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生最後一次政治運動的感悟—（讀宜城漁翁的中科大6221有感）

      

       我在1949年開學上小學四年級，看見了隔三差五的就搞回運動，50年開始的肅反鎮反，三反五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整風反右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翻案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從建國到文革十七年共搞了八九次大的政治運動，可以說英明的黨就是靠肅整發展和鞏固了自己的獨統地位。我真正親身參加的政治運動就隻有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即“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在我的檔案裏有一份材料是高中（北京24中高三3班）時，由班上的“線民”與“狗腿子”們寫的鑒定：此人為不戴帽子的右派。要不是文革，我還不知道自己有毛記盛錫福的一頂政治帽子，文革初期我基本沒什麽大字報，到了清理階級隊伍時（應該在1970年），我被隔離審查，不能回家，不能自由外出，看押我的“紅衛兵團”負責人是我帶的男籃球隊的隊員，有任何事情都會預先通知我一聲免得與專案組或是和“革命群眾”頂牛有抵觸情緒反而對我不利。靜思後，多少悟出點兒道理來：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上層領導就是要打倒政敵從而鞏固自己的獨統地位，基層就是整“人頭兒太次郎”的幹部，誰是走資派？根本就沒有，上層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方針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也就是有很大的分歧，為了不失自我的權威位置，便發起向政敵進攻，不惜大片的打倒昔日的戰友與建國的功臣，而且不擇手段的偽造曆史置對方於死地。

        文革開始階段，學生並沒有殺向社會，基本上是對學校的領導是否執行了資本主義教育路線的問題展開了鳴放與批判，對教師隊伍的階級成分有質疑，對教師講課內容及教法又不認同的地方，基本沒有出格也沒有暴力行為。但從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小將，還把宋仁窮的女兒--宋彬彬的名字改為宋要武之後，學生們殺向社會破四舊，頓時校內社會上搞得是烏煙瘴氣，我是63年分配到女八中工作，沒想到女生動起武來打手無寸鐵的婦女還真是心狠手辣，也不知從社會上哪兒帶來一些婦女，所謂的牛鬼蛇神，也不知是否經過人事檔案的調查，全憑接到出身好的八婆們嘴上一說就給押到我校，關在乒乓球練習室，初中的學生手掄軍隊的鐵頭武裝帶，沒頭沒腦向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女打去，她們都是在夜間打人，第二天我們上班時就聽說初三某班同學打死人了。真正讓女八中揚名於北京社會上是因我校高二的學生—張XX到文聯去批鬥文學家老舍時，行使暴力造成老舍先生身心上的嚴重摧殘導致他老人家投湖自殺。此事至今還會被人們談論，兩年前這裏的中文報紙有報道過原師大女附中老三屆的同學捐款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校長建紀念碑時，不接受宋彬彬的捐款，也提到有關女八中張某某迫害老舍之死一事，時至今日沒人為此事買單。

         我又為什麽在清理階級隊伍是被隔離審查？近日回想起來我總是在不適當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說了正確而不應該講的話。如在1964年夏季我校李副書記（是位將軍夫人）找我談話有關“響應毛主席要在大風大浪裏鍛煉”的號召，我們談完有關如何組織全校師生的遊泳計劃後，當我拉開門要離去時，李副書記問了我一句幾乎能讓我暈過去的話：現在遊泳池有男女分池嗎？我話接的太快了脫口而出：有，東城八麵槽的華清池。暑假過後開學接到領導通知去盧溝橋農場勞動。這次是我的高中同學--呂嶽結婚（69年秋天），他鐵道學院畢業後分配到華北水利電力設計院，他的愛人是青梅竹馬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1966年畢業），他的夫人曾為北京師院女排隊長，在待分配期間查出患有胃癌，手術後正在休養期間，後得知分到農村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我和另一高中同學去他的宿舍賀新婚，我說了一句：這個分配真沒人性。我們又聊到文革時我說；這是毛劉之間的權力之爭。而且還說：毛主席說的一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還說過劉少奇白區工作有功，現在又說劉少奇這也錯那也錯，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我不做落井下石得事兒。還有一些其它的言論，後因我那個同學在清隊中被整得七葷八素被逼無奈說出我們之間的談話。這些材料轉到我校被對立麵如獲至寶，很想一劍封喉置我於死地，在大會上全校批鬥，批鬥會上也隻是念批判稿和喊口號，從沒有任何人碰我一指，下來寫大字報認識自己的“罪行”，這也鍛煉了我的寫作能力，虧了文革是十年浩劫，如果是二十年浩劫，近日就會多出一位海外作家，哈哈----玩笑一句。說句實話，與老師和同學的關係比較好，運動領導核心小組成員對我的問題政策掌握適當，我的材料沒有上交到區委，雖然按現行反革命分子批判，處理時按人民內部矛盾，不久被工宣隊解放參加區裏的籃球聯賽，但還不能教課，這樣我除了賽球就在區辦工廠幹電焊工，為學校做製磚機。後來有幾個人還想把我的問題炒“回鍋肉”，趕巧出了“9.13”事件，從此我的噩夢就算結束了。9.13事件後的第十二天結婚，轉年年底調到天津直至1981年4月8日移民美國，什麽檔案對我都是零，想要看我的檔案就來我的博客則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