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7

17. 國民疾病

1870年代晚期，一位戴著眼鏡、二十來歲的中國人在倫敦度過了兩年，他的絕大部分周日時光，花在了不列顛帝國科技的新古典心髒——皇家格林威治航海學院。絕大部分周末，他會拜訪中國駐英大使館，常常直到深夜，他的身影才會重現在首都街道的汽燈下。他是誰？他在英格蘭做什麽？他是不是在薩克斯-羅默夢到他的想法的數十年前，邪惡的滿清陰謀的一部分，試圖竊取西方的軍事和科學秘密？

讓人疑問的年輕人名叫嚴複，象傅滿洲一樣，一個中華帝國的兒子：中國東部的一戶望族家的第２７代，其先祖可追溯到十世紀；他們也像帝國其它野心勃勃的家族一樣，數百年以來一心一意地督促後代博取功名，以期可在官場上謀得收入豐厚的官職。但在嚴複之前三代，家族已無法承擔求學和考試的耗費，因而在樹木茂盛、翠綠的福建峽穀地區成為名醫。因此，嚴複在幼童時就接受了經典的漢文和傳統的中醫學教育。

1868年，在嚴複14歲時，他原來的日常教育被改變了，他被送到省府的福州船廠學校去學習，這所學校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湧現出來學習西方科學和技術的新式學堂。1871年，在學習了5年英文、算術、幾何、代術、物理、機械、化學、地理、天文和導航，他以年級第一畢業，他在一艘巡航於新加坡、日本和台灣間的中國軍艦上服務5年後，滿清政府決定派他到英格蘭去學習西方最新和最為機巧的技術。派遣留學生是清政府的“自強運動”的一部分：在一係列的軍事失敗後的一個新嚐試——去琢磨出西方是如何做到用科學掌控世界。恭親王指示，必須“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洋人洋貨在華日漸增多，依當時首要大臣李鴻章的話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在此第一點，嚴複所受教育和生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忠誠及致力於現代軍事科學——帶有羅默偏執臆想筆下中，謀劃以西方科學來擊敗西方人的野心勃勃東方人的相似性。但在這裏，嚴複的生平故事與黃禍是分道揚鑣的，他學習西方科學的決定是出於經濟的需要而不是一個宏大、預謀的計劃的一部分。他父親死時他才13歲，他家最終放棄了讓他繼續讀取功名的希望；在其晚年，他回憶他母親如何辛苦地做女紅來維持一家人溫飽，以及他在夜間被母親的搖轉的紡車聲吵醒。福州船廠，相反，可提供誘人的福利：免費食宿外加每月4銀元的助學金（在每季考試中的第一名學生可得10銀元的獎勵）。

這種福利刺激是必要的。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西方教育仍是評價不高的生活選擇。“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作家魯迅，他1890年曾在中國東部一個沿海城市學醫，回憶其因進洋學堂讀書，是“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稱讚西方現代方法，就職於新設置的滿清外交部或（更為難以想象）駐外使館，是自毀前途。郭嵩燾，嚴複在英時期駐倫敦大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他的傾向西方的觀點，他受到人身攻擊，他中國的住家被惡意破壞，多次受彈劾並最終被解職，後遠離政治。朝廷拋棄了他，一幅當時嘲諷他的對聯如是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第二，嚴複幾乎沒有任何興趣與白人進行戰爭。而恰恰相反，經過學習科學和英文，他愛上了西方——不僅是他所要學習的鐵殼汽船和大炮，更有西方的思想家、作家、政治和法律製度，這些，嚴複在國外時總結，是西方力量的基礎。“謂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他在一個周末裏與郭嵩燾談話中斷言，“其端在此一事。”嚴複在他返華後的一係列著名的翻譯作品，使其在今天的中國仍是名人：斯密的《國富論》，穆勒的《論自由》，孟德斯鳩的《法意》。嚴複尋求一種語言方式，可使中國文化士大夫信服西方思想的複雜性，以先秦的純古典中文，來詮譯現代西方條文。“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嚴複說，“非以餉學僮而望受益也”。但他也是自鴉片戰爭後，發起尖銳自省的第一代中國人中的主要代表，自省的新文化運動是該國在十九世紀的一個主要的啟蒙運動——探索中國的弱點和西方的強處。

嚴複和郭嵩燾大使在他們的倫敦長談時，消磨了許多時光評議西方的優點，並哀歎中國和中國人的弊端。按郭嵩燾的日記，他與嚴複均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對手（特別是英國）有著極高的讚美——考慮到英國在接待他時對他的諸多失禮，這是更加不尋常。在他到達倫敦之時， 《擊打》（Punch）發表了一段漫畫和充滿赤裸裸的冒犯言詞的七節詩，漫畫中將他畫成猴子（‘他眼睛斜、發成辮/整齊盤在光額頂。。。如豬一樣頑固和難駕馭/有著廉價買賣珍寶的品味。’），偷窺著莊嚴的不列顛帝國獅子。一個星期後，這家雜誌又用一整篇幅毫無品味的順口溜來描述他妻子的纏腳，將他妻子稱為“站不穩的麗麗”，並將她畫成露肩低胸的藝妓。

然而郭嵩燾對英國的熱情不減。在他去英國的航海旅程中，此期間他一直不舒服（他除了暈船，還飽受喉嚨發炎、呼吸困難、頭暈、牙床腫脹、牙痛、鼻腔刺痛和心髒痛），他興趣昂然地對所見的一切西方事物讚歎不已：他發現歐洲人的慶典禮節精致且文明，對歐洲人的航海技術極為稱讚。在觀看到同船的德國軍官們以跳背遊戲進行鍛煉後，不禁感歎“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對大不列顛英國在華並不良好的記錄，郭嵩燾也令人吃驚地以正麵的態度來看待英國對他的祖國的長期意圖。他認為，英國已“而環中國逼處以相窺伺，

高掌遠蹠，鷹揚虎視，以日廓其富強之基，而絕不一逞兵縱暴，以掠奪之心。。。而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

如果英國和西方是值得學習的知識庫，那麽相比較下（以郭嵩燾的觀點）愚蠢、自大的中國人則令人反感。“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虛驕以自張大時哉？”他對反歐的偏見的感暵，“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鵠張無識者為之也。”

郭嵩燾和嚴複有著另一共同熾熱信念：鴉片是中國問題的根源。郭嵩燾分析說：“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由此，如果郭嵩燾抨擊西方對華的作為則是簡單並符合邏輯的，但他將議論轉到另一方向 。“英國士紳亦自恥其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財竭力，無一人引為疚心。”

鴉片，以郭嵩燾的觀點，既是中國國民特性中的腐朽的原因，也是症狀。對他而言，中國人是雙重的卑鄙：任他們自己沉溺於鴉片，及對自己的弱點不感到羞恥。他並未在如此之多的鴉片是由英帝國主義的商船運到中國這一事實上糾纏，他認為這一毒品也是中國人自殘的毒藥。嚴複也相似地憂慮中國人的自身過錯，建議嚴厲懲處拒絕戒煙的官員。嚴複和郭嵩燾將鴉片認定為緊要的民族惡習，也是二人推崇歐洲觀點的另一象征，因在那些年間，吸食鴉片已在英國被認作成一種社會病理：一種中國所特有的、威脅要輸出到西方的意誌力疾病。

在十九世紀即將結束的十來年中，和嚴複一樣的人，為中國的改革擔負起了宣揚一套嶄新且具有影響的民族理念的責任：猛烈地抨擊他們的國家和讚揚令他們生畏的西方挑戰者。清帝國在簽署了南京條約後的數年中極為困難，在1860年再次被擊敗後，鹹豐皇帝被迫接受現代世界的國際關係準則。“英國自主之邦”，他宣布說，“與中國平等。”到了1884年，在與法國一場災難性的海上交手時，一個小時裏，它損失了所有艦隻，死亡521人（相比下法國僅5名水手死亡），滿清隨之失去了它曾擁有的對印度支那的控製。十年之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擊敗，中華帝國發現它慘敗於一個它一直認為是它文化分支的國家：1894年，極度渴望獲得自己的殖民地的日本政府，雖仍在進行政治和軍事現代化，利用朝鮮內亂的理由，將其軍隊派入朝鮮，清政府派兵入朝去保護它的“附庸”，在僅僅四個月裏，日本取得勝利。全麵性的勝利使得日本可索要賠償：依求和條約，中國向日賠償了2億兩白銀，割讓台灣和滿清祖居地滿州的一大塊。

難以估計這次戰敗對中國知識階層的衝擊，它使得尚在萌芽階段的中國報章迅速行動起來：1895年的馬關條約的新聞由沿海城市（主要報紙和書籍發行地），快速地以多次轉載的形式，傳向全國鄉鎮，定期急切地讓任何可以讀懂這一震驚消息的人讀到。戰爭報導對全國民眾的觸動是鴉片戰爭期間所未曾見過。“上海報紙上連日登載此事。”一位內地讀者（包天笑）回憶到：“向來中國的年青讀書人是不問時事的，現在也在那裏震動了。。。一班讀書人，向來莫談國事的，也要與聞時事，為什麽人家比我強，而我們比人弱？”憂慮的中國人由失敗得出一個結論：過去三十年的“自強”運動充斥著無用的半吊子方法，現需要更迫切、更為大膽、更為徹底的改革措施。

戰爭的結局在中國產生了一個世界由西方主導，而中國有可能被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一口吞下的觀點，“彼奴使我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無由以增，吾力無以奮”，嚴複憂慮地表示，“彼黑與赭且常存於兩間矣，矧茲四百兆之黃也哉？” 這一切催生了急進的新改革團體，他們上書和呈折，抗議外侮和宣稱要“鼓天下之氣”來救國於水火。在這段時間，嚴複和其他誌同道合的人響應這一行動，提出了一個將中國由一個孱弱、鬆散的帝國轉變成強壯、富有凝聚力的國家的雄偉蘭圖。

在花費數十年，因學習不受親青睞的西方科技（經常被蔑視地譯成“夷務”），而飽受滿清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嚴複，現在通過為新興報社寫評論及翻譯首要達爾文主義分子的主要短文——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找到了民聲和聽眾。嚴複用精致古典的中文，向驚恐的讀者描繪了國家間相互大戰的世界，“所謂爭自存者”，他解釋說，“謂民物。。。各爭有以自存。。。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且其爭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

作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嚴複和社會達爾文分子一樣，在這個亟需勇氣的新世界，並不特別傾向於挑戰力量均衡的道德性。對他而言，中國自1840年以來所經受的外國侵略是無法躲避的自然現象：“夫苟其民契需恂湣，各奮其私，則其群將渙，以將渙之群，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 (郭嵩燾同意他的看法，說“天地氣機一發不可複遏。” )相反，嚴複認為中國必須認清自己的缺陷，並以西方的知識和文化來糾正這些缺陷。 “今吾國之所最患者？”他問道，“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 他想知道，自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為什麽未能自己振作起來：“民智既不足以與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舉其事故也”；西方的“擅機巧。。。汽機兵械之倫”，隻是“形下之粗跡，。。。而非命脈之所在”；西方之所以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應歸功於“學術則黜偽而存真”和“刑政則屈私以為公”這兩個法則。與西方相比，中國傳統的所有一切都讓嚴複感到無可救藥：“中國風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者，由法製學問之大，以至於飲食居處之微，幾於指不勝指。”

如果生存競爭依賴於群體的凝聚力，中國人就必須把自己團結成為一個單一的社會和政治群體，就像運作效果良好的西方和日本一樣：民族國家。為達到這個目的，中國人需要自身約束。中國的政體需要激進的徹底改革，教育其國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兵刑禮樂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也”。要實行這一切，現代西方則是中國的唯一師長。嚴複宣稱，任何不同意此觀點的人，都是“狂易失心之人”。

嚴複等人所提出的建議不僅依賴於西方的思想，也依賴於由新近傳播進來，由日本所翻譯的歐洲詞匯。甚至早期中文中的現代一詞，摩登，就是由歐洲詞匯音譯而來，伴隨著自行車、報紙、民主、政黨、選舉、電話、國際、照相術和革命進入中國。從1890年到1900年，一個新造詞匯，中華民族，開始頻繁地在激進和革命性的文著中出現，這個詞是借用日文，對嚴複等人所提出的“中華民族國家”的翻譯。中華民族主義是由西方翻譯而來的最為重要的詞。

嚴複的宣講為誌同道合的年輕一代摹仿並發揚光大：中國湧現出一代思想家和活動家，他們獻身於教育中國民眾成為現代國家國民，在這些自薦的中華民族主義的設計師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年輕的廣東學者梁啟超。梁啟超是一個神童，17歲就中了舉人，然而就在該年（1890年），他開始閱讀有關世界曆史的書籍和西方譯著。這些書籍給他“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梁啟超後來回憶說，他轉而反對他一直所學的“無用的舊學”，“生平知有學自茲始”。在整個1890年代，他痛斥那些“以為中國一切皆勝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的人，認為“強國以議院為本”。

1898年秋，梁啟超在被清政府懸賞捉拿情況下，由中國逃到了日本。在那年的夏天，梁啟超和他的同誌們短暫地贏得了年輕的皇帝光緒（1871～1908年）的信任。光緒在三個月的時間裏，狂熱地宣布了一係列西化式地變革措施，涵蓋了教育、商務、軍隊、工業和政務，直到他的姨媽——慈禧皇太後，將他軟禁，並處死了那些在變革被粉碎後未能逃走的激進領導者。但梁啟超並未沉默，在之後的十餘年中，他就教育、史學、法律、議會、稅收、自由發起了論述。到了1900年，梁啟超已是他所在時代最傑出的和最有影響力的評論家，甚至可能是當代中國的新聞出版的奠基人。毛澤東承認他在16歲時“崇拜梁啟超”，對梁的文章“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

和嚴複一樣，梁啟超喜歡常談的話題之一也是中國的缺點，兩人均不願認為自己國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無辜的受害者。僅管他們也許具有不光彩的天然種族優越感，在宣稱中國人乃是“世界最膨脹有力之人種也”的同時，貶低“紅番黑人”；同時，梁啟超的宣講也充滿了中國受威脅的內容。他分析說，西方想以“犬馬”對待中國人，而中國該譴責的是其心甘情願地“為妾，為奴，為牛”；他問道，為什麽“中國人之自絕於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他的結論是，因為中國的腐敗、自私、孤立、愚昧、懦弱和保守，使得西方得以欺負中國。因西方的製度優越(他們有議院和報章)和善用人力物力，西方雖“侮我甚矣，西人之將滅人國也”，但“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他在1898年時就認定：“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之心力也。”

梁啟超的批評性態度，得到了因他而普及的晚清報刊的回應。“吾國人數號四萬萬，而纖弱纏足之女子去其半，”1904年，一個記者帶著厭惡地評論說：“其餘二萬萬羸瘠吸煙之病夫又去其半，自餘乞丐、盜賊、僧道、紈絝子弟、土豪鄉紳、廢疾、罪人、優伎之類。”“我國……不知權利為何物，”1908年，另一個記者則遺憾地寫道：“嗟乎！蜣螂食糞而自甘，遊魚在釜而忘沸。”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盡管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北方地區的蹂躪，像嚴複和梁啟超這樣的人，他們未曾動搖對其同胞的負麵印象。義和團的造反，嚴複定性是“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梁啟超並未將這場災難歸罪於西方的殘暴，而歸咎於中國傳統小說的“毒害”，這些小說要為“淪陷京國”負責任。 中國最暢銷的報紙《申報》，在社論中嚴厲抨擊慫恿義和團的清廷“昏庸謬妄”的大臣們：“拳匪不剿，吾知各國將大舉以入中國。”換句話說，是中國自己招致了西方對其的暴行。

盡管這波中國人內部的相互指責聲浪，在1895年後的10年間達到了頂峰，但這種相互攻擊，是有更為悠久的曆史的。從鴉片戰爭直到1910年之間，中國民眾(社會的上層和下層)，並未將他們最為尖酸刻薄的攻擊，用於給中國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以及北方地區帶來巨大破壞的外國人，而是針對他們自己可憐的領導層；其中有些人，在1842年為抗議道光皇帝所派的議和大臣的“通賊”行為，而絕食自盡。即使是林則徐，他被中國同僚看作是無所畏懼的愛國者，也被公眾非議。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北京時的一個受害者，對那場災難作了如下分析：“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他對1860年慘痛事變的記述——一篇約1.4萬字的長文，責罵的對象不是英國人或法國人，而是玩忽職守的清廷大臣：“追思致亂之由，初作難者，以林則徐為首，而成之者裕謙也。。。參之肉其足食乎？。。。(林則徐)旋即強奪夷船，獲其煙土數千箱，委員載至零丁洋，燒而沉之，。。。為請恩施，獨未計及挑怒英夷，起意尋釁，以索償煙價為名，興兵犯順。”以他的看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清軍統帥，一個名叫僧格林沁的人。僧格林沁耗費了巨款修建了一個不中用的防禦工程，防線一被攻破就逃之夭夭，“走如兔之脫，藏如龜之縮。。。大舉入寇，荼毒生民，焚毀禦園之禍，皆由偶勝已窮之粵匪。。。如果將帥得人。。。無難扼賊凶焰。”作者回憶，北京民眾對僧格林沁“眾共號為鬆王雲”，“試問有靦麵目，出何以對僚友屬員，入何以示妻子奴婢，生何以答君上，死何以見閻王，真可謂無廉恥之極矣！”。由於領導層的無能，這位目擊者得出結論說：“。。。識者早已料其必敗也。”認定此禍是自召的。

夏燮，頗負盛名的1860年代中英兩次戰爭的編年史作者，也認同滿清的麻煩是自找的觀點：“洋商不堪其悉索，則控於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於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於本國，於是帶兵船講論，而幹戈之釁以起。。。‘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19世紀晚期關於鴉片戰爭的描述，與今天主導中國史學的鴉片戰爭觀點：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陰謀，似乎並不相符。直到1920年代，中國甚至還沒有就1839—1842年間的中英戰爭及隨後達成的條約確定一個統一的名稱。經常是在談及這些事件時，拒絕使用顯得莊重的“戰爭”一詞，而偏愛使用“爭吵”、“邊釁”或者“邊亂”等舊用法，英國人則被蔑稱為“奴”、“盜”、“賊”、“犬”、“羊”等。

與新世紀自我厭惡的民族主義相對應的是大約在1900年時中國興起的新禁煙運動。嚴複等人，深懷著愛國主義，著眼於用“造就新國民”的方式將中國轉變成現代國家，不斷地以人體上的病態隱喻來表達中國所處的困境。“一國之事，同於人身，”嚴複寫道，“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 “恥！恥！恥！”其他改革者回應道，“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到於今，四夷小國所稱為天朝大國嗎？為甚麽到於今，由頭等國降為第四等國呀？外洋人不罵為東亞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嚴複相信，要強化國家實力，中國人首先要強壯自己，戒除自己的壞習慣。而在中國人所有的惡習中，“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鴉片­——這種衰竭國家活力，使其人民在需要為其民族生存奮鬥而“清醒”之時卻沉睡不醒的神經毒品——成為了病態中國的最好標誌。“嗚呼！”《申報》在1906年感歎道：“鴉片煙之流毒我中國也久矣，國以之弱，民以之貧，元氣日衰，奄奄一息。”盡管鴉片仍是缺醫少藥的中國人的阿斯匹林，一眾廉價苦工的食糧（用於提神和抑製食欲）和悠閑富裕之人的享受藥品，精英一族的道德觀念開始變得反對這種毒品的使用。批判性的報紙所描繪出的鴉片上癮的畫麵令人絕望：《申報》宣稱，約“七成”中國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命填寸許之盒，魂消半檠之燈。。。刺之，不知痛；蹴之，不能起者，枯骨也。同胞中之大多數，既日以吸煙為事，甘為枯骨，以代表吾四萬萬人，是四萬萬人皆枯骨也。。。”

20世紀的頭十年中，禁煙協會在全國大小城鎮，通過遊行集會和刊發文章、小冊子等形式，聲討這種毒品。成百上千的鴉片煙館被查封，與此同時，人們圍觀燒毀被收繳的鴉片和煙槍。鴉片專員們在夜裏突擊搜查有嫌疑的非法鴉片煙館，自發的民眾攻擊鴉片煙鬼。戒毒中心(主要由西方傳教士來運作)使用各種未經測試、令人惡心和可能致命的治療方法來攪擾鴉片煙民。(“真是奇怪，”一個觀察英國傳教士禁煙活動的旁觀者若有所思地說：“向中國運送毒品的國家也該送解藥吧。” )一些人給煙民服用的神奇藥丸中內含：石榴皮、樟腦、甜椒、奎寧、顛茄、砒霜和可卡因；另外一些人強製煙民用催眠術、太極拳、無線電波、宗教和穿法蘭絨內衣來戒煙；還有一些人用嗎啡戒煙，當地人隨即將其稱之為“耶穌鴉片”(Jesus opium)；紅色的海洛因丸——因謠傳它含有處女的初潮經血——也受到了追捧。一個戒除了鴉片的人熱情地支持一個香港臨床醫生的戒毒方法，因為這種方法主要是嗎啡注射。

真正不幸的是那些被禁閉起來，猛然停掉毒品，而代以很濃的咖啡的人。“鴉片把我們帶上天堂，”19世紀末，一個不幸的戒毒者在診所的牆壁上潦草地塗抹道，“現在我們在地獄裏受罪。” 一個傳教士報道說，那些非常貧窮或過度勞累的人因無法找到替代品，隻能死於突停鴉片所帶來的休克：“鴉片煙館剛被封閉後，窮人中的死亡人數十分驚人。這些鴉片煙民掙得錢全用於食物和鴉片，離了鴉片他們沒精神力氣去幹活兒，因而他們有的死於饑餓，有的死於猛然中斷鴉片使用。” 1906年，清政府正式支持禁煙運動，發布了對鴉片的新禁令，想要在10年內在全帝國根絕鴉片。1907年，英國也許因感到羞愧也加入了《英中十年禁煙條約》(Anglo-Chinese Ten-Year Opium Suppression Agreement)，保證每一年削減輸華鴉片量的百分之十，條件是中國減少同量的國內鴉片增長量。(《泰晤士報》對此新聞的反應的是嘲笑中國人“鍾愛製定條例”， 但卻“厭惡執行規則”；貌似高尚地呼籲英國起帶頭作用，由此展現“英國人所自稱的文明程度高於東方的人道和利他主義品質”。 )

如同嚴複、郭嵩燾這樣的推崇太平天國理想觀念的改良主義者，禁煙運動的領導者們似乎也不願意把中國的鴉片惡習完全歸咎於帝國主義。“英人以此促華之亡，”19世紀末上海的一個詩人概括說，“華人不悟而爭吸之，可謂大愚。” 到了20世紀初，鴉片危害的起因變得模糊不清了，即使鴉片最初是由外國人帶到中國來的，但也是意誌薄弱的中國人，自己誘使自己染上了鴉片惡習，而鴉片又反過來使之意誌更加薄弱。一份禁煙宣言則說，為防止情況惡化，我們首先要痛苦地意識到，我們這個種族是處於世界上最底層。一本已廢棄的1900年曆史教科書中，則自厭地評論兩次鴉片戰爭：“而我國人吸之(指鴉片)以火，嗜之如飴……我政府以其有害於民也，多方阻遏。我民頑愚，吸之如故。”  

在四川這樣的省份，無論怎樣，當地人也難以將鴉片看成是外國貨，因為當地的鴉片產量早已超過了進口量。自1860年以來，鴉片稅收就被用於購買輪船和槍支彈藥，幫助清政府鎮壓諸如太平天國等反叛。1874年後，李鴻章曾爭辯應公開放開國內鴉片的種植，與此同時卻虔誠地聲稱中國政府對鴉片征稅的唯一目的，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是抑製鴉片走私，從來就不是從中增加稅收。 然而，單是中國西南地區，在1870年代就產出比全國進口總量還多的鴉片。清末中國的反帝激情，常指向其他問題而不是鴉片。整個1900年代，中國的許多地區都被卷入激昂的收回路權運動，反對歐美企圖收購初期的中國鐵路係統的嚐試及清政府出售的意願：學生們威脅說要絕食至死，士兵們寫血書抗議；據說，一個學者在聽到清政府已經接受巨額外債建造一條鐵路延長線的消息後悲憤而死。 1908年上海《時報》(Times)有一幅題名“破碎中國之能手”的漫畫，畫了5把鎬正在鏟除“中國”兩個字，其中隻有1把鎬代表外國利益(傳教士)，另外4把則分別代表兵、官、黨和匪。

從1920年代起，年輕的中國獨裁主義政黨，更加充分利用了人們對帝國主義在中國存在的恐懼，而在現實中則更加模棱兩可。當然，與西方在華的存在相關，有著許多令人擔憂的外來的、或者種族主義的情況 (集中在1842年後在條約口岸發展起來的租界)。第一類（外來的）是稀奇古怪、惡心但外國人吃得津津有味的食物(麵包片、咖喱、濃湯、奶油、油酥點心、果凍、蛋奶沙司、牛奶凍)；沒有牛奶的時候往茶裏加雞蛋的習慣；穿著奇異的、不舒服的服裝進行劇烈鍛煉(“肝顫”)的愛好——據說有一次一個中國官員問一個英國領事，他為什麽不花錢雇一個人替他打網球。 第二類（種族主義）是條約口岸眾多生活中強烈存在的種族隔離製度：傳說中上海公園告示牌規定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所表達的排斥中國人的態度，對“無可救藥的”中國仆人居高臨下的講話方式。（我所看到的第一本中國語文教科書，是1950年代印刷的，其第一章包含至關重要的造句：“告訴仆役……【打開窗戶，等等】”。）

但是，條約口岸不光是帝國主義壓迫的象征，它們也是進步的象征。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開始於上海這樣的地方，在1848年到1901年間，銀行、煤氣燈、電力、電話、自來水和汽車成為城市的組成部分。 在一些當地人憂心忡忡地擔憂，半個世紀內，上海會不會因為不堪太多摩天大樓的重負而陷入地下的同時，這個大都市的其他地方，作家、藝術家、電影製作人和演員們則在貌似時髦的爵士咖啡館裏呷著巧克力和咖啡，看著好萊塢新上映的人猿泰山或荒唐可笑的喜劇，在高大的百貨商場裏選購高跟皮鞋和口紅，在書店裏購買喬伊斯(Joyce)或艾略特(Eliot) 的初版作品，或沿著巴黎式林蔭大道享受來回的漫步。1920、30年代，上海的小說家們沉迷於這個城市的國際性，他們的作品中夾雜著時髦的外語短語，如“Chicken a la king(皇家奶油雞)”，“charming，Dear(你真迷人，親愛的)”，“kiss-proof(吻不掉的，指接吻時不會掉色的口紅)”。 晚清時期報紙爆炸性的湧現——在20世紀頭十年間所發行的眾多報刊發揮著它們相應的作用，產生的公眾觀點使民族主義和革命成為可能——在如上海這樣的城市的外國租界之外的地方，這類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治外法權所容許下的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在中華帝國的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1904年，流亡中的梁啟超冒著生命危險——清政府懸賞10萬兩白銀通緝他——回到上海發行了一份新報紙。1911年，那場引發了民族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2000年帝製的意外發生的炸彈爆炸事故，就是在中國中部城市漢口的俄國租界裏的一次秘密會議上。

盡管禁煙狂潮遍及這個即將結束的帝國，可很多人似乎對禁煙還下不了決心，或者不認為它是個嚴重的問題，台灣海峽兩岸都尊為國父的孫中山對此態度不一，就是一個例證。1920年代，他宣稱：“鴉片為中國之巨害，其殺吾國民，甚於幹戈、癘疫、饑饉之患。”他或許忘記了他曾在1894年建議清朝領導層鼓勵老百姓自己種植鴉片，以排擠出外國的競爭，並告知他們他本人廣東家鄉的村子裏的農民在他成功的勸說下，已經如此做了；並以權威的口吻評論說，他家鄉所產的鴉片“其氣味較公土(印度所產鴉片。——譯者)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 上海的旅行指南上對鴉片也是各置一詞，一頁上渲染這座城市裏鴉片煙館的美妙，另一頁上則把它當成毒藥進行抨擊。

所有情況中，太多的金錢與中國的毒品經濟捆綁在一起，不經過一番鬥爭，是很難禁絕鴉片的。盡管英國委派的謝立山(Alexander Hosie)，在核實清政府已經減少中國鴉片產量的聲稱後報告說，1907—1910年間中國各地的鴉片產量的確顯著減少，有些地方已經根絕。然而，1908年，一個英國傳教士所報道的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個案例中，“盡管有強硬的口頭要求，還間或有士兵們的行動，但是農民們卻拒絕鏟除種植的鴉片。他們的妻女結幫成群地跑到州府衙門，說：‘你們可以殺了我們，可我們還是要種鴉片。’” 禁煙人士不時地受到失去生意後憤怒的原鴉片煙館經營者的騷擾。宴請和賄賂對不願放棄鴉片種植的人來言通常是一個好辦法，如果招待的好和賄賂充足，罌粟掃蕩隊就用刀劍輕碰一下罌粟的花朵。令人難堪的事實是，到1900年，鴉片種植已經在中國紮根泛濫：它太有用了，太普及了，已經很難根除。甚至到1930年代，國民黨開始對吸食者處以死刑後，中國人對鴉片的依戀仍然難以動搖。直到1944年，貴州農民還為保護他們的罌粟田而暴力反抗，造成8人死傷。據報道，1939年，一個雲南的禁煙專員死於一場突發的、神秘的病症，經過嚴密認真的調查(他的繼任者小心謹慎地不介入調查活動)，表明是當地的頭麵人物用米袋子把他壓死的。

20世紀初中國對鴉片模棱兩可態度的最好例證或許是嚴複，讓後來為他樹碑立傳的民族主義者們極其失望。他在28歲時染上了鴉片煙癮，而在13年前，他把鴉片描繪為中國最為有害的惡習之一。在他的餘生，他一直心懷愧疚地掙紮於這一惡習之中，僅管他的呼吸道問題讓他有了服用鴉片鎮咳這一充足的醫學理由。1921年，在最終成功地扔掉了鴉片煙槍一年後，他死於哮喘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