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8-1

共產分子的陰謀

1850年代是卡爾-馬克思不停嚐試的十年。在被三個國家驅逐（甚至被瑞士禁止入境），1849年他全家在倫敦定居下來。然而，在他到來後不久，他就被逐出了出租房，一些財物被法庭沒收。隨後的十年間，馬克思的生活不斷出現經濟拮據，他的三個孩子可能是出於貧困而死亡，與此同時，馬克思將自己為報社所寫的評論的收入，和他朋友恩格斯的資助，揮霍在維持表麵令人尊重的中產階級生活（一個毫無用處的私人秘書、海邊度假和女兒們的初次社交舞會禮服等），並一直激勵著全球無產者去推翻資本主義。

僅管其個人的生活一塌胡塗，馬克思始終堅信他對世界運動評價的能力。在十年中，他的目光偶爾轉向中國，他在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所編輯的係列文章中，對巴麥尊和他的“基督教義說教和文明兜售”的政府沒有什麽好話，對在1857年因商業利益導致雙方間發生“最為不義的戰爭”，從而使中國人“認為所有西方國家聯合在一起與他們作對” 也是同樣。對於中國，馬克思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一個劃時代的災難：“在不幸的1840年戰爭後對英的賠款及無生產性的鴉片消耗，因這種貿易而耗盡的銀兩已使這個國家破產。”更糟的是，英國算計著毒害這個帝國：“鴉片銷售者在吸毒者上癮後殘害著他的身體，退化和根除了這不快樂的罪人的道德靈魂。每個時辰，就有新的受害人被送上永不滿足的祭壇，在此，英國殺人犯和中國自殺者相互糾纏，爭先奉上自己的祭品。”

然而同時，馬克思無法給予中國——這個龐大的帝國，更多的讚美:

    有著幾乎三分之一人口，過著單調、貧乏的苦日子。。。自我沉浸於天朝的完美。。。滿族皇朝的權威麵對著英國人的武力而散架；對永恒天朝的迷信信念隨即垮掉；相對於文明世界，野蠻且封閉的閉關自守被侵犯。。。封關自守因英國而以暴力結束，就像任何一具精心封閉保存在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旦接觸到空氣，必定迅速地分解。

這一衝突不可避免的結局是“一個不可阻擋的革命。。。由英國大炮強加與中國那種令人昏昏欲睡、被稱之鴉片的毒品所促成。。。它就像在將人們從遺傳性的愚蠢中喚醒之前，先使他們酒醉一樣。”

馬克思對中國和鴉片戰爭自己的觀點不是很多，尤其是在其主要成分分析中，他對頹廢的中華帝國的蔑視——散布於早前他在《中國觀察》上所發表的文章中。深受十九世紀歐洲人早期反華的影響，馬克思創立了一種將中國簡單化並去除媒介來看待中國的觀念：將其看作成一個無能的帝國，僅是在鴉片戰爭中被西方所“喚醒”。在這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種族分子對中國陳詞濫調評論中，馬克思所加入唯一新穎的是對西方帝國主義同樣的強烈厭惡。

到了1860年，馬克思將其注意力由中國移到他一直未能完成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好像再未認真地回到中國這一主題，然而，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後，他的觀點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思想中，被供奉為對“天朝”和鴉片戰爭的結論性評價。這一評價最終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基石：以西方帝國主義對腐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陰謀為起始，到隻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因此，在毛澤東思想的中心，其反西方的內容，深奧地孕含著對歐洲人觀點的尊崇。

為了講述這個奇特的故事——一個下萊茵的小資產階級衝動地拋出的觀點為何成為中國的聖經，我們必須先回到十九世紀末的另一個經濟上困難重重的投機家，及中國民族國家一黨製的設計師：孫逸仙。是孫中山（孫逸仙）在1920年代晚期時候矛盾的決定——竭盡全力為其幾近失敗的革命爭取蘇聯的財政援助——指稱帝國主義是現代中國的所有問題的原因，將鴉片戰爭轉變成中國悲痛的開端，並進一步成為二十世紀愛國主義宣傳的必要成分。

孫中山1866年生於澳門北麵不遠的一個農民家庭，其兄在海外頗為富有，在其兄長的資助下，他先後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教育。他是中國被西方強迫打開大門後的典型產物，在接近三十歲時，他已能熟練使用英文，並畢業於香港一家醫科學院，掌握了基礎醫藥知識，同時也成了基督徒。

1894年，他短暫嚐試了傳統的途徑, 試圖在滿清官僚體係中謀職，北上向滿清大臣李鴻章上書，自薦改良中國。李鴻章因關注甲午戰爭，未能抽出時間與他麵會。但這個鄙視似乎足以堅定孫中山的決心，使他集中精力去摧毀整個滿清製度大廈，在該年還未結束，他就在夏威夷建立了一個秘密革命社團，興中會，專注於推翻滿清。1895年，在他所籌劃的第一次起義慘敗後，被滿清懸賞捉拿，因而他逃離了中國，成為一個專職的流亡革命者。在他被剝奪一切這段時間裏，孫中山提出和發展了他自己的共和黨人、國民國家的觀念。這一切，在隨後的數十年裏，使其在中國曆史上贏得了“國父”這一席位。

在其流亡的十六年裏，孫中山在各國間（英、法、日、美）和各社會團體（土匪、海盜、保皇派、自由主義者、他國部長、傳教士、海外華商、美國雇傭兵）間周旋，為他的反滿革命乞求錢款和幫助，巧舌如簧地對每個對象說著他們喜歡聽的話。一時在英國，他吹捧英式司法係統的美德；下一站到了日本，他激烈抨擊西方殖民主義對泛亞主義者的恐懼。一年之後，他又在對中國黑社會獻媚，歃血盟誓，與此同時他又向法國帝國主義者們兜售中國西南部，以此換取他們對他的“邦聯共和”提供資助的保證。

在一個世紀不斷失敗的反叛後，1911年十月的一天，在落基山腳下，孫中山在早餐中讀的一份報紙中得知，在中國中部，由一起失誤的炸彈爆炸所引起的一係列革命起義，已推翻了清朝。（孫中山此時在美國與一名叫荷瑪-裏亞（Homer Lea）的跎背冒險家密謀反清細節，荷瑪將提供價值三百五十萬美元的人員和武器，以換取對未來共和國經濟的全麵控製。獲知消息的孫中山並不是立即直接回國，他買了一張船票去了倫敦，在倫敦他向英政府承諾，如果英國支持新政權的話，他將任命英國軍官來指揮海軍並委任英官員為其“政治顧問”。

最終在1911年聖誕節那天，他回到了中國，他當選為大總統並就任了34天，隨後將嬰兒期的共和國交給了前滿清將軍袁世凱。袁世凱所親率的北洋陸軍駐紮在中國北部及東部，是中國最大、最為現代的武裝力量，這使得他在滿清和革命黨間的談判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1913年，新當選的總理被袁世凱下令刺殺後，新政府的搖搖欲墜的民主結構因此而毀，孫中山又開始了流亡。在隨後的十年裏，他頻繁出現在國際權貴和富有家庭的畫室裏，將他未來的共和國切成許多塊，出售給這些人中出價最高者。

但是，盡管他向他潛在的朋友們發出了大量承諾，但他未能為他的共和夢在尋求資金方麵取得進展。緊隨著袁世凱在1916年病死之後，袁的部下們割據了中國，各霸一方，並互相開戰，以期獲得對整個國家的控製。1917年，以當時軍閥行頭為樣版，孫中山向他的原籍廣州進發，他頭戴羽毛裝飾的帽子，穿著穗須點綴的肩章，戴著白手套，自封為一基本上僅是存在於紙上、現金枯竭的軍政府的大元帥。在其巔峰時候，他最多可以調集約二十營的軍隊和一艘炮艦。到1922年，就算是以其多年生涯的標準來看，他的位子也是岌岌可危。6月16日，陳炯明，一個廣州軍隊指揮官，他原來的同盟，反對他計劃讓廣州出錢支持他領導的統一中國的北伐，炮擊了他在廣州的大本營。在交火中，孫中山被迫逃離他的房子，在追擊的槍聲和“殺死孫中山”的喊叫聲中逃到軍艦上，並在隨後的七天裏留宿在艦上，空等著增援以期奪回他的權力，而他的老朋友，英國，除了派艘軍艦將他送到香港外，未作任何事。

至少部分地被絕望驅動，孫中山在那段時間開始考慮與蘇聯接觸。俄國人表現出願意為他的即將分裂的國民黨（由他在1912年所創立，用於替代他原來的同樣分崩離析的同盟會）提供資金、武器、政治和軍事訓練。反過來，孫中山要接受由共產國際在1921年幫助建立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到其政府裏，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孫中山希望蘇聯會使他成為中國的列寧，向他注入資金，提供武器和必要的紀律教育，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可以統一中國的力量，打敗割據中國的軍閥。俄國人有著更長遠的目標：在中國推動初級的政治階段——由中國共產黨協助的小資產階級國民革命——而後，他們希望，共產黨人的革命在其內部爆發。

為了確保蘇聯的金錢，孫中山必須讚同一批共產黨的主要政策，展現團結無產階級就是其一：組織罷工、要求降低租金、土地改革等等。理論上，這些步驟合乎常理，有希望將孫中山的國民黨轉變成真正的巨大組織；實際上，它問題百出，因為孫中山無心進行階級鬥爭。1905年以來，他的政綱就一直是琅琅上口的“平均地權”，同時忽視了這一過程所必然帶來的社會和經濟衝突，因為作為一個長年缺乏資金的人，他自然地從國內外富有階層處爭取資助， 如：政治家、商人、工廠主和富有的地主。

反抗“帝國主義壓迫世界的枷鎖”是孫中山要附和蘇聯的第二個重要原則，對於帝國主義，馬克思主張（列寧讚同）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同樣，理論上，這一規定對一個要激發廣大民眾的中國政治運動不會有多大困難；到了1920年，中國飽受外國侵略已有80年了，在過去的十年裏又增加了新的仇恨，利用中國推翻滿清後的混亂，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強迫中國確認其在中國滿洲和內蒙古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四年後，英, 法和美國在馬賽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海軍上的協助給與獎勵，將中國東偏北部的另一大塊區域獎給了日本。憤怒的中國青年發起了五四運動以抗議回應，五四運動是高漲激進的民族主義，來源於1919年5月4日暴力性的反帝示威。

同樣，現實裏，在中華民國鼓動和駕馭反帝民眾的激情並非是那麽直截了當的。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社會裏的某些群體會對外國侵略極度憤怒，特別是學生、教師和作家，他們通過寫文章、示威和請願，將人們的注意力拉到國家在強權手裏被欺淩。在期刊和報紙上，充斥著他們有關中國在國際上的困境的震驚社論；他們表決要在商鋪招牌、課本、旗幟，和（香煙、酒、草帽、襪子）包裝紙上印上“國恥”；他們紀念每年的國殤為“國恥日”。羞恥也是事業，可以用來賺錢；在紀念二十一條（五四）十年之日，一家報紙刊登廣告推銷一種特別的紀念品：“國恥”毛巾，用來提醒國人（通過每日沐浴）外國侵略的恥辱要擦掉。另一家公司六年後用類似的詞語推銷牙粉：你自然會在心中將它與“國恥”聯係在一起，思索用何種方法將牙刷幹淨。

但這種憤怒與恐懼交融在一起，如果國民的文化領導者不警惕，普通中國民眾會輕易地忘掉外國壓迫的悲慘。社論評論員們從1910年代一路報怨到1920年代：中國人有著嚴重的國恥健忘症——“五分鍾熱氣”。早期民國報紙經常從激烈抨擊外部侵略突然轉到譴責民眾的冷漠，“許多中華國民”，一位1920年代早期的評論員擔憂著，“他們沒有意識到當前國家危機的嚴重性和他們為其做些事情的責任。這是一種新國恥，也是一個巨大危機。”一份報紙在1922年登載了一幅漫畫，畫著一位麵露不快的先生站在一個巨大的溫度計邊上，溫度計上顯示國家的“國恥紀念熱度”幾乎降到了零度。

甚至於中國最為激情的反帝積極分子——那些投身於五四運動的人——他們對西方的態度也是前後不一。一方麵，那次抗議迅速發展成全國性的罷工和抵製洋貨——指控列強對中國的瓜分。但另一方麵，五四運動中的國民分子（如同他們在世紀之交的激進前輩們）崇拜西方的“文明” ：科學、民主、文學和文化。五四運動文化領導者之一，陳獨秀，聲稱基礎工作是“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像陳獨秀這樣的人，真正的敵人不是西方，而是中國的孔教。他在1916年提醒他的讀者們，“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通之決心。”所有這些國民主義者觀點一致的是，中國和中國人素質上有問題——國家之所以在帝國主義的手中受難，就是由於這種本質病況所造成的。陳獨秀在1917年認為中國大眾主體麻木昏睡，不僅不知倫理道德、政治和科學，甚至日常用物都不適合鬥爭，必將在自然選擇中被除去。

孫中山在拿帝國主義力量開刀時，和他之後的城市裏的愛國者一樣，飽受同樣多的困難。部分由於務實和經濟原因：自1895年他逃出中國以來，他的革命希望是由美元、法郎、英鎊和日元來支撐的，他欠西方的不僅僅是知識和情感，還有生命。1896年在倫敦，他被滿清駐英大使館綁架，威脅要將他遞解回國（必將麵臨死刑），直到英國媒體為他而發起了抗議活動，動員了英國民眾包圍了滿清駐英大使館，威脅如不放人就要拆毀使館。（1984年在北京與中國充滿火藥味的有關香港談判中，撒切爾夫人特意提醒她的中國對手英國這一仁慈的介入。）但他複雜的情感也來自對相對重要的內外政治關係的現實評估，和來自事實上拒絕將中國所麵對的絕大多數困難歸咎於外國人。

在其生涯的絕大多數時間裏，孫中山專注於他國內的政治對手而非外來威脅。在整個1900年代，他小心地避免公開批評西方帝國主義：他的公開聲明總是將中國問題的根源歸咎於滿洲人的獨裁（嚴厲譴責他們造成中國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1912年，甚至在他宣布禁止鴉片是新民國的最為緊迫的任務之一時，他觀察到林則徐焚燒鴉片造成了國家前所未有的危機，認為它未遵循公約，是不文明、非法的行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認為他所犯的最大錯誤是在1912年將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而不是他不停地將每一大塊民國土地兜售給潛在的外國支持者。（僅在1913年，他主動建議以滿洲向日本換取20萬日元及兩個師團的兵力。）1923年，他反對一個學生標語號召“對外反對列強，對內打到軍閥”，認為這兩個問題不可相提並論，他訓斥寫標語者，表示如果政府是好的，那麽外交關係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如果在1920年代早期，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敵手，英國，如像蘇聯所承諾的那樣給予足夠支持，孫逸仙與列寧的合作協議將不會有結果。1923年2月，在蘇聯保證向孫中山的國民政府提供兩百萬美元的支持不到一個月前，他在香港富豪的畫室中與那些權貴們飲茶時，宣稱要以英國為榜樣，將優秀的英式政府模式推廣到全中國。

但到了1924年，持續的經濟和政治危機，迫使孫中山在蘇聯的支持指導下，完成了這段知識性的旅程。在一係列宣傳他的三民主義（這個詞在他來年去世後，成為他主要的政治遺產）的演講中，他開始將帝國主義列為民國的最大的敵人：為了從清政府手中奪取海關控製權，第一次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受到嚴重的“經濟失能”，每年蒙受損失達12億美元。“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已成為列強的殖民地。”他對他的聽眾們說，中國事實上比殖民地還糟，是“半殖民地”，他信口開河地說，“ 我們不隻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他認定“曆史任務”是現在必須聯合起來去“推翻帝國主義之幹涉”，“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通過他的演講，孫中山簡單地描繪了一個和平、善良的中國，身處於急切地要將中國“摧毀於一晨”的貪婪外國列強之中。為了救國，他總結他的國民黨要責無旁貸地“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如果中國人不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來重振他們的國民性，準備好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就會“亡國” 、“滅族”。換句話講，國民黨是拯救中國的唯一機會。

一旦國民黨最終誓言要發動中國民眾來反抗帝國主義，它仍然需要找到將這種新教義植入國民心中的方法。到了1920年早期，充滿激情的政治精英們非常清楚，在特殊的危機時，數十年來反西方的情感在潮起潮落般地回應著，隻是未匯集成一個聯合的政治力量，一個強壯、團結在一起的民族需要一個一黨製的民族國家。這個所謂的民主共和黨人孫中山，在1924年得出結論是，中國人的問題是有著太多的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象把士敏土摻加到散沙裏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新改組的國民黨的意思是，中國人需要紀律。1920年初期，奧威爾式的詞語“集會”需要按列寧方式被“政黨化”；他們需要一個散布廣泛、統而合一的反帝標語和標幟式的口號，這個口號可清楚地標識敵人（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及救世主（國民黨人和他們的同路人，共產黨人）。在1924年重組的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反帝”成為判定一個中國國民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是否是革命的一個基本準則。“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這個任務遠超出孫中山所能承擔，在1925年他遠赴北方與軍閥政府會談不久，他就因肝癌去世了。僅管他的繼承人們最為嚴肅的承諾，開始現代中國國家組建的嚐試，但“隨著總統過世，黨的紀律是唯一可以保護。。。我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迅速得出結論。這些活著的人開始重振黨的宣傳部，保證黨的每一政策事實存在，貫徹到各個支部，及以報紙、雜誌、和演講來推動它。（這是一個主要的成果：直到1924年末，新任命的國民黨報紙主編還不得不竭盡全力，才停止了對孫中山的公開侮辱。）與此同時，由蘇聯訓練和裝備的國民革命軍，在1926至1928年間向國家的北方推進，與軍閥作戰並收買他們歸順，孫中山的繼承人們（由掌握黨的領導權的蔣介石領導）神話已過世且有著缺陷的領袖，將其推崇為國民黨的政治先哲，使國民黨能獨占所有成果從而得以代表“中華民族”。當他們像波浪一樣衝向北方，與敵戰鬥並統一國家，國民革命軍向全國展示了數以萬計的標語、傳單、偉大領導的畫像和嶄新的“青天白日”國民黨黨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臨終遺言（由渴望保留他的遺產的屬下所擬稿，處於半昏迷狀態、垂死的人僅簽字而已）被灌製成唱片，成為1928年建立起的民國的民眾生活中的一部分。每日早晨，辦公室、學校和兵營，雇員、學生和士兵要集合起來向其肖像三鞠躬，聆聽他的遺囑，默哀三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