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8-2

但如果國民黨想慎重地操縱這個國家從反帝的情緒中走出來，篡改曆史書本是顯然的步驟。正如《一九八四》中的英國社會黨所聲稱，“掌控過去的人將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著過去。”歸功於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宣傳運動，1839～40年的事件不再是十九世紀一個爭吵不休的軼事（一個“糾紛”或“遠征”），變成了一個令人憤慨、前所未有的民族災難，“鴉片戰爭” 在中國曆史中定格成此，直到如今。

1936年出版的兒童雜誌有六期在其第4頁上有令人感動的插圖，圖中是胖呼呼的兩兄弟，一個高出另一個一頭，相互攬著肩膀站在一起，年長的看上去在向年幼的兄弟式地傳授著學問，主題就是文章的標題“閑聊鴉片戰爭”。如下對話隨之展開，“鴉片戰爭是什麽啊？”年幼的想知道，他的兄長解釋道，一切都由林則徐想阻止英國鴉片進口開始。

“所以他們進攻定海及天津，清朝皇帝是如此不中用，還責怪林則徐挑起戰爭，革了他的職，改派琦善去議和。”

“這皇帝真笨！”

“而且，因為琦善無知，英國人便攻下吳淞及南京。清朝皇帝是如此吃驚，以至於簽下《南京條約》，摧毀我們的主權，羞辱了整個國家。”

“那些帝國主義者好凶好壞！”

年幼者——也許隻有七歲——對南京條約的一條款以完全政治正確言辭回應：“哦，我氣死了！皇帝跟他的大臣真笨！真想宰了他們！他們該死！”“別氣” 他哥哥明智地勸著他說：“隻要記住我跟你講的一切——等你長大些再報仇。”

七歲男童高聲說：“當然啦，血債該血還。”

上述對話概括了民國時期的每個入學兒童對鴉片戰爭所應了解的知識：一個邪惡的帝國主義和被外國毒品羞辱的中國的童話；所有具有正確思維的中國人，無論年齡，應積極去為此複仇。二、三十年後，今天的中國人所了解的鴉片戰爭仍是中國漫長、困苦的十九世紀的一個事件，深埋在許多 “十九世紀內憂外患”，或“西方東遷” 較一般性的小題目之下，夾在新疆的困境和太平天國逐漸擴散的暴力之間。一部普通的曆史教科書，要貫穿屈指可數的事實細節——沉湎於鴉片的中國人數量與日俱增；1839年的禁煙；炮艦的到來；主要戰鬥；條約及賠款數量——然後轉到下一個十九世紀不愉快的事件（通常是國內叛亂；偶而蒙古盜羊賊）。

整個1920年代，盡管鴉片戰爭的史學增添了新的怨恨，到該年代晚期，這個衝突及耆英和伊裏布匆忙中如此粗心大意所簽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為主題的現代中國史的轉折點。它被（違背曆史地）稱作“與世界隔離5000年後”的“中國外交挫敗的開始”；“使無數的後代蒙羞、曆史上最大的國恥”。 “鴉片戰爭，第一次在我們人民身體上打上烙印”，一本曆史書聲稱。另一本曆史書說：從此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日益加在中國人民身上。1931年的一個短評在評論這個衝突則說，鴉片戰爭複雜地與現代中國民族命運相聯係著，最終，外國人終於能夠實現他們掠奪中國的舊夢，我們想起不禁悲憤地感歎。此書讓大家提高警惕，激起對共同敵人的刻骨仇恨。一家雜誌的編者按分析說，“自從鴉片戰爭，國際帝國主義將鴉片強加於我國，我們大好河山一片黑霧。。。我們被屠殺，主權被掠奪，我們比殖民地還糟，我們是受毒害的一族。”

這個宣傳的目的是勸導大眾，將中國所有問題歸結到一個外國敵人，將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轉變成帝國主義的長期陰謀，而隻有國民黨才可以保全中國，從而黨要求民眾所作出的犧牲也就有了合理性。“自鴉片戰爭以來。。。激起我全國國民的一致要求的雪恥圖強運動。” 蔣介石對他的部下說，“國民革命的成功，中國之命運，有賴於國人的努力。”如果事情未做好，另一散文家聲稱，“我們的子子孫孫將永為奴隸。”重新評價鴉片戰爭也和1924年發起的另一反對西方的紀念活動相呼應：持續一周的反帝嘉年華會（由新成立的全國反帝大聯盟發起），抗議外國勢力的暴行——如1925年5月三十日，英國人率領的警察在上海射殺了十一名中國示威民眾。入伍的國民軍士兵要聽四小時的報告，告知帝國主義在過去和現在是如何壓迫中國人的。“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用於演說的一份官方草稿如是說，“英軍炮擊廣州，強索賠款，更為甚者，占領並強占香港。”“占有著一千三百萬平方英裏的殖民地，英帝國主義者是世界帝國主義的首腦。”一份黨的周刊在1930年稱，“他們壓榨著所有弱小民族直到其死亡。。。由於英帝國主義，我民族既無自由亦無平等。。。如果你要證據，隻要想一想在過去的八十年來英國是如何侵略我們的。。。讓我們揭起邪惡的英帝國主義的簾布，暴露出它的醜惡麵目。”

然而盡管民國的宣傳教育者極其努力，試圖將鴉片戰爭變成中國飽受西方傷害的紀念碑，早期愛國者舊時的自我厭惡又悄然溜回。伴隨著關於英國人的邪惡的提醒而來的是對那場戰爭中，緣自清政府的“傲慢” 、“愚昧”和“猶豫不決” 、“沉睡不醒、過時、墮落”和“無紀律”的大眾、及“奸商”的背叛所造成的“挫折”和“失敗”。“我們未曾準備”，1936年的一份戰爭分析得出結論，“我們意見分歧。。。我們互不信任。。。絕大部分責任，在我們自身。。。鴉片戰爭對我們利大於弊——它可改造我們思維，改正我們的錯誤。”“禁煙月刊在同一年讚同說，“英帝國主義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吐故納新，它標誌著我們轉型和啟蒙的開始。”“歐美帝國主義入侵了中國”，一篇紀念戰爭百年的文章感歎著，“但中國人應對自己的弱點負責——我們不能責怪他人。”

1943年，蔣介石完成其本人對鴉片戰爭的定論，在他長篇巨著式的宣言，《中國之命運》中，控訴了 “第一個國恥”和國家由此而來的“痛心”和無盡的惡劣結果，這些結果“即足以停滯我全國經濟的命脈”，造成“民不聊生的危機”。廢除奴役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標”。然而，在同章頁中，他也不加掩飾地鄙視滿族人的“愚昧”和普通國人的“頹風惡習”。“國家被征服是因其自己屈服。。。能不戰栗？能不慚愧？”（他的受西方教育的妻子，宋美齡，負責確保政府不將其夫的宏文譯成英文，因擔心文中反西方的信息會疏遠英美，而國民黨極度地需要英美的軍事援助來與日作戰。）

與矛盾重重的鴉片戰爭觀點同存在的是一係列相似、未定的對鴉片的態度。在國民黨的聲明中，鴉片從法律上和道德上均不在接受範圍：1928年，新成立的蔣介石政府宣布“絕對禁煙”，但是，非正式地，國民黨和他們在1920年到1930年間所交手的其他軍閥一樣，需要鴉片貿易的稅收。在1927年至1937年間，國民黨政府殫力（考慮到令人驚恐的阻力，如日本入侵和世界大蕭條，應是非常震撼的成功）改造這麽一個貧困、四分五裂的國家，組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修路，建鐵道、工廠和大壩。在缺乏關鍵資源——所得稅的情況下，不得不用鴉片稅收來替代。對於民國龐大且富有創意的收稅人員，他們從鴉片上可汲出巨大的附加稅：鴉片本身的稅收（外加它的運輸和零售）；及銷售和吸食執照稅，國家甚至對鴉片實行專賣——煙癮治療。民國公民則以相比擬的才智逃稅：一位孝子在中國的東西兩區域走私鴉片，他將毒品不僅僅是藏在他父親的棺材裏，而是藏在他死去了的父親頭顱裏。

1928年，鴉片稅收的幫助維持了國家軍隊——世界上最為龐大（年需800萬美元軍費），總數220萬。1931年，一幅標題為“上海生意”的漫畫畫著三個人物，左右兩個標識為“工業”的侏儒，仰望著中間高聳入雲、巨人般的鴉片。1933年，中國的鴉片走私規模估計為每年20億（約為國家GDP的5.2%），在許多地區和情況下，鴉片和現金等效，甚至好過現金，是必要的商業和社交的潤滑劑。“點上煙燈”是典型的“我們來談生意”的說法；在婚禮上，奉上鴉片煙槍像勸酒一樣普通。整個國家事實上充滿這種玩意的臭氣，因為在城鎮街道上公開蒸煮著毒品：至1930年，中國可能有5000萬鴉片吸食者（約為總人口的9%）。

整個1920年代，憂慮的公民自發地組織了全國反鴉片協會，發起特別的反鴉片日，而後是反鴉片周，和發行月刊《禁毒》。在月刊封麵，一個滿身正氣、肌肉豐滿的中國人猛擊猙獰黢黑的名叫鴉片的怪物。（僅在1924年就收到450萬反鴉片請願簽名）“為何我國商人不從事合法的商業活動？” 該協會1927年問道，“為何他們甘心去做洋奴？去做軍閥的走狗？和國民的蟊賊？。。。他上而取媚帝國主義和軍閥，下而引誘我男女同胞吸用的惡結果。”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將鴉片稅征收辦公室改名為禁煙局，與此同時，鴉片商品則委婉地稱為“醫藥商品” 、“友情聯誼”。1928年國際反鴉片協會評論稱，“（政府）從鴉片中籌集了數以百萬元，國民政府的專賣存在於所有的大型交易中心，非常有效率地組織著，收獲頗豐。盡管在國民黨的所有的論壇上和無產階級的示威中，‘鴉片戰爭’的罪惡無一例外的被提及，政府從鴉片的種植和使用上提取著每一分錢。”廣州人說法並非沒有道理：“鴉片煙癮易治，鴉片稅癮難戒。”

反鴉片的活動家們詆詬政府務實的努力——從毒品中汲出有益的、國家建設亟需的金錢：“環顧境內，遍地煙毒，詎不痛哉！詎不痛哉！深望當局諸公。。。切實禁煙，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國譽，而永奠鞏固之國基。”政府則切實地給予公開保證，它將“絕對不從鴉片得一文錢，如有此種嫌疑。。。我們就認為這個政府是破產的，就不信任它。”“要救中國，”蔣介石補充說：“必自禁煙始，欲實行禁煙，必自中央人員始，。。。禁絕煙禍，救國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孫，胥於是賴。”他在另一場合解釋說，“外侮是外來的侵略和壓迫，鴉片是本身的墮落與自殺，所以從事態的性質上講，鴉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險若幹倍；而且外侮之來，本由於我們本身的紛亂腐敗和衰弱。”私下裏，這個政權盡一切努力使麻煩的對手安靜，它嚇走對手的讚助人，指控對手鴉片走私來醜化他們，寄死亡恐嚇信；或幹脆放一顆炸彈在他們的房子裏。1931年，政府遭受了最大的毒品醜聞打擊：一群上海警察截住正忙著卸鴉片的一連國軍士兵，警察隨即被囚禁，直到寶貴的毒品到達黑社會的目的地。

1934年，政府開始處死那些複發的鴉片吸食者，諭知鴉片吸食者在治療後如果重拾舊習會被“就地正法”。1936年，9名重犯者，在西安遊街後，當著數以千計的圍觀者被處死。“鴉片可被用於治療小毛病，應付無聊，幫助思考。”一位蔣介石政府的‘禁毒專員’在1940年明目張膽地與政府的政策相對抗，“燒上一管你就會快樂。。。你會心花怒放，眼清目明。” 1932年，一家報紙觀察到，“在鄉下，人們一眼望去，到處可見罌粟花。城市裏鴉片煙館遍布每條街道，政府部門公開地征收鴉片煙稅，市民們公開地吸食。。。整個中國依賴於鴉片。。。這情景遠比禁煙紀念日可悲。”

1940年代的早期，東北城市沈陽——古老的滿洲都城——它至少還保持一些舊朝的壯觀。1625年，清朝仍是中華大地唯一有抱負的統治者時，他們在該處為自己建立了一個縮小的紫禁城複製品（微縮到僅17英畝，紫禁城有170英畝），在此他們完善了他們的帝王禮儀。然而此刻在宮殿之外，日本對滿洲的侵略的烙印則隨處可見。1942年，在城市的東北邊緣處（就在明代酒廠的厚實、帶有哨樓的圍牆外），修建了一所戰俘營，關押了約1200名自新加坡陷落以來的美、英、荷、澳戰俘，在他們中間，近40%會在日本投降之前，死於營養不良和虐待。沿著城市的灰色街道兩側，散布著新潮而引人注目的商鋪——紅、白油漆粉刷後顯現新穎、誘人，這些商鋪前台聲稱他們出售某種神奇的“官膏”——鴉片。在另外一些地方，有些人可能會不經意地注意到有一些窩棚——大約200個左右，每日接待約一打顧客；一目擊證人在1931年提醒別人：這些都是“大煙棚。。。一個店，每天都會有四十到五十人來打（嗎啡）針。”

直到1942年，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得非常糟。1937年，日本人在上海和南京的進攻將國民黨從東部沿海趕走了，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們撤退到腹地，他的軍隊炸毀了黃河堤防來暫緩日本人的前進——這一行動造成至少五十萬平民溺死和病死。到了該年年底，他失去了他的工業基地；距美國加入戰爭還有漫長的四年，他開始在貧窮的四川重建他的政權。但當國民黨試圖修路和完善稅收時，他們仍找出時間來用言詞在鴉片上進行新的戰爭。1938年，蔣介石夫人控訴日本人“惡魔詭計”，陰謀用鴉片“滲透”中國，計劃“使人們意誌低落直到他們體質不再適合保衛他們的國家；精神上和道德上如此墮落，以致於他們在毒癮發作時，為滿足願望，能被輕易地用毒品收買和賄賂去做間諜。”“日本人比英國人壞上百倍。”一新聞記者兩年後同意地說，“甚至在鴉片戰爭期間，一些英國人表現出真正英國紳士，批評了那場戰爭。日本人則相反，想要毒害我人民，滅絕我民族。” 整個1930年代，在華外國記者一致譴責“慕克丹的煙灰堆”——致命的毒品惡魔的黑窩。日本占領期間的北京政府，顯然鼓勵鴉片的使用，指示它的警察對前朝首都日益增長的鴉片煙館視而不見，同一證人觀察到，沒有護照的韓國和日本浪人，在忙碌地推銷鴉片和海洛因“給數以千計的、退化的中國人。。。播下經年難以去除的痛苦和仇恨。”

對日本侵略的恐怖，和指控日本人試圖用鴉片麻痹整個國家，使中國人對鴉片戰爭的譴責產生新的共鳴，（無論日本在其控製區域是否無道德底線地向中國人推銷毒品，以此來破壞他們的抵抗，但日本的確由此獲利。在中國東北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六分之一的收入來自鴉片銷售和出口。）但日本占領者和他們的合作人也同樣大加利用鴉片戰爭這一事件，以轉移人們對日本占領者暴行的注意力。1939年八月，此時已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在對日戰爭中傷亡，北京的傀儡政權召集“打到英國”的集會，反對鴉片戰爭，分辯他們隻是讓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沸騰不已”的憤怒得以發泄。停止抗日，一泛亞細亞主義者在第二年用編者按敦促中國讀者：“歐洲的混亂是亞洲的機遇。。。我們把握住了複仇的機會，我們應當全心清除血淋淋的【鴉片戰爭】羞辱！。。。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真正的敵人並盡全力消滅他們。每一中國人均有責任來紀念鴉片戰爭一百周年並銘記亞洲是亞洲人的！”同時，敵戰區上海——中國電影工業的中心——計劃著一個關於鴉片戰爭的全明星大片，以“激勵全體國人反英美。”

在1925年至1926年間，一頎長、一頭向後梳的亂發、充滿自信的人物坐在國民黨新成立的宣傳部的部長位置上，在成堆的報紙中尋找與黨正統理念相偏移的文字。毛澤東在此位置上並未待很長時間，在隨後的兩年裏，國民黨組織裏不會有任何一個像他那樣的共產黨了。1927年4月12日，在與上海富有的金融家和他們的黑社會打手——青洪幫，經過數月的秘密談判，蔣介石派出了約1000武裝流氓攻擊了共產黨活動中心——工會；約100名工會會員在一次抗議遊行中被槍殺。共產黨領導的力量同時在長沙、武漢和南昌，最後在廣州被大屠殺。在廣州，左派因掉色的紅領巾在頸部留下紅印而被輕易地識別出來，他們十到十二人被綁在一起，淹死在城邊的珠江裏。

在接下的二十年裏，國民黨和反叛的共產黨間的內戰主導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生活——常常使中日間的戰爭成為插曲。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在1930年表示，隻是“外部的。。。表皮發炎的潰瘍，而共匪擾亂則是內患，它是。。。心腹大患。內患未除，外憂無解。”在1945年到1949年間，內戰最後階段的殺戮到達了頂峰，數十萬平民生靈塗炭；單在共產黨圍困的某一東北城市，就可能餓死了65萬人。

盡管兩黨間的刻骨仇恨，中國新掌權的政黨對中國應當被如何操縱，才能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則完全讚同舊政黨：通過意識形態上的紀律和團結。如同宣傳首腦毛澤東在1925年高喊的那樣：“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萬萬沒有第三條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動者。。。就被我們視為敵人。”僅管他們的民粹主義豪言壯語，在根基上兩者均對中國人民帶有同樣的不屑一顧的觀點，及依他們所需來重新編造一黨專政的民族主義。國民黨的第一位宣傳部長在1925年斷定，中國是“一張白紙，上綠色，它就是綠的；塗黃色，它就是黃色。”他的繼承人，毛澤東，讚同此觀點，他相信：中國人“一窮二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

盡管在1949年之後，獲勝的中國共產黨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嚴厲地批判他們的國民黨敵人的“反動的理想主義者、機械唯物主義者、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但兩黨對中國現代曆史享有著相同的觀點，在國民黨官方曆史界完成絕大部分早期的工作後，妖魔化鴉片戰爭的工作由共產黨人完成了。在共產黨的版本裏，許多成分抄襲國民黨早期樣式，將戰爭描繪成外國帝國主義（中國人民主要的和最為殘暴的敵人）開始陰謀“凋敝。。。抑止。。。且毒害中國人民心靈”，使中國人“饑寒交迫”。但當毛澤東不再提及鴉片戰爭時（他在十餘篇不同文章中反複談及），它已不僅是中國現代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它是中國現代曆史的開始：中國革命的“第一課”，一個世紀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的開始。中國現代曆史現在非常簡單地變成了“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的鬥爭史”；鴉片戰爭——這一奇怪、交混著通敵和內戰——變成了“人民不懈的英勇鬥爭”和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1951年的曆史書重新引述毛澤東的觀點，“整整一百年，帝國主義把我們中國人踐踏在腳底下。1842年之後，中國淪落到奴役的可悲狀態，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是這一百年最光榮的成就；我們的意誌是痛苦的傷口形塑的。”

牢記過去的痛苦的目的，是提醒大眾珍惜共產社會現在的甜蜜——盡管這個政府本身，在人為的饑饉、清除反革命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數千萬人死亡。1950年的課本在它的鴉片戰爭章節前言陳述：“新中國的青年必須對現代史有基本了解。。。還有革命的特殊原則。。。我們必須了解，先烈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受過多大的苦，如此我們會更加熱愛祖國，願意貢獻我們的一切給祖國的未來。。。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麽毛澤東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勝利的道路。”堅持以惡意對待中國的外部對手，毛澤東的共產黨使其自己使用暴力的行為合法化，用以對付帝國主義和他們的所謂盟友（國民黨、資本家、地主和任何同情他們的人）：“在這樣的敵人麵前”，毛澤東指示說，“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在這樣的敵人麵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

但毛澤東也像一個軍閥一樣熱切地從鴉片中得益——盡管1939年他就在共產黨所控製的地區範圍內正式地禁止鴉片煙生產，宣稱鴉片“讓國家生病，傷害人民”。在兩年之前，中共的金融——因毛澤東野心勃勃地軍事擴張他們自從1935年就盤踞在西北的省份而緊張——短暫地穩定下來。這一年，蔣介石號召第二次合作——這次是為了抵抗日本，在隨後的四年裏，共產黨的經濟依賴於國民黨和蘇聯每年的給予。1941年後，當兩黨的關係惡化並事實上退回到內戰狀態，國民黨停止了資金供給並封鎖了共產黨控製區域的邊界，阻止必需品進入。在該年年底，該區域金融出現了數百萬法幣赤字。

數十年以來，共產黨的宣傳，樹立了毛澤東和其領導下的人，通過節儉和受擁護的民主（通過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得以渡過困境， 直到一位名叫陳永發的曆史學家，在1980年底注意到那段時間的賬本中間散記著一種“特貨”，這種“特貨”在1940年上旬，將共產黨從虧損中解救了出來，並且，到了1945年，支撐著邊區財政預算超過40%。稍微調查就暴露“特貨”就是鴉片，由“特別工廠”生產，然後運往南麵和西麵出售來為共產黨軍隊籌集軍費。（“自從鴉片進入中國”，中國在1941年的一篇編者按寫著，“已變成傷害中國人民的最大的來源，與帝國主義侵略密不可分。。。帝國主義用鴉片奴役、壓迫中國人民。隨著中國人民愈來愈弱愈窮，鴉片扮演最可惡、惡毒的角色。”）但在1945年，當一支美國代表團飛進延安去檢查毛澤東的王國時，沒有比他們所見更具有爭議：他們發現他們望著一片片高梁和麥子。罌粟已被及時連根拔起——至少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裏——維持了中共在戰時的正直形象。

1949年之後，新的人民共和國宣布與腐敗虛偽的蔣介石國民黨及其鴉片政策徹底決裂，“自從帝國主義向中國強行輸入鴉片已經一個多世紀了”，一份禁止鴉片令如此聲明，“由於反革命統治和封建官僚、買辦和軍閥的腐朽生活方式，鴉片不但沒有被抑製，我們反而被強迫種植它。。。今天人民已獲得解放，禁止鴉片和其它毒品是特別製定來保護人民健康，根治毒癮，促進生產。”在群眾性的集會和公審下，鴉片吸食者戒了毒；數千磅的鴉片被公開燒毀；鴉片走私販子被監禁、送去勞改和處死。僅西方的共產主義同情者受到歡迎，外國商人則被視為邪惡的舊不平等條約的繼承人（絕大多數條約本身在二次大戰中已被廢除）——被搔擾甚至監禁，他們的財產被國有化。

然而，民間的激情仍可能有著極限，1950年早期，東北的當地政府評論說，教導“鴉片戰爭的曆史或帝國主義的鴉片政策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溝通群眾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