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9-1

19. 結論

鴉片戰爭是一段非常不體麵的舊事，也許它已從你的記憶中溜走？但它無疑不會從中國的記憶中溜走，它仍在不斷地被詮釋。

                                                                                                                                  《衛報》 2010

2009年12月28日，一輛囚車穿過烏魯木齊冰凍的街道，將一名中國監獄裏的囚犯送到拘留中心，第二日一早約6時30分，他被叫醒。早飯是一碗薄粥，然後讓他刷了牙，到了上午10時，他在武警的押送下，被送進一部“流動麵包車”，綁在推椅上，注射了一劑毒針。

在某些方麵，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講，死刑這事實在是平淡無奇，每年，它會處死1700到10000名死刑犯。在公布的淺顯的細節上，這個判決是無可爭議的：走私販賣50克以上海洛因就將麵對死刑，而該死刑犯帶入中國一裝有超過4公斤毒品的行李箱。

但在其它方麵，這是一樁不尋常的案件。此人名叫阿克毛-沙伊克（Akmal Shaikh），是一巴基斯坦裔英國公民，因而是在近六十年裏第一位在華被處死的歐洲人；此外，他也是一位在有疑問的罪案上須負法律責任的英國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強烈地抗議對他的判決，英國辯方爭辯說沙伊克患有精神疾病——躁鬱症和狂躁型抑鬱，（在2007年，他最初到中國是想要成為一個流行歌星，以他那首發、單曲無調的“進來，小兔”，為世界帶來和平；他本人在中國法庭上的陳述，則是不連貫和雜亂無章、顛三倒四，以致於被法官嘲笑。）英國政府的代表要求由中方獨立的機構對沙伊克進行心理鑒定，這一堅持數月的要求被負責該案的法官無情地拒絕了。

沙伊克的死很快地變成一國際事件，英國首相戈登-布朗聲明：“我強烈譴責對阿克毛-沙伊克所執行的死刑，我對我們持續地要求赦免的請求未被準予而感到震驚和失望。”外交大臣伊凡-劉易斯聲稱他“極度惡心。。。對英國和全世界所有對公正有一丁點同情或承諾的人來說，這是個非常壓抑的一天。”

中方的觀點以同樣程度的憤怒進行回應，對照是非常明顯的：這是英國試圖幹預中國司法對一起鴉片走私案處理的新嚐試。媒體和網絡沸騰著，將其與1840年及諸如此類聯係起來。一篇政府官方的回應寫著，“在中國，曆史上所帶來的痛苦回憶。。。公眾對（鴉片走私）有著特別強烈的痛恨。在最近的網上調查，99%的公眾支持法庭的判決。”“處決沙伊克有如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的虎門銷煙”，一位學者分析說，“然而這一次‘炮艦外交’無法成效。”一位匿名的網絡評論則怒火衝天的寫到，“英國對華發動過鴉片戰爭，它有‘極度惡心’過嗎？。。。劉易斯與查爾斯-義律和亨利-璞鼎查站到了一起：都是中國的敵人。“‘英國’和‘鴉片’這些詞語就等於‘鴉片戰爭’”，一位博客解釋道，“是中國受欺壓和羞辱的現代曆史的開始。英國人忘記了在1840年，他們的前輩以鴉片炸開了中國的大門，但中國人仍感到劇烈的痛楚。”“殺，殺，殺，殺”，另一位匿名的網上評論的總結。值得指出的是，並不僅是中國人對鴉片戰爭有著記憶，一群英國人也有著同樣的看法，其中一人譴責此小題大做為“虛偽和麻木不仁”。

這是2009年十二月從中國傳出的第三件令人警覺的新聞。第一件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高峰會議的失敗，緊接著是歐洲參與國希望能將減排與協議綁定，因未能達成而極度失望，四處尋找責備對象，於是中國成為責備對象。一位激動的環境學者透露：“中國毀掉了會談，故意羞辱巴拉克-奧巴馬，堅持一個可怕的“協議”，如此以來西方國家領導人不得不退出，從而承擔責備。” 他的結論是，中國的唯一目的，是要確保自身的經濟掘起（依賴於隨意使用肮髒廉價的煤），與此同時，促使正在減少煤炭使用的西方也大量使用。此外，中國總理不僅未照安排與西方領導人——包括巴拉克-奧巴馬，同處一室，而是安置一跑腿，在會談過程中以電話方式請示及匯報。對於任何有一點曆史記憶的人，這一幕像是一不祥之兆，好似中國又回到自大、以中國為中心的外交作法，這種行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臨戰之前，曾激怒像律勞卑和巴夏禮這樣的人，因為皇帝的大臣們拒絕與他們麵談，而是以倒楣的“洪官”商人來代表他們。

隨之，在聖誕節那天，共產黨政府（盡管強烈的國際觀注，在數月非法拘留後）以“顛覆國家罪”判處老資格的著名不同意見者劉曉波十一年監禁，作為對他網上請願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和人權的“08憲章”的報複。（之後不到一年，一群挪威人授予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以抗議對他的判刑，這一事件使中國暴跳如雷。）在較早一些的十一年前，比爾-克林頓在北京，親身對中共演講，數落它的人權記錄。而今天，“我們正在掘起”的曲調似乎正從北京傳出：從現在起，你們最好習慣按我們的方式來做事。

英國報紙驚恐萬分，《每日電訊》外交政策的編輯很快製造出入侵場景：“2050年，中英間的一起外交爭吵麵臨著上升到一場全麵的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的精英黑客部隊，快速準確地敲著鍵盤，對英國的計算機係統發動了高科技地進攻，造成毀滅性的結果。”他所得到的結論：最近的衝突，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國對外部世界態度的冷酷現實，

不是選擇成為一個西方可以信任的夥伴。。。中國人表明了他們默認的立場，即是北京真正唯一和首要的是照看好自己的利益。。。中國極不情願在雙邊共同關注的問題上，建設性地與西方互動的許多原因，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英國炮艦隨意地羞辱了當時的中國政府，使這個國家在戰爭中遭受到心理創傷。。。為保證再不會有外國強權以免罪特權欺壓中國人，今日的北京政府在科技發展上投資巨大，這些科技有朝一日可將西方的軍事優勢化為烏有。

毒品、複仇和中國人謀劃統治世界：整個又是“黃禍”論調。

在文化衝突的陳詞濫調表麵下，情況更加複雜。英國評論員們匆忙地臆測中國的強硬派是專門針對他們，但北京政府在哥本哈根、劉曉波和阿克毛-沙伊克事件妥協上不感興趣，深層次裏是國內的問題。中國的統治者們，在可能妨害經濟時，做事情非常精神緊張（如減少使用廉價的煤的排放），是有很好的原因的：他們的絕對權力主義者的權力，基於他們能否為他們的十三億臣民帶來富裕。中國共產黨對國內的反對力量神經緊張，顯現在荒唐可笑地對待劉曉波：中國因特網上沸騰著潛在的異議和組織起來反對政府的潛力，劉曉波隻是當代中國頗具規模、令政府尷尬的一族中的一個代表。

我們也不應忘記對阿克毛-沙伊克的判決和處決都在烏魯木齊——2009年當地穆斯林居民與漢族外來人口暴力衝突的中心，那次衝突造成14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在2010年1月，它仍處於武警的緊張控製中。許多年來，中國法律和秩序的捍衛者，將經中亞到新疆的毒品走私，與伊斯蘭分離主義分子的恐怖主義相掛鉤。並且，在阿克毛-沙伊克的處決的兩個月前，中國報紙廣泛刊登著全國上下共產黨的法律和秩序不起作用的跡象：至少5起發狂般的血腥殺戮，其中數起關聯到謀殺多位本身家庭成員——一種在中國共產黨的掌舵下，社會道德結構似乎正處在解體的現象。當他們在阿克毛-沙伊克事件中堅定立場，中共試圖告訴它的屬民：看著我們，我們能維持國內外的秩序。西方重複所見到的故意、挑戰性的蔑視之處，中國政府也看到了內部安全問題，整個過程有如另一場並行的鴉片戰爭：在貌似與西方進行著戰爭的同時，中國也同時在與自身進行著戰爭。

盡管如此，這是令人擔憂的，它凸顯了西方和中國在以超級大國的狀態較力時，在根本上，關係是多麽緊張；及在高度政治化的曆史記憶下，這些關係仍是多麽困擾。

非專業人士在報道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時，許多陳詞濫調中最為俗套的就是中國在不斷變化，而且非常之快。但經過過去三十年的改革，至少兩件事令人放心地一成未變。一是共產黨不知疲倦地要求領導國家，另一個是該黨在1920年到1930年間所建立的讓人窒息的現代中國史（在國民黨極大幫助下），用來撐起自身的合法性及要求中國人民貢獻自己：亦即現代中國史是中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隻有共產黨才能將國家由此中解救出來）的曆史。

盡管在1980年，這個熟悉的敘述無人要聽。當然，教科書仍是老調，如：“令人羞恥的鴉片戰爭”所帶來的“可怕的苦難”，及“中國人民堅決抵抗外國侵略的決心”，但這是這個政府在勸導任何人去接受任何事均會遇到困難的十年。對於許多中國人，突然180度地從文化大革命中轉向，對於這個想要維持它曾有的信譽的政權，是太過戲劇化了：過去人民的敵人突然平反昭雪；原來不遺餘力地惡毒迫害和羞辱他們的狂熱被作為不幸的錯誤；數百萬城市知識分子需要“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數年時光被重新定義為浪費時間，甚至在1981年聲稱被神化的毛澤東也僅有70%正確性。

毛澤東之後的時代中的心態主要變化是承認要向西方學習——或者至少，部分要學習西方是可以接受的。盡管政府盡心地挑選引進它所需要的——外資、科學和技術沒有問題，民主就不太行——但控製證明較難做到。“一旦你打開窗戶，”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的著名講話，“很難不讓蒼蠅和蚊子飛進來。”當黨試圖擋住某些輸入時，荒唐可笑的事情出現了。1980年早期，它集中精力根除“精神汙染”：不僅是色情和走私，連沒有犯罪表現的長發、喇叭褲、略微現代且意思不像路牌那樣清楚的朦朧詩均被禁止。在這個程度下，盡管這樣的運動仍能鎮懾對文化大革命仍有記憶的中國人民，但實際上遠不能讓任何人信服。許多大城市中國人回憶反精神汙染運動時，認為它是摧毀人們對中共最後一絲理信尊重的一個單一事件——通過它在小事如發形和衣著上純粹的吹毛求疵。“今晚我們到那裏去受汙染？”楊憲益，中國最著名的文學知識分子之一，當他在人民日報主管宣傳的朋友抱怨“庸俗的個人主義” 的汙染時，在電話中對他的朋友開玩笑地說。被運動盯上的作家則通過建立西方支持來回應，“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厭惡中國，厭惡政府，”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一位著名的、以英譯毛澤東之後時代的文學的翻譯家、1980年代旅居北京的學者，清楚地記得，“人們總是找我幫他們爭取外國邀請。。。他們想出去。”西方不再是中國的問題的根源，而是救贖主。

當局也似乎失去利用宣傳，張揚他們從不犯錯，或諸如此類對大眾洗腦的興趣。許多事在1980年代被允許公開質疑：馬克思主義原理是否適合自由經濟；政府的下一步批判在文章或講話裏會是怎樣怒火衝天；下個月食用油會漲到多少錢。但當中國在磕磕絆絆地轉向市場經濟，伴隨著通貨膨脹如火箭一樣上升時，一共同的判定在不斷增長：政府的改革不能奏效和領導階層尚未找到方法來說服大眾他們能夠領導。在這十年裏，好像幾乎每件事，每個中國人都會去嘲弄和攻擊，而且經常是來自政府內部。1988年，當批評的熱浪高漲，中國中央電視台，不僅一次而是兩次，製作了六集紀錄片《河殤》，鄙夷數千年的中國曆史，嘲笑了國家民族的象征（如長城和黃河），稱頌了西式的貿易、自由、資本主義、科學和民主，最前衛的異己——如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臆測中國如能像香港一樣經曆殖民化才有可能會有“偉大的曆史變革”。

與鴉片戰爭相關的行業在走下坡路。十年裏荒棄著紀念中英衝突的舊址，座落在北京西北荒廢的圓明園的遺址，就是一絕好的例子。在毛澤東時代，圓中的綺春園成了小偷小摸的農民的取寶地，他們尋找石材和磚塊來搭建豬圈和其它適用的建築。幾個遊客注意到，整個1980年代，圓明園管理部門堆滿了“成堆的垃圾、菜地、豬圈和豆腐坊。。。水溝中滋生著大量蚊蠅。”管理極其鬆散，都沒人來收取入圓費。1980年代小說般的回憶錄回顧到一新式、頗具創意地使用這一破舊的管理區：作為附近的清華和北大尋求私密和性饑渴的學生的浪漫約會地點。

政治教育的荒廢直接影響了公眾對中共合法性的看法，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每年，中國的大城市會被學生的抗議活動造成停頓：抗議政府缺乏透明；抗議食品價格上漲；抗議寢室老鼠太多。固然，有些抗議似乎因排外的情緒所引發：最為臭名昭著的是1988年南京暴發的騷亂，因非洲學生勾搭中國女孩所觸發的種族主義怒火而引起。但在最深處，這些排外情緒的爆發，是受尖銳的國內緊張局勢所驅動的。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對國內隱隱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應如何應對，領導層甚至無法在公開場合達成一致。在1986年到1989年間，胡耀邦和趙紫陽­——鄧小平所指定來管理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兩個人，被解除職務，由於他們對不同政見處理強硬不夠（政府現在稱不同政見為“小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在1989年4月的突然死亡為學生的不滿提供了一個關注點，直接導致了該年春夏間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趙紫陽對鄧小平決定派軍隊來對付學生而感到震驚，他在隨後的十六年裏（直到他於2005年去世）處於軟禁狀態，隻能偶而出來到一家北京的高爾夫球場去打高爾夫球。

1989年4月26日，當三位學生領袖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的梯階上跪下，向共產黨領導層呈交他們的民主改革請願時，他們沒有想到在接下來兩個月的抗議活動，在最終血流成河地結束之前，會使廣場完全為絕食的抗議者占領，抗議傳播到全國所有主要城市，迷住了全世界的媒體，並且幾乎使他們國家的政府垮台。（當運動進一步發展後，事情變得很明顯，學生非常明確他們的幾個目標，包括民主——許多人很明顯對給予未受過教育的國人選舉權並不熱情。）但無論他們如何預測，沒人會想象到——以傳統上共產主義的宣傳如此強調鴉片戰爭，已使其置於較之西方侵略者更高的道德標準——這個政府對其公民最為暴力的公開行為（6月4日對抗議的鎮壓），會將鴉片戰爭重塑為其舊有、最為顯著的民族傷痕的耀眼的地位。

1989年6月4日剛過，在人民解放軍低下他們的槍口，對著人們的胸膛，隨意地向北京市民射擊後不久，那是中國政府的一段繁忙的日子。軍隊需要在電視台歡慶他們“鎮壓反革命”的勝利；民眾的屍體需要從街道上清除；尚未潛逃出國的主要的抗議者需要圍捕。但也是領導階層反思在過去十年中，意識形態上出了何種問題的時刻；反思為何中國廣大民眾似乎不再相信共產黨所告訴他們的；反思為何中國城市處於向政府宣戰的邊緣；反思為何政府的喉舌——人民日報的員工，加入抗議的人流，高舉著“別逼我們造謠”的橫幅，在大街上遊行。

兩個答案——一用於公開，一用於私下。公開的解釋是中共可靠的優選：動亂是外國勢力操縱的結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北京市長陳希同解釋道，“一直試圖使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逐漸地將這些國家置於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之下，並將它們推到資本主義道路上。這是他們長期、基本的策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解釋說，串通勾結這些國外陰謀分子，從他們那裏收取了上億美元用以分裂國家。

然而，在這些中國強硬派較為誠實的時候，他們也許認為所有這一切是他們自找的。自從毛澤東在國民黨宣傳部開始其政治生涯，中共一直對自身的掌控力，對自身在政治上的理解——表象重要過內涵，感到自豪。（1935年，一路逃避國民黨軍隊追擊的破爛不堪、饑腸轆轆的共產黨殘餘軍隊，剛剛一瘸一拐地到達中國西北的新總部，毛澤東就下令下屬著手他們長途跋涉的英雄故事，將其原本一年之久的大敗，改造成克服逆境的大勝利：長征。）但在整個1980年代，為給中國社會帶入新鮮空氣，這些功課被迫讓位：較之建設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控製公眾的觀點似乎不是那麽緊急。1989年春，當不滿達到最高峰，黨主管宣傳的負責人異乎尋常地解除了最初禁止報道遊行的媒體禁令，指示報紙編輯們去呈現“實際情況”——讓人們自己來判斷決定；按照此指示，新聞記者們全擁到廣場上示威去了。

這一教訓被鄧小平敏銳地注意到了，“多年來，”他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嚴肅地說，“我們的一些同誌埋頭於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政治）教育，對年輕娃娃、青年學生教育不夠。。。這次參加過遊行、絕食的許多人思想轉變過來，要好多年，不是一兩個月的補課就行的。”鄧小平的副手江澤民——他靠強力壓製1989年上海的抗議活動，從而攀升到該職位，則急切地顯示所有一切已回舊貌。他的前任，失去權力的趙紫陽，連全國宣傳會議都未能出席；而江澤民不僅確保出席了每次會議，而且作了主題講話。

然而失誤一經確認，問題卻是如何填補這個宣傳真空。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鄧小平宣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間接地將思想扔出了窗外（也許是蒼蠅和蚊子飛進來的同一窗口），失去了共產中國的“精神支柱”——政治性的、用於將一切粘合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造成如此結果。但現在人民解放軍的槍口曾對準過人民，向大眾灌輸無產階級理論，非常現實地說，將會是困難的——直到1992年就連黨內的保守派也持否定的態度，此時他們忙於計劃回到舊時的毛澤東思想。

政府中一些精明人想出另外一個主意：將對西方的指責反擊與重造的愛國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將1989年後的黨塑造成捍衛國家利益，反對西方試圖抑製一個正在掘起的中國的政黨。這是一個幾乎無法成功的大膽計劃：一個就事論事的旁觀者在此時會理所當然地問，這個黨怎麽可能勸說得動它的民眾——它剛在1989年6月公開地屠殺過他們——它，事實上，是將國家從邪惡的西方陰謀中拯救出來的救世主？示威飽浸鮮血的控訴，是一個國際和國內的公共關係的大災難：此時西方政治家和海外華人號召對中國實施經濟和政治製裁；漢學家思忖著是否更換學科來抗議；港澳、台灣和西方城市裏，數十萬人華人眼噙淚水，走上街頭抗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納粹德國相類比，在國旗上噴上納粹標誌。由此看來，實實在在地，是不可能回轉的。

但至少有一個曆史的偶然，似乎對這一努力微笑了。1989年鎮壓的後續，正好落在吉祥的紀念年：鴉片戰爭150周年。在1989年6月之後的幾個月裏，中國的一些現代曆史學家開始了工作。在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相繼垮掉之時，中國學者型的雇傭文人們，在寫呀，整理呀，然後再寫更多，直到新年來臨，他們終於準備完畢。1990年，中國政府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通過可以說是十餘部文章、研討會、及新出版的與鴉片戰爭相關的書籍，提醒中國人民中國所受西方壓迫的曆史。

“鴉片戰爭”， 書名為 屈辱與抗爭—— 是一年的紀念研討會的匯總——“是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段曆史：它不僅是中國飽受屈辱的現代史的開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鬥爭所第一次留下的光輝篇章。鴉片戰爭不僅銘記成無數中華兒女心中巨大、痛苦、無法忘卻的記憶，但也為後代的反思提供了價值不菲的一課。”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民深受（西方造成）苦難，然後反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曆史，它始於”無恥“及”肮髒“的鴉片戰爭，戰爭的目的是要“奴役我人民，竊取我財富，將我獨立數千年的國家變成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人民也要牢記，“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民逐漸覺醒，在許多失敗的探索後，他們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近年來，一些愛國主義的敵人，叫囂要‘全麵西化’。。。這是極為不尋常的。。。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自從鴉片戰爭”，另一會議則進一步強調：“曆史已證明。。。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才是革命勝利的核心力量。。。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拯救和振興中國。”

1990年的鴉片戰爭周年紀念盛會，是毛澤東後時代，共產黨最為成功的理想運動和愛國主義教育，一個精心設計的征戰——如人民日報1994年所述：“激勵了民族精神，增進了凝聚力，培養了自尊心和自豪，鞏固和發展了愛國主義聯合陣線。。。將群眾的愛國熱情集中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上來。”此運動包括三個理念：首先，向中國人灌輸中國具有獨特、輝煌、數千年之久的“國情”，尚不具備實行民主；其次，提醒他們曾在西方人手上所受的苦難；最後，突出共產黨的天才領導力。具體上，這意味著用振奮人心的電影，讚美的頌歌，百名頂尖英雄名錄、百件偉大事件、百例最著名戰役排名和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所造成“一個世紀以來的恥辱” 的令人頭腦麻木的案例，誇耀中國人民、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就”；總是精明地滑過中共自己的殘暴行為（毛澤東時代期間，1960年代初期的大饑饉；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鎮壓）。《求實》，黨的主要政策期刊寫到：“我們應當怎樣教育年輕一代愛國主義？教育他們了解曆史的必然性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自從鴉片戰爭。”1989年剛過不久，中央宣傳部稱中國近代史是個具有‘意義深遠的安全課題’。（2001年，中共黨史正式地將黨的發展準備期追溯到1840年，“以便解釋中共成立的曆史必然性。”）眾多有關國恥的書籍噴薄而出：國恥的憤怒；國恥字典；國恥簡明字典；不忘國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的曆史課本作家在2007年回顧說，“在1990年前，當他們將鴉片戰爭放進教科書來增進愛國主義教育時，高中沒有教過鴉片戰爭。”正當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理想已死，專業和業餘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們，預測中國享有盛名的宣傳係統已處於危機，而這架機器正為新的通知全力準備著。

1989年後的中國，開始用嶄新和修繕後的紀念景點來展現它的憤怒，這些景點是用來紀念外國入侵所造成的恐怖。中國政府終於調集起了意願，開始變現圓明園殘垣的宣傳價值，將豬圈和成堆的垃圾代之以新講解牌，講解牌散布整個園區，提醒參觀者們該處曾是何處，如果英法未曾燒毀和搶劫的話。滿清皇帝對凡爾賽宮的仿建的殘墟，當然，仍在原處——數支雕花立柱顯現於印象深刻的殘磚亂石間——仿佛1860年就是昨天。在遊客們散開照相之前，今天的中國導遊們會確保他們的收費有所值：“這不是曆史，這是民族災難。”我偶然聽到導遊對一個旅行團如是說。在莊重緩行於園區的殘跡後，參觀者們抵達長廊，約五十呎長的廊道邊，排著一張張圖片板，板上詳列著園區各處在1860年被掠奪走的珍品，這些珍品現又為那家外國博物館所收藏（‘園中殘垣被羞辱的心靈持續迫切地反射著曆史’），一庭院展館以高亢的聲音循環播放著50分鍾長的紀錄片，頤和園的變遷： 一部受惠於1970年代作品價值的社會主義者現實性的尖聲傑作，強硬地喊出它的結論，“不忘曆史！複興中華！”（自然，不會有在政府全力鼓勵下，特為被中國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毀壞的曆史遺跡，公開設立殘垣保護區；或公布那些為紅衛兵砸爛和偷竊無價藝術品的清單的。）

不可避免地，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宣傳，也得益於1990年代對廣州和南京的鴉片戰爭遺跡的重建所引發的愛國主義的蓬勃發展。在該年代末期，一座新的海戰博物館，猶如一巨大的藤壺殼，屹立在廣東的海岸上，控訴著1841年英艦摧毀保衛至廣州水路的至關重要的炮台。中國在1842年8月29日同意的第一份“不平等條約”時地址——南京城外的廟宇，早已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摧毀，在其原址上再建成了南京條約紀念館，趕上1990年所有重要的周年活動。1997年，為紀念香港回歸（江澤民宣稱，英國統治香港是‘中國在近代史中所受恥辱的縮影’），向公眾籌措了6百萬元捐款，鑄造了一巨大的“警世鍾”，現矗立在該建築入口：“洪鍾長鳴， 毋忘當年“。同一年，一部有關鴉片戰爭的大片——片中滿是強硬、充滿正義的中國官員和殘酷、淫猥的外國人——在影院上映。

2007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一部名為《複興之路》的紀錄片，年史紀錄地敘述了中國曆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曆數所遭受的痛苦，直到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才帶來的快樂。同時，同名展覽在北京令人壓抑的斯大林式建築的軍事博物館舉辦。在入口，巨大的閃爍圖片——《中國人民的曆史恥辱》，以因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估計所造成中國損失數百萬盎司的白銀，震撼著人們心靈；與此同時循環播放著視頻，對照著展示赤裸可憐的中國兒童與全身著裝整齊的外國士兵。對共產主義的錯誤則最簡短的提及，展覽僅一處提及大躍進——毛澤東中1957年的狂熱農業改革，最終導致1960年代初期人為的大饑荒，致使約三千萬人死亡；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三維形式展出的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來將其掩蓋。1989年的事件則以八十年代中國人民歡快地購買電視機的情景，及接著九十年代更為歡快的農民、計算機和摩天大樓，給抹殺掉了。展覽在結束時號召：“銘記恥辱曆史，開創美好未來”。

陳希同，1989年春夏之時的北京市長，表示愛國主義教育是一個“係統工程”；它似乎已產生效果。1995年對萬名青年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人期待中國的地位在接下來三十年間會大幅提高；那一年，在中國青年價值觀中，愛國主義上升到第二位，而僅在十年前，它僅是第五位。2003年，在對約5000名青年學生所進行的調查中，差不多一半的人表示，對中國在二十年間，應該且會成為世界領先的軍事強國有信心。普遍性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示威從1990年中期開始頻繁發生。1999年5月，接近天安門對峙十周年時，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擁到各大城市的大街上，高聲怒吼；他們不是要求民主，而是因北約轟炸了貝爾格萊德中國使館，他們要求對美國進行報複。“反對侵略！”一幅標語寫著；“以血還血！”另一幅如是寫著。嚇壞了的美國政府忙不迭地道歉（它的大使館被抗議的民眾包圍著），聲稱是由於中情局情報出錯和效率低下而造成的誤炸，不是針對中國。中國公眾似乎被訓練成對西方隻期待最壞的對待，這樣的事件隨即按下了“鴉片戰爭”的按鈕。《人民日報》評論說，“這不再是以幾艘炮艦就可以橫行世界的時代了。。。不再是西方武力可以隨意掠奪故宮。。。和強占香港的年代了，有著超過150年反抗帝國主義曆史、富有理想和氣節的中國人民的滿腔熱血，流淌在中國人民的血管裏。北約最好記住這一點。”這和偶然性沒關係，這是本能的推斷——這是早就有的、針對他們國家的外國陰謀的最新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