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習總書記的講話（二）：“鄧小平理論”可能有較嚴重的缺陷（修訂版）

習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官方的角度總結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曆史，並對中共今後執政路線等做了展望和規劃。這篇講話特別是後半部分，充滿了正能量，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但這篇講話中也存在著少數缺憾。比如，對宣傳了四十年的“鄧小平理論”，在習總書記的講話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十分遺憾的是，這個理論可能存在較嚴重缺陷。這是本篇帖子要重點討論的。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說：

“在鄧小平同誌領導下和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果斷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從此，我國改革開放拉開了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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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麵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曆史經驗，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係列基本問題，製定了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有關“鄧小平理論”，中共前幾任領導人都有過很好的論述。習總書記的論述基本沿用了前任領導人的說法。如果將讚美的部分去掉，似乎可以把“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內容概括成一句話，概括成一個觀點，既“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雖然這個觀點流行了四十年，但還要遺憾地說，這個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也不符合四十年來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事實。

大家知道，除非像魯濱遜那樣一個人在孤島上生活，人類的生產活動離不開社會環境。工業生產離不開工人群體、企業家和商販；農民種地雖然可以一家一戶，也離不開賣種子農藥的商販，離不開收購農產品的官員或商人；還有層層的政府機構，進行稅收和管理。所以任何人的生產，都必定與其他人發生關係。在人與人的關係後麵，則是貨幣或物資的交換。隻要人與人之間有這種關係存在，就會有矛盾和鬥爭。換句話講，任何生產活動都離不開一定的生產關係。純粹的“生產”、純粹的“經濟建設”是不存在的。

在私有製為主、貧富差別較大的社會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階級社會裏，人與人的這種矛盾和鬥爭，就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盡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觀願望是好的，但是對工人、農民和其它勞動者來說，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無處不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不管白貓黑貓隻抓老鼠，試圖把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分開，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

另一方麵，人類社會是有分工的。執政黨高層，政府官員等等屬於上層建築。這一部分人不直接參與生產和經濟活動。在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部分人要參與生產的計劃和管理，因此同生產和經濟的聯係相對比較緊密。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配置是由市場完成的，這部分人同直接生產活動聯係更少。改革開放的主要內容就是基本取消計劃經濟模式，建設市場經濟。這就要求“政經分離”，要求執政黨高層，政府官員更少參與生產和經濟活動。顯然這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中共上層“抓經濟”的觀點是相悖的。

很多人把階級鬥爭理解為文革中的“政治運動”等。實際上文革中喊口號、貼大字報、甚至武鬥，這些不一定是階級鬥爭。例如文革中群眾鬥群眾，就不是階級鬥爭。曆史上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中國軍隊同日本軍隊的戰爭，打得十分殘酷，但也不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強迫進行生產資料轉移。比如，中國上世紀四十年代打土豪分田地，五十年代公私合營，以及社會主義改造，將生產資料由私有製變成公有製，這就是階級鬥爭了。反過來說，將生產資料由公有製變私有製，也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可以說，隻要社會出現強迫進行的生產資料轉移，就一定有階級鬥爭存在。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變換才是階級鬥爭的目的，也可以說是階級鬥爭的本質。

再來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曆史事實。四十年來中共上層，直接抓了多少生產？直接搞了多少建設？是生產了一根螺絲釘，還是織了一寸布，還是種出來一斤稻米？可以說基本沒有。中共上層做為執政黨，做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單幹，賣掉中央和地方幾萬家國企和集體企業，在現存的國企中強行推行“現代企業製度”就是搞股份製，引進外資企業讓中國工人為洋企業家打工等等。如果從生產關係角度看，這些統統是在進行生產資料的大轉移，也就是說把土地農具、廠房設備、原料資金等等動產和不動產，由原來的工人公有和農民公有，變為中共官僚集團所有，以及“企業家”“種田大戶”等私有。相當數量的中共高層和他們的子女、以及民營企業家、知識界精英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少數中共高層家族和部分民營企業家已經富可敵國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是階級鬥爭的四十年，而不是所謂“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四十年。

因此，無論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從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曆史上看，“鄧小平理論”都有較嚴重的缺陷。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很多人認為這就證明了“鄧小平理論”的正確。實際上這是比較嚴重的誤解。為什麽舊中國長期實行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沒有實現經濟的大發展，而改革開放同樣搞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卻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大發展？這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功，歸結於以下幾條因素：一是毛時代留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這是四十年經濟大發展的工業物質基礎；二是毛時代留下的兩彈一星和較強大的軍隊，這是四十年經濟大發展的國家安全基礎；三是毛時代給中共留下的“為人民服務”精神，這使億萬工人和農民在生產資料被剝奪、遭受剝削的四十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中共，這是四十年經濟大發展的精神基礎。當然在私有製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信任已經越來越少；四是毛時代中小學教育的普及，使中國湧現出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高素質勞動者群體，這是四十年經濟大發展的勞動力基礎；五是毛時代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這是中國四十年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基礎。以上的五條因素較圓滿的回答了，為什麽舊中國長期實行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沒有實現經濟大發展，而改革開放卻帶來了經濟大發展的問題。那麽“鄧小平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有沒有正麵作用？事實求是地講還是有一定的正麵作用的。

有人誤解或歪曲毛“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本意，認為毛要一刻不停地搞階級鬥爭、不搞生產建設。實際上毛在總結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四、五年一選舉”周期性地調整上層建築；總結了前蘇聯從上層建築開始逐漸變為“修正主義”而無法自我糾錯；總結了中國四九年後上層建築調整的經驗和中國的具體國情後，提出了“文革七、八年來一次”，“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觀點。每次“大治”期間大約有七、八年，在這個期間應該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產”，認為這基本符合中國社會較獨特的發展規律。換句話說，西方國家以四、五年為周期，采用資本為基礎的“小民主”來調整上層建築。而毛設想中國可以七、八年為周期，用文革“大民主”的辦法調整上層建築。雖然“鄧小平理論”有較多的負麵作用，但這個理論的提出，在客觀上正好順應了這個周期，及時結束了中國上層建築調整階段、進入到“大治”階段，使中國經濟大發展有了時間條件。這大概是“鄧小平理論”對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少數正麵作用之一。最後要順便指出，如果把89年政治風波、整黨、反腐等重大政治事件看成是中國上層建築的調整，那麽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曆史，也大致符合毛所指出的中國社會上層建築周期性調整的規律，隻是這種上層建築調整的方向和方式有差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