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回憶錄摘評（8）》：林彪的講話以及筆杆子與槍杆子的緊張關係

【布周山評】上一篇談到，文革處理劉少奇先生的整個過程，是嚴格按中共組織程序進行的。有網友有不同意見，認為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數量有問題，後補委員變成正式委員有問題等。實際上中共曆屆中央全會，與會的中央委員數量經常少於選出的數量。這是由健康原因或政治原因造成的。例如，發現某委員有腐敗違紀現象，那麽就不適合參加下一次中央全會了。文革是針對“走資派”的運動，有多達四十多位中央委員和後補中央委員由於健康原因、特別是政治原因不能參加中央全會或不能補成正式委員，這在當時也是合乎情理的。當然這些“走資派”在鄧小平時代多數都被平反，這是後話。

邱回憶錄第二十九章還記敘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內容。林彪元帥在這次會上做了長篇講話。如果讀一下這篇講話，以及講話後各方的反映，可以發現許多具有曆史價值的東西，比如林彪與江青關係緊張、以及當年中共內部“筆杆子”與“槍杆子”兩大集團關係緊張的內容。邱認為毛主席不滿意林的這篇講話，但沒有講出任何事實依據；相反，毛指示把林的講話錄音給各省市、各大軍區都發一盤，並在群眾中播放，說明毛事實上是讚同這篇講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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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全會期間，林總發表了長篇講話。林總的講話印有記錄稿，隻發給了中央碰頭會成員。後來，毛主席指示，把林總的講話錄音給各省市、各大軍區都發一盤，並在群眾中播放。

林總在講話中說：

現在我要講的問題，有以下六點：第一個，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個，是文化革命的勝利、意義和它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第三個，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線、做法的問題：第四個，是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革命怎樣繼續前進的問題：第五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個，是今後怎麽做法。

林總在講到：

我要說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間的曆史地位。要講一講，才能看出我們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最廣泛的最有深遠意義的革命。隻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廣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響人類曆史進程和影響中國今後的命運的。

林總說：

在我看，世界上的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紀、四世紀，希臘的奴隸製度是處於繁盛的時代，希臘的古典文化，也處於這種那個時候出現了影響全世界上兩千多年來的思想，那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那時出現了德莫克裏特、赫拉克裏德、亞裏士多德、伯拉圖、蘇格拉底、伊壁鳩魯，他們是影響整個歐洲的文化，也影響後來中國的思想。但是，那種文化是為奴隸主辯護的文化。這個是奴隸製度的文化，同我們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話叫什麽，就是小巫見大巫吧。看到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個是小巫。而沒有這個比較的時候，我們腦子覺得，它那個了不得，但實際上同我們的一比，它那個沒有什麽了不得。

後來，世界第二次的文化運動是什麽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資產階級出現，就出現了以意大利為首的文藝複興運動。到了十六世紀上半期，文藝複興進入繁榮的時代。這個時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對神權，提倡人性，他不敢聲明他是什麽階級的人性。他提倡自由，也不敢說是誰的自由。這個意大利的運動，以後傳到英國，傳到法國，傳到德國。這一次文化運動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一次文化運動，文化的革命。當然在意大利之後，法國的啟蒙運動，傳到英國是英國的樣子，傳到德國是德國的樣子，而到法國，就是法國形成一個啟蒙運動。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鳩、盧梭這麽一些人。還有其他什麽費爾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們是主張唯物論，但是也有主張唯心論的。後來這種思想，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產生的來源之一，社會主義思想是來自於法國的，就是聖西門、傅立葉，也來自於英國的歐文。更早一點，還有英國的烏托邦。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繼承了人類的先進思想。

第三次是什麽呢？……第三次就是馬克思主義產生，是人類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西歐的無產階級開始登上了曆史舞台。法國發生了起義，英國發生了憲章運動、法國就是裏昂工人起義，德國也發生了紡織工人的罷工。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了工人運動的鬥爭的經驗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體係，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這是人類曆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個代表新的階級的新的思想體係，是為新的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為新的階級指明任務，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階級的革命的科學。而列寧的思想是緊接著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人類第三次文化革命運動。可是馬恩列他們的思想沒有像毛主席的思想這樣子能傳播到七億人口當中去，他們合共起來隻有那樣多人口，而中國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億人口中廣泛地傳播。不僅如此，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廣泛地傳播。

這三次世界性的，一個是奴隸主的文化運動，一個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運動，如果同中國這一次的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比較起來，那末，規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們要看明白中國這次這種文化革命，是世界曆史上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不僅僅是七億人口中廣泛流傳，而且是幾十億的地球上的人口、勞動人民樂於流傳，樂於接受。

林總說：

現在，我們可以高瞻遠矚地看到全世界上的遠景，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能夠空前地影響全世界曆史、人類命運的，推動世界向前進的，促進世界革命的影響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的，那就是中國。所以，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它超過西班牙，超過英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革命的國家，最影響人類曆史命運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很光榮的，很偉大的。但是，我們必須堅持革命路線，堅持毛主席的路線，堅持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一切工作，堅持文化革命的這種精神，堅決地不斷地來批判、打擊反動的思潮，不斷地普及代表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那麽我們的國家就不會變色，一切反動派，無論是內部的顛覆和外部的武裝進攻和這種和平的顛覆，都會遭受失敗的。我們國家有兩個前途，一個，變成對使勞動人民受二遍苦，重新複辟資本主義、半封建主義。但是，隻要我們能夠堅持這次文化革命這個方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這個方向，把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下來，把社會主義堅持下來，把對世界革命的援助堅持下來。

林彪的講話拿文革與文藝複興媲美，旨在讚揚文化革命，毛確認為貶低了他，主席是不高興的。江青同樣是不高興的，江青認為文化文藝的「版圖」是她的，林彪的講話事先沒有與她商量。

林彪、江青的矛盾

林彪講話的時候，不僅沒有稿子，提綱也是東一張、西一張。他的講話近四個小時，毛主席坐在林總旁邊一直聽到底，他聽得很入神。全場鴉雀無聲，都在用心聽講。唯有江青聽得不耐煩，她一直吊著一張臉子，很顯然是心裏有氣。因為林彪講歐洲資產階級文藝複興問題占了她的「地盤」。江青是在向林彪出氣的。

聽完林彪講話之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黃、吳、李、邱等）回到京西賓館吃晚飯，準備晚上還要集體辦公。我們沒有料到，江青在後麵也跟著到京西賓館來了，江青進門坐下之後即說：「這樣大的事（指林彪的講話）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樣一回事嘛。」

黃、吳大體上知道江青發的什麽火，但他們有意裝作不知道，不把事情挑明。為了防止江青找黃、吳談林總講話的問題，吃了晚飯之後，還特意請她看電影。在當時的情況下，在沒有得到林總許可之前，黃、吳也是不敢向江青表態的。

江青對林彪早就有意見了。據事後黃說：十二中全會以前，江青對林彪主要有三個意見。一是，陳伯達當著江青、葉群的麵說過兩三次，他要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可是林總采取不理政策，根本不表態也從來不提及這個問題。二是，江青已經下了決心要搞掉楊成武，林彪毫不客氣地回答說：「這樣的問題隻有毛主席才有決定權。」把江青當麵頂回去了，讓她好不惱火。三是，在十二中全會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過：「十二中全會要考慮補選中央委員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林彪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們不議。」江青提這樣的問題，很顯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當上中央委員。江青跟各地說：「八屆五中全會就補過中央委員。」江青在十二中全會之後不幾天，對著黃永勝、吳法憲、葉群三人發了一次很大的火。她說：「轎夫並不是好當的，今後不當了！」她說當轎夫的意思，就是過去吹捧過林彪，但沒有得到什麽好處，今後就不吹了。其實，江青是完全不識時務的，林彪根本不需要江青抬什麽轎子。

當林彪知道江青對他的講話（關於文藝複興問題）有意見時，林彪就講過：「我就是要她有意見的。要不然，她總是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後來，江青看到對林彪的講話做不出什麽文章，她又向林彪討好說：「文藝是專門問題，不容易講好。」

林彪、江青的矛盾，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但當時都處於「心照不宣」的心態。當麵都是客客氣氣的，背後各自都有主意。江青能夠難為到林彪的事不多，頂多她能控製一個上海。林彪本來很喜歡上海，過去經常在上海休息。文化大革命後就不到上海去了，寧願在蘇州，在北戴河休養也不到上海去。林彪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全國都在放錄音，江青則下令上海播放樣板戲，不準放林彪的講話錄音。有一次我同王洪文開玩笑說：「你們上海人不喜歡聽漢戲吧？」（指湖北人、林彪講話之意），他當時沒有聽懂。以後他就聽懂了，為了此事，王專門向我解釋說：「對放林副主席講話錄音之事，我們在幹部中放了，沒有在群眾中放。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我們是存在困難的。」

從十二中全會之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就逐漸變了。林彪同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為了黨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因為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的。」以後又說：「他們幾個人（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是一個宗派。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宗派主義是很必要的。」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插話說：「他們幾個是上海幫。」從此之後，我們在背後根本不叫他們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幫。可悲的是，宗派的帽子，林彪沒有給江青一夥扣上，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反被主席給我們扣上了。

林彪同江青的矛盾，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嚴格局限在楊成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幾個人之內，其餘的人是絕對不能知道的。以後，除了上述人之外，陳伯達、謝富治、李作鵬、邱會作也參加進去了。我還擔任了向周總理匯報的「聯絡員」。九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康、江，張、姚等是上海派之外，其餘的都站在林彪一邊，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不參加政治局辦公，但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都是說話公道的。毛主席以前高高在上，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才開始真正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夥，維護文革，打擊林彪。毛主席實在是公心不夠。

林彪對江青一夥的基本態度之一，就是不許他們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之後，防止上海幫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一樣的嚴格。軍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也同總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總理，由他轉送主席之後，再在政治局傳閱。看起來這是小事情，其實是大事，這樣可以減少江青一夥的幹擾。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軍隊同中央文革就有一定的矛盾，黃永勝當總參謀長後，這個矛盾就突出來了。不少人知道中央內部存在的矛盾，實質上就是林彪、江青的矛盾，總理和政治局大多數同誌都支持林彪。

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的獨立王國就形成了。江青一夥死死霸住上海不放不讓別人沾手，國務院各部門對上海都畏懼三分，就連我分管的國防工業，在處理上海國防工業的事情時，也感有幾分棘手。例如，中央部門有事隻能同上海的有關部門打交道，不能同工廠直接打交道。上海三個師的警備部隊，都是上海自己掌控的，南京軍區很難插手，真正實現了張春橋的指示「上海的事，上海自己辦」的方針。

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林彪講話之後，張春橋嚇得差點尿褲子，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見到軍委辦事組的人就說：「我們同軍隊的關係，上海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張春橋說的一句老實話。

由於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周恩來對她又有抬舉，加上江青自己的霸道作風等，她在群眾中，特別是在造反派中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同周恩來平起平坐了。以我的看法，在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係，就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賬的。即便是假的，也要買賬的。江青也特別需要別人看到她同毛主席的親密關係。在毛主席出場的時候，她想盡辦法要走的同毛主席近一點。發表照片時，總是選擇她與毛主席的特殊鏡頭。在文藝晚會上，江青總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不能如願，她有時就去用毛巾給毛主席擦鼻涕，整整衣服等。江青這些做法都是迷惑別人的手段。

十二中全會時，有一次會間休息，我和黃永勝在閑談，胡耀邦同誌走過來，他和我們都很熟悉。他對黃永勝說，能不能搭個橋，他想向江青同誌匯報一下自己的情況。黃這個人說話很直，說我幫你給總理搭橋可以，江青這個橋我搭不上。胡聽後有些尷尬，我這時倒給他出了個主意，我說：「江青同誌天天大搖大擺地走，你就迎上去和她說話，她現在很『聯係群眾』。」耀邦說：「對，迎迎她。」後來他見到了江青，說很高興很激動。所以說，麵對江青，不論真假，當時是要買她賬的，因為江青的後麵有毛主席。

這裏要特別說一下，溫玉成副總長投向江青的問題。溫玉成本來是黃永勝的器重的人，他能到總參任副總長，也是黃永勝建議，林彪點頭，否則是決不會有如此「官運」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江青還能迷惑他，確實是不簡單。

他到北京後不久，就以副總參謀長的資格在北京市「支左」。並且也就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裏拿著兩張通向江青的「通行證」，一張是支持造反派，一張打小報告。前一張通行證起的作用不很大，因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控製之下的禦林軍。後一張起到特別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報告特別多。例如，葉劍英、聶榮臻等人對中央文革和對造反派不滿的問題；他無中生有的向江青報告了葉劍英汽車上裝有特別電話，並有偵聽作用；報告聶榮臻在西山大興土木擴建自己的宿舍；報告邱會作支持清華「四一四」派反對中央文革等等（我的兒子在清華讀書，但「四一四」是什麽我都不知道）。江青看到他有特殊的作用，於是，就直接向毛主席建議：溫玉成為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這樣，溫玉成的官運也到了「寶塔尖上」。溫玉成的問題出來以後，為了割斷溫玉成和江青一夥的聯係，連他的家人在北京住都不行，全家都送到成都去了。

林彪敢反江青也是很為難的事情，畢竟有主席的關係在那裏，對江青的錯誤，小事情也忍了，但原則問題林彪就不讓。林、江之間矛盾的本質是什麽呢？就是保衛軍隊不亂的問題。其他問題，林總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總起來的說，林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觸怒了江青，引起了很多的問題。林彪、江青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問題，在後麵還會多次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