高度，以尋求最本質的東西，在紛亂的世界中盡可能擺脫外在力量而實現自我的獨立。
我想起幾年前讀到過費孝通回憶潘光旦的一段文字，說潘光旦那一代知識分子，最可貴的是有個“己”字，這個“推己及人”的“己”字“很厲害”。這個“己”當然不是隻顧自己的己，而是內心的自尊、獨立和對自己的原則、初衷、信仰的忠誠，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他人的尊重。沈從文這個倔強的“鄉下人”算是做到了心中始終有個清醒的“己”，盡管也經曆了誤解和磨難。可是以此來回望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的波折和迷失，隻能讓人感歎“己”之難得，而費孝通麵對“那一代”人發出這樣的感慨，自然也不是無的放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