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即北京被八國聯軍攻陷的這一年，英屬印度政府派遣派遣匈牙利人，考古學家斯坦因博士由印度到新疆天山南路，以和闐為主，從事調查與發掘，得魏晉間所書木簡數十枚，又得殘佛經寫本多種。1906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新疆考古，在尼雅河廢墟發現我國漢魏時木簡十數枚。同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也來到我國新疆，甘肅一帶考古。自斯坦因中亞考古新發現的消息在歐洲傳播後，伯希和受法國政府及法國國立研究院銘文研究所的委托，組織考古團，滯留新疆，甘肅達三年（1906-1908）之久，伯希和此行，收購的敦煌千佛洞晉唐寫卷及佛經畫等達五千多卷。1907年，斯坦因到達敦煌千佛洞，發現古寫本佛經卷子。據斯坦因回憶，當時卷子一層層亂堆在地上，高達十尺，中間有不少用梵文寫成的方形紙片，還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來翻譯佛經的各種方言。斯坦因興高采烈，花了整整六晝夜，將古寫本裝成二十四箱，美術品五箱，悉數運回英國。1908年，結束了考古活動的伯希和攜帶他購取的六朝及隋唐卷子，古梵文，波斯文，回鶻文等書上千卷歸國，在路過北京時，即托朋友幫忙，表示想見到王國維，王國維到了伯希和在蘇州胡同的住所後，見到唐人寫本，石刻，驚為奇寶，於是拍下一些照片。伯希和又指出，敦煌的石室中尚有卷軸約八千卷，羅振玉才請學部運至京師儲存，至此，敦煌卷子才開始引起當時的清政府的注意和保護，後經沿途損耗，京師圖書館最終隻保存二千五百卷。1909年，伯希和又到北京，與直隸總督端方商討考古問題，並與羅振玉和王國維討論研究計劃。
以上這些分散在《王國維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中的記敘凸現了幾個事實。首先，斯坦因和伯希和是在各自的政府的資助下，從事考古活動，兩人都是嚴肅的學者，而不單是“盜寶人”，英法政府對學術的資助和學者的探險精神，在當時的中國都是不存在的。而且，盡管他們用了一些哄騙的方法買走文物，拐帶出境，卻也是他們不僅讓敦煌卷子的學術價值得以凸現，也是由他們引起了正被內政外交弄得焦頭爛額的清政府的注意，假如他們真的是以盜寶為目的，又何必專門通知中國政府？第三，當時對敦煌古籍的所有權，似乎缺少明確的法律界定。中國學者和學者雖然立即采取措施，不讓古籍流入外人之手，但似乎也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和法律手段，能阻止外國學者的行為。
斯坦因對印度建築和梵文的造詣甚深，但並不懂中文。伯希和不但精通法語，英語，德語，而且還通俄語，漢語，藏文，波斯文，蒙古文，土耳其文，安南文，是世界一流的學者。伯希和路經北京時，在六國飯店以流暢的漢語發表學術演講介紹敦煌的發現，使得羅振玉和王國維欽羨不已。當時中國的宋版書已近絕跡，學者們見到六朝隋唐的古寫本，驚的目瞪口呆。伯希和回到法國後，將敦煌卷子交國家圖書館保存，法國政府為他在法蘭西學院中開設中亞講座。這一年的伯希和，年僅28歲。1908年，伯希和將部分敦煌古寫卷子寄給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和王國維才開始編輯敦煌石室遺書。斯坦因回國後，將他在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墟發現的千枚漢簡和此前在古樓蘭搜集到到的魏晉木簡，交到法蘭西學院，由沙畹教授代為研究，沙氏選擇其中完整者九百九十一號，撰成考釋，於當年付印。沙畹將漢晉木簡文字考釋剛付印的校本郵寄給羅振玉。羅振玉收到後，於王國維一同展讀，發覺其中不盡如人意處，又重新分類考訂。最後整理的《流沙墜簡》三卷於1914年印行後，羅振玉在序言中稱“斯（坦因）氏發幽潛於前，沙（畹）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跡，頓還舊觀；藝苑爭傳，率土鹹誦，兩君之功，可謂偉矣！” 1914年10月，沙畹又約羅振玉赴歐洲考察中國西部文物，因歐戰爆發，未能成行。1919年，王國維翻譯伯希和的一份演講辭“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在附記中稱伯希和為“世界東方語學文學並史學大家也”，欽佩之情溢於言表。1924年，伯希和應王國維的請求，手抄敦煌所出的韋莊《秦婦吟》二足本，一為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本，一為倫敦博物館藏本，王國維以此兩本互校，從而讓原本已經不傳的《秦婦吟》重見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