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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清白於毛澤東(7-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2012-06-19 20:29:13) 下一個

七、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81人,後補中央委員80人。中央各部門負責同誌和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列席了會議。

  會議除討論其他問題外,重點檢查了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文件。文件規定,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製中,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製;三級核算時,一般是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麵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製和一定的管理權限。規定要清理賬目,“結清舊賬”,進行退賠。重申人民公社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文件還規定供給製必須堅持下去。

  毛澤東在會上就工作方法問題講了話,他號召學習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敢講話,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要言者無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

  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到1959年4月的八屆七中全會,經過13個月的努力,人民公社運動終於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發布了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經過毛澤東的艱苦努力,迄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的發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基本上走向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大躍進中的高指標、浮誇風受到了遏製。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發生的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否認按勞分配、取消商品交換,大搞平均主義、大刮“共產風”和窮過渡的錯誤,在開始改正。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全黨、特別是高層領導幹部開始冷靜下來。全黨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應該看到,中國共產的不少高層領導馬列主義水平是比較低的。劉少奇不就是拿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去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嗎?!搞社會主義革命不懂馬列主義,豈能不把事情搞亂。毛澤東號召全黨學兩本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8年一年間,毛澤東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他為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65歲高齡的毛澤東向與會者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感人至深,許多與會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澤東的不懈努力,穩住了當時全國出現的混亂局麵。而更深遠的意義則是全黨馬列主義水平的提高,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曆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曆史步驟!是一次在全黨範圍普及馬列主義的偉大群眾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初始,劉少奇是拿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徐水縣去搞共產主義試典的。那時,許多人、許多高級幹部由於馬列主義水平不高,而一時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運動就是這樣被搞亂的,經過這次群眾性的馬列主義普及運動,廣大黨員、廣大幹部、廣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決對不應盲從,決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總之,人民的盲從性減少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當受騙的機會隨之而減少了。直到今天,這種作風還再發揮著作用。許多不願盲從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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