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4月，圍剿太平軍獲勝的清軍在江蘇繳獲了一封署名“黃畹”的上太平軍將領劉肇均秉帖。這封作於該年2月2日的信顯然出自一位有見識的文人之手，對太平軍在業已攻占了南京和蘇州後的戰略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建議，其焦點是勸阻太平軍進攻上海。信中認為，進攻上海必然招致西方國家幹預，而英法等國事實上隻對貿易感興趣，無意卷入中國的內亂，因此應該首先對西方國家的勢力持和平態度，避免與之衝突，“緩以困之”。信的作者進一步建議說，眼下應集中力量對付已於1861年攻陷安慶的曾國藩湘軍，爭取奪取鎮江，光複安慶，控製長江流域，與清政府形成“劃江之勢”。這封信的作者聲稱自己“急於報效”。盡管信是準備最終上呈李秀成的，但太平軍實際並未按此信的意見行事，而是從1860年開始就在李秀成的率領下攻擊上海，並在1862年發動第二輪攻擊，但最終受挫。“黃畹”的建議確是有見地的。
繳獲此信的清軍從筆跡、名字——滬語黃、王無分——等推斷，信的作者是當時上海的一位江蘇籍文人，曾在英國傳教士開辦的墨海書館裏任中文編輯，現避居鄉裏的王韜（1823～1897）並開始通緝他。王韜聞訊後即於1862年5月返回上海，受到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H. Medhurst），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人保護，並於同年10月赴香港。此後，王韜協助另一名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中國“四書五經”，並於1867年應邀以文化名流的身份訪問歐洲，逗留兩年多，並以中文在牛津大學演說，成為中國最早直接了解西方世界的人之一，他的旅歐經曆比之郭嵩燾早了七年。1874年，王韜與人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成為中國新聞史上最早由中國人創辦的中文報紙之一——1872年創辦於上海的《申報》，也是美國商人創刊，而由中國編輯執掌編務，而《申報》老板美查（Earnest Major）甚至專門派遣第三任主筆錢昕伯到香港向王韜學習辦報。王韜在《循環日報》上撰寫的大量政論文章，成為晚清倡導西學、呼籲改革乃至革命的先聲。
王韜的主要思想文化成就，是在流亡香港後取得的，但他流亡以前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更有趣味，對他的一生也至為重要。1848年，王韜鄉試落第後從蘇州甫裏鎮來到上海看望父親，並定居下來。第二年秋天，他應結識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之邀進入“墨海書館”任職中文編輯直到1861年回鄉。
王韜對開埠初年的上海景況的描述，今天已成為研究上海城市史的一段經典：“一入黃歇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曆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雲外……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幾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1〕 據日記看來，王韜的上海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古時文人雅士的模式。他和當時的文化名人包括數學家李善蘭等人都有交遊，他們聚會的形式通常是遊園、作詩聯句、猜燈謎、作對聯、飲酒品茗、訪豔青樓。1858年11月內，王韜和朋友就兩次光顧青樓，在訪問南京時，他又與秦淮河的青樓女子談《石頭記》。同時，因為上海的開埠，西學的傳播，王韜等人的眼界和知識結構與前代人相比都發生了變化。在王韜讀的書中，不僅有《紅樓夢補》、《水滸》、《易經》，也讀報紙，讀《聖經》、《數學啟蒙》和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翻譯的《幾何原本》，對新知識，他的內心是完全開放的。他了解了西洋種牛痘的方法，並在1859年西曆元旦的當天去向友人賀歲。正是這種處於中西之間的特殊狀態，使得王韜的內心在本能地進行中西對比的同時不乏矛盾之處。他在日記中承認，西人於“學有實際……察地理，辯動植，治水利，講醫學”，並願意把來自西方的有識之士尊為“西儒”，但同時，他又認為西人工於心計，說“西人隆準深目，思深而慮遠，其性外剛狠而內陰鷙。待我華民甚薄，傭其家者，駕馭如犬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
中國的對外交往情況，在王韜看來並不樂觀，首先是懂得外文的人極少，在懂得外文充當翻譯即當時所謂的“通事”的人中，又多是一些類似無賴的人，“於其政事得失，製度沿革，毫不關心”。中外隔閡的結果是，通商十餘年來，中國仍然不清楚西方的情況，不能拿出有效的對策來應對西方的多方麵滲透和挑戰。在王韜發出上述感歎兩年後的1861年，清廷才終於在北京成立了一個級別並不高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附設的培養翻譯外事人才的同文館。鄉試落第的王韜，在初步的中西對比後，將批評的矛頭對準了科舉製度，指出其“詩賦則隻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
胡適在評述中國新文學的時候，提到王韜在幫助傳教士譯書上是一個“重要的先鋒” ，但直稱其為“太平天國的文人王韜”〔2〕。王韜與太平天國的關係，一直是後世學人討論的一個重點。專研太平天國史的曆史學家羅爾綱也斷定“黃畹”就是王韜，美國曆史學家柯文（Paul Cohen）的《傳統和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一書也采此說。1861年，王韜曾與一批外國傳教士去南京遊玩，其間的確結識過一批太平天國官員。但據此把王韜算作太平天國幕僚，又似乎顯得有點牽強——假如他真是一名幕僚，又何必用假名上書呢。而胡繩則把王韜既上書太平天國又上書曾國藩，指為“投機分子” 的行為，也未見得公平〔3〕。
王韜日記中，多次出現對太平軍活動的描述，其厭惡和反感顯而易見。他對太平軍的稱呼，非賊即寇，其間多次曆數太平軍“淫掠屠戮”的“亙古未聞”的罪行。他描述說：“凡小孩自二歲以上者悉殲之，壯者多裹脅而去，港中屍骸殘形斷手足者，蔽流而下，水為之赭。”〔4〕
可以想象，對一個旅居上海，耳濡目染西學的傳統文士來說，太平天國的理想和實踐本身恐怕都不會有太大吸引力。王韜曾對太平軍在鬆江縣的殺戮氣憤得“拍案狂叫”，他堅決主張鞏固地方團練以鎮壓太平軍。
另一方麵，在日記和其他文字中的王韜，的確具有所有傳統文人都有的那種社會責任感，那種抱負，那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和“舍我其誰”的豪情。在傳統社會中，政治責任感得到發揮的唯一途徑就是考試做官，而現實的尷尬是，科舉的激烈競爭性使得大量有抱負的青年被排斥在正統體製外，科舉考試內容的僵化也越來越引起了真正有個性的文人的厭棄。不論今天的一些學者如何試圖為科舉製度翻案，都不可改變一個事實——科舉的目的和性質不是普及大眾教育，而僅僅是封建國家人事製度的一部分，因此它的成功，也隻是朝廷更好地宰治民眾的成功。晚年王韜如此回憶，“自少性情曠逸，不樂士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為之，亦不中繩墨”。曠逸的文人，自古少有能玩轉官場的，王韜當然不例外。好在當時的上海還能為他這樣低分高能的才子在洋人手下找到一個飯碗。
切莫以為王韜在上海一間外資出版公司工作，就如今日之白領一樣開心，他的心中，始終充滿一種苦悶和挫敗感。寄寓於西人傳教士庇護之下，對一個晚清中國文人來說，不會是理想的終極，更何況來自西方的基督教，也始終不能真正走進王韜的內心，不論他和傳教士個人建立起多好的私誼；國家的內憂外患，使得他的內心更加憂憤，苦於無力回天。因此，寓居上海時期的王韜不斷地在日記中感歎自己一事無成，年僅三十歲，就慨歎“精神漸耗，誌氣漸頹，學問無所成，事業無所就”。他有時很曠達，說“人生脆弱，一至於此，又何必爭競”，說“求名之心，久如死灰，不可複燃”，有時又說“尚未能忘者，名耳”。他分明地感到，自己的功名心既無法消弭，又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一個僅有秀才頭銜而又不樂仕進的人，如何建立功名？因此，他不時地在日記中流露出歸隱還鄉的念頭，當個自給自足的小地主鄉紳，冬日飲酒禦寒，“夏日則閉門不出，臨池自樂，亦可終老是鄉矣”。但他這樣做的前提卻是，“安得有人饋予千金，俾可遂歸耕之願”，就是說，想當陶淵明，得先弄上一筆錢。誠如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言：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歸去來兮不是那般容易，和多數地位卑微的舊時文人一樣，王韜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效仿漢代賈誼，用上書這種最傳統和最中國的方式，把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希望當道者采納，同時也實踐自己的政治抱負。他曾多次就內政、外交、邊防事務向有關官員上書。1858年１月，他致書曾任上海道台的賣辦商人吳健彰，希望能資助他出版自己的著作——記錄上海風物的《瀛壖雜誌》，十多天後，又再次上書，“敬呈西書六種，拙著一編”，但沒有收到任何回音，這讓他非常沮喪，在日記裏挖苦和咒罵吳健彰；1860年二三月間，接到王韜信函的江蘇巡撫徐有壬親筆給他回信，客氣和褒揚之餘，說自己“自揣才力，實不克勝”，並附贈呂宋銀洋三十枚，他又非常感動；王韜向曾國藩上過書，提出破太平軍的計劃，甚至在他已經流亡香港後，還將自己著於1870年的《普法戰紀》寄至內地曾國藩處。他自己也深知這種來自邊緣人的冒昧上書常常沒有好結果——“一二草茅之士，或能通達時事，歎息時艱，偶言之當道，則必斥之曰‘多事’，鄙之曰‘躁妄幹進’，嗬之為‘不祥之金’……”但當曾國藩讀了書後真的準備招他入幕府的時候，他卻又辭謝不往了，似乎王韜並無意進入“體製內”，而更願意在體製外自由發言，或者，他看重的不是職位本身，而是被尊重這種感覺。
1860年，王韜就對朝廷無法製服太平天國而欲借洋人助剿已經深為失望，同時對太平軍倒產生了些許好感。他覺得從太平軍能守住南京來看，“雖無紀律，尚謂善兵，賊中或未必無人也”，隱隱感到太平天國中也有高人，並非烏合之眾。從一位被太平軍扣留後脫逃的鬆江士人周韻蘭處，他又得知，“賊待之甚厚，每食必共桌，呼為‘先生’。律法甚嚴，逃亡，竊盜，皆殊身首”。現存的王韜日記中，1861年的日記缺失，但正是在這一年，他在南京親自接觸了太平天國人員。不論如何，王韜希望有人能夠了解他的才華，接受他的觀點的念頭雖然遭到挫折，但他並未動搖，隻是需要找到下一個主顧。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當他感覺到有人願意尊重和接納他的時候，他也願意立即報效對方，哪怕對方是自己在日記中多次痛斥的匪類。這種文人尋覓伯樂的心態，肝腦塗地的報恩欲望，在後來康有為與光緒的關係中，不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嗎？這樣，王韜已經不再介意他既上書曾國藩，又上書太平軍是否合乎邏輯，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對策本身是有價值的。作為一介文人的王韜，除了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在現實生活所擁有的可作回報的資本的確不多。王韜不是大清高官的幕僚，亦算不上“太平天國文人”，更說不上是“投機分子”——此刻太平天國已為強弩之末，還有何機可投？他僅僅是喜歡出點子，喜歡點子被采納的文人，而點子本身的確可以是中立的。王和寇不過成敗之間，是把點子貨於帝王抑或是貨於賊寇無非形勢使然，原就是士人難以擺脫的宿命。連孔子也曾經對叛臣的召喚躍躍欲試〔5〕，更何況王韜也已說穿，“天下之壞，不壞於賊，而壞於吏”，這完全對應魯迅多年以後說的，“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6〕，那王韜幫過了那些壞了天下而又一再把他拒於千裏之外的官吏，又來幫幫“賊寇”，有何不可？！
被迫從上海流落到香港的王韜，初時對香港的印象並不好，嶺南一帶在這個江南士子的心中向來是一個“風土瘠惡”之地。他在1863年11月的日記中稱香港為一“絕島”，“錐刀之徒，逐利而至，豈有雅流在其間乎？地不足遊，人不足言，至館校書之外，閉戶日多，無事可紀……”。在香港，王韜除了繼續從事協助翻譯、編輯的工作外，再也找不回上海時期那種名士才子的生活方式了。但他對香港的觀感，又不盡全是輕蔑。香港成為王韜了解西方治民之道的第一個窗口。他在《漫遊隨錄》中對英人經營香港的毅力評價頗高“西人……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他稱讚當時的香港總督“其為治也，以愛民為本，其視中外之民，無畸重輕，不分畛域……”港府的治理“事簡而刑輕”，這顯然是針對有清一代政令繁瑣，刑罰苛酷而言。他介紹了香港有地方紳士參與的陪審製度，進一步感歎：“前者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7〕
1867年的歐洲之行，給了王韜一個實地考察西方文明的機會。他注意到，英國有規模極大的博物館，搜集動植物標本、文物，以“佐讀書廣見識”；西人喜歡植樹種花，美化環境；在教育方麵，他考察了女子學校，發現“女子與男子同，國中風俗，女貴於男”，在“女貴於男”這一點上，西方文化對一位中國士大夫的衝擊無疑是很大的。王韜還發現，英國人“心思慧巧”，喜歡發明創造，而發明可獲得專利製度保護，“雖朝廷亦不能以勢相抑，故人勇於從事也”。假如沒有專利製度保護，“則他人坐享其成，無所控訴，誰甘虛費財力以創造一物乎？”這恐怕是近代中國人關於專利製度和知識產權的最早反思。教育仍然是王韜思考和對比的一個重點，他發現中西教育的一大差別是中國重詞章而西人注重實學，“英國學者注重實際，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他親自乘坐了火車，感覺“如迅鳥之投林，狂飆之過隙”；他參觀了英國電信總局，觀看西洋戲劇，參觀了法國盧浮宮；並注意到英國各處教堂林立。他讚美蘇格蘭“市不二價，路不拾遺，是足以見其寬大之政、升平之治矣”。在上海和香港兩個都市生活過的王韜，還特別留意了倫敦和巴黎先進的市政管理。他評價巴黎：“防守陸軍三十萬，按街巡視，鵠儀嚴肅，寂靜無嘩”，“道路整潔，凡遇石塊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隨時修補。”他描述倫敦的市容：“都會廣四五十裏，人煙稠密，樓宇整齊，多五六層”，以及“每日清晨，有水車灑掃沙塵，纖垢不留，雜汙務盡。地中亦設長渠以消汙水”〔8〕。對英國的態度，可能代表當時倡導西學的中國士人的一般心理，一方麵，他發自內心地說，“善於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國中，無不優遊暇豫”，感歎英國政府“待民可謂厚矣”；另一方麵，就英國與中國的關係言，他又時時警惕英人的野心，認為英人頗善以“兵力商力並用”，征服其他民族。
對比之下，晚清的社會風氣和官場習氣尤其使得王韜憂慮。他感歎在中國，“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他無奈地說：“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驕也。”對王韜來說，除了“西藝”、“西技”，他最關注的恐怕還是“西政”，即西方的政治製度何以帶來國家的富強和社會的安定，以及如何用一種先進的政治製度促進和保障中國社會的進步。他認為，英國政治的特點是“君民一心，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中國則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與之也；民之所惡，上未必察之而勿之與施也”。的確，在共和革命最終爆發以前的很長時間內，困擾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大問題，並非根本質疑封建專製的合法性，也非激烈的反帝國主義意識，而是憂慮朝廷和官僚與民眾之間日益嚴重的隔閡，即“上下不通”。王韜把國家製度分成三種：“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他認為理想的製度就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對王韜其他同時代人來說，議會製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溝通上下的製度而提出的，尚未具有西方分權製衡的內涵，但是，認識到皇權無限擴張的惡果，倡導基本民權，對晚清中國士人來說，不能不說一大進步，盡管早有清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民主思想在先，但畢竟是不為當局所容的異端邪說。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學界通常把王韜這類人物作為改良主義思想家與洋務派官員劃在一起其實並不恰當。雖然在現實中，王韜的確一再尋求洋務官員的提攜，但就思想層麵而言，他還是遠遠超越了體製內洋務官員的，即令是張之洞出版於1898年《勸學篇》，也還在道貌岸然地說倡導民權是破壞“三綱五常”。從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角度看，也正是王韜這一代邊緣知識分子，最早意識到民族的形成不單在對抗外敵，更在內部整合和認同，以及基本民權的落實，否則人心渙散在所難免。
同時，王韜終究也難擺脫傳統的束縛，在欣賞議會製的同時，又時時地要用中國曆史上的“三代之治”來比附。和當時其他知識分子一樣，王韜相信中國在秦代之前的夏商周三世是一個君民親密無間的理想社會，而秦代後則厲行專製，最終將國家政治變為一姓私產。每當看到西方國家以近代民主政治連接上下，他們就情不自禁地以為是“有三代以上之遺意”，而中國的政治改革無非是“禮失求諸野”，這樣一來當然也為改革在傳統的框架內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時限製了對西方製度本質的認識。從這裏，還可以理解何以晚清知識分子直到很晚才萌生反滿革命的念頭，因為在早期啟蒙思想家看來，中國之專製實始於秦代而延續二千年，並非是滿清之過。王韜明確強調，“若舍西法一途，天下無足與圖治”，對西法的信心可見一斑，對西方文明的憧憬使得王韜無論在上書太平軍時，還是上書曾國藩時，都主張他們爭奪長江中遊，而不要驚擾西方勢力的大本營上海。但不論如何倡導西學，其實都不能動搖王韜內心對儒家之道的信仰。盡管他在上海墨海書館期間就成了一名“基督徒”〔9〕，然綜合其日記、文章來看，他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基督。他認為，儒教的真諦就在“三綱五常，以人治人”，道的核心“不外乎人倫”，同時，道具有永恒的先驗性，即使孔子，也不是創道人，而隻是弘道人，在這一點上，即便是這位著名的晚清思想家，也未能脫離“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桎梏，雖已入於“西政”一層，於“西教”終於還是隔膜。
當王韜歐遊結束返回香港，並創辦《循環日報》後，他就將主要力量用在大力宣傳西政和變法上，倡導在中國開礦、修鐵路、建學校、辦報紙，直到成為著名的政論家和後來維新運動的思想前驅，影響了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的兩代變革者。他曾應邀訪問正處於明治維新中的日本，被奉為上賓。直到1884年，時過境遷後，王韜才在李鴻章的默許下終於回到上海，任《申報》編纂主任；1887年出任中外合作的上海格致書院掌院，成為名至實歸的社會名流。然而，除去外在的浮名，王韜至死都一如既往地憂鬱和悲愴。當他麵對世界的時候，是一個啟蒙思想家，而獨自麵對自己的時候，始終是一個被放逐的孤獨者和崎零人。王韜本人是家族中數代單傳男子，但卻沒有兒子，兩個女兒中，一個在嫁給《申報》主筆錢昕伯後早亡，一個“生不能言”，此種打擊對舊時文士而言，恐怕再風流的才子也難以排遣內心苦痛。長期酗酒買醉，造成他的體質很差，中年即常常喀血，乃至處於“久病垂死”的狀態，多年流寓域外，心境更添悲涼，歸國後收入微薄，經濟拮據。而國勢之不振，政府“措施之顛倒”，有時促使王韜因憂時傷身而“舊疾陡發”，甚至產生隻求速死的念頭。病中的王韜，唯有佛學的空寂尚可提供一個心靈避難所，他感歎“數百年後，如煙如泡，一切事皆當作如是觀” ，要“懺種種罪孽，修種種善果……因回憶前事，如漚如泡，如影如塵”。這些言辭徑直取自《金剛經》中“如夢幻泡影，如電複如露”，更可證王韜之不可能為基督徒也。中國的士人固一日未敢忘憂國，然性格又偏柔懦，自身處境和國家命運常常糾纏不清，當兩者均不如意，而又缺少天倫之樂時，縱使此時豪情萬丈，彼時放浪形骸，心靈深處惟餘殘破和虛空。王韜說自己“一息猶存，尚思報國”，但極度苦悶中竟也會“歌哭無端，悲愉易狀”，便是這長哭當歌長歌當哭的真實寫照。環境如斯，時代如斯，性情如斯，際遇如斯，便是真才子真名士亦難真風流！
注釋：
〔1〕王韜：《漫遊隨錄》，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58頁。
〔2〕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二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版，第194頁。
〔3〕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4頁。
〔4〕方行、湯誌鈞整理：《王韜日記》，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80頁。
〔5〕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884頁。
〔6〕魯迅：《談金聖歎》，引自《魯迅全集》第四卷，香港文學研究社1973年版，第403頁。
〔7〕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王韜：《弢園老民自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60頁。
〔9〕（美）保羅·柯文：《傳統和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