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我所經曆的三年困難時期 ——質疑央視“上海孤兒”尋親的有關描述

作者：高山美

偶然在央視13頻道看到了一起董倩主播的《麵對麵》節目。她的采訪對象好像是一個很有名的幫助“孤兒”“尋親”的呂大姐——呂順芳。她與倪萍好像一樣，也是幫著“孩兒”尋親的。但是很特別的是，他是專門幫助中國三年困難時期被上海周圍地區父母拋棄到上海福利院的“上海孤兒”尋找她們的父母的。在這之前親身經曆過三年困難時期的我，還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困難時期還有這樣的事。

在采訪中呂順芳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呂順芳說她是為了尋找她的在困難時期被母親丟棄在上海一個單位門口的妹妹。當時她說在他們江蘇農村，有的人吃樹皮、觀音粉。她說我們吃青草，吃了會得青紫病。媽媽為了讓妹妹過好日子，就把她丟到上海，她說她們都願意媽媽把他們丟到上海，因為上海能吃飽。到上海媽媽給妹妹買了一個燒餅，她很高興地吃起來，媽媽就走了。這樣他們家就把妹妹丟了。她為了找妹妹，才搞了一個“尋親會”已經幫著數十名那時的“孤兒”找到了家。

我在網上查“上海孤兒”，查到了有這麽一件事。當時上海福利院有3000孤兒是康克清請示周總理，請內蒙的烏蘭夫支援一些牛奶。烏蘭夫建議幹脆把這些孤兒送到內蒙同胞家裏，由他們來撫養。這樣在困難時期，上海的3000孤兒就到了內蒙的牧民家，成了牧民的後代。這件事是否屬實，我也不可能查清，也許是真的吧，倒也符合當時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社會的實際。

1959年我正下放在北京山區的一個人民公社勞動。3、4月份下去時，生產隊還有食堂。主食在食堂吃，副食農民各家自己準備。大約是六七月份吧按上級的指示食堂就解散了，我就在老鄉家吃飯了。最近看到《毛澤東年譜》有的地方拒不執行中央的指示，直到1961年還在吃食堂，這些地方如果餓死了人，當地領導是不是應當負主要責任呢？！1959年餓死人完全是因為浮誇風，收了過頭糧，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從1960年至1962年是我國的經濟困難時期。我認為1959年不能算困難，因為1958年是豐收年，雖然沒有收好，但那時我國正在慶祝十年大慶，1960年，年初回到北京，百貨大樓商品還是琳琅滿目的。可是過了不久，北京的困難就顯現出來了。星期日到北京最繁華的東安市場、百貨大樓，所有的貨架全空了。我當時想給我的一件棉襖換一個麵子，布店裏什麽都沒有。隻有一家比較高檔的縫衣店裏還有一種大紅色的凡立丁，我記得是14元一米，我就隻好用它做了一件棉襖。

整個東安市場的所有飯店裏什麽都沒有，隻有一家飯店買玉米糊糊，一人一小碗，隊排了好幾圈。這就是當時北京的實際情況。單位的食堂吃飯憑糧票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副食奇缺，肉沒有，蔬菜也很少，飯量大的同誌營養就不夠了，有的同誌就得了浮腫病。當時隻要看了病，醫院就可以開一些證明，就可以到副食店多買一些糖、黃豆、豬肝等營養品。生孩子的女同誌也可以得到這樣的營養品和牛奶等的特殊照顧。在這期間單位曾要求黨團員自報糧食定量，我原本是28斤定量。自己計算了一下，一天8兩，24斤就夠了。我就報了24斤，但是給我的定量是26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工廠還是堅持生產，三班倒。好在工人的夜餐很好，每天都是蛋炒飯，油也很多，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

到1961年，單位食堂曾經買到過一批鯽魚，做成酥魚，每人一條，改善生活，還買到過牛奶，吃早飯時可以吃到。春節時每人可以分到幾斤牛肉、一條魚。這些是我印象比較深的。那時的供應除了糧食，記得是每人每月二兩油、一斤白糖、二兩水果糖塊，布票是多少忘了。但是1959年就已經有了人造棉，是分配給家有上學的學生的家庭的。

到1962年我們學校用自己生產的機器，從內蒙古換回了一些羊頭、羊肚分給各家。市場上也有了高價點心（三元一斤），高價糖（五元一斤）。飯館裏也有了肉和菜，雖然主食是要糧票的。後來單位還給各家分了一次雞蛋。困難時期就這樣不知不覺的度過了。

我1959年在山區勞動時正好是3——4月青黃不接的時候。老鄉有醃好的各種鹹菜。我們吃菜就困難了，隻有一種鹹得發苦的蘿卜條，隻需一根就可以喝完一大碗玉米茬子粥。我正好分管我們下放幹部小隊的夥食，當時給我們的夥食標準，每人每月2元菜金。我就邊給玉米除草，邊向老鄉了解，哪些野菜是可以吃的？地裏有野韭菜、野蒜、“豬毛羽”，還有“巧舌頭”是有毒的，要在水裏泡很長時間才能吃。在勞動中間休息時，我們就把當時地裏長得比較多的野菜品種采集起來，中午改善夥食。所以當我聽到呂順芳講她媽媽和她們在困難時期吃“青草”，就覺得她可能恰恰沒有吃過地裏的野菜。因為不管是北京還是上海鄉下，中國幾千年農耕的曆史，中國的農民對地裏的植物的知識已經很豐富了。無論是中草藥，還是野菜，老鄉吃的時候都不可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像羊吃“青草”那樣地——吃下去。都是了解這些植物的名稱、性質和特點的，有些草是不能吃的。而且在江南既然地裏能長草，當然也就可以長菜，糧食少，瓜菜代，這是南方至少可以做到的。

再回憶我在北京1960年身處的條件，困難時期市場上是根本沒有不要糧票的糧食可買的。如果能買到燒餅，那就說明根本沒有什麽困難了。這就說明了呂順芳作為當時的一個孩子，根本不記得三年困難時期的實際情況了。她講的情況，十有八九是憑她自己的想象編出來的。而董倩作為記者，她也是年輕人，她是受騙了！就是說呂順芳講的三年困難時期她們家吃青草、吃觀音粉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能在解放後的江蘇存在的。1956年當時孩子多的家庭婦女就已經可以通過結紮絕育了，避孕的辦法也比較普及了。如不想要孩子，完全可以不生。生了孩子，在困難時期，就推給國家，這樣自私的人，我估計就是在農村，當時也不會很多，根本不值得同情。3000孩子，很可能是因為各種原因造成的。內蒙古的孩子應該感謝的是他們大公無私的內蒙的爸爸媽媽。在江南的這樣自私的、丟棄自己的父母就不必去想他們了！

老田在他的文章中說，在毛澤東時代漏報戶口是不可能的。我說尤其在困難時期更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孩子出生，國家會分配很多物資給各個家庭，有產婦的營養、有嬰兒的營養和口糧、油、糖、豬肝等等。解放後家庭的孩子越多，家庭分配得到的份額也越多。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舊社會最大的不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口為什麽增加這麽快，不會沒有原因吧？分配公平，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長的成本很低是根本原因。想要抹黑那個時代的人，當然認為利用困難時期的題材是最好的機會，可實際上這是很難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是最突出的表現在困難時期，就像長征的故事一樣。三年困難度過了，人民得到了鍛煉，原子彈也上天了！

編故事的人，按照舊社會的常理來編社會主義的故事，當然不可能真實，隻能像是講天方夜譚，當然也不可能達到他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