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6-1

16. 黃禍

在1860年，從中國到倫敦需要一到二個月，足夠時間讓人思考他在華的所見和所為。亨利-洛克（Henry Lock）——前孟加拉騎兵和克裏米亞戰爭的老兵、柴郡的小莊園主、額爾金公爵的私人秘書，於1860年12月27日在歡呼聲中抵達了多弗港。該年9月，洛克與巴夏禮一起，被清政府綁架、監禁、以處死相威脅，他的經曆視乎證明了必須用武力來對待中國人。在他回國的途中，帶著勝利消息的信使趕在他之前抵達英國，從而使整個國家進入到一個反華的、狂熱的愛國主義狀態。根據報界，在讀到洛克“落入那些連野蠻理由都不要的、慘忍的敵人手中並被殘酷的對待”時，人質的命運“在各個社會圈子裏焦急地討論著”, 整個國家對這個“敏感且驚險”的話題“極度擔憂”。當帶著交換條約的洛克的船靠上碼頭，倫敦舉行了鳴炮慶祝典禮，洛克作為英雄回國得到了真心地歡迎和喝彩，市長說：“他所承受的多重苦難，激發同胞們對他的最大的同情和憐憫，但是這些苦難已用強有力的方式還擊了, 並由此帶來偉大的和平。”

一大群女士們也到場歡迎回國的英雄，留著一臉維多利亞時代的胡須的洛克，對他所受的歡迎“表現出極度的滿足”。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王子為收到從中國皇帝寢宮內搶來的精致玩意兒興奮不已，（這中間包括一副珠寶點綴、綢子流蘇的帽子；一本玉石封皮的孔子語錄和一隻毛絨絨的小哈叭狗，狗的毛發上被紮上一些搶來的小玩意），他們也熱切地期待與洛克見麵。洛克自己也深信他的經曆有著巨大意義：戰爭和條約已剛達成，“很高興地結束了一個標誌著新時代開始的事件，這不僅是中華帝國的曆史上的新時代，也是世界的：將這個四萬萬族群帶入文明世界這個家庭。”

一位1849年的旅行家，在其返英的航程中卻得出不同的結論。在過去的十年裏，他並不是一個公正的中英關係方麵的觀察家：他的家庭裏——叔父，表兄弟，侄兒，均從事鴉片貿易，在過去的十年裏，他不僅是一個對華貿易的老手，也見證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他在1840年監督著鴉片在英軍占領下的舟山卸貨，以保證對華鴉片貿易不因衝突而中斷。他的名字叫唐納德-梅瑟森（Donald Matheson），著名的詹姆士-梅瑟森的侄兒。到了1849年，他的良知使得他放棄了家族生意；在接下來的8年中，他成了新成立的“抑製鴉片貿易”協會裏的一位耀眼的人物。在他的嬸子，瑪麗，詹姆士-梅瑟森的遺孀，於1896年過世之後，將所有的家產都遺留給了他，這位身懷內疚的長老會教徒，從而有機會用他詹姆士叔叔留下來的、宏大有如哥特建築般的鴉片貿易收益，來對毒品作戰。他早年“打開中國市場”的生涯，和後期致力於19世紀反對毒品運動，典型地體現了西方的商業恐華症和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良心不安，兩者交織在一起，繼續毒害著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1842年後的數十年間，英國未能下定決心將鴉片定性為毒品，也未能評估鴉片對中國的影響。1856年，一位深受觸動的傳教士說：“鴉片蹂躪著我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敗壞了所有我們所遇到人的道德，我不能不將大多數原因，歸疚於這個極度誘惑性和毀滅性的毒品。”一位西方觀察家在1882年矛盾地說：“沒有哪個地方的人象中國人那樣會享受，那樣能吃苦；也同樣沒有人象他們那樣吸食那麽多鴉片。”卡爾-馬克思在1856年引用一本激進的反毒品的小冊子時說：“為什麽說奴隸貿易比鴉片貿易還慈悲一些，因為我們沒有摧毀非洲人的身體。。。我們沒有消弱他們的天性，腐蝕他們的心智，摧毀他們的靈魂。”一位植物學家則反駁說：“這些最近對鴉片問題如此呼籲的好意的先生們，我會推薦他們先去改造自己（飽浸朗姆酒）的國人。。。中國人和這些想成為監護人的先生們一樣，完全有能力照顧他們自己。”

貫穿整個世紀中葉，英國人也自由地食用或飲用這種毒品，在1868年藥品管理法（將鴉片的銷售權限於藥劑師）生效前，雜貨店的商品目錄上有著各種各樣、受專利保護、含有鴉片的藥劑，就列在果醬和燕麥糖之後。鴉片的使用在英國東部濕地居民中較大，那兒的店主會為周六夜準備３千到４千管劑鴉片酊。它被用來止痛；治療抽筋、失眠、發汗和減少肺痰；治療糖尿病、沮喪、興奮過度和醉酒。鴉片酊與牛膽汁混合, 用來治耳痛、精神病、歇斯底裏和牙疼；與蛋黃相混以治療痔瘡。

評論人士發現他們對1839～42年的事件是否真與鴉片相關難以相互認同。絕對不相幹，一位叫戴維-威爾斯的人1896年在一著名的美國雜誌上爭辯說，如果“英國沒做這件教訓中國人的工作，遲早美國政府將不得不這樣做。”他們都從“任意汙辱”在廣州的外國人這個角度看問題。胡說八道，另一篇文章在下一期中則反駁說：“收繳走私鴉片。。。是戰爭的直接原因。。。我們（英國人）不僅應對由印度向中國所提供數量巨大的鴉片負責，也要對中國正在擴散的鴉片種植負責。”這場戰爭是“國家的恥辱”。

但直到1880年，在英國等國，鴉片爭議的論調在變化——中國人使用這種毒品的數量以令人不安的速率上升著。雖然一些人對最近的英華戰爭與鴉片相關指控進行激烈爭辯，然而額爾金與外交部間的通函，就鴉片應如何在中國合法化的討論就有6頁之多；僅管努力掩蓋事實，1860年第二次對華戰爭結束後的條約，小心地將鴉片列為合法並繳納關稅的商品。盡管對鴉片的征稅原是禁止性的（每箱30兩白銀），但中國的鴉片進口卻持續上升：由1859年的75822箱上升到1879年的84528箱。1869年的一篇報告稱，在京城，“每條胡同都有鴉片館，大一點的鴉片館有兩家甚至三家”。吸食鴉片的情況已從時髦的沿海城市擴散到了鄉村，“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一本1878年的年曆評論：“原僅在城市中才有的吸食鴉片現象，已在偏遠的鄉下變得普遍，現今，一個鄉鎮花在鴉片上的錢高於所花在稻米上。”

針對於鴉片吸食者大規模地上升這一情況，英國的反毒運動­——曾在十九世紀的前三十年，對販奴行為組織過激烈反對行動的中產階級，推動改革的政治家們的後代，開始組織行動起來。對於那些使用鴉片有著責任心和創造性的階級，用些鴉片則無問題：作家維爾基-克林斯（Wilkie Collins）對著他鴉片酊瓶哼唱著：“落下來，寶貝。如果我什麽都不愛了，我愛你！”他在1868年創作《月亮石》時，是啜食著鴉片酊而完成的；當作品完成後，他聲稱他不記得曾寫過此作品。有經驗的醫生也可以使用較強、大劑量、較易上癮的針劑（1850年發明的皮下注射劑），這種針劑以鴉片的合成劑——瑪啡（1805年由鴉片中提煉出），或後來發明的，有如奇跡般力量的海洛因（1895年取得專利）形式出現。但不負責任的勞作母親為使嬰兒在白天保姆照看時安靜而對他們使用毒品；勞工階層濫用鴉片酊或藥丸來替代酒精作為刺激；及背街的雜貨店私下供應鴉片等行為，使受過教育的階層日益震驚。

為設立自身對藥品的定義、控製和處方，醫藥界開始重新界定無限製的鴉片的使用（或任何型式的，溫和/極其強性的；定量/無限製），稱其為一種自殘式病症——毒癮：一種“罪孽”，一種需要專家強製治療的“道德敗壞”或“精神瘋狂”的特征。毒品的使用和上癮的新理論家們，將他們的觀念混合以科學嚴謹，形成了道德上的譴責；以自寫處方方式來獲得鴉片啜食，日益遭到譴責，認為這是失控，這種腔調從來沒在煙酒的使用上出現過。體溫計的發明者克利夫爵士（Clifford  Allbutt）說：“任何型式上的使用鴉片就是玩火，可能已經著了火。”皇家外科醫生協會主席講演時說：“習慣性的鴉片使用，會導致最為傷害的結果。”1908年，英國醫學學會建議毒癮被列為一種精神病——“意誌不堅定”，需要某種型式的拘押。

當反鴉片的遊說團體在反對中國的鴉片使用時，它的反對聲浪上升到種族角度（中國在數十年裏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鴉片市場）。在十九世紀，當亞、非洲在西方的科學和工業化前相繼倒下，歐洲帝國的理論家們對為何歐洲人能主宰世界尋求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從而將此歸結於人種的截然不同，白種人居於頂部，黃種人和黑種人居於之下。中國人中，顯著眾多的鴉片使用者，成為意誌薄弱的象征，和無法為人理解的、異類的麻木不仁。因此，這個反對對華鴉片貿易的運動，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一方麵，它對中國表現了一種特別的同情心，對西方（特別是英國）在將鴉片引導給中國國民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內疚；另一方麵，它無法掩飾對中國人的厭惡。鴉片貿易也對基督教在華的出現提供了合理性：鴉片將整個國家變成一群極度敗壞的鴉片煙鬼，極度需要被渴望救世的傳教士來管理和改進。中華內地傳教團的創立者宣布：“我深信，鴉片在中國一周的流通所造成的邪惡，比傳教士一年所作的善事還要多。”換言之，西方在華先製造出了問題，然後提供解決問題的服務——鴉片貿易使文明使命產生且具有合理性。

1874年，新的抑製鴉片貿易委員會（SSOT）正式開始了它的征程，它分成兩個委員會，它組織作文競賽，遊說議員，在下議院提交陳情，為反鴉片的醫療提供獎金，以使其運動具有科學性。在此之上，它出版反對鴉片的書籍和一本期刊稱作《中國之友》，這些書籍和刊物都齊聲宣傳這種毒品的危害（‘真的。它是撒旦手裏的一件工具’），而鴉片貿易本身是（‘一巨大且痛苦的罪孽’）。一位運動先驅在爭論時說：“一種用的最多的誤導是淡化這一罪惡的程度，辯解吸食鴉片的邪惡不會比喝杜鬆子酒嚴重；但這和另一種誤導，‘如果我們英國人不向中國人提供鴉片，別的國家也會’一樣。一個人要多麽墮落才會用一個罪惡來衡量另一罪惡。”反對鴉片的遊說團體的宣稱，也因人們對中國人日益墮落的道德的震驚所支持，而它過於簡化了鴉片使用的危害，拒絕界定中國人中諸多種類和方式的鴉片使用（醫用性、消遣性、日常性、經常性、偶爾等等）。在反對鴉片使用的傳教士的證詞裏，鴉片的使用隻是“糟，極其糟糕。。。道德上­――品質惡化，身體上――變得虛弱，人際上――地位下降。”

很快，這一“可悲的”民族性的毒癮，被當作中國人這個族群的特性，使中國人“困於黑暗。。。本質上缺乏道德和沉溺聲色的民族。。。處於沉睡或美夢的狀態。”（與充滿活力的歐洲人相比）這一信念得到了支持。“亞洲人的粘液性氣質和懶惰的習慣，使得中國人容易囿於自身的習性，” 一位在中國傳教的教士作證說，由於他們“熱衷於享樂和嫖賭，鴉片煙館是道德的下水道，鴉片吸食與賭博和令人惡心的享樂息息相關。”另外一位傳教士自信地表示：“鴉片是上帝對一個不誠實的民族的懲罰。” 其他的分析則聲稱：堅強、外向性的歐洲人決不會吸食鴉片，他們寧選熱辣的烈酒，在任何情況下，“穿著緊身長褲和皮靴躺下來，無論多長時間都是太不舒服了。”

很短時間內，由於內疚而產生的反對鴉片的運動逐漸地變成了對“中國民族特性”的抹黑行動，並隨之為自我安慰打開了一扇門，認為中國對鴉片的大量需求與英國的炮艦和追求利潤無關，而是中國人自身品質的問題。一位教士報告說，他在中國的宣教彌撒數次被搗亂者打斷“‘是誰在售賣鴉片？’ 我擔心我的回答不那麽有基督精神：‘是誰在吸食鴉片？’我以此數百次讓他們沉默無語。”一個令人寬慰的曆史偶然，進一步減輕了人們對英國在19世紀的鴉片貿易的良心負擔：到了1880年，中國國內鴉片生產量開始與進口持平。終於，英國人可以指著統計數字，來證明中國人是鐵了心地毒害他們自己。

就連抨擊英國對華鴉片運營活動最為猛烈的批評人士都是反華的。例如唐納德-梅瑟森，他拒絕就鴉片戰爭指責英國。他評論說，就連一個學曆史的學生都會被誤導，因而相信戰爭起因是由於收繳鴉片：戰爭的起因是“更為深層且在當時與鴨片遠不相幹的。。。中華帝國傲慢無禮地認為它和它的臣民們優越於其它君主國王室及其臣民。” “一開始，在最初的爭吵上我們顯然是錯的。”抑製鴉片貿易委員會的發言人嘉士汀-麥卡錫（Justin McCarthy）承認，盡管如此，同時，“中國社會的基本準則。。。是。。。錯誤的和無法理諭的。。。對我們這樣年紀和受過教育的英國人來說，有如一整天裏不清洗自己一次那樣。。。同樣對那時的中國人，發明創造的想法也是如此。。。中國人對歐洲社會所要求的就一件事：不要給我們現代化進步。”

然而，恐懼過去的罪孽會產生報應的內疚仍然徘徊在心頭，到十九世紀末，這種恐懼已持續了幾十年了。1840年4月，在議會勉強通過鴉片戰爭的議案後僅僅數日，泰唔士報稱該議案是“衝突之母。。。當大英帝國的殖民的權杖揮舞時。。。她頗負勝名的武力。。。應當用以號召。。。複仇。”一位1847年激進的反鴉片人士同意說：“我們在世界各國麵前是罪犯。在全能的主的麵前任何事無法掩藏，當一個政府和其國民，以如此之龐大以至無法計量的規模，積極和非法地參與謀殺和毀滅。。。我們全都與這一罪行有關聯而脫不了幹係，我們因為沉默而參與了一個罪孽，蒼天將持久地帶來、僅管遲來，但決不空言的報複！”因為，如象鴉片戰爭的參與和勝利者的辯詞——中國人仇視外國人，那麽中國人就會因西方人對他們的羞辱而複仇。

難題是描述出報複會怎樣進行，所清楚的是這個報複會是精明並且恐怖的，無論那些廣為發行的報紙和雜誌，如何宣傳罪孽深重的中國人的錯，中國也是一個（以維多利亞時代估計）具有古老且自豪的文化的國家，‘有著自己的文化、法律和教育機構’。如果中國人可恨，那麽他們也就同時可怕。報複，當它來到之時，一定是充滿精心策劃後的暗算和殘暴（這一能力已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為英方充分的領教過）。

1886年，一位49歲名叫康斯坦斯-郭頓-克明（Constance Gordon Cumming）的蘇格蘭旅行家，突然發現她解開了這個謎團：“如果。。。嚐試鴉片曾在英國出現，就像它現在在美洲那樣，那麽人們就有理由害怕這種毒品在英國擴散，就象英國持續地將其植於中國一樣；並逐漸地在我們的兒童中找到市場——一種恐怖得難以想像的報複，盡管人們抵禦它的方法是積極防範。”於是，英國人對中國的不良認知與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的敵視相混合，造出了“黃禍（Yellow Peril）”。

在整個1890年代，流行男童漫畫《好朋友（Chums）》將其絕大部分篇幅用於指導帝國的男童們集郵、英式橄欖球和著名的中世紀寶劍；並回答如“為何輟學的男童總是鍾情抽鞭子的主人”這一類主要問題。在1892年11月的下旬，它的編輯暫停了他們全部的標準內容而發表了一係列的“《好朋友》專訪”，用於刊登對現代倫敦一處“恐怖的鴉片窩”的調查報道。由一名熟知情況的教士領路，這位記者一腳深一腳淺地走入了斯戴普尼（Stepney）和夏德維爾（Shadwell）兩區間的“臭氣熏天的巷子”，去尋找那“致命的液體”，直到倆人最終到達他們的目的地：“倫敦東區最有名的鴉片煙館”。

這是一處漆黑、陰森恐怖的洞穴，它那二十個床位上：卷縮躺著、麻木的身體正在從“填滿的毒藥”中“享用他們的回報”。一個邪惡的、有著“小豬眼”和一口“變了色的爛牙”的中國業主，講著一口發音不準的斷句英語，討好地出來歡迎《好朋友》專訪組：“歡迎你們，朋友，不要來吸一口嗎？”“它可能會使我生病。”從不退卻的專訪記者想著，“但也可以當作實驗去嚐試一些事情。”然而當他的嘴唇剛一接觸煙槍，他就“開始被嗆著了，我的喉嚨象是被關住了，鼻腔內象是著了火，大腦發暈。。。我的頭像是陷進了身體，腿像是迅即變短。。。我像是吸入藍色的火焰——然後我突然間重新找回知覺，感覺極度惡心。。。這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鴉片煙館的經曆。”

這篇文章所要傳遞的信息不算特別低調，它是個關於種族汙染的恐怖寓言故事：是給英國男幼童關於危險的一課，這危險就是讓人墮落的中國毒品正在帝國的中心地帶出現。也許最有意思的是，到了1892年，這種極度恐懼已充分發展成主流並滲入通常歡快、健康的兒童漫畫頁間。為了了解為何這一切會發生，需簡短地偏離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種族科學的神經過敏的世界。

一些種族理論者，在1859年的《物種起源》發表後不久，就絕對地得出結論：根據達爾文的物種生存鬥爭理論，低能的族群最終會被（白種人）統治族群所滅絕（白種人對現代科學的掌握，奠定和維持了其統治地位）。如一位評論家所言：“弱小的種族由於繼承了能力缺陷，將無法對抗高貴的種族，因而在地表上消失。”相信世界上種族之間有死板地劃分，進一步地為印度叛亂中“難以表述的恐怖”所進一步確認，叛亂的英軍中的印度士兵，懷疑英國有一個將他們轉變成基督徒的巨大陰謀，從而對英國婦女和兒童進行屠殺，然後這些印度士兵（較死去英國人多得多）被英軍報複性地屠殺。對這一突然爆發在印度的暴力，許多震驚的專題報道的讀者對當地的解釋不感興趣，認定這是根深蒂固的野蠻性的簡潔證明。一位戰顫不已、名叫喬治-布萊特的人說：“叫人目瞪口呆，回想印度與我們已交流了約一個世紀，當地土著突然地展現了比北美印地安人更為野蠻的一麵，而印地安人與白人才剛相接觸。”

十九世紀是屬於英國的，但到它即將結束之時，自信則從帝國企業和它的種族必勝的信念中逐漸流失。1880年，愛爾蘭自決權運動問題占據了辯論的中心，帝國聯盟的基礎信念似乎存有疑問。不久，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反對派們就被說服，“每一附屬的民族。。。會知道我們再也無法阻擋（這運動）。”波爾戰爭時的征兵暴露出來了公共衛生災難性的狀態，及英國的經濟萎縮（在1870年至1906年間，它占全球生產總額的份量從32%降到了15%），“巨大衝擊即將到來”, 基普林在1897年預言說。

對當前種族間的差別，可能不是一成不變的恐懼開始上升——因為如果所有物種都因其所處的環境而改變和演化，那麽它們不僅會進化，也會退化。困擾的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們從退化的恐懼中製造了一個智力工廠，將身體上、精神上有缺陷和與社會不相容的一眾（疝氣、甲狀腺腫、尖耳、恐懼症、酒鬼、妓女）作為危害歐洲大眾的遺傳性病症，這種想法與公眾間逐漸增長對特異獨行的社會群體（罪犯、瘋子、窮人、同性戀、共產主義者）的歇斯底理，為白種人在英國和法國這些國家裏走向衰落提供了依據。如果情況是如此，種族間無可避免的衝突的結果就值得懷疑。一位1905年後的印度國務大臣推測說：“文明正處於危險中，上升著的邪惡和恐怖的亞洲力量在逼近中；黃色、棕色和黑色人種對抗著全部西方力量。”

在十九世紀的種族等級劃分裏，中國人的位子總是難以決定，在歐洲人的心中，中國人不僅僅一直是較白種人低下，盡管在十八世紀，琳奈紐斯（Linnaeus）——瑞典分類學之父——自信地將中國人列為猿人／醜惡類，與南非霍屯督人相同。許多他同時代的人讚頌霍屯督人的國家為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烏托邦，就算在對中國蔑視的十九世紀，中國仍對英國是個挑戰，它是一個存在已久、文化悠久和獨特的國家。盡管（以維多利亞時代的主流觀點）它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初葉，西方對這個“睡獅”的焦慮日益增長，擔心它已準備好反擊它的侵略者。和已往一樣，對華的不滿起始於經濟，1860年北京條約中的一條款迫使清帝允許他的臣民移居國外，到1900年，中國勞工開始經世界經濟散布到全球，形成頗具規模的廉價華族勞工社會，澳洲約3萬1千；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約1萬5千；新西蘭約3千；英國約有1千。

這好像是風水轉到與英帝國主義對立麵一樣，從1860年起的二十年間，英國用炮艦試圖進入中國，現在清帝國通過滲人白人社會進行了回擊。英國被衰敗的恐懼所驚呆，認為這個華人海外社會是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價值觀史無前例的威脅，簡單的事實是，這些在澳洲、南非、美洲和英國的中國勞工靜聲靜氣、勤勞，比其他族群更加可靠和更加清醒。以中國絕對多數的人口數量優勢，白種工人不得不改變攻擊方向：從工作的效率轉到道德品質。亞洲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間的種族衝突, 在十九世紀即將結束之時，仇恨中國人的運動在英國、美國和其它華人移居的國家像南非及澳洲愈演愈烈，並隨之誕生了嚴苛的限製華人移民的法律。

華人社群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會被指控帶來罪惡、暴力和暴亂，被認作是一個神神秘秘、異類、排外、拒絕與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相融合的社群。“華族殖民地”在“英倫諸島的主要港口處均被發現。”戰爭販子們宣稱，“一群輸入進來、被壓低薪酬的中國餓鬼”在威脅著要取代“英國海狗的偉大傳統”。與此同時，猜疑和暴力開始增長，關係不可避免地越變越糟，徒增了早前有關華人不能包容的邪惡偏見。因這些社區嚐試在其內部解決爭吵，而不是將他們自己置於毫無同情心的法庭的憐憫下，警察和法官開始假定在華人社區所發生的任何暴力都是黑社會間的戰爭。同時，中國移民歸化的努力——通過學英文、著洋裝、娶當地女子——則被嘲弄，或被懷疑因個人企圖而試圖混入英國社會。令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雜誌散布的極度恐慌進一步升級，在“中國人在英格蘭：日益增長的國家問題”（一篇在內務部隨意散發的文章），一位專欄記者警告會有“一個決定誰是世界主人，白種人還是黃種人，龐大且狂暴的世界末日。”

被公開譴責的義和團運動（很快就被那個時代的觀察家們稱作“黃色恐怖”），似乎證明了種族戰爭的正確性，直到此時，英帝國主義中的溫和派——查理-義律的睿智繼承人——反對盲目地將中國人模式化。他們爭辯著：隻是中國政府反外國人，有著商業頭腦的普通人，相反，是歡迎英國人並願意與英國人進行貿易的。1900年的事件徹底摧毀了這個想法，中國北方和東部各地針對歐洲傳教士的暴力事件，從1890年起始持續增長，到1898年這種情緒匯成了一個秘密社團，這個社團在外國報紙上稱作“拳手會（Boxer，義和團）”（它的會員聲稱他們的武術功夫可刀槍不入）。在1900年春天，在數以千記、絕望、群龍無首的反叛者匯集到北京後，膽戰心驚的清廷決定支持這個運動。

6月20日，一些義和團開始包圍首都的外交使團，與此同時，西方報紙錯誤地報導整個在京的外國社區已全部被屠殺，由美、英、法、德、日、意、俄、奧所組成的聯軍一路燒殺搶掠，攻入京城。在55天對在京的外交使團的圍攻期間，全國各地約有200名外國人被殺死，這些人死於拳民自發和官府縱容的屠殺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在西北殺害了四十四名男女和兒童：當地巡撫答應保護他們，將這些人騙入衙門，而後將他們處死。）

這些拳民，主要來自社會下層――似乎也對華族具有浮躁的惡行提供了結論性的證據，且不論整個1890年間的環境情況――帝國主義分子迅速地將中國北部帶入饑餓、貧窮狀況；人們以懷疑的心態看待傳教士用手段獲取土地和保護“基督徒”土匪，如果那些卷入的拳民沒受到如此激烈的對待，難以解釋義和團反傳教的暴力行為：且不論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中國移民在北美、澳洲和歐洲所承受了遠較之義和團在1890年對待西方人嚴重得多的排外對待，這個災難確認了西方所有最為惡劣和陳舊的對華偏見。報紙和各種出版物充斥了由傳教士和軍人講述的恐怖和暴力，這些報導讓人以為，對全體中國人進行任何種類懲罰性的羞辱似乎都是公正的。在義和團的反抗運動結束後，數以千計的外國軍隊在中國北方，在一切可以對中國進行羞辱的方麵實行報複。所有封閉、神聖的地方均被全麵開放，成為“懲罰性野餐”之處：村莊和鄉鎮被徹底摧毀；一段北京城牆和墓地被炸毀以便鐵路可以穿過；紫禁城的寬敞白色的庭院和朱紅色的庭閣被用作維多利亞女王的靈堂。士兵們在王朝最為神聖的廟宇裏打曲棍球，在皇帝和他的妃嬪的寢宮中挑選住處，在龍椅上隨意靠坐，老式柯達相機所記錄的這些褻瀆的行為讓英國國內的讀者們興奮不已。

民眾也遭到毒打，刺刀刺死和大規模的處死的懲罰（常常有一大群由士兵、傳教士和攝影師所構成的勝利一方的觀眾圍觀）。在一個極其可怕的事件中，一名和義和團有關聯的嫌疑人（僅管無證據）先被拳打腳踢的毒打（美國人）；而後頭部遭槍擊（法國人）；隨後他的頭顱遭踹踏（一名日軍）。雖慘遭如此折磨，這個中國人還活了一個多小時後，才在折磨他的人圍觀和大笑下痛苦地死去。一位聯軍的美國指揮官觀察到：“自從占領北京後，每殺死一名真正的義和團，約五十名無辜的苦力或農田雇工，包括少量的婦女和兒童，被無辜的屠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