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0

10. 去掉了英國化的英國人

在海上曆經磨難後的義律，在澳門一上岸，就有驚喜在等待他：先是與其久未見麵的兄弟內德從悉尼經新加坡來到澳門，而後他被通知英政府召他回英，而新的全權大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很快就會到澳門。身著澳門漁夫爛褸的義律，勉強維持著他僅有的尊嚴，在帶領英軍在廣州奮戰了6個月後，在放棄他個人的安全、利益和家庭生活後，義律發現他被英國政府丟棄在一邊。

義律的撤職代表了英國政府的戰爭政策的改變，從此，英國在戰爭中更傾向於用炮艦而不是外交。盡管義律在1839年背離了他原來的反對鴉片的思想，而要求英國對華開戰，以期“教訓”中國，並將其重新納回西方文明所定性的自由貿易中來。但自義律帶領英軍開戰以來，卻盡量避免戰鬥，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在會談、重開貿易和豪華的談判宴會裏。他相信他在避免更大的軍事花費，他希望這場戰爭是“一個正義和必要的戰爭，一個為中國政府不能忘記，是他們逼我們打的戰爭。。。”

義律的解職，他所代表的自我反省的妥協精神也就隨之而去，代之以職業軍人、以軍事手段將滿清征服以得到最大利益。任何對滿清習俗的同情和友愛也蕩之無存，讓位於對歐貿易長期、更有效地開放。一位傳教士清楚地表答了大眾的看法：“中國社會太遲鈍、太無生命，隔靴搔癢是無用的，必須當頭棒喝。”這也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的僵硬的愛國主義，叫喊著文明和自由貿易，肆意踐踏他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至直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仍在為鴉片戰爭的簡單快捷的戰爭手段償付著代價。

對義律的不滿始於1840年10月，他的堂兄、印度總督奧克蘭對戰爭行程開始焦灼起來，他擔心戰爭會拖得很久，從而最終目的會落空。當時，義律的另一位堂兄，喬治-義律做為英方總負責，承擔了責備；但隨著喬治的因病離職，查理-義律就成為焦點。4月8日，《穿鼻草約》送抵倫敦，泰唔士報在歡慶“成功結束與中國的戰爭”後不久，各種報怨開始接踵而來：先是奧克蘭在印度表示他被氣瘋了，維多利亞女王在給她的叔父、比利時國王信中說義律“。。。無法相信的怪異行為。。。”說他“完全違背了給他的訓令並努力爭取最低的條件。”

4月20日，巴麥尊將他最初條件，和義律在《穿鼻草約》中所得到的條件一並發給義律，指出他未能利用所占的領土，為英國爭取到切實的賠償，及為英國國民取得治外權力；未能為英國的出口產品爭取到合理的關稅；未能與中國達成平等的外交關係；未能讓清政府開放北方港口；未能迫使滿清廢除令人窩火、獨占進出口貿易的“十三行”；最後，就連這個條約還是個草約，尚未得到滿清政府的批準。巴麥尊在信結尾寫到：“你似乎認為我的指示純粹是浪費紙張，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國家利益。”14天後，他再次寫信通知義律一位新的特命全權大使將取代他。

英國商人對義律沒有絲毫的感恩，盡管義律為了他們的利益，一手促成了與楊芳的短暫停火，使貿易得以進行，英國軍方、巴麥尊、王室和報界為此大為惱怒。盡管義律爭辯他的做法為英國帶來的利益遠高於英國軍費的支出，但沒人感激他。英國商人們紛紛寫信給倫敦和印度有影響的報刊，指責義律“下賤和令人惡心的做法，激怒了在華和印度的各階層的英國人，他不僅忽略了平民們的公正權益，而且犧牲了英國國家利益。”顯然，這些商人並未忘記義律在戰前對鴉片貿易的厭惡。唯一替義律說話的卻是他的死敵，詹姆士-梅瑟森，梅瑟森無法忘卻義律的短暫停火，使得怡和得以輸出150萬磅茶葉，當其他商人在攻擊義律時，他寫信叫加丁付錢請人，在報上撰文為義律辯護。當義律在1841年11月回到英國時，公眾對他的印象更為糟糕，他在中國的所有成果，被人們忽略、貶低甚至嘲笑，一篇文章嘲弄他不懂“炒蛋是不可能不打破蛋殼的”。

義律本人隨後的命運大致如下：自從1834年他被派往中國，數年來他拋妻離子，拿著微薄的薪水（年薪僅800鎊，在他被任命為特命全權大使後才增至3000鎊），當他返回英國後，他不得不到處求情，才得以拿到他的剩餘薪酬，和報銷他的花費及他的退休金。盡管他後來被任命為德克薩斯總督，按他的話說是，到一個“充滿罪犯、苦難、謀殺和蚊子”地方去謀生。他自嘲“沒有人能剝奪我是這個時代，所受最糟待遇的政府官員的頭銜”。

義律的相對溫和的對華政策，是以在戰爭中，減少對華不必要的傷害作為目標，而不是對華贏多少。義律的想法是英國可以由香港開始，通過貿易的繁榮和當地人生活的改進來贏得民心，以此來逐漸解決所有問題，並促使中國開放。他在機警地反駁那些指責他溫和對待中國人時說：“這是一場沒有榮耀的戰爭，勝利是建立在對一個友好地對待英國、且手無寸鐵的人民的屠殺上。”義律作為一個家長式的帝國主義者，白日夢般地認為廣州人民會對那些­­——往好裏講是一幫唯利是圖的商人，往壞裏講是一群令人害怕的侵略者，友好和尊重。由於懷著這些幻想，義律真心地認為，避免羞辱中國人是非常重要的；英國必須索回由於銷毀鴉片所帶來的損失，但高於損失的索要則會不利於英國；著眼於長期利益好過現金。因此他認為與琦善所達成的協議已足夠，600萬銀洋足以支付所有的花費，香港已到手；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義律預測“幾年後她就會成為英王室最為重要、也許最吸引人的所有”。

義律的做法也有許多正當的理由，假如英軍在5月攻入廣州，就算占領了城市，那大量的英軍也隻是被用於占領而無法分兵他處。如果城市被毀，或者當地政府逃走而帶來治安惡化，整個城市會被徹底地毀掉，那麽，600萬銀洋也不可能有了。據說，當停火的消息傳來，廣州一片歡騰，人們在城裏歡呼著“義律，義律”。然而，義律的做法最終在雙方都沒有什麽朋友，義律也承認他有些“去英國化了”，從而偏離了英國人的看法；而在中國人眼裏，他一直是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所有殖民地中被壓迫的人民的死敵。

但是，在1841年年初，實際上英國仍有機會采用較為溫和的手段。1月26日，就連經常會發小脾氣的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複會時也說：“如果滿清政府能出於良知，將這些問題盡快地以和平的方式給予解決，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滿足。”在1840年3月，戰雲密布時，好幾家報紙都在強烈地批評為鴉片而準備發動的戰爭，當戰爭決定已下後，仍有很多專家低調地要求控製暴力的程度：“我們的目的是堅定和明確地表明我們的態度，但不是掠奪和嗜血。。。的戰爭；對付一個對戰爭無知的有如兒童的國家，我們會被認作殺人犯，當然也不會為勇敢的英國增加任何榮耀。”戰爭大臣如是說。在招回義律前幾天，英國首相墨爾本公爵也說：“巴麥尊被不遵從命令的義律和條約氣壞了。。。我很擔心。條約為我們爭回榮譽並激發了各種必要的正義效果。重新開戰將會使一切從頭開始，而最重要的是這一切應當全部結束，讓中國人明白我們並不想如此，也不想再加任何新條約。”

但在隨後的數月中，許多英國政客、報紙、女王似乎掩蓋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動搖性，無視他人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一心想從中國汲取他們認為他們應得的，他們對每一場“精彩的”豪華屠殺大聲叫好，並期待更多這樣的屠殺，這些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同政治和仇華的原因一樣，輝格黨政府出現了一個巨額赤字，英國政府原以為會很快、很容易、無需花費很多就能解決的對華衝突，衝突解決後可在貿易裏取得較大的關稅收益，隨著義律在舟山和天津“精彩的”勝利，以及清帝對待義律的“隆重接待”，公眾對戰爭的態度從反對變成勉強接受。

“這是一個巨大的成果”，英政府宣稱，“以微不足道的戰爭方式取得的”。但當聽到艦隊南返，及義律與琦善的協議中僅得到６００萬兩白銀的補償，和大量英軍在舟山因病死亡的消息，整個戰爭就變得恥辱地“不成功”了。這場戰爭除了“沒榮耀” 、“無道德”和“羞恥”之外，更糟的莫過於“沒效率”，因為英國為此場戰爭花費巨大。對戰爭的觀點也變成如果英國更加暴力，則戰爭會更快結束，從而對中國人民更有利。

這個觀點的轉變，改變了英國政府的戰爭方針。與此同時，在結束對廣州的進攻戰後，英軍變得更加嗜血，對他們的特命全權大使不斷的談判所拉起的白旗日益不耐煩，在此情形下，英國招回了義律而以璞鼎查代替。璞鼎查的任命為英各界普遍接受，英對華方針轉向帝國主義。任命璞鼎查是巴麥尊作為外交大臣的最後幾個作為，他在夏季的大選後被踢出內閣，原來反對戰爭的保守派全麵贏得大選，從而對戰爭的進行采取了放縱的態度。

令人沮喪的是，強硬派是對的。中國皇帝根本沒有任命一個全權大使來代表他進行談判，而是在一年後，在英軍將中國的東南沿海海防基本摧毀，並準備摧毀南京時，他才派了一個大使來談判。此時，英軍已開始對逃跑的清兵如打鳥式的射殺，對負傷的清兵毫不留情的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